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唐玄宗為了應對帝國東北部契丹和奚等外族，帝國西北部吐蕃，党項等外族入侵，在天寶元年設定十位節度使，除了河東鎮治所位於太原，處於內地外，其餘各鎮都處於西北和東北邊疆戰事頻發之地。在這些藩鎮，唐朝集結了重兵，特別是安祿山麾下的河東、幽州和平盧三鎮，擁有十八萬大軍，佔據唐朝精兵三成以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唐朝中原腹地和江淮以南地區武備鬆弛，大唐防務外重內輕，這種內外不均的形勢終於釀成了安史之亂。為了平定安史之亂，唐玄宗和唐肅宗不得不臨時在中原地帶和江淮地帶新設了大量藩鎮。在公元763年平定叛亂之後，這些新設的藩鎮並未被撤銷，反而長期存在下來。從數量看，根據史料記載，唐朝藩鎮最多達五十個，一般保持在四十五個左右，出現了“天下盡裂於藩鎮”的局面。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安史之亂的後遺症（主要集中表現在河朔諸藩鎮），更是唐代宗及其以後面臨的新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所決定的。
在安史之亂後期，特別是史朝義殺死其父史思明自立之後，唐廷為了早日結束河北戰事，決意對除了逆首史朝義之外的參與叛亂的人員予以赦免。唐代宗即位之初，就明確表示“逆賊史朝義已下，有能投降者，當超予封賞”，東都洛陽收復後又下詔:“東都河北應受賊脅從署偽官並偽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問”。甚至還對投降的原安史舊部李寶臣、李懷仙、薛嵩、田承嗣等人，各授以節度使，使得他們得以恢復元氣，繼續發展勢力，而唐廷在西北地區吐蕃等外族入侵和內部權力鬥爭的影響下，無力繼續剷除安史舊將在河北地區的政治軍事影響，由此造就了河朔魏博，盧龍，成德等藩鎮的實質性割據局面。
安史之亂爆發後，河西、隴右等藩鎮奉命東進參與平定安史之亂，造成邊防空虛，吐蕃、党項等外族勢力趁機入侵進逼長安。在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甚至兵臨長安城下，唐代宗被迫出逃避難，吐蕃佔據長安十五日，期間還擁立廣武王李承宏為帝，差點顛覆大唐政權。唐廷不得不在京西北地區常年集結大量軍隊，甚至每年還需要從中原地帶調集數萬防秋兵備戰，為此，西北地區的藩鎮兵力常年保持在二十萬以上，還不時需要增加。
唐朝藩鎮大致可以分為四種類型:河朔割據型、西北御邊型、中原型和東南賦稅型。前兩類就不再贅述，東南賦稅型藩鎮向來被朝廷牢牢掌控，是朝廷賴以立命的重地，兵力薄弱，不具備割據的現實條件。在邊疆重兵無法裁撤（河朔藩鎮為了自身考慮也起到了打擊契丹勢力的作用），如果內地的藩鎮盡數裁撤，兵力空虛，又會使得唐朝內外軍事佈局失衡，很有可能重演安史之亂的悲劇。為此，中原型藩鎮囤積重兵恰好可以解決這一失衡難題。事實上，中原型藩鎮居腹心之地，具有控扼河朔、屏障關中、溝通江淮的重要戰略地位。中原型藩鎮還是唐廷對河朔藩鎮用兵的主力軍，為了確保長安的戰略安全，大力扶持中原型藩鎮乃是現實選擇。
總的來看，安史之亂平定後，唐朝又得以享國一百五十餘年，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以藩鎮制衡藩鎮的策略，在各個藩鎮之間保持微妙的均衡。也是就是所謂的“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也就是說藩鎮並立使得大唐衰弱，但是，唐朝衰弱卻能夠持續很久而沒有滅亡，主要在於各藩鎮共同作用維繫它。這種微妙的戰略制衡，一直堅持到唐末黃巢起義打破了藩鎮之間的平衡，唐朝也因此走向了滅亡的境地。