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覆滅是多方面造成的：

首先，玄宗怠政。其執政後期，逐漸沉迷酒色，權力外放，罷免賢臣，寵信奸佞，而且其好大喜功，給國家人民造成負擔。

其次，安史之亂。這場持續數年的動亂，極大的削弱了李唐王朝的實力，玄宗南下四川，李亨北走靈武，雖然後期叛亂被平息，但由此產生的藩鎮割據卻尾大不掉，成為唐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三，藩鎮割據。唐朝中後期的藩鎮與他朝不同，基本上都是世襲，朝廷基本沒有能力去管制他們。

其四，執政者的不作為（昏君，朋黨，宦官）。中晚期的唐朝皇帝，大多都是昏庸之君，自玄宗之後，稱得上明君的也就憲宗與宣宗，而且此時的朝廷相當一部分權利被宦官把持，以至於數位皇帝死於宦官內侍之手，同時百官戰隊之爭，朋黨遍地。

其五，農民起義。以黃巢，王仙芝為代表的起義軍，給與了唐朝最致命的打擊。最終，黃巢手下朱溫徹底粉碎了大唐王朝。

當然還有諸如兵制變革之類的原因，但總的說來，基本是以上五點，造成了唐朝的覆滅。

我認為藩鎮割據是唐朝覆滅的原因之一。事物的變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我想從唐朝政治、科舉、經濟、軍事制度的發展簡要的談談唐朝覆滅的原因。

一、唐朝政治制度的發展

唐朝中央政府實行的是“三省六部一臺”的制度。先說三省，即：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書主發令，政府的一切最高命令皆有中書省以皇帝的名義發出，叫做“敕”，中書省長官為中書令、設中書侍郎（副長官）、中書舍人（擬撰詔書）等職位；門下省主詔令覆核，行封駁事，政府每一個命令必須門下省付署才能正式生效。門下省長官為侍中，設侍郎（副長官）、給事中（辦事員）；尚書省為執行機構，負責政策的具體落實，設吏、兵、戶、工、刑、禮六部，尚書省長官為尚書令，因唐太宗登基前做過尚書令，故此職位常虛懸其缺，改設左右僕射（副長官）。武則天時期把中書省改為“風閣”，門下省改為“鸞臺”。一臺為御史臺，為獨立監察機構，不屬三省，其具體職責稍後做介紹。

唐朝地方政府分為州、縣兩級。唐玄宗時，全國有358個州、1573個縣，州長官為刺史，縣長官為縣令。唐朝時，州縣長官無權任用部屬，皆由中央分發，故地方官升遷的機會不大，於是在官吏中漸分清濁，影響行政實際效力極大。

接下來再講御史臺。唐中宗時，御史臺分為左、右御史，左御史監察中央政府，謂之“分察”，但中書、門下不在監察之列；右御史監察地方，謂之“分巡”。全國分為10道，派去監察御史稱之為“監察使”，後改為“巡察”、“按察”，最後叫“觀察使”。這些御史明明是中央官，派到地方巡視，結果常駐地方，成為地方更高一級的長官。尤其是在邊防重地，對地方事務臨時全權支配，這就是“節度使”。“節”是當時一種全權印信，故“節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揮軍隊、管理財政、任用官吏，到唐玄宗時期甚至發行貨幣，逐漸形成“藩鎮”。唐玄宗時期大量的節度使由軍人擔任，從而形成“割據”，本意為中央集權，卻演變為尾大不掉，直至把唐朝消滅。明清時期的督撫之制亦如是。

