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記》是一九一八年五月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魯迅的第一篇小說，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現代白話文小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小說批判了封建社會吃人的封建禮教，引起了極大的凡響。小說的構思也匠心獨運，把一個具有革命思想、反對封建禮教的青年稱為“狂人”，將其正確的思想和言論稱為“瘋話”，極具諷刺效果，但這一“狂人”的原型究竟是確有其人，還是作者的藝術杜撰，現試略作分析 這一問題前人已有所評價，現歸納如下： 第一：根據周作人的敘述：這人乃是魯迅的表兄弟，姑且稱之為“劉四”。說是在西北遊幕，忽說有同事要謀害他，逃到北京來避難，可是仍然沒有用。他告訴魯迅他們在追蹤他。住在西河路客棧裡，聽見樓上的房客深夜踱踱而行，知道是他們的埋伏，趕緊要求換房間，一進去就聽見隔壁有哺哺的聲音，原來是他們的人在暗示給他知道，已經到處都佈置好了，他再也插翅難飛了。魯迅留他住在會館，他清早就來敲門窗。問他為什麼起來的這麼早，他說今天要殺他了，怎麼能不早起來。午後帶他去看醫生，在車上看見背槍站崗的巡警，突然失驚，面無人色。據說他那眼神非常可怕，陰森森的顯出“狂人”的特色，魯迅給他找好人送回鄉，這病也就好了。 第二：曹泉仁先生這樣說：果戈理有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魯迅非常喜歡，顯然是受他影響。果戈理自己患精神病，有點經驗。那篇小說的主人公是發花呆的。原是一個替科長修鵝毛，管筆尖的小書記，單相思的愛上了上司的小姐，寫的很有意思。魯迅當初大概有意要學他。如“趙貴翁的狗看了他兩眼”就與果戈理小說裡的小姐的哈巴狗有點類似，後來有拉出一些古文來，也想弄的有趣點，可是寫下去時要點集中於禮教，寫的單純起來。二者的觀點都有合理之處，魯迅的表弟劉四是典型的“迫害狂”患者與小說所云“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吻合。但劉四是真病，而“狂人”則否。“狂人日記”思路清晰，有條有理，不是精神病患者所能寫的出來的。至於果戈理的小說中的主人公也是真的發了花呆與“狂人”也是不一樣的。我們只能認為“劉四”和“花呆患者”給了魯迅用“狂人”形象的外殼，而筆者要問的是，魯迅是如何把精神病患者與倡導革命，反對封建禮教的青年聯絡在一起的，即賦予《狂人日記》中“狂人”真正精神核心的原型又是何人呢？筆者冒昧揣測一二，還望老師指教。 筆者認為，與“狂人”有關聯的形象可追溯到魏晉時期，以阮籍為代表的反對封建禮教計程車大夫集團。魏晉時期是文人自覺的時期，士大夫眼見政治的黑暗和社會的動盪（與五四前後相同），認識到儒家的禮教只是虛偽的擺設，禁錮思想的牢籠。於是他們反抗名教，提倡自然率性，不拘禮法，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的對封建禮教的巨大沖擊，與“狂人”有一脈相承的關係。且以阮籍為例簡要說明： 《晉書．阮籍傳》敘他：“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耶？”其蔑視封建禮教之情昭然若揭。更有甚者，阮籍母親去世時，仍與別人下棋不止，快要下葬時，又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按禮法而言，真可謂是大逆不道。在禮教面前，阮籍無異於“狂人”爾。但他卻嘲笑禮法之士，即當時的正人君子。把正人君子稱為蝨子，真是狂人瘋語，反封建禮教之強烈獨步千古。與“狂人”所言史書上都寫滿了“吃人”二字相吻合。千百年來，只有他敢如此蔑視禮法。阮籍不僅如此，還把所謂的賢人周文王，周武王，聖人孔老夫子都罵的狗血淋頭，這又與魯迅的批判封建禮教打倒孔家店的思想不謀而合。所以魯迅特別推崇阮譏、嵇康等人。對此，曹聚仁先生曾說“魯迅可以說是千百年來阮籍、嵇康的第一個知己。”在其第一部小說《狂人日記》中也處處可見“狂人”形象與魏晉“狂七”們一脈相承，多處相似。 以上是“狂人”原型的遠根，下面看看“狂人”形象的近源。