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個答案在《道德經》已經做了總結。

我們現在把《道德經》視作道家經典，並固定其稱呼，而《道德經》實際上是分為《道經》和《德經》的，前者是道家的價值觀、宇宙觀，後者是儒家的人生觀、是非論。

《道經》一書中，開篇就是論述“道”這個人，就是“（華人）人類族群行進過程中為首之人”的意思，主要描述的物件就是部落酋長或者諸侯國國君的統治者行為規範，道家實際上首先就是“領導之家”（“巫”）的意思，他推出的最高領導人，則是“大巫”、部落聯盟首領、“人王”、“帝王”、“鬼神”、“天子”（代表“天地”意志），這應該是華人領袖崇拜的根源，人類歷史上那些優秀的“祖”或者“宗”，作為老牌領導，他們的後人也是人們學習的物件，是貴族，如老子、孫子屬於大舜後裔，李斯，屬於蔡國的破落貴族，所以道家的另一重含義是“祖宗之家”的意思，這也是華人祖先崇拜的根源。

德，也是一個人的概念，比如我們現在還使用“大德”來稱呼一個人。

道基本上是代表“神”權的特殊的人，德則指的是代表普通民眾（更多是由奴隸演化而來）的最高級別的人，如何分辨這種“民眾之王”，上古應該是登高活動，德這個字的本意就是人們舉行登高活動中，爬得最高，名字被展示在榮譽板上的意思。

故此，道家思想是人類族群統治者貴族的智慧結晶，儒家思想是人類族群被統治者平民的理論根源。

《道經》開篇就是說一個“道人”（道），可以說（可道）出來的規律，就已經不是可以通常情況下可以宣揚的基本規律（非常道），因為道家更講究“陰謀”，講究“負陰而抱陽”。

《德經》開篇就是“上德不德”，也是說的一個人，他作為“大德”（上德、聖人），是不具備完全的“德行”的，不具備德行（心狠手辣、虛情假意）的那一方面，也是不能公之於眾的。

所以道家和儒家，構成了儒教的主線，道家透過推選產生了“帝王”這個神，但這個神卻是最大的實質“無神論者”，他只做“好事”，是當之無愧的“大好人”，而統治國家需要做的那種傳統“大壞事”，則交由道家人物去做，要做那些傳統的“小壞事”，則交由“上德”（大德、聖人）去做，而他們則號召廣大的無神論儒家弟子去做“小好事”，服務於普羅大眾。

所以，儒教的存在目的，就是為無神論者的統治核心帝王與服務於他的儒家弟子建立溝通體系，這就是“溝通天地”，也就是“儒”。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儒家弟子最終做了聯絡帝王與普羅大眾的紐帶，在道家道派被秦始皇誅殺殆盡，道家法派被趙高意圖奪取最高權柄改朝換代不成形成專權，兵家武士代表趙佗叛變建國，墨家武士代表徐福叛逃海外的情況下，相對強勢的道家道派學說、道家法派學說（後來儒家在漢武帝時期掌握話語權之後，為便於自己口誅筆伐，不准他們繼續稱道家，將其稱之為法家）、兵家學說、墨家學說都出現不忠誠的苗頭，作為前車之鑑，只有儒家還沒有強勢的資格沒有叛變過，漢武帝當機立斷，來了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成為“新貴族”，將上古儒教的領導核心道家拉下朝堂，走入民間，政教分離形成“道教”，由於他們是以原來的“華人信仰”為主，故民間也稱之為“人教”，他們尊奉老子代表的“太上老君”為其祖師。

而儒家的祖師孔子被漢武帝冊封為“儒教教主，至聖先師”，這樣就形成了中古儒教，民間傳說《封神演義》據此將其稱之為“截教”，其教主稱之為“通天教主”。

上古儒教至此覆滅，但他的思想現在一分為二，代表華人貴族的道教和代表民眾平民的中古儒教，作為思想的存在，他被稱之為“闡教”，就是為人類開啟信仰之窗的意思，其教主被稱之為原始天尊，寓意為周公。

