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年間(196～220)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概述】 “七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期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餘六家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後來投奔曹操，地位發生了變化，才有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為知己，想依賴他幹一番事業。故爾他們的詩與曹氏父子有許多共同之處。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鄴中，又號“鄴中七子”。 “七子”中，各人又都有並稱。曹植與王粲、劉楨並稱“曹王”、“曹劉”。南朝肖綱《與湘東王書》：“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鍾嶸《詩品》：“昔曹劉殆文章之聖。”王榮與劉楨並稱“王劉”。胡應麒《詩藪·內篇》：“王劉以降，敷衍成篇。” 【簡介】 孔融(153-208) 孔融其實家學淵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孫，魯國曲阜人，後來為曹操所用。他年少時曾讓大梨給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這也就是『孔融讓梨』的故事了。靈帝時，闢司徒楊賜府。中平初(185),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不合，託病辭歸。后辟司空府為僚屬，拜中軍候，遷虎賁中郎將。獻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轉為議郎,出至黃巾軍最盛的青州北海郡為相。興平二年(195)，劉備表薦他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紹之子袁譚攻青州，孔融隻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遷獻帝都許昌，徵孔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在許昌,不滿曹操雄詐,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後復拜太中大夫，退居閒職，好士待客，座上客滿，獎掖推薦，聲望甚高。終為曹操所忌，枉狀構罪，下獄棄市。孔融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豐。現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詩。散文如《薦彌衡表》、《與曹公論盛孝章書》辭藻華麗，駢儷氣息較多；《與曹操論禁酒書》則有詼諧意味。其《雜詩》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寫喪子之痛，哀婉動人。 陳琳（？ -- 217） 字孔璋，廣陵（今江蘇江都）人，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無確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較年長，約與孔融相當。漢靈帝末年，任大將軍何進主簿。何進為誅宦官而召四方邊將入京城洛陽，陳琳曾諫阻，但何進不納，終於事敗被殺。董卓肆惡洛陽，陳琳避難至冀州，入袁紹幕。袁紹使之典文章，軍中文書，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為袁紹檄豫州文》，文中歷數曹操的罪狀，詆斥及其父祖，極富煽動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戰,袁紹大敗,陳琳為曹軍俘獲。曹操愛其才而不咎，署為司空軍師祭酒，使與阮瑀同管記室。後又徙為丞相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與劉楨、應瑒、徐幹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長章奏書記。《飲馬長城窟》為他的詩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築長城故事，揭露當時繁重的徭役給民間帶來的苦難，尤為深刻。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時往見左中郎將蔡邕，蔡邕見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強記默識，善算術行文；一次與友人共行，讀道邊石碑，觀一遍而背誦之，不失一字。又曾觀人下圍棋，其局亂，王粲復為重置，不誤一道。後到荊州依附劉表，劉表以其為上賓。劉表死後，王粲勸劉表次子劉琮，令歸降於曹操。曹操至荊州，王粲賜爵關內侯。魏國始建宗廟，王粲與和洽、衛覬、杜襲同拜侍中，共議尊曹操為「魏王」；後因中書令荀攸諫止不行而後憂死，其議遂罷。 在七子中屬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詩》和《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七哀詩》之一（《西京亂無象》）寫他由長安避亂荊州時途中所見飢婦棄子場面，深刻揭示漢末軍閥混戰造成的慘象及人民深重災難，使人怵目驚心。《登樓賦》是荊州時登麥城城頭所作，主要抒發思鄉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愁恨，富於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賦的名篇。 徐幹(171-217) 字偉長，北海（今山東濰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學，潛心典籍。漢靈帝末,世族子弟結黨權門，競相追逐榮名，徐幹閉門自守，窮處陋巷，不隨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軍師祭酒掾屬，又轉五官將文學。數年後，因病辭職，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後又授以上艾長,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論》，曹丕稱讚此書『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與吳質書》）其情詩《室思》也寫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字元瑜，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名作有《為曹公作書與孫權》。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後母虐待的苦難遭遇，比較生動形象。年輕時曾受學於蔡邕，蔡邕稱他為“奇才”。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當時軍國書檄文字，多為阮瑀與陳琳所擬。後徙為丞相倉曹掾屬。詩歌語言樸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會問題。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後母虐待的苦難遭遇。阮瑀的音樂修養頗高，他的兒子阮籍，孫子阮咸皆當時名人，位列“竹林七賢”，妙於音律。明人輯有《阮元瑜集》。 應瑒 （?-217) 字德璉，汝南（今河南汝南縣東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長作賦，代表性詩作《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初被魏王曹操任命為丞相掾屬，後轉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將時，瑒為將軍府文學（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賦數十篇。詩歌亦見長。 劉楨 (?-217) 字公幹，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學見貴。建安中，劉楨被曹操召為丞相掾屬。與曹丕兄弟頗相親愛。後因在曹丕席上平視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勞役，後又免罪署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與陳琳、徐瑀、應瑒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詩歌、特別是五言詩創作方面。