二、唐朝科舉制的發展

隋唐之前官吏的選拔任用採取“九品中正”制，其本意是為當時的用人之道出一個客觀的標準，但後來逐步變成擁護門第、限制範圍。唐朝針對時弊採取“懷牒自列”，不用地方長官的推薦，大開入仕之門。但隨著報考人數的不斷增加，錄取名額亦不斷放寬，學子求官者多，得官者少，中央只有不斷擴大政府組織來接納，於是就有了“員外官”“候補官”。可以說，此項流弊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西方社會是先有中產階級，再有入仕預聞政治，我謂之“商而優則仕”，如現在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川建國同志）。而中國則不然，2000年前的孔子就提出了“學而優則仕”，歷代統治者只激勵人們入仕，而打壓工商資本，存心引導民間聰明才智，結果造成政府臃腫，讀書人成了政治脂肪，唐朝科舉之初便已顯現此等現象。想出人頭地的人多了，就不免有攀附強權、勾心鬥角者，結果造成政治內耗。唐玄宗趕走了張九齡，任用李林甫、楊國忠等一眾庸才激化了社會矛盾，點燃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索，唐朝後期的“牛李黨爭”成了唐朝覆滅的加速器。

三、唐朝經濟制度的發展

唐初田賦制度稱為“租”“庸”“調”。“租”是配給人民以耕種的田地；“庸”是對國家義務勞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調”是各地須以土產貢獻中央，租即是粟米之徵，庸是力役之徵，調是布帛之徵。唐初租庸調製用意，在使有身者同時必有田有家，於是對政府徵收此輕微的稅額，將會覺得易於負擔，不感痛苦。

唐朝中期逐步演化為兩稅制。有多少田，政府便向你收多少租，義務勞役也可以花錢免除，政府不再授田，民間自由兼併，自由買賣，打破了均地權、受田畝的做法。其初衷是好的，但弊病日顯，兩稅制變成了一種硬性規定，隨地攤派，而不再有全國一致的租額和稅率了，各地的田租額輕重不等，大相懸殊，百姓窮的更窮，富的更富，加劇了社會兩級分化。

四、唐朝軍事制度的發展

唐初實行“府兵”制。府兵有自己的耕地，在武裝集團裡開展生產，寓農於兵，全兵皆農，不要國家一文錢，一粒米給養，一面保衛國家，一面還自立生產。但後來府兵制度也失敗了，怎樣失敗的呢？這也不是當時人不要此制度，而實由於人事頹廢所導致。一是各地府兵要到中央輪值宿衛，久而久之士兵變成了官宦世家不要錢的苦工，受人賤視，下次就逃亡規避了。二是士兵陣亡撫卹不及時。玄宗時期政府鬆懈疏慢，軍隊士卒死亡，其家屬得不到政府及時撫卹，人心漸失。三是軍人雖有勳位榮譽，但無社會地位，兵員逐漸枯竭，政府有錢臨時買外中國人當兵，這就是“募兵制”。安祿山、史思明就是募來的外中國人，逐步成為邊疆大吏，寄付國防重任。募來的兵只知有節度使不知有皇上，更沒有民族認同感，只要給錢就敢造反。

以上原因糾結在一起，久病成疾，統治者縱是華佗再世，恐怕也無法醫治了。

宦官和藩鎮雖然都有損皇權的集中，但二者都必須寄生在唐朝的皇權之下才能完好存在，可以說是和唐朝皇權同命運的存在。比如宦官雖然囂張跋扈到廢立皇帝，但始終無法取代皇權，而且也必須依靠皇權的名義才能下達命令，後來皇權衰微，宦官也跟著一起走向了滅亡；藩鎮尤其是河朔型藩鎮雖然有一定的割據傾向，但其節度使也必須藉助皇權的任命才能獲得統治權威，否則就會被士兵推翻，如幽州的陳行泰在篡取節度使位置以後就因為朝廷故意不予承認而很快被手下推翻。

