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有9個子女,個個成才,其中還有3名院士。
帶著對梁啟超教育子女方法的好奇,我翻查了《梁啟超年譜長編》《梁啟超家書》《梁思成傳》和各種雜七雜八的參考材料,總結出了好些為人父母、教育子女的道理。
其中有4句話,特別想說給我的老公、孩子的爸爸聽。
第1句話:
可以不關注小細節,但要把握大方向。
梁啟超有一個非常出色的妻子,名叫李蕙仙。
李蕙仙,出身書香門第,其父李朝儀是清道光年間進士,官至順天府尹;其堂兄李端棻曾任從一品大臣、禮部尚書。
受家學薰陶,李蕙仙除了受過完整的古典教育,同時也深具維新思想。
因此,對外撰稿辦報、對內扶養家庭,她都處理得極為妥當。
梁啟超對她非常敬佩看重。
在家庭教育上,李蕙仙一手操辦了家中幼兒的啟蒙,包括自己的子女、梁啟超年幼的弟弟妹妹,都是她在陪伴和監督日常課業。長大些選擇學校什麼的,也都是她在安排照顧。
梁啟超說,這些事情,他自己是完全沒過問管過的。
維新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隻身逃亡日本,在極為混亂的局勢下,李蕙仙獨自在廣東老家侍奉雙親,主持家政,照顧梁氏親屬,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
袁世凱復闢,梁啟超寫出了氣勢汪洋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掀起聲討狂潮,同時也將自己處在危險的風暴中心。但李蕙仙擲地有聲:“上自高堂,下逮兒女,我一身任之,君但為國死,無反顧也。”
奔波的梁啟超,確實難以關心到子女教育的各種小細節。
但在大方向的把握上,他始終保持主動,而且體現出了父親特有的堅強有力、明智決斷。
這種大方向,至少包括兩方面,一是立業,一是成家。
先說立業。
從《梁啟超家書》來看,梁啟超對各個子女的重視程度,有不小分別。
但沒有太大分別的是,他對子女立業問題的重視。
梁啟超認為,立志是人生的大事。
在具體把握上,他劃出了“不做”和“要做”兩條線。
“不做”——不做官,不受無汗水之金錢。
梁啟超反對子女做官。
在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他從自身在段祺瑞政府的從政經歷出發,講述不主張子女做官的道理。
梁啟超認為,做官容易損壞人格,習染懶惰和巧滑,不是能夠安身立命的職業。
他自己在1917年以後,也再未從政做官。
梁家成年的9個子女,也都沒有做官的,大多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
梁啟超也反對不勞而獲。
為貼補家用,妻子李蕙仙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期貨投機,梁啟超在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諄諄勸說,表明我們家斷不能受無汗水之金錢,希望長女也一同勸誡母親。
梁啟超自己也拿出實際行動,講課講學,辦報寫稿,以各種正途大幅開源,增加家庭經濟收入,寬慰妻子在經濟上的焦慮,向子女以身示範。
在小青看來,不做官,不受無汗水之金錢這兩點,在今天依然有借鑑意義。
順便夾帶點私貨,尤其是不做官這點,小青非常認同。
梁啟超所處的時代,政治局勢晦暗不明,不做官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但在這之外,還有更深一層意思。
做官,或可光鮮一時,但官之上還有官,做官沒有可以放下的時候,任何時候都像個陀螺一般,鞭打周旋不斷,頭頂上還有三尺戒刀。
而這柄戒刀的價值衡量標準,不一定是正義。
什麼是政治?