今存詩十五首，《贈從弟》三首為代表作，言簡意明，平易通俗，長於比與。 【文學成就】 詩歌 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誌著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於精美。如徐幹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於漢末戰亂髮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辭賦 "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注意：①取材範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一步沖淡了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②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濃厚。對於"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幹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說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岳等並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籍的書記，徐幹、王粲的論說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點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貫注了作者獨特的氣質。"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作品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幹的政治倫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陳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集》、《應德璉休璉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 【評價】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儘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後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階官職，其餘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衝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幹、阮籍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煬在建安十三年後。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籍《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沉感傷，如阮籍《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遊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後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佔著主導地位。 "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籍，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籍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煬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 【其他】 建安文學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佔據鄴城後，在中國北部創造了一個以鄴城為中心的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導“尚刑名”，“尚通脫”，又善屬文，愛文士。許多文士在飽經戰亂之苦後，如百川赴海，相繼奔往鄴城，歸附到曹氏周圍。在這裡形成了以“三曹”為領袖，以“七子”為代表的，龐大的鄴下文人集團。他們戰時大多隨軍，歸來習文作詩，探討文學，歌功頌德，抒發情懷，寫征戰之苦，述社會之亂，相互批評、磋商，共同提高寫作水平，發展並繁榮了建安文學，給後人留下了“建安風骨”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東漢末年獻帝劉協的一個年號，東漢末，董卓亂後，軍閥割據，戰事頻仍。長安、洛陽皆廢毀。獻帝從長安到洛陽，又被曹操迎接到許昌。這一年（即196年）改興平為建安元年。 220年，曹操死，獻帝禪位於曹丕。建安文學，通常指從漢末到魏初這個時期的文學，但並非僅限於這25年。 建安時期，是中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時期，“俊才雲蒸，作家輩出”，各種文體得到發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東漢王朝處在大分裂、大動盪、軍閥混戰中，在文學上卻放射出絢麗的異彩。這是與當時社會各方面的因素有關的。 竹林七賢 中國三國魏7位名士的合稱，成名年代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魏正始年間(240-249)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集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輝縣西北一帶）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七人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思想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比較明顯。嵇康、阮籍、劉伶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後出仕，投靠司馬師，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後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歷仕晉武帝、 晉惠帝兩朝，至八王亂起，仍優遊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度為司馬朝廷所不容，最後分崩離析：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後各散西東。 嵇康(224—263) 三國時譙國銍縣(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雖家世儒學，但學不師授，唯好老、莊之說。與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稱嵇中散。崇尚自然、養生之道，著有《養生論》，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與王戎、劉伶、向秀、山濤、阮咸、阮籍等人交遊甚密，被稱為「竹林七賢」。後因與山濤志趣不同，山濤將去官，舉以自代，遂作書與濤絕交；又因與鍾會有隙，被譖於大將軍司馬昭，年四十遭殺害。嵇康善鼓琴，以彈《廣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魯迅輯校《嵇康集》為精善。 阮籍(210－263) 三國時期曹魏末年詩人。字嗣宗，竹林七賢之一。陳留尉氏(河南開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採謹慎避禍的態度。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詠懷》八十二首最為著名。阮籍透過不同的寫作技巧如比興、象徵、寄託，藉古諷今，寄寓情懷，形成了一種「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的詩風。除詩歌之外，阮籍還長於散文和辭賦。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長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傳〉。另又存賦六篇，其中述志類有〈清思賦〉、〈首陽山賦〉；詠物類有〈鳩賦〉、〈獮猴賦〉。考《隋書．