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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使用者2387430387627

    一、“發憤著書說”的內涵

    發憤著書說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即“著書洩憤”和“著書言道”。“洩憤”是著書的動力,“言道”是著書的目的。在“發憤著書說”中,這兩方面的內容,又是互相聯絡,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著書洩憤”是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著書洩憤”強調文學創作的作用,主要是干預現實、批評現實,提出“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報任安書》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國,《說難》《孤憤》。司馬遷透過從古至今的例子論證了“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退論著書策以述其憤,思垂空文以自現”的觀點,他更是提出“《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具有總結性的觀點

    另一方面“發憤著書”是關於“文”與“道”的關係。司馬遷認為“發憤著書”的目的是言道,要言聖賢之道,這與中國古代重視“文”與“道”的關係是一脈相承的。

    二、發憤著書說理論的歷史傳承和影響

    孔子的《論語"陽貨》:中提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可以怨”是說人們可以借文藝來發洩胸中的牢騷,“發憤著書”與“詩可以怨”一脈相承,且發憤著書具有更進步的意義。

    在後代,韓愈在文上主張的“不平則鳴”就是“發憤著書”的繼承和延伸。韓一方面主張“文以載道”,提出“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另一方面又提倡“窮苦之言”,認為“和平之言易好”,自覺意識到“洩憤”和“言道”的統一性,這是對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是一個很好的發展。

    宋代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也是對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的一個繼承和發展。

    三、發憤著書的意義和侷限

    “發憤著書說”不僅成為歷代進步文人奮筆和黑暗現實鬥爭的理論依據,而且還上升為衡量文學作品思想性的一個客觀標準。

    1,提高了“怨”的地位,同時也打破了儒家的中和觀念。

    2,擴大了批判現實的範圍,比漢儒的“怨刺”說更為合理。

    3,給現實主義批判精神這一理論以主體性的審美內涵。

    “發憤著書”也有著它的侷限性。如司馬遷在總結“發憤著書”時文學與學術並沒有分離,所以論述缺乏全面性,但這是瑕不掩瑜的。

    另解:

    所謂"發憤",就是指一個人身處極端逆境但是志向不被屈服,因為身處苦難卻能更加的激揚奮發。司馬遷發憤著書,有兩方面的內容。第一,忍辱發奮,用堅韌的毅力來完成傳世之作。第二,揭露統治者的荒淫,歌頌敢於反抗、敢於鬥爭的歷史人物。把個人的不平和憤怒之情,宣洩在對歷史人物的褒貶上,講述古今往事,引人深發,啟迪後人更加明智。這些都是陷害司馬遷的統治者們想都沒有想到的巨大歷史功效。

    發憤著書就其思想而言,無疑繼承了詩經詩言志這一特點。有這麼一種說法:亂世出英雄。說往往在時事混亂的環境下,才可以逼出來一些改變時代命運的英雄。也就是說人處於困境的時候會調整自己的應對能力,從而發揮出身體的潛能。比如說:拿破崙,朱元璋。相反,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閒適舒暢的生活,往往會摧毀人們的主動發掘自我潛能的慾望以及能力。

    雖然關於是快樂出詩人還是,苦難出詩人。古今中外,說法不一。但是,依我的經驗以及切身體驗來看,真的是隻有在苦難或者心情低落的時候,才能寫出來比較好的詩歌或者其他文學作品。作者處於困境之中,憂思鬱積,無處發洩,唯有訴諸於文字,才能達成自己的精神狀態的平衡。自古而今,經歷了諸多人生磨難和精神挫折才終成大作的作家舉不勝舉。反觀當今,優秀的著作仍然屬於常處憂思者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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