另外這類藩鎮不徹底的割據性也導致他們追求的只是世代世襲而非徹底割裂，也註定了他們只能在唐朝這個各方面力量都相對妥協的環境下才能長存，唐朝皇權衰微後的激烈的兼併戰爭最終也葬送了這類藩鎮。龐勳起義的時候成德、魏博都出力協助鎮壓，幽州也多次配合朝廷對塞北的軍事行動，本質上就是這種命運共同體的體現。中晚唐的名相李德裕對此看的很清楚，所以他成功利用藩鎮對皇權的依附性實現了一種權力的均衡，這種均衡穩定持續了大半個世紀，直到黃巢起義的時候才算被真正打破。

綜上，宦官和藩鎮雖然一定程度上分割了皇權，但依附於皇權的屬性確保了他們不會主動去損害這種“命運共同體”的總體利益。所以某種意義上，宦官和藩鎮實際上可以認為在為唐朝“續命”。唐朝後來的滅亡，實際上和古代諸多長壽王朝的滅亡是一個邏輯，那就是古代王朝受制於其生產力的限制而無法跳出的那些興衰“定律”。

從總體上看我們可以認為唐代的衰敗是藩鎮造成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實際上在唐代晚期，帝國與藩鎮的角力中實際上達到了一種平衡，甚至相比於安史之亂而言，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復興。

總體而言，我們可以將安史之亂後的藩鎮分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東南財源型和西北禁衛型，就兩河地區的藩鎮分為河朔割據型與中原防遏型而言，在叛亂平定之初二者的分別不大，基本上均由安史舊將和地方軍閥主導，尤其是中原防遏型藩鎮，其作用更多表現在唐代晚期，在安史之亂平叛後前夕，中原藩鎮對中央的挑戰甚至比河朔藩鎮更為激烈，二者的區別毋寧於說更多受到了地緣政治的影響。安史之亂後不久河南地區就形成淄青、淮西、汴宋三大平盧系藩鎮並立的情況，而這三大藩鎮均表現出一種自立化傾向，自行廢立節帥，唐廷不得不採取容忍態度。直到四鎮之亂後，唐廷才真正去除平盧系將領在河南地區的影響，其中最為強硬的淮西、淄青直到憲宗時代才真正歸順。

至於平叛的另一重要力量朔方軍則更令人唏噓，早在安史之亂時期，朔方軍就受到了朝廷的猜忌，唐廷一方面設立宦官監軍，另一方面又頻繁調換主帥，無論是郭子儀、李光弼還是僕固懷恩都未能逃過唐廷的猜忌，而這種猜忌心理在叛亂結束之後也並未緩解。有感於中央實力的虛弱，唐廷著意培植作為禁軍的神策軍，而同為西北軍事力量的關中藩鎮也相應的受到了打壓，將四鎮之亂推向最高潮的並非叛軍本身，而是涇原兵變和李懷光之亂，在談及李懷光的反叛是，李碧妍不免唏噓的指出：“叛亂的根源在於朔方軍的驕傲，他們曾是帝國的肱骨，也認為自己必然是帝國永遠的肱骨，但是他們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地位，因為朝廷從未將他們視為肱骨。”

最後我們把目光回到河朔，如果說安史之亂後，朝廷憑藉自己的努力重新馴服了中原藩鎮，那麼河朔藩鎮則讓唐廷認識到自身實力的侷限，四鎮之亂最初以德宗拒絕李惟嶽繼承父位為開端，最終則以平定西北藩鎮的叛亂無疾而終，如果說此前此前唐廷承認河朔的半獨立地位，允許其不入版籍、父子相承，以換取河朔藩鎮對帝國統治的承認只是相互妥協的結果，那麼在四鎮之亂後，這種政治慣例則以【河朔故事】的形式被確立下來，即李德裕所言【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

由此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在安史之亂剛剛平定時，帝國與藩鎮的關係可以這樣描述：在劉展之亂被平定後，東南藩鎮已經基本被帝國控制；西北藩鎮自認為帝國的骨幹，但是唐廷對其十分猜忌，謀求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控制關中；而對於兩河地區的安史舊將和地方軍閥，無論是帝國還是藩鎮，都還處於試探的階段，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此時的中原藩鎮並不比河朔藩鎮更為忠誠，二者都想擁有父子相承的半獨立地位，而唐廷的態度也是十分堅決，在一系列的鬥爭後，唐廷大體控制了中原藩鎮，但對於河朔藩鎮，仍只能在事實層面上承認其半獨立地位。