經籍志》著錄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張溥輯《阮步兵集》，收《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黃節有《阮步兵詠懷詩注》。 山濤(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賢」之一。西晉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貧。好老莊學說，與嵇康、阮籍等交遊。山濤將離選職，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書與之絕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山濤見司馬懿與曹爽爭權，乃隱身不問事務。司馬師執政後，欲傾心依附，被舉秀才，除郎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司馬昭以鍾會作亂於蜀，將西征，任濤為行軍司馬，鎮鄴。昭進爵晉公，濤主張以司馬炎為太子。炎代魏稱帝時，任山濤為大鴻臚，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出為冀州刺史，甄拔隱屈，搜訪賢才三十餘人。入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僕射等。每選用官吏，皆先秉承晉武帝之意旨，且親作評論，時稱《山公啟事》。曾多次以老病辭官，皆不準。後拜司徒，復固辭，乃歸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輯本。 向秀(約227-272) 字子期，河內懷(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晉竹林七賢之一。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曾注『莊子』，“ 發明奇趣，振起玄風”，《秋水》、《至樂》二篇，註釋未完而卒。後郭象“ 述而廣之”，別為一書。向注早佚，現存《莊子注》，可視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張“ 名教”與“自然” 統一，合儒、道為一。認為萬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遙”，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於“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遙” 而違反“名教”。擅詩賦。其哀悼嵇康、呂安的《思舊賦》，情辭沉痛，有名世。 劉伶 字伯倫，沛國(今安徽宿縣)人。「竹林七賢」之一，擅長喝酒和品酒。魏末，曾為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召對策問，強調無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來訪，他不穿衣服。客責問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入我褲中？」他這種放蕩不羈的行為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頌〉一篇。 阮咸 西晉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賢” 之一。阮籍之侄， 與籍並稱為“大小阮” 。歷官散騎侍郎，補始平太守。為人曠放，不拘禮法。善彈琵琶。 王戎(234—305) 字衝，琅邪臨沂(今屬山東)人。西晉大臣，「竹林七賢」之一。幼穎悟，神采秀徹。善清談，與阮籍、嵇康等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他是「七賢」中最庸俗的一位。晉武帝時，歷任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進爵安豐縣侯。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等職。惠帝時，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寵，熱衷名利，立朝無所匡諫。性極貪吝，田園遍及諸州，聚斂無已，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賣之，但恐別人得種，故常鑽其核而後出售，因此被世人譏諷。
建安年間(196～220)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概述】 “七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期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餘六家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後來投奔曹操，地位發生了變化，才有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為知己，想依賴他幹一番事業。故爾他們的詩與曹氏父子有許多共同之處。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鄴中，又號“鄴中七子”。 “七子”中，各人又都有並稱。曹植與王粲、劉楨並稱“曹王”、“曹劉”。南朝肖綱《與湘東王書》：“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鍾嶸《詩品》：“昔曹劉殆文章之聖。”王榮與劉楨並稱“王劉”。胡應麒《詩藪·內篇》：“王劉以降，敷衍成篇。” 【簡介】 孔融(153-208) 孔融其實家學淵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孫，魯國曲阜人，後來為曹操所用。他年少時曾讓大梨給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這也就是『孔融讓梨』的故事了。靈帝時，闢司徒楊賜府。中平初(185),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不合，託病辭歸。后辟司空府為僚屬，拜中軍候，遷虎賁中郎將。獻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轉為議郎,出至黃巾軍最盛的青州北海郡為相。興平二年(195)，劉備表薦他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紹之子袁譚攻青州，孔融隻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遷獻帝都許昌，徵孔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在許昌,不滿曹操雄詐,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後復拜太中大夫，退居閒職，好士待客，座上客滿，獎掖推薦，聲望甚高。終為曹操所忌，枉狀構罪，下獄棄市。孔融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豐。現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詩。散文如《薦彌衡表》、《與曹公論盛孝章書》辭藻華麗，駢儷氣息較多；《與曹操論禁酒書》則有詼諧意味。其《雜詩》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寫喪子之痛，哀婉動人。 陳琳（？ -- 217） 字孔璋，廣陵（今江蘇江都）人，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無確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較年長，約與孔融相當。漢靈帝末年，任大將軍何進主簿。何進為誅宦官而召四方邊將入京城洛陽，陳琳曾諫阻，但何進不納，終於事敗被殺。董卓肆惡洛陽，陳琳避難至冀州，入袁紹幕。袁紹使之典文章，軍中文書，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為袁紹檄豫州文》，文中歷數曹操的罪狀，詆斥及其父祖，極富煽動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戰,袁紹大敗,陳琳為曹軍俘獲。曹操愛其才而不咎，署為司空軍師祭酒，使與阮瑀同管記室。後又徙為丞相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與劉楨、應瑒、徐幹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長章奏書記。《飲馬長城窟》為他的詩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築長城故事，揭露當時繁重的徭役給民間帶來的苦難，尤為深刻。