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唐玄宗為了應對帝國東北部契丹和奚等外族，帝國西北部吐蕃，党項等外族入侵，在天寶元年設定十位節度使，除了河東鎮治所位於太原，處於內地外，其餘各鎮都處於西北和東北邊疆戰事頻發之地。在這些藩鎮，唐朝集結了重兵，特別是安祿山麾下的河東、幽州和平盧三鎮，擁有十八萬大軍，佔據唐朝精兵三成以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唐朝中原腹地和江淮以南地區武備鬆弛，大唐防務外重內輕，這種內外不均的形勢終於釀成了安史之亂。為了平定安史之亂，唐玄宗和唐肅宗不得不臨時在中原地帶和江淮地帶新設了大量藩鎮。在公元763年平定叛亂之後，這些新設的藩鎮並未被撤銷，反而長期存在下來。從數量看，根據史料記載，唐朝藩鎮最多達五十個，一般保持在四十五個左右，出現了“天下盡裂於藩鎮”的局面。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安史之亂的後遺症（主要集中表現在河朔諸藩鎮），更是唐代宗及其以後面臨的新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所決定的。
安史舊部見風使舵歸降大唐，造就河朔藩鎮實質性割據的局面在安史之亂後期，特別是史朝義殺死其父史思明自立之後，唐廷為了早日結束河北戰事，決意對除了逆首史朝義之外的參與叛亂的人員予以赦免。唐代宗即位之初，就明確表示“逆賊史朝義已下，有能投降者，當超予封賞”，東都洛陽收復後又下詔:“東都河北應受賊脅從署偽官並偽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問”。甚至還對投降的原安史舊部李寶臣、李懷仙、薛嵩、田承嗣等人，各授以節度使，使得他們得以恢復元氣，繼續發展勢力，而唐廷在西北地區吐蕃等外族入侵和內部權力鬥爭的影響下，無力繼續剷除安史舊將在河北地區的政治軍事影響，由此造就了河朔魏博，盧龍，成德等藩鎮的實質性割據局面。
西北地區吐蕃趁虛入侵，西北諸藩鎮非但不能裁撤，反而需要繼續囤積重兵安史之亂爆發後，河西、隴右等藩鎮奉命東進參與平定安史之亂，造成邊防空虛，吐蕃、党項等外族勢力趁機入侵進逼長安。在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甚至兵臨長安城下，唐代宗被迫出逃避難，吐蕃佔據長安十五日，期間還擁立廣武王李承宏為帝，差點顛覆大唐政權。唐廷不得不在京西北地區常年集結大量軍隊，甚至每年還需要從中原地帶調集數萬防秋兵備戰，為此，西北地區的藩鎮兵力常年保持在二十萬以上，還不時需要增加。
內外均衡的戰略需要迫使唐廷扶持中原地區藩鎮做大唐朝藩鎮大致可以分為四種類型:河朔割據型、西北御邊型、中原型和東南賦稅型。前兩類就不再贅述，東南賦稅型藩鎮向來被朝廷牢牢掌控，是朝廷賴以立命的重地，兵力薄弱，不具備割據的現實條件。在邊疆重兵無法裁撤（河朔藩鎮為了自身考慮也起到了打擊契丹勢力的作用），如果內地的藩鎮盡數裁撤，兵力空虛，又會使得唐朝內外軍事佈局失衡，很有可能重演安史之亂的悲劇。為此，中原型藩鎮囤積重兵恰好可以解決這一失衡難題。事實上，中原型藩鎮居腹心之地，具有控扼河朔、屏障關中、溝通江淮的重要戰略地位。中原型藩鎮還是唐廷對河朔藩鎮用兵的主力軍，為了確保長安的戰略安全，大力扶持中原型藩鎮乃是現實選擇。
總的來看，安史之亂平定後，唐朝又得以享國一百五十餘年，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以藩鎮制衡藩鎮的策略，在各個藩鎮之間保持微妙的均衡。也是就是所謂的“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也就是說藩鎮並立使得大唐衰弱，但是，唐朝衰弱卻能夠持續很久而沒有滅亡，主要在於各藩鎮共同作用維繫它。這種微妙的戰略制衡，一直堅持到唐末黃巢起義打破了藩鎮之間的平衡，唐朝也因此走向了滅亡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