《政治學原理》教材上咋說來著?小青把教材上的話翻譯一下——政治就是利益分配。
小青認為,做官這件事本身,於成全自己的人性,實是無益。
從一個母親的角度,小青也不贊成自己兒子長大後從政。
倘若從政,“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的態度,是浪漫一點的說法。
更通透的態度是金嶽霖說的:
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裡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
說回梁啟超。
明確了“不做”的,作為父親,梁啟超對子女“要做”的事,也界定了方向。
“要做”——要做自己感興趣的事,要做有益社會的事。
梁啟超一生學術研究涉獵極廣,思想不斷變化改進,政治主張也不斷隨時代而變,但有一點是核心不變的,那就是愛國。
他主張儘性主義,鼓勵孩子發展自己的興趣,“將自己的天才儘量發揮,不必存一毫瞻顧,更不可帶一分矯揉。”
如此,個人能夠自立,“總要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同時,他也主張,一個人要用其所長,天下的事業無所謂大小,士大夫救濟天下和農夫耕種其十畝田所取得的成就相同。只要在自己責任內,儘自己力量做去,就是第一等人物,於社會亦有益。
這兩點並不矛盾,而是互相促進的。
對一個孩子來說,能成長為在社會中站得住腳的人,從事著自己喜愛的事業,應當自豪。
對一個父親來說,孩子成為這樣的人,也當驕傲。
立業之重,值得父子兩代人,一起付出心血。
再說成家。
家庭不順的痛苦,很多人有切膚體會,如果不願輪迴重演,那麼在孩子身上,就要慎之又慎。
所謂扶上馬,送一程。
成家,就是送一程的關鍵。
梁啟超子女所生活的年代,包辦婚姻尚未退出歷史舞臺,新的婚姻締結方式,也還沒有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如魯迅,如徐志摩頭婚,這些同時期的人物,都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相比之下,梁啟超是一個開明而進步的父親,摸索出了自己的獨家方式。
即,由梁啟超推薦人選給子女,雙方經過相處磨合,合適才結婚。
這種方式,梁啟超曾極為得意。
用這種方式,他向長女梁思順推薦了周希哲,向長子梁思成推薦了林徽因。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種方式有效可行。
而且,梁啟超不僅僅只是推薦人選這麼簡單。
因為,大部分人並沒有天生就掌握經營戀愛、婚姻的技巧,在這些方面,梁啟超作為父親,也是用盡了心。
這就是下一句話想要說的內容了。
第2句話:
可以不表態,但要用心。
在子女具備交流能力以後,梁啟超在家庭教育中所承擔的份量,大幅度加重。
甚至可以說,比起很多喪偶式育兒來說,梁啟超在教育子女上簡直操碎了心。
旅居日本期間,梁啟超曾每天固定專門時間,給子女講課。
他以深厚的學問功底,引導子女睜眼看世界,並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
同時,他還注意多方面引導和發展孩子們的興趣。
因此,到回國入讀清華時,長子梁思成已成長為一個閃光少年——
閃光少年梁思成,深受家學薰陶,學業出眾。
梁啟超在清華講國學,就帶著梁思成,隨時言傳身教。梁啟超寫滿一黑板就呼喚:“思成,擦擦黑板!”他就跳上臺去,把黑板擦乾淨。
這樣一個孩子,跟家庭培養的關係,一眼可知。
但這還不足以體現梁啟超的用心。
梁啟超的用心,體現在梁思成成長、成家、立業的每一個關鍵點。
1923年,梁思成清華畢業,打算與林徽因一起到美國學習建築。
然而成行前,一場車禍打斷了行程。
梁啟超充分考慮兒子臥床養病的焦慮,恰到好處地給出時間安排建議,幫助兒子制定合理的學習目標。
小青把梁啟超制定的計劃整理了一下:
科目一:《論語》。必修。學習方法是溫習闇誦。學習原因是可益神志,且助文采。學習目標是能略舉其辭。
科目二:《孟子》。必修。學習方法、原因、目標同上。
科目三:《荀子》。選修。有一定難度,推薦教材為王先謙《荀子集解》。
可以看出,梁啟超在以自己研習國學的經驗,為子女鋪路。
梁思成到美國學習建築學,曾一度困惑於所學是否有用的問題。
對待這個問題,梁啟超的角度和視野比一般父親廣闊得多,他鼓勵兒子不營營役役於一時,而應當以歷史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事業。
這樣的見解,讓梁思成很快安定下來,沉下心治學,從而練就了紮實的建築學基本功。
在美國留學期間,梁思成注意到,歐洲各國對本國的古建築都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都寫有本國的建築史。但作為東方古國的中國,卻沒有自己的建築史,這讓他感到悲哀。