德宗時代的四鎮之亂成為帝國與藩鎮關係的重大轉折點，在這場安史之亂後最大的危機過後，帝國與藩鎮的關係被重新洗牌，最為重大的變化是以朔方軍為代表的西北藩鎮全面退場，神策軍的崛起意味著唐廷全面掌控了關中，而企圖獲得與河朔藩鎮同等特權的中原藩鎮則在此次叛亂後被重新洗牌，安史舊將被徹底清除，朝廷開始派遣文臣入主地方， 然而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在德宗失利後，河朔故事逐漸以政治慣例的形式被確立下來。

在傳統的認知中，河朔故事的長期存在意味著帝國權威的喪失，這種看法固然符合歷史事實，但這種看法同時忽略了河朔故事對藩鎮的約束力。仇鹿鳴在《長安與河北之間》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黃巢之亂時期，魏博鎮韓簡【引魏人入驅關輔，誅除巢孽，自有圖王之志】，引起了內部的極大不滿，【三軍屢諫不從】，不久便被偏將樂彥禎斬殺取代，而樂彥禎掌權後，【欲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重新回到了河朔故事的政治傳統中，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河朔故事一方面是帝國對河朔半獨立地位的承認，另一方面也阻止了河朔藩鎮走向獨立，因此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正是補完了河朔故事的另一面。

總而言之，河朔故事實際造成了中晚唐歷史實然層面與應然層面的斷裂，在實然層面上中央無力阻擋河朔割據的事實，但是在應然層面上河朔故事作為一種政治傳統同時保證了河朔藩鎮對帝國的認同，最初只是無奈妥協的權宜之策，最終演變為約束河朔走向獨立的政治傳統。為了進一步闡釋這種政治傳統的作用，我們不妨再來看這樣一個例子，彼時陳行泰在盧龍發動兵變奪權，向中央請賜節鉞，李德裕主張【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果然不久之後因為陳行泰長期未獲節鉞，盧龍再次發生動亂，陳行泰被推翻，繼任者張仲武一生都對朝廷表示恭順。在這個故事中，固然體現出驕兵這一社會團體的特點，但同時，禮儀性質的朝廷節鉞作為象徵物也體現出政治傳統對藩鎮的影響。

以往我們談論中晚唐藩鎮割據，往往談及的都是中央集權的衰落，如果與秦漢帝國或是唐初相比，這樣的看法固然沒有問題，但是如果與此前東漢末年的形勢相比，則會發現中央集權在政治文化領域的擴張，在董卓之亂後，漢帝國再也無力控制地方割據，最終很快走向了滅亡，然而在安史之亂後，唐帝國則小心的維護其與藩鎮的關係、努力試探出一條央地關係的邊界，最終重新掌控關中、馴服中原與東南，並以河朔故事的形式維護了帝國的統一，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甚至能夠從安史之亂-四鎮之亂-元和中興的脈絡中，感受到在經歷重創之外，唐帝國是如何走向復甦的，誠然即使是元和中興也未能實現唐初的盛世，但是若與安史之亂與此前的東漢相比，那麼代宗、德宗、憲宗走過的路，無疑是一種奇蹟。

最後，我們從政治傳統或政治文化為切入點，探討一個經典命題，即田餘慶先生的【常態-變態】理論，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指出，雖然東晉呈現出士族門閥主導的特徵，但是士族政治只是中國歷史的變態，並且必然向皇權政治的常態迴歸，如果說田餘慶這裡只是歸納式的總結，那麼中晚唐的歷史則成為更為鮮明的寫照，換句話說，皇權政治之所以是一種常態，不是因為他在時間上更為漫長，而是因為即使處於變態時期，皇權政治依然以政治傳統的形式約束著人們的觀念與行為，阻止其他政治勢力偏離，並向皇權政治迴歸，這才是常態與變態的根本分別。