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時往見左中郎將蔡邕，蔡邕見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強記默識，善算術行文；一次與友人共行，讀道邊石碑，觀一遍而背誦之，不失一字。又曾觀人下圍棋，其局亂，王粲復為重置，不誤一道。後到荊州依附劉表，劉表以其為上賓。劉表死後，王粲勸劉表次子劉琮，令歸降於曹操。曹操至荊州，王粲賜爵關內侯。魏國始建宗廟，王粲與和洽、衛覬、杜襲同拜侍中，共議尊曹操為「魏王」；後因中書令荀攸諫止不行而後憂死，其議遂罷。 在七子中屬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詩》和《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七哀詩》之一（《西京亂無象》）寫他由長安避亂荊州時途中所見飢婦棄子場面，深刻揭示漢末軍閥混戰造成的慘象及人民深重災難，使人怵目驚心。《登樓賦》是荊州時登麥城城頭所作，主要抒發思鄉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愁恨，富於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賦的名篇。 徐幹(171-217) 字偉長，北海（今山東濰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學，潛心典籍。漢靈帝末,世族子弟結黨權門，競相追逐榮名，徐幹閉門自守，窮處陋巷，不隨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軍師祭酒掾屬，又轉五官將文學。數年後，因病辭職，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後又授以上艾長,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論》，曹丕稱讚此書『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與吳質書》）其情詩《室思》也寫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字元瑜，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名作有《為曹公作書與孫權》。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後母虐待的苦難遭遇，比較生動形象。年輕時曾受學於蔡邕，蔡邕稱他為“奇才”。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當時軍國書檄文字，多為阮瑀與陳琳所擬。後徙為丞相倉曹掾屬。詩歌語言樸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會問題。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後母虐待的苦難遭遇。阮瑀的音樂修養頗高，他的兒子阮籍，孫子阮咸皆當時名人，位列“竹林七賢”，妙於音律。明人輯有《阮元瑜集》。 應瑒 （?-217) 字德璉，汝南（今河南汝南縣東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長作賦，代表性詩作《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初被魏王曹操任命為丞相掾屬，後轉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將時，瑒為將軍府文學（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賦數十篇。詩歌亦見長。 劉楨 (?-217) 字公幹，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學見貴。建安中，劉楨被曹操召為丞相掾屬。與曹丕兄弟頗相親愛。後因在曹丕席上平視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勞役，後又免罪署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與陳琳、徐瑀、應瑒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詩歌、特別是五言詩創作方面。今存詩十五首，《贈從弟》三首為代表作，言簡意明，平易通俗，長於比與。 【文學成就】 詩歌 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誌著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於精美。如徐幹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於漢末戰亂髮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辭賦 "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注意：①取材範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一步沖淡了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②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濃厚。對於"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幹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說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岳等並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籍的書記，徐幹、王粲的論說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點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貫注了作者獨特的氣質。"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作品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幹的政治倫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陳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集》、《應德璉休璉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 【評價】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儘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後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階官職，其餘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衝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幹、阮籍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煬在建安十三年後。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籍《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沉感傷，如阮籍《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遊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後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佔著主導地位。 "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籍，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籍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煬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 【其他】 建安文學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佔據鄴城後，在中國北部創造了一個以鄴城為中心的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導“尚刑名”，“尚通脫”，又善屬文，愛文士。