在民間，這很可能就是“一氣化三清”思想產生的根源。

魯迅先生在論述華人對於其他宗教的傳教人員存在牴觸，唯獨不排斥道士，應該也是這個原因。

華人為什麼自稱“龍的傳人”，實際上很大可能就是對各個部落圖騰的綜合，或者說“道”的整合，說明我們在信仰是尊奉領袖，尊奉祖宗，或者說是尊奉道的。

華人的主體民族，為什麼自稱“漢族”，很大可能就因為漢武帝時期確立了文士立國、平民立國、學習理念立國的理念，這就決定了我們這一族群，是文明型國家形式，而不是民族型國家形式，雖然以華夏民族為主線，但卻大量融合了歷史上的其他民族，具備了獨特的族群優勢。

所以，重視儒所代表的文官制度，重視儒負責溝通的平民基礎，重視儒的學習理念的立國根本，說明我們這個族群也是尊奉儒的。

因為歷代皇上覺得好使，所以成了主旋律。孔老二自己也說了，畏天，畏大人，畏聖人言。皇上信的東西你不信，殺頭的危險都有

儒家思想正確與否，我不知，但我只知道它流傳幾千年到如今，足以證明它強大的生命力，也給某些評擊它的人無情的回擊！

打天下靠武力，治理天下就要靠文化，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就是他把他前人的儒家思想收於他的手裡，然後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又從他手裡來。後世漢武帝要想怎樣治理好國家，經過和董仲舒的研究討論各家學說，唯有儒家思想沒有自己個人的主張，符合人性，所以選擇了儒家。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學，仁學的內容可以理解為：其一高尚的品德，即道德；其二，人與人之間良好的關係，即和諧；其三，針對統治者的仁政。

春秋時期諸侯國之間連年混戰，大國想的是如何擴張勢力範圍，擴大國土，追求的是霸道；小國想的是大國的威壓之下如何保全自己，打是打不過的，打不過怎麼辦？那就講詭道。所以，以追求道德、和諧和仁政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這個時候不利於當時各諸侯國統治者最大程度的追求自己（國家）的利益，被拋之不用，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習慣了百年甚至幾百年分離的各諸侯國遺民都心向故國，嚴格意義上來講，天下雖已一統，但是還是亂世。而且那時中國已經亂了幾百年，天下早已疲弊不堪，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社會需要一個緩衝期來恢復生產。但是秦始皇心很急，急功近利，不停地“作”，“作”得老百姓受不了了，他又犯了大錯，採取法家的理念治國，終於把老百姓逼反了，結果秦代二世而亡。

漢一統天下以後吸取秦代的經驗，創朝伊始採取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讓人民修養生息，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恢復，國力開始蒸蒸日上。俗話說，保暖生淫慾，怎樣才能讓老百姓不生旁的心思，真心擁護統治者，死心塌地地聽皇帝的話呢？儒家就開始走進統治者的視野了。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學，仁學要求人們修煉道德，要求人們踐行道德營建和諧社會關係，這些都是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仁政對君主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要求，表面上看是用來約束君主的，但是實質還是為了君主的長久統治。

所以，自漢武帝以後儒學在中國古代社會倍受推崇，主要是因為儒家的核心思想仁學有利於封建君主統治的長久發展。或者，這也是中國社會走向大一統之後的必然選擇。

孔子一生並不得意，風餐露宿周遊列國，兜售他的思想，卻四處碰壁，不被待見，用他自己的話講：惶惶如喪家之犬，影響並不很大。官家沒人用他，於是只好回家設館教書授徒。因為他的思想不受待見，可以想像，跟他學習也不會有什麼前途，學生不會很多，學館也不會很大，後世這方面的一些宣染說法，應當有誇大的成份在內。試想，就像現在的學生，一個沒有就業前途的專業，會有很多人去學嗎？孔子學說在當時，充其量只是當時“百家爭鳴”中的一家而已。一直到漢武帝時，隨著大一統國家的建立，國家需要一個統一的思想，來規範人民的意志。這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方略。武帝採納了這個建議，由此，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 ，影響中國長達兩千多年。孔子也由一落魄終身的“窮書生”，一躍而為世代景仰的“萬世師表”。