這時,梁啟超從國內歷經周折獲得一部陶本《營造法式》,跨越重洋寄了來,梁思成和林徽因如獲至寶。
這部典籍,成為他們一生的學術寶藏。
除了學習,梁啟超也關注子女的生活。
梁思成和林徽因蜜月旅行是考察歐洲建築,梁啟超對路線規劃、特色專案、考察方法、路上注意事項、緊急聯絡人、研究成果出版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梁思成回國就業的問題,梁啟超更是琢磨了又琢磨。
當時國內時局動盪,給留學歸來的年輕人帶來困擾。這一點,在梁思成歸國前,梁啟超就先給他做好思想鋪墊。
他寫信給梁思成說,歸國後可以“暫時隨緣安分,徐待機會”,因為“若專為生計獨立之一目的,勉強去就那不合適或不樂意的職業,以致或貶損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痛苦,倒不值得。”
充分為子女的情緒情感考慮之餘,梁啟超也積極利用自身資源為子女鋪路。
但梁思成一心想做中國建築史研究,對此反應平平。
於是梁啟超又開始積極在清華學堂為梁思成謀教職,即便那時清華還沒有設立建築專業。
後來,當他得知國立東北大學準備籌建建築系,深謀遠慮的梁啟超在權衡清華學堂與東北大學的利弊之後,果斷替梁思成承接了東北大學的聘書,希望兒子遠離清華園的“溫柔鄉”,到有苦吃但建築事業也有大發展的東北大學任教。
梁思成夫婦歸國後,還需要贍養林徽因母親,梁啟超也充分考慮到兒子的生活壓力,建議兒子到東北大學後可組織公司,從小規模辦起,徐圖擴充。
後來,梁思成與留學時的同學合作,成立了“梁陳童蔡營造事務所”,承接了吉林大學和北方交通大學錦州分校校舍的設計工程,梁思成和林徽因還合作設計了一座名叫“肖何園”的公園,以及當地一些軍閥官僚的宅第。
在梁思成成長過程中,梁啟超一方面保持開明和尊重,與子女保持了良好的情感和溝通;另一方面又實在是用盡了心,經常為子女想在前,建議在前。
第三句話:
可以不陪玩,但要樂觀。
梁啟超及其子女所處的時代,時局動盪,各種思潮湧動,內亂外憂不斷。
而青年人處於青春期這一特別的心理階段,走激進的道路一旦遇挫,就極容易流於失望悲觀,憤世嫉俗。
梁啟超在這一點上,就非常注意引導。
他以曾國藩的“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訓誡孩子們:
言傳身教,梁啟超這樣教育子女,他自己也秉持樂觀的態度生活。
他自認是一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還開玩笑說,倘若用化學劃分‘梁啟超’這個東西,把裡頭所含一種元素中‘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剩下僅有個零了。
因此,他覺得天下萬事萬物都有趣味,一年到頭都不肯歇息。
人家問他忙什麼,他理直氣壯:忙的是我的趣味!
他認為,這才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
對那些整日消磨時光的人,梁啟超說,“我勸他不如早日投海。”
也是妙絕。
後來抗日戰爭時期,梁思成一家生活極其艱難,但梁思成林徽因依然樂觀,堅持古建築調查和學術研究之餘,還給子女講唐詩,典當衣物手錶換食物,也常開玩笑說:把這隻表“紅燒”了吧!這件衣服可以“清燉”嗎?
梁氏樂觀精神的傳承,可見一斑。
第4句話:
可以不有錢有勢,但要安身立命。
梁啟超自身,出生在一個極為普通的耕讀家庭,他憑藉獨特的天賦和時代際遇,實現了階層突破。
之後,他的子女們,大多階層保持得還不錯。
而當今中產們的教育焦慮,不就是在於階層保持,以及階層突破嗎。
我們寄望孩子實現階層突破,最差,也不要差過我們。
這是一種美好而實際的願望。
但如果自身境界達不到,那麼對階層突破的期待,就好比農民想象皇帝用金鋤頭幹活一樣,似是而非。
因此,最好的狀態是,父母自身到達過、或者能望見的,可以拿來引導子女,為他們鋪路。
如若不然,還是退後觀望、給孩子自由的好。
因為,大凡成材的孩子,總是在一定層面上擁有著廣闊的自主權。
梁啟超對子女的引導,是建立在他自身的高度之上的。
他自身學識不凡,又見多了各類革新浪潮中的青年,因此有了自己的一套教育心法。
在寫給三兒子梁思忠的信中,他說:
我們絕大部分普通人,都很難達到梁啟超的高度,但作為家長,有一點是共通的。
那就是,我們以家長的身份愛孩子,但在成為家長之前,我們首先自己要立得住,要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
然後,才不愧做孩子的模範。
小青不贊成將自己的人生,捆綁在孩子身上。
對一個父親,一個男人來說,更是如此。
這個社會,給予了男人更廣闊些的自由,但也帶來更難以言說的壓力和要求。
做男人,不能嘰嘰喳喳,咋咋呼呼。
做男人,也很難家長裡短,婆婆媽媽。
但作為父親,這四句話確是實用的——
你可以不關注小細節,但要把握大方向。
你可以不表態,但要用心。
你可以不陪玩,但要樂觀。
你可以不有錢有勢,但要安身立命。
親愛的,我希望你成為孩子眼中的好父親!