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為當然不是，任何一種制度，存在就是合理，要不當權者們也就不會推行下出，當然有利必有蔽，。就說藩鎮吧，。

唐玄宗初期，李唐王朝經過數代人的努力，勵精圖治，任用賢能，開疆拓土，唐王朝的疆域存幾何的發展，。由於疆域過大，在古代，交通訊息不便，為了更好的管理，新增國土，防止外敵入侵擾民，唐玄宗實行藩鎮管理。藩鎮的出現，進一步開發了武將的潛能，各節度使有了更多自主權力，無不各施其能向外拓展，一時大唐的國力大漲，四邊末犯，萬國來朝，開創了中華歷史上最有名的盛世，開元盛世。大唐王朝走向巔峰。，既使到了今天，在世界各國的華人中，莫不以唐人而自榮，各地大大小小的唐人街，比比皆是。

如果主明臣賢，這種制度將會使中國同十八世紀的英帝國一樣，國土會得到無限發展。但是玄宗後期，玄宗昏庸，迷戀楊貴妃，內重奸相李林甫，外用胡將安祿山，為以後唐王朝的覆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小人當道，賢能不舉，這才是大唐王朝覆滅的真正主因，跟任何制度無關。

唐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集權的虛弱，這點主要體現在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

1、藩鎮割據。唐朝後期，由於藩鎮自雄，中央政權變得虛弱無力，幾次企圖削弱藩鎮的努力，不僅沒有達到目的，還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致使國家再沒有能力與藩鎮較量。與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顯對比的是，藩鎮的力量卻越來越強，藩鎮割據更加無法控制。

2、宦官專權。唐朝的宦官掌控禁軍，在朝堂上架空皇帝、壓制文臣。

唐朝滅亡的其它幾點原因如下：

1、朋黨之爭。在南牙北司之爭中本就處於弱勢的文官系統，內部同時也出現了朋黨之爭。牛李黨爭的結果加速了士人階層的分化，削弱了文臣與宦官鬥爭的能力，使得文官轉向地方藩鎮，朝政更加不穩定。

2、掠奪性的賦稅政策。安史之亂之後，中央財政緊缺，不得不逐漸加重賦稅。由於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兩稅法取代租庸調，以及錢貴物輕，導致農民負擔越來越重，賦稅名目愈加繁多。

3、農民起義。唐朝後期，由於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朝廷向百姓增加賦稅和徭役，掌權的宦官更加有恃無恐地欺壓百姓，強佔土地，勒索錢財，引起人民的極大不滿，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加上連年發生的天災，使得糧食產量銳減，人民苦不堪言。於是，以王仙芝與黃巢為代表的農民起義爆發了。

唐朝中葉遭遇了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叛亂平定後，，安史餘部還保留著相當大的實力。唐代宗為求暫時的安定，將河北地區分授給安史降將，封其為節度使，帶兵平叛的將領也封為節度使。

節度使所轄的地區大者十餘州，小者三四州，權力不斷膨脹，職位往往父死子替，兄終弟及，或由部下擁立，朝廷只能事後追認。他們在名義上是唐朝的藩鎮，實際上是割據一方，形成藩鎮林立的局面。

唐朝末年，藩鎮割據勢力進一步發展，導致唐朝滅亡後，中原一帶先後經歷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史稱五代。同時，在南方各地和北方的山西，先後存在十個割據政權，史稱十國。五代十國時期，證券更迭頻繁，人民生活困苦。

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宋朝，是為宋太祖（960-976）在位。為解決唐末五代地方割據的問題，宋太祖從兵，權，錢三方面著手，加強中央集權

