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勝利者編寫的。

堯起初只是想把位置傳給自己的兒子，但是自己的兒子沒有治世之才，無法承擔重任，即使保薦兒子治理南河。也不法動搖舜多久年以來在百姓心目中的位置。韓非子曾這樣評價過：“舜逼堯，禹逼舜”。堯不得不傳位給舜，實乃是舜已經完全得到了百姓的愛戴，堯也無能為力。

堯不可能想把位置傳給舜，舜也不可能把位置傳給禹，舜是禹的殺父仇人，讓禹坐上皇位自己的一家子還能活麼？可惜的是，歷史總是那麼驚人的相似，大禹治水成功，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高漲，到了晚年，禹迫使舜南巡，其實就是為了放逐。

孔子的儒家文化一直被歷代君王所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是把儒家文化推向了巔峰。無論堯舜禹之間到底是什麼原因禪讓，翻遍歷史古籍，只有堯舜禹不是世襲制，古人已逝，如何寫，如何評價，都是由後人書寫的。

為了政治需要，就必須要把堯舜禹的事情美化。若是把“舜逼堯，禹逼舜”的歷史真相寫出來，儒家推崇的仁義道德、忠君愛國思想瞬間土崩瓦解。

除帝王改朝用戰爭式外，老王死，其子繼承式就是禪讓式，民間更如此，如部族的族長首長巫師的三長老管理層，有選族長的方式，也有血統傳繼方式，首長多由技能高超者自然形成，巫師由徒弟裡最佳者擔任。現在西南各少數民族中仍保留沿用著。

而阿聯酋這個國家，就是幾大酋長，輪流任國王的。

講堯以前受禪讓，一見就跑，聽見者洗耳，再聽見者不在洗耳下流水處，飲牛喝水，而牽上游處飲牛喝水，怕當王一詞汙了牛。

這不是瞎編，是事實，因當時整體人群，分散居住後，公務公事由王打理主持，其費用自掏的，因此耗時耗力又自掏費用，誰受讓，誰逃走躲開，不當任的。現在農村內單姓莊裡的族長仍如此，西南各少數民族的三長老也如此。即白乾無報酬外，還貼錢辦村內公共公務事的。三長老不是村長，村長屬政府最基層小官，有工資的。三長老是族群自管體系，由史傳承關係。

古中國記載史僅周朝初期才有八家共耕一塊田，這塊田收成供公共公務人員享用，而才有脫產管理層現象發生，周朝中期廢井田式，改成各家戶兌禾供公共公務人員費用形成方式，周朝後期兌禾改成徵稅供公共公務人員一切費用的開支支付，從而才有了爭當王的殺鬥出現。

不同的史書對於堯舜禹之間的禪讓有不同的記載，司馬遷之所以把堯舜禹寫為先賢聖人，這源於儒家學派一貫奉行的治世主張，是對大人物進行了包裝的結果。

《史記》成書於漢朝，司馬遷對於禪讓制的記載主要來源於《尚書》，而《尚書》這本儒家經典成書於春秋時期儒學興起之時。而同時期誕生於晉國的《竹書記年》卻有完全不同的記載。《竹書紀年》記載了堯在晚年的時候被囚於平陽，如果是禪讓，用得著囚嗎？這分明就是篡權！各類書記都記載了，舜在晚年的時候曾經南巡，作為一把年紀的老人，古代交通那麼不便的情況下，哪能經得起的舟車勞頓？這分明是順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出走的。這也說明禪讓的背後只是一個噱頭，而本質上卻充滿了明爭暗鬥。所謂好聽的禪讓，只不過是黃帝的後人在家族之中權力爭鬥的結果。

而韓非子也毫不客氣地記載他們為弒君奪權。即便是儒家經典中所記載的大禹的父親鯀為舜所殺，那麼，舜把王位禪讓給禹，他會有好結果嗎？如果按邏輯能解釋的恐怕是大禹沒有辦法在王廷待下去，三過家門而不入，13年漂泊在外，聯合了周邊所有的部落和家族最終打敗了舜，奪取了權力。

春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學派興起，以孔子為標誌發展成一個影響力極大的學派。儒家主張“仁政”、“有德者居之”等，必定要為自己找依據。其實這明君、聖人並不好找，而上溯1500年的上古時期，記載最少，口口相傳，很難追溯。所以儒家對於堯舜的包裝最無爭議。於是，上古時期禪讓制就這麼被記載在了歷史中。像這樣的謀朝篡位後世也不少，但很不幸的是，後面的歷史有文字記載的非常清楚，否則估計現在我們還在歌頌漢獻帝的德行呢！也許司馬遷著重寫了堯舜之德也是在反映當時他對漢武帝的做法有多麼不滿。

司馬遷生活的時代，已經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了。儒生們拿著這個觀點，統治了中國2000多年，成為古代封建社會主流的思想。

一是《史記》的真實性程度影響了人們的判斷；二是提出禪讓制的歷史背景，讓其有了市場；三是堯舜禹傳位的真實可能。

第一，《史記》具有較高的史料參考價值，所以人們容易相信司馬遷說的話。

一個信譽不好的人，說的即使是真的也沒人相信，反之，則不同啦。比如，2018年底，荊州博物館對胡家草場墓地進行考古發掘，共清理古墓葬18座。其中，十二號墓出土一批西漢簡牘，總數量4546枚，主要內容包括歷譜、編年記、律令、經方、遣冊、日書等。這批楚簡,簡文中有文王、成王、穆王、莊王、共王、康王、靈王、平王、昭王、惠王、簡王、聲王等楚王諡號，與《史記·楚世家》所載楚王世系相合。