隨著儒家學說的確立，春秋以來“百家爭鳴”的學術自由蟄伏，一直到滿清滅亡、民國建立。民國建立後，中國雖名義上一統，但政府弱勢，軍閥混戰，大小軍閥各自佔山為王，國家陷於事實上的四分五裂。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覺醒，從兩千多年的蟄伏中醒來，五四爆發，中國迎來第二次學術自由高潮，第一次學術自由高潮中誕生的孔子學術，在淪為禁錮學術自由的工具兩千多年後，這次成了打倒物件，被砸了個稀爛。

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底儒家思想有多少人喜歡，全民投票就只道了，在央視正反兩方經行論述，然後投票，我認為超過八層的人會投不喜歡，因為廣大的勞動人民包括婦女，少數民族，工農都受到過儒家思想的迫害，都知道儒家思想是統治者奴役勞動人民的工具。特別是婦女，好好的腳纏得上你連走路都不穩。漢朝開國後的前幾代皇帝，都不用儒家思想，到了漢武帝，發動對異族大規模的戰爭，取得了勝利，為了鞏固政權，想到了儒家，當然是三綱五常，主要是君臣婦綱。漢武帝如果真的尊老二，儒家的核心是仁，他為什麼大開殺戒，不言而語，為什麼要獨尊儒術的原因了。

要推廣真理讓群眾接受比發現真理更難。

義大利哲學家布魯諾因到處宣傳哥白尼的日心說，違背當時教會主張的地心說而被教會活活燒死。

德國哲學家尼采有句話:“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這句話用在他身上正好:因為他生前學說沒什麼人認可，死後卻得到很大推崇，就像孔子那樣。

毛主席在黨建立初期，他提出的中國革命真理不被大家接受，革命遇到一次次挫折，大家才意識到毛委員的話是對的，是真理。

真理讓人們接受需要一個過程。

只要是真理，總有發光的時候。

孔子在世時，沒人封他為聖人，聖人的頭銜，都是，以後歷代統治者加封的。

可是，聖人(軀體)已死，統治者加封的，肯定，是他的思想。為什麼加封他的思想呢？肯定，是政治利益之所在。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聖人的身體已死，但，思想卻沒有死，為什麼他的思想不死呢？聖人的思想，之因為，有市場，得到執政者的加封和推崇，是因為，大盜，不止的緣故。

何為大盜？竊國者，為大盜耳。勝者王侯敗者盜賊。

似乎，聖人的思想和大盜的行為成為了對立面，他們此消彼長，促進了中國朝代的更迭，並形成了一對矛盾。當矛盾的雙方，如果，有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也會隨之消亡。

故而，凡是反對孔子者，都有不臣之心的嫌疑。凡是反孔高潮之日，就是政局動盪之時。

凡是，謾罵孔子的，都有不臣之心的嫌疑。當然，一旦，不臣之心，之人，變成了執政者，又會拉起尊孔的大旗。

中國歷史，如此反覆迴圈耳。可謂，成也孔子，敗也孔子。

所以，我們，不得不佩服老子總結的，陰陽哲學(矛盾論是陰陽哲學發揚光大)之規律的偉大。

中庸之道，是孔子發現的人類社會價值的迴歸平均線。

當某事物，超出或低於，這條價值平均線時，就要自動地向這條線迴歸。

其實，這是孔子的一項偉大的發現，總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規律。所以，孔子是聖人。

這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幾千年來，國家和人民，共同認可的，共同推崇的，共同努力做到的，社會價值觀。

仁者，核心優秀也。

義者，正派無邪也。

禮者，秩序和諧也。

智者，智慧無痴也。

信者，誠實守信也。

這個社會價值觀提煉了幾千年，堪稱經典。

簡而言之，由孔子建立的儒家文化，在和平時期，對國家和個人都是有利的。所以，被中國曆代執政者所推崇。

對國家而言，儒家文化，能夠促進安定團結，國家和諧發展。

對個人而言，儒家文化，能夠提升個人修養，提高道德品味，增進家庭和睦，利於身心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