他就是中國近代的章太炎先生。 章太炎先生因為鼓吹並實際參加反對清政府的革命活動，曾被反動派毀謗為瘋癲，辛亥革命後，他也常有反對袁世凱等軍閥統治的言論，因此又被反動派毀謗為“章瘋子”。魯迅曾有過這樣的敘述：“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不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任何價值的了，但每有善論，也仍在他們的報刊上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大發其瘋》。［１］ 魯迅作為章太炎的弟子，深受他的影響。他自認為：“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古了起來。”［２］魯迅以章太炎先生終身不屈撓的革命精神作為自己工作、戰鬥的楷模。敘述了這麼多，無非是想要說明魯迅深受章太炎先生的影響，那麼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章瘋子”的影響是可以理解的了。可見魯迅是把章太炎看作“狂人”的原型之一的。他的那種大發其瘋，大說瘋話實際就是魯迅推崇的不屈撓的革命精神。章太炎說：“若有人說，假如人人都有精神病，辦事必是紊亂怎的有個條理，但兄弟所說的精神病，並不是粗豪鹵莽，亂打亂跳，要把那些細微密縷的思想裝載在精神病裡。譬如思想是貨物，神經病是個氣船，沒有思想，空洞洞的神經病必無實際，沒有神經病，這思想可能自動的麼？”［３］誠然“狂人”並非真有神經病，只是把發瘋當“汽船”，而把打倒封建吃人的禮教做為“貨物”罷了。“狂人”與章太炎真是如出一轍，異曲同工。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狂人日記》中“狂人”的形象原型並不是單一的，是作者不啊各種不同的形象綜合凝練在一起，並進行了藝術的改造，加以潤色，使之渾然一體，惟妙惟肖。本文意圖是提出兩種可能的“狂人”原型來源，即魏晉時期，以阮籍為代表的反對封建禮教計程車大夫集團和有革命“神經病”的章太炎先生
《狂人日記》是一九一八年五月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魯迅的第一篇小說，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現代白話文小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小說批判了封建社會吃人的封建禮教，引起了極大的凡響。小說的構思也匠心獨運，把一個具有革命思想、反對封建禮教的青年稱為“狂人”，將其正確的思想和言論稱為“瘋話”，極具諷刺效果，但這一“狂人”的原型究竟是確有其人，還是作者的藝術杜撰，現試略作分析 這一問題前人已有所評價，現歸納如下： 第一：根據周作人的敘述：這人乃是魯迅的表兄弟，姑且稱之為“劉四”。說是在西北遊幕，忽說有同事要謀害他，逃到北京來避難，可是仍然沒有用。他告訴魯迅他們在追蹤他。住在西河路客棧裡，聽見樓上的房客深夜踱踱而行，知道是他們的埋伏，趕緊要求換房間，一進去就聽見隔壁有哺哺的聲音，原來是他們的人在暗示給他知道，已經到處都佈置好了，他再也插翅難飛了。魯迅留他住在會館，他清早就來敲門窗。問他為什麼起來的這麼早，他說今天要殺他了，怎麼能不早起來。午後帶他去看醫生，在車上看見背槍站崗的巡警，突然失驚，面無人色。據說他那眼神非常可怕，陰森森的顯出“狂人”的特色，魯迅給他找好人送回鄉，這病也就好了。 第二：曹泉仁先生這樣說：果戈理有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魯迅非常喜歡，顯然是受他影響。果戈理自己患精神病，有點經驗。那篇小說的主人公是發花呆的。原是一個替科長修鵝毛，管筆尖的小書記，單相思的愛上了上司的小姐，寫的很有意思。魯迅當初大概有意要學他。如“趙貴翁的狗看了他兩眼”就與果戈理小說裡的小姐的哈巴狗有點類似，後來有拉出一些古文來，也想弄的有趣點，可是寫下去時要點集中於禮教，寫的單純起來。二者的觀點都有合理之處，魯迅的表弟劉四是典型的“迫害狂”患者與小說所云“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吻合。