梁啟超有9個子女,個個成才,其中還有3名院士。
梁思順,長女,詩詞研究專家。梁思成,長子,著名建築學家,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其妻為林徽因。梁思永,次子,著名考古學家,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梁思忠,三子,曾任國名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因病早逝。梁思莊,次女,著MISTRA書館學家。梁思達,四子,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梁思懿,三女,從事社會活動。梁思寧,四女,投奔新四軍參加中國革命。梁思禮,五子,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帶著對梁啟超教育子女方法的好奇,我翻查了《梁啟超年譜長編》《梁啟超家書》《梁思成傳》和各種雜七雜八的參考材料,總結出了好些為人父母、教育子女的道理。
其中有4句話,特別想說給我的老公、孩子的爸爸聽。
第1句話:
可以不關注小細節,但要把握大方向。
梁啟超有一個非常出色的妻子,名叫李蕙仙。
李蕙仙,出身書香門第,其父李朝儀是清道光年間進士,官至順天府尹;其堂兄李端棻曾任從一品大臣、禮部尚書。
受家學薰陶,李蕙仙除了受過完整的古典教育,同時也深具維新思想。
因此,對外撰稿辦報、對內扶養家庭,她都處理得極為妥當。
梁啟超對她非常敬佩看重。
在家庭教育上,李蕙仙一手操辦了家中幼兒的啟蒙,包括自己的子女、梁啟超年幼的弟弟妹妹,都是她在陪伴和監督日常課業。長大些選擇學校什麼的,也都是她在安排照顧。
梁啟超說,這些事情,他自己是完全沒過問管過的。
維新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隻身逃亡日本,在極為混亂的局勢下,李蕙仙獨自在廣東老家侍奉雙親,主持家政,照顧梁氏親屬,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
袁世凱復闢,梁啟超寫出了氣勢汪洋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掀起聲討狂潮,同時也將自己處在危險的風暴中心。但李蕙仙擲地有聲:“上自高堂,下逮兒女,我一身任之,君但為國死,無反顧也。”
奔波的梁啟超,確實難以關心到子女教育的各種小細節。
但在大方向的把握上,他始終保持主動,而且體現出了父親特有的堅強有力、明智決斷。
這種大方向,至少包括兩方面,一是立業,一是成家。
先說立業。
從《梁啟超家書》來看,梁啟超對各個子女的重視程度,有不小分別。
但沒有太大分別的是,他對子女立業問題的重視。
梁啟超認為,立志是人生的大事。
在具體把握上,他劃出了“不做”和“要做”兩條線。
“不做”——不做官,不受無汗水之金錢。
梁啟超反對子女做官。
在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他從自身在段祺瑞政府的從政經歷出發,講述不主張子女做官的道理。
梁啟超認為,做官容易損壞人格,習染懶惰和巧滑,不是能夠安身立命的職業。
他自己在1917年以後,也再未從政做官。
梁家成年的9個子女,也都沒有做官的,大多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
梁啟超也反對不勞而獲。
為貼補家用,妻子李蕙仙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期貨投機,梁啟超在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諄諄勸說,表明我們家斷不能受無汗水之金錢,希望長女也一同勸誡母親。
梁啟超自己也拿出實際行動,講課講學,辦報寫稿,以各種正途大幅開源,增加家庭經濟收入,寬慰妻子在經濟上的焦慮,向子女以身示範。
在小青看來,不做官,不受無汗水之金錢這兩點,在今天依然有借鑑意義。
順便夾帶點私貨,尤其是不做官這點,小青非常認同。
梁啟超所處的時代,政治局勢晦暗不明,不做官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但在這之外,還有更深一層意思。
做官,或可光鮮一時,但官之上還有官,做官沒有可以放下的時候,任何時候都像個陀螺一般,鞭打周旋不斷,頭頂上還有三尺戒刀。
而這柄戒刀的價值衡量標準,不一定是正義。
什麼是政治?