許多文士在飽經戰亂之苦後，如百川赴海，相繼奔往鄴城，歸附到曹氏周圍。在這裡形成了以“三曹”為領袖，以“七子”為代表的，龐大的鄴下文人集團。他們戰時大多隨軍，歸來習文作詩，探討文學，歌功頌德，抒發情懷，寫征戰之苦，述社會之亂，相互批評、磋商，共同提高寫作水平，發展並繁榮了建安文學，給後人留下了“建安風骨”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東漢末年獻帝劉協的一個年號，東漢末，董卓亂後，軍閥割據，戰事頻仍。長安、洛陽皆廢毀。獻帝從長安到洛陽，又被曹操迎接到許昌。這一年（即196年）改興平為建安元年。 220年，曹操死，獻帝禪位於曹丕。建安文學，通常指從漢末到魏初這個時期的文學，但並非僅限於這25年。 建安時期，是中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時期，“俊才雲蒸，作家輩出”，各種文體得到發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東漢王朝處在大分裂、大動盪、軍閥混戰中，在文學上卻放射出絢麗的異彩。這是與當時社會各方面的因素有關的。 竹林七賢 中國三國魏7位名士的合稱，成名年代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魏正始年間(240-249)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集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輝縣西北一帶）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七人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思想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比較明顯。嵇康、阮籍、劉伶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後出仕，投靠司馬師，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後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歷仕晉武帝、 晉惠帝兩朝，至八王亂起，仍優遊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度為司馬朝廷所不容，最後分崩離析：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後各散西東。 嵇康(224—263) 三國時譙國銍縣(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雖家世儒學，但學不師授，唯好老、莊之說。與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稱嵇中散。崇尚自然、養生之道，著有《養生論》，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與王戎、劉伶、向秀、山濤、阮咸、阮籍等人交遊甚密，被稱為「竹林七賢」。後因與山濤志趣不同，山濤將去官，舉以自代，遂作書與濤絕交；又因與鍾會有隙，被譖於大將軍司馬昭，年四十遭殺害。嵇康善鼓琴，以彈《廣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魯迅輯校《嵇康集》為精善。 阮籍(210－263) 三國時期曹魏末年詩人。字嗣宗，竹林七賢之一。陳留尉氏(河南開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採謹慎避禍的態度。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詠懷》八十二首最為著名。阮籍透過不同的寫作技巧如比興、象徵、寄託，藉古諷今，寄寓情懷，形成了一種「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的詩風。除詩歌之外，阮籍還長於散文和辭賦。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長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傳〉。另又存賦六篇，其中述志類有〈清思賦〉、〈首陽山賦〉；詠物類有〈鳩賦〉、〈獮猴賦〉。考《隋書．經籍志》著錄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張溥輯《阮步兵集》，收《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黃節有《阮步兵詠懷詩注》。 山濤(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賢」之一。西晉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貧。好老莊學說，與嵇康、阮籍等交遊。山濤將離選職，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書與之絕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山濤見司馬懿與曹爽爭權，乃隱身不問事務。司馬師執政後，欲傾心依附，被舉秀才，除郎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司馬昭以鍾會作亂於蜀，將西征，任濤為行軍司馬，鎮鄴。昭進爵晉公，濤主張以司馬炎為太子。炎代魏稱帝時，任山濤為大鴻臚，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出為冀州刺史，甄拔隱屈，搜訪賢才三十餘人。入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僕射等。每選用官吏，皆先秉承晉武帝之意旨，且親作評論，時稱《山公啟事》。曾多次以老病辭官，皆不準。後拜司徒，復固辭，乃歸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輯本。 向秀(約227-272) 字子期，河內懷(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晉竹林七賢之一。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曾注『莊子』，“ 發明奇趣，振起玄風”，《秋水》、《至樂》二篇，註釋未完而卒。後郭象“ 述而廣之”，別為一書。向注早佚，現存《莊子注》，可視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張“ 名教”與“自然” 統一，合儒、道為一。認為萬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遙”，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於“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遙” 而違反“名教”。擅詩賦。其哀悼嵇康、呂安的《思舊賦》，情辭沉痛，有名世。 劉伶 字伯倫，沛國(今安徽宿縣)人。「竹林七賢」之一，擅長喝酒和品酒。魏末，曾為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召對策問，強調無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來訪，他不穿衣服。客責問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入我褲中？」他這種放蕩不羈的行為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頌〉一篇。 阮咸 西晉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賢” 之一。阮籍之侄， 與籍並稱為“大小阮” 。歷官散騎侍郎，補始平太守。為人曠放，不拘禮法。善彈琵琶。 王戎(234—305) 字衝，琅邪臨沂(今屬山東)人。西晉大臣，「竹林七賢」之一。幼穎悟，神采秀徹。善清談，與阮籍、嵇康等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他是「七賢」中最庸俗的一位。晉武帝時，歷任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進爵安豐縣侯。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等職。惠帝時，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寵，熱衷名利，立朝無所匡諫。性極貪吝，田園遍及諸州，聚斂無已，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賣之，但恐別人得種，故常鑽其核而後出售，因此被世人譏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