但劉四是真病，而“狂人”則否。“狂人日記”思路清晰，有條有理，不是精神病患者所能寫的出來的。至於果戈理的小說中的主人公也是真的發了花呆與“狂人”也是不一樣的。我們只能認為“劉四”和“花呆患者”給了魯迅用“狂人”形象的外殼，而筆者要問的是，魯迅是如何把精神病患者與倡導革命，反對封建禮教的青年聯絡在一起的，即賦予《狂人日記》中“狂人”真正精神核心的原型又是何人呢？筆者冒昧揣測一二，還望老師指教。 筆者認為，與“狂人”有關聯的形象可追溯到魏晉時期，以阮籍為代表的反對封建禮教計程車大夫集團。魏晉時期是文人自覺的時期，士大夫眼見政治的黑暗和社會的動盪（與五四前後相同），認識到儒家的禮教只是虛偽的擺設，禁錮思想的牢籠。於是他們反抗名教，提倡自然率性，不拘禮法，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的對封建禮教的巨大沖擊，與“狂人”有一脈相承的關係。且以阮籍為例簡要說明： 《晉書．阮籍傳》敘他：“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耶？”其蔑視封建禮教之情昭然若揭。更有甚者，阮籍母親去世時，仍與別人下棋不止，快要下葬時，又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按禮法而言，真可謂是大逆不道。在禮教面前，阮籍無異於“狂人”爾。但他卻嘲笑禮法之士，即當時的正人君子。把正人君子稱為蝨子，真是狂人瘋語，反封建禮教之強烈獨步千古。與“狂人”所言史書上都寫滿了“吃人”二字相吻合。千百年來，只有他敢如此蔑視禮法。阮籍不僅如此，還把所謂的賢人周文王，周武王，聖人孔老夫子都罵的狗血淋頭，這又與魯迅的批判封建禮教打倒孔家店的思想不謀而合。所以魯迅特別推崇阮譏、嵇康等人。對此，曹聚仁先生曾說“魯迅可以說是千百年來阮籍、嵇康的第一個知己。”在其第一部小說《狂人日記》中也處處可見“狂人”形象與魏晉“狂七”們一脈相承，多處相似。 以上是“狂人”原型的遠根，下面看看“狂人”形象的近源。他就是中國近代的章太炎先生。 章太炎先生因為鼓吹並實際參加反對清政府的革命活動，曾被反動派毀謗為瘋癲，辛亥革命後，他也常有反對袁世凱等軍閥統治的言論，因此又被反動派毀謗為“章瘋子”。魯迅曾有過這樣的敘述：“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不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任何價值的了，但每有善論，也仍在他們的報刊上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大發其瘋》。［１］ 魯迅作為章太炎的弟子，深受他的影響。他自認為：“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古了起來。”［２］魯迅以章太炎先生終身不屈撓的革命精神作為自己工作、戰鬥的楷模。敘述了這麼多，無非是想要說明魯迅深受章太炎先生的影響，那麼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章瘋子”的影響是可以理解的了。可見魯迅是把章太炎看作“狂人”的原型之一的。他的那種大發其瘋，大說瘋話實際就是魯迅推崇的不屈撓的革命精神。章太炎說：“若有人說，假如人人都有精神病，辦事必是紊亂怎的有個條理，但兄弟所說的精神病，並不是粗豪鹵莽，亂打亂跳，要把那些細微密縷的思想裝載在精神病裡。譬如思想是貨物，神經病是個氣船，沒有思想，空洞洞的神經病必無實際，沒有神經病，這思想可能自動的麼？”［３］誠然“狂人”並非真有神經病，只是把發瘋當“汽船”，而把打倒封建吃人的禮教做為“貨物”罷了。“狂人”與章太炎真是如出一轍，異曲同工。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狂人日記》中“狂人”的形象原型並不是單一的，是作者不啊各種不同的形象綜合凝練在一起，並進行了藝術的改造，加以潤色，使之渾然一體，惟妙惟肖。本文意圖是提出兩種可能的“狂人”原型來源，即魏晉時期，以阮籍為代表的反對封建禮教計程車大夫集團和有革命“神經病”的章太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