《政治學原理》教材上咋說來著?小青把教材上的話翻譯一下——政治就是利益分配。
小青認為,做官這件事本身,於成全自己的人性,實是無益。
從一個母親的角度,小青也不贊成自己兒子長大後從政。
倘若從政,“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的態度,是浪漫一點的說法。
更通透的態度是金嶽霖說的:
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裡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
說回梁啟超。
明確了“不做”的,作為父親,梁啟超對子女“要做”的事,也界定了方向。
“要做”——要做自己感興趣的事,要做有益社會的事。
梁啟超一生學術研究涉獵極廣,思想不斷變化改進,政治主張也不斷隨時代而變,但有一點是核心不變的,那就是愛國。
他主張儘性主義,鼓勵孩子發展自己的興趣,“將自己的天才儘量發揮,不必存一毫瞻顧,更不可帶一分矯揉。”
如此,個人能夠自立,“總要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同時,他也主張,一個人要用其所長,天下的事業無所謂大小,士大夫救濟天下和農夫耕種其十畝田所取得的成就相同。只要在自己責任內,儘自己力量做去,就是第一等人物,於社會亦有益。
這兩點並不矛盾,而是互相促進的。
對一個孩子來說,能成長為在社會中站得住腳的人,從事著自己喜愛的事業,應當自豪。
對一個父親來說,孩子成為這樣的人,也當驕傲。
立業之重,值得父子兩代人,一起付出心血。
再說成家。
家庭不順的痛苦,很多人有切膚體會,如果不願輪迴重演,那麼在孩子身上,就要慎之又慎。
所謂扶上馬,送一程。
成家,就是送一程的關鍵。
梁啟超子女所生活的年代,包辦婚姻尚未退出歷史舞臺,新的婚姻締結方式,也還沒有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如魯迅,如徐志摩頭婚,這些同時期的人物,都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相比之下,梁啟超是一個開明而進步的父親,摸索出了自己的獨家方式。
即,由梁啟超推薦人選給子女,雙方經過相處磨合,合適才結婚。
這種方式,梁啟超曾極為得意。
用這種方式,他向長女梁思順推薦了周希哲,向長子梁思成推薦了林徽因。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種方式有效可行。
而且,梁啟超不僅僅只是推薦人選這麼簡單。
因為,大部分人並沒有天生就掌握經營戀愛、婚姻的技巧,在這些方面,梁啟超作為父親,也是用盡了心。
這就是下一句話想要說的內容了。
第2句話:
可以不表態,但要用心。
在子女具備交流能力以後,梁啟超在家庭教育中所承擔的份量,大幅度加重。
甚至可以說,比起很多喪偶式育兒來說,梁啟超在教育子女上簡直操碎了心。
旅居日本期間,梁啟超曾每天固定專門時間,給子女講課。
他以深厚的學問功底,引導子女睜眼看世界,並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
同時,他還注意多方面引導和發展孩子們的興趣。
因此,到回國入讀清華時,長子梁思成已成長為一個閃光少年——
閃光少年梁思成,深受家學薰陶,學業出眾。
梁啟超在清華講國學,就帶著梁思成,隨時言傳身教。梁啟超寫滿一黑板就呼喚:“思成,擦擦黑板!”他就跳上臺去,把黑板擦乾淨。
這樣一個孩子,跟家庭培養的關係,一眼可知。
但這還不足以體現梁啟超的用心。
梁啟超的用心,體現在梁思成成長、成家、立業的每一個關鍵點。
1923年,梁思成清華畢業,打算與林徽因一起到美國學習建築。
然而成行前,一場車禍打斷了行程。
梁啟超充分考慮兒子臥床養病的焦慮,恰到好處地給出時間安排建議,幫助兒子制定合理的學習目標。
“吾欲汝在院兩月中取《論語》《孟子》溫習闇誦,務能略舉其辭,尤於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餘日讀《荀子》,則益善。《荀子》頗有訓詁難通者,宜讀王先謙《荀子集解》。”小青把梁啟超制定的計劃整理了一下:
科目一:《論語》。必修。學習方法是溫習闇誦。學習原因是可益神志,且助文采。學習目標是能略舉其辭。