最後一個皇帝是李煜，導致唐朝滅亡的是各藩鎮的勢力威脅，唐朝後期的無能腐敗等等多重原因。

以下是李煜資料

李煜(937－978)，五代十國時南唐國君，漢族，在位時間(961-975)，字重光，初名從嘉，號鍾隱、蓮峰居士。隴西成紀（今甘肅靜寧）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於宋建隆二年(961年)繼位，史稱李後主。開寶八年，國破降宋，俘至汴京，被封為右千牛衛上將軍、違命侯。後為宋太宗毒死。李煜雖不通政治，但其藝術才華卻非凡。李煜精書法，善繪畫，通音律，詩和文均有一定造詣，尤以詞的成就最高。內容主要可分作兩類：第一類為降宋之前所寫的，主要為反映宮廷生活和男女情愛，題材較窄；第二類為降宋後，李煜因亡國的深痛，對往事的追憶，富以自身感情而作，此時期的作品成就遠遠超過前期，可謂“神品”。千古傑作《虞美人》、《浪淘沙》、《烏夜啼》皆成於此時。此時期的詞作大都哀婉悽絕，主要抒寫了自己憑欄遠望、夢裡重歸的情景，表達了對“故國”、對“往事”的無限留戀。李煜在中國詞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被稱為“千古詞帝”。對後世影響亦甚大。他繼承了晚唐以來花間派詞人的傳統，但又通過具體可感的個性形象，反映現實生活中具有一般意義的某種意境，將詞的創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擴大了詞的表現領域。李煜文、詞及書、畫創作均豐。其詞主要收集在《南唐二主詞》（中有其父李璟之作）中。

婉約派四大旗幟之一，四旗中號“愁宗”

縱觀唐朝的興亡，原因有很多，其中民族政策就是一把雙刃劍。唐以開放包容為世人所著稱，吸納任用了一大批具有異族血統的人才，這也成就了唐朝的偉大；然而一旦中樞衰弱、中央權威不再，從唐中期直至五代十國時期，以安祿山史思明為代表的異族給中原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不是，是財政不行造成的。

之所以有藩鎮的出現，是因為當時唐朝的稅收收不上來，朝廷沒錢

所有玄宗才建立了藩鎮制度，設定了節度使總管軍政，主要還是為了收錢

只是到了藩鎮勢力大管控不住了，才造成了後期的安史之亂

但是安史之亂平定之後，其實唐朝是有復興的機會的

唐朝中後期有公認的三大患：宦官專權，朋黨之爭，藩鎮割據。可以說藩鎮割據是唐朝覆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另外兩個也是十分關鍵的因素。

宦官專權讓帝國無法集權於皇帝，是導致中晚唐中央虛弱的重要原因。朋黨之爭則導致朝廷官員明爭暗鬥，無法同心，也讓大量人才都得不到重用，進一步導致中央虛弱。

中央越是虛弱，藩鎮則越是跋扈，帝國只剩下一個空殼子，最後只需要黃巢一把火，唐王朝就萬劫不復了。

回答這樣的歷史問題，需嚴謹、準確，以免誤人子弟。

藩鎮作亂不是唐朝覆滅的根本原因，這是肯定的。

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因國君姓李又稱·李唐。 存在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可簡單分前、後兩個時期，中間以安史之亂為界限。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掉太子李建成與弟弟李元吉逼著自己的老爹（開國皇帝李淵）禪位，於626年八月即位，史稱唐太宗。

唐太宗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盛世，但玄武門之變對整個唐代政治產生了一個極為深刻、不良的影響：皇位可通過兵變所得， 因此宮廷之內常為皇位的繼承而明爭暗鬥，骨肉相殘。 唐代太子地位不穩定、變化多端促發了皇位繼承權的激烈爭奪戰，直接造成了唐朝政局的動盪，並導致朝臣的結黨和宦官的分派。 這是玄宗朝以後唐朝政局紛爭不斷、中央政府逐步走向衰落的原由，也是唐朝最終覆滅的根本原因。