類似這樣的田野考古調查，提高了《史記》可靠性的知名度。

第二，禪讓制是在為恢復禮制而做的宣傳。

禪讓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尚書》中，據記載，儒家在東周時期曾向各國君主提倡“禪讓”，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及其密切的關係，那時候春秋戰國“弒君三十六”，禮樂崩塌，儒家為了恢復禮制而大氣力宣揚禪讓。

第三，堯舜禹傳位的真實可能。

堯的兒子朱丹曾經也做過帝，舜是朱丹的謀士，同時也是堯的女婿。後期，舜的實力逐漸增強，參考記載，舜將堯囚禁在平陽，逼迫其退位，後以堯德衰為藉口逼迫其禪讓於自己。

舜年老時曾經南巡，據說是由禹以南巡的名義脅迫其到湖南地區流放，後來舜駕崩，禹謊稱舜讓位。

但是，歷史的真相，或者有待於更多考古實據的證實。

堯帝開創了帝王禪讓之先河，在位七十年，認為兒子丹朱不成器，決定從民間選用賢良之才。堯問四方諸侯首領：“誰能擔負起天子的重任？”四方諸侯首領說：“有個單身漢，在民間。叫虞舜。”這才走訪、考驗之後才傳位給舜。相傳禹治黃河水患有功，受舜禪讓繼帝位。

《汲冢竹書》、《括地誌》《詩經》、《尚書》、《左傳》、《山海經·海內經》、《呂氏春秋》、《淮南子》其中都有記載。西漢時期的司馬遷才撰寫《史記》，而司馬遷祖上就是負責編寫記載歷史的記錄官，司馬遷編寫史記也是根據之前文字記載而成，只是一個收集整理者。《史記》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裡面記載的的很多東西都透過考古證實了，所以才會更多的人相信他。

堯舜禹益，政權都是禪讓。只不過腐儒們把禪讓曲解了。首先，。講禪。這是古代的一種祭天儀式。讓。就是責備人。舜帝篡權，堯帝讓他晚三年。幹出政績，就接班。舜帝不同意，。急著搶班奪權。堯帝無奈。只好舉行祭天儀式。向上天告狀，訴說舜帝罪過。並派心肚腹，執節當面責備。如此禪讓。不是賢讓讓賢。禹效法舜，比貓畫虎。讓舞屈服。伯益得前輩真傳。將大禹趕下臺。堯舜禹都舉行過禪禮。於事無補。都灰溜溜下臺稱臣。這就是所謂的禪讓制。

看了堯的都城---平陽古城遺址----陶寺遺址，感觸頗深。考古發掘，可以肯定的是，諾大的堯都毀於戰爭。城垣破壞，城壕內死人屍骨累累堆積，多帶有傷痕，來不及掩埋。那麼堯舜禹和平禪讓，何來戰爭？又有誰有實力能夠打敗作為萬邦之主的堯？堯帝在歷史上發明了井，使人結束了沿河而居的歷史，避免了水患；專門組織人觀天象制曆法，為農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歷史上有巨大貢獻，誰敢背叛？唯一的可能是，問題發生在黃帝姬姓家族內亂。而從舜帝南遷的歷史事實來看，很可能就是舜帝發動了政變，並強佔了堯帝的兩個女兒，而不是什麼禪讓。正是因為叛亂，造成平陽城毀人亡，而舜帝為了避開堯帝舊部遺老們的不服，而囚禁、挾持堯南遷，將國都遷至與遠在平陽古城（今之山西臨汾市襄汾縣境內）西南方200公里之外的蒲坂（今山西省永濟市蒲州鎮）。要知道在萬邦時期遠徙二百公里是非常艱辛的。儘管歷史對舜帝歌功頌德，但事實證明，國都南遷是個錯誤的選擇。蒲坂位於黃河溼地，每每遇到黃河發大水，大水灌城，人或為魚鱉，於是不得不命大禹父子治水，並殺死了治水不力的大禹之父。大禹鑿開禹門口（在蒲坂西北約80公里處）和三門峽（在山西平陸縣和河南三門峽市之間，距蒲坂約100公里），使黃河之水順了流進大海。治水有功並且擁有足夠威信和掌握了天下主要兵力的大禹，不得不廢掉弒君殺父的舜帝，取而代之，並將國都再次東遷於安邑（今山西運城市夏縣禹王城遺址）平地，但傳說禹流放舜不一定是真，因為舜帝陵墓就在安邑附近（今山西運城市鹽湖區北側），囚禁的可能性更高。安邑既有潞鹽之利，又有涑水之便，同時避免了水患，也具有良好的農業條件，成就了大夏王朝初期百年基業之基礎。那麼史記《五帝本紀》為什麼會有堯舜禹禪讓之說？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堯舜禹都是黃帝子孫，家醜不可外揚；第二，各部落遠在它地，交通不便，不知道真相，為了維護繼承的正統性，不得不對外掩瞞真相。否則，三個帝王，三次遷都，又發生了殘酷的戰爭（這經考古證實已經是鐵定的事實），從何說起？而從考古成果來看，當時的生產力已經相當發達，方圓幾公里的都城之內，分為宮殿區、貴族區、平民區、殯葬區、觀象臺等區域，宮殿區青磚大瓦，使用的用具有漆器、石器、陶器，精美的陶杯、陶碗、陶罐、陶鼓、石磬等，足以說明當時貴族的生活生平和娛樂水平。為了享受這樣的生活而不惜發動戰爭，也就是必然的了。做學問，讀書而不唯書，才是正理。竹書紀年及近年出土竹簡、文物頗多，證明《史記》記載於堯舜禹千年之後，基本史實要做到完全準確是很不易的，多有失實之處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