科目二:《孟子》。必修。學習方法、原因、目標同上。
科目三:《荀子》。選修。有一定難度,推薦教材為王先謙《荀子集解》。
可以看出,梁啟超在以自己研習國學的經驗,為子女鋪路。
梁思成到美國學習建築學,曾一度困惑於所學是否有用的問題。
對待這個問題,梁啟超的角度和視野比一般父親廣闊得多,他鼓勵兒子不營營役役於一時,而應當以歷史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事業。
“思成來信問有用無用之別,這個問題很容易解答。試問唐開元、天寶間李白、杜甫和姚崇、宋璟比較,其貢獻於國家者孰多?為中國文化史及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麼事,若沒有了李、杜,試問歷史減色多少呢?”這樣的見解,讓梁思成很快安定下來,沉下心治學,從而練就了紮實的建築學基本功。
在美國留學期間,梁思成注意到,歐洲各國對本國的古建築都有系統的整理和研究,都寫有本國的建築史。但作為東方古國的中國,卻沒有自己的建築史,這讓他感到悲哀。
這時,梁啟超從國內歷經周折獲得一部陶本《營造法式》,跨越重洋寄了來,梁思成和林徽因如獲至寶。
這部典籍,成為他們一生的學術寶藏。
除了學習,梁啟超也關注子女的生活。
梁思成和林徽因蜜月旅行是考察歐洲建築,梁啟超對路線規劃、特色專案、考察方法、路上注意事項、緊急聯絡人、研究成果出版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你們最主要目的是遊南歐,從南歐折回俄京搭火車也不太經濟,想省錢也許要多花錢。我替你們打算,到英國後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歐極有特色,市政亦極嚴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築上最有意思者為南美諸國,可惜力量不能供此遊,次則北歐特可觀),必須一往。由是入德國,除幾個古都市外,萊茵河畔著名堡壘最好能參觀一二。回頭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義大利,多耽擱些日子,把文藝復興時代的美,徹底研究瞭解。最後便回到法國,在馬賽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劉子楷在那裡當公使,招待極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歐洲文化以西班牙為中心)中間最好能騰出時間和金錢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築和美術,附帶著看看土耳其革命後的政治(替我)。關於這一點,最好能調查得一兩部極簡明的書(英文的)回來講給我聽聽。”“你腳踏到Continental之後,我盼望你每日有詳細日記,將所看的東西留個影像(凡得意的東西都留他一張照片),可以回來供系統研究的資料。若日記能稍帶文學的審美的性質回來,我替你校閱後,可以出版,也是公私兩益之道。”梁思成回國就業的問題,梁啟超更是琢磨了又琢磨。
當時國內時局動盪,給留學歸來的年輕人帶來困擾。這一點,在梁思成歸國前,梁啟超就先給他做好思想鋪墊。
他寫信給梁思成說,歸國後可以“暫時隨緣安分,徐待機會”,因為“若專為生計獨立之一目的,勉強去就那不合適或不樂意的職業,以致或貶損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痛苦,倒不值得。”
“縱令歸國後一時未能得相當職業,也不必失望沮喪。失望沮喪,是我們生命上最可怖之敵,我們須終生不許他侵入。”充分為子女的情緒情感考慮之餘,梁啟超也積極利用自身資源為子女鋪路。
“上海有一位大藏畫家龐萊臣,其家有唐(六朝)畫十餘軸,宋元畫近千軸,明清名作不計其數。這位老先生六十多歲了,我想託人介紹你拜他門下,當他幾個月的義務書記,若辦得到,倒是你學問前途一個大機會。”但梁思成一心想做中國建築史研究,對此反應平平。
於是梁啟超又開始積極在清華學堂為梁思成謀教職,即便那時清華還沒有設立建築專業。
後來,當他得知國立東北大學準備籌建建築系,深謀遠慮的梁啟超在權衡清華學堂與東北大學的利弊之後,果斷替梁思成承接了東北大學的聘書,希望兒子遠離清華園的“溫柔鄉”,到有苦吃但建築事業也有大發展的東北大學任教。