755年爆發，至763年結束的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八年的戰亂嚴重打擊了大唐的統治，中央集權力迅速下降，其北方經濟陷入停滯，統一的帝國岀現了藩鎮割據的局面。 周邊少數民族勢力更是趁虛而入。 朝庭上下宦官之爭，貪腐日盛。 叛逆之臣朱溫成了壓垮大唐的最後一根稻草。

唐朝的覆滅，這裡邊有很多的原因，並不是單單一種制度，一個人，一次起義叛亂就能造成的後果。

同樣，唐朝的官場上也是爭端不斷，中後期就出現了官員結黨營私的各種現象，牛李黨爭加劇了政治上的內耗，接踵而至的又是宦官專政，李輔國、俱文珍、王守澄、仇士良等當時掌握國家權利的宦官肆意操縱軍政大權，搞得時局動盪，民不聊生。

最後，王仙芝、黃巢的農民起義軍席捲了將近半個唐王朝，沉重打擊了腐朽王朝的統治，導致唐末國力大衰，加速了唐朝走向滅亡。

唐朝的覆滅原因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一個腐敗無能的帝國走向毀滅這是歷史必然結果，再雄壯的駱駝負重過多，肯定也會出現最後一根能將其壓死的稻草，藩鎮這一制度只不過是駱駝背上較重的一件貨物而已。

腐朽的樹木最好的結果就是化作春泥，破敗的王朝最好的結局就是滅亡，遭殃的永遠是人民，他們只是換一個統治者，照舊還是要交賦稅，這同樣是封建王朝的通病。

藩鎮制度跟唐朝滅亡關係不是很大，藩鎮本身是一種過渡體制，存在有合理性，實際上對老百姓更有好處。

藩是保衛，鎮是軍鎮。藩鎮是唐朝特有的一種行政體制，本是為保自身安全。唐玄宗一直想為國家開疆闢土，和各少數民族關係緊張。為了防止邊陲戰亂，唐玄宗在邊境設立十大節度使，通稱“藩鎮”，這就是藩鎮的雛形。各藩鎮掌管一個地方的軍政，統一服從於中央政府，並向中央繳納賦稅。

初唐時期實行均田制，土地歸國家所有，租借給農民耕種，到一定期限後就收回。沒有屬於自己的田地，只是替國家勞作。唐朝初年的興旺，由於起先地廣人稀，下層結構緊湊簡單。於是繼太宗李世民之後，武則天及玄宗初年大規模地組成新官僚體系，排斥巨家大族的力量，將地方官的職權推行到廣泛的區域。但是，經濟的條件蒸蒸日上，人口移動，各地區條件參差不齊，技術管制的因素也漸趨複雜。這種種變化，正是以間架性相始終的文官組織能力不能管理之處。多數情況下，藩鎮是能得到軍隊和管轄下民眾擁護的，說明藩鎮管制更有效。

藩鎮化後，中央政府推行“兩稅法”，農民從此可自由使用和買賣土地。藩鎮化時期，唐朝的商業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中央政府權力分散，“重農抑商”的決策無法實行，因此各色商業產品，經由大運河運往各地，打開了揚州的貿易市場。我們一概將藩鎮割據歸為大唐滅亡的首要原因，卻忽略了它背後所帶來的利益。藩鎮最為突出的功績是平反了安史之亂。

在中央政府掌權時期，中央對軍隊管制分身乏術，浪費行政資源，反不如藩鎮制度對於地方軍隊的管理高效。士兵戰鬥志氣更加激昂，唐朝也依靠藩鎮打贏了多次外族戰爭。於百姓，于軍事，於商業，於地方管理，藩鎮制度都有其正面的影響。

從這些角度來講，藩鎮制度抵禦了正在興起的北方勢力，保護了百姓的利益和整個漢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