梁思成夫婦歸國後,還需要贍養林徽因母親,梁啟超也充分考慮到兒子的生活壓力,建議兒子到東北大學後可組織公司,從小規模辦起,徐圖擴充。
後來,梁思成與留學時的同學合作,成立了“梁陳童蔡營造事務所”,承接了吉林大學和北方交通大學錦州分校校舍的設計工程,梁思成和林徽因還合作設計了一座名叫“肖何園”的公園,以及當地一些軍閥官僚的宅第。
在梁思成成長過程中,梁啟超一方面保持開明和尊重,與子女保持了良好的情感和溝通;另一方面又實在是用盡了心,經常為子女想在前,建議在前。
第三句話:
可以不陪玩,但要樂觀。
梁啟超及其子女所處的時代,時局動盪,各種思潮湧動,內亂外憂不斷。
而青年人處於青春期這一特別的心理階段,走激進的道路一旦遇挫,就極容易流於失望悲觀,憤世嫉俗。
梁啟超在這一點上,就非常注意引導。
“一個人什麼病都可醫,惟有悲觀病不可醫,悲觀是腐蝕人心的最大毒菌。”他以曾國藩的“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訓誡孩子們:
“將來成就如何,現在想他作甚?著急他作甚?……我一生學問得力專在此一點,我盼望你們都能應用我這點精神。”言傳身教,梁啟超這樣教育子女,他自己也秉持樂觀的態度生活。
他自認是一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還開玩笑說,倘若用化學劃分‘梁啟超’這個東西,把裡頭所含一種元素中‘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剩下僅有個零了。
因此,他覺得天下萬事萬物都有趣味,一年到頭都不肯歇息。
人家問他忙什麼,他理直氣壯:忙的是我的趣味!
他認為,這才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
對那些整日消磨時光的人,梁啟超說,“我勸他不如早日投海。”
也是妙絕。
後來抗日戰爭時期,梁思成一家生活極其艱難,但梁思成林徽因依然樂觀,堅持古建築調查和學術研究之餘,還給子女講唐詩,典當衣物手錶換食物,也常開玩笑說:把這隻表“紅燒”了吧!這件衣服可以“清燉”嗎?
梁氏樂觀精神的傳承,可見一斑。
第4句話:
可以不有錢有勢,但要安身立命。
梁啟超自身,出生在一個極為普通的耕讀家庭,他憑藉獨特的天賦和時代際遇,實現了階層突破。
之後,他的子女們,大多階層保持得還不錯。
而當今中產們的教育焦慮,不就是在於階層保持,以及階層突破嗎。
我們寄望孩子實現階層突破,最差,也不要差過我們。
這是一種美好而實際的願望。
但如果自身境界達不到,那麼對階層突破的期待,就好比農民想象皇帝用金鋤頭幹活一樣,似是而非。
因此,最好的狀態是,父母自身到達過、或者能望見的,可以拿來引導子女,為他們鋪路。
如若不然,還是退後觀望、給孩子自由的好。
因為,大凡成材的孩子,總是在一定層面上擁有著廣闊的自主權。
梁啟超對子女的引導,是建立在他自身的高度之上的。
他自身學識不凡,又見多了各類革新浪潮中的青年,因此有了自己的一套教育心法。
在寫給三兒子梁思忠的信中,他說:
“我自己常常感覺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範,最少也不愧做你們姊妹弟兄的模範。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們,個個都會受我這種遺傳和教訓。”我們絕大部分普通人,都很難達到梁啟超的高度,但作為家長,有一點是共通的。
那就是,我們以家長的身份愛孩子,但在成為家長之前,我們首先自己要立得住,要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
然後,才不愧做孩子的模範。
小青不贊成將自己的人生,捆綁在孩子身上。
對一個父親,一個男人來說,更是如此。
這個社會,給予了男人更廣闊些的自由,但也帶來更難以言說的壓力和要求。
做男人,不能嘰嘰喳喳,咋咋呼呼。
做男人,也很難家長裡短,婆婆媽媽。
但作為父親,這四句話確是實用的——
你可以不關注小細節,但要把握大方向。
你可以不表態,但要用心。
你可以不陪玩,但要樂觀。
你可以不有錢有勢,但要安身立命。
親愛的,我希望你成為孩子眼中的好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