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諸葛廬，是八角狀，也有人說是模仿蒙古包，這樣的形狀顯然和漢人的房舍不同，因此它不是房屋。

諸葛廬是一個紀念性的建築，這一點南陽官方也認可，只剩下一些民粹式的人物相信是諸葛亮的住所。

一個諸葛亮能給南陽人均帶來多少經濟收入，以致於南陽一些人非拉諸葛亮到南陽不可。

讀過書的人都知道，中國傳統的書寫方式都是從右往左書寫，古代建築的牌匾也都是如此。哪怕是當代的仿古建築，除了一些粗製濫造贗品外，基本上也採取傳統方式從右往左書寫牌匾。

比如古隆中的牌匾都是從右往左書寫的。

其實臥龍崗武侯祠作為始建於唐宋的紀念諸葛亮的場所，其牌匾大都也是從右往左書寫的。

可是1973年，國學大師郭沫若給臥龍崗的草廬題詞“諸葛草廬”偏偏是從左往右書寫的，放在一眾從右往左書寫的傳統牌匾中顯得格格不入。

要知道從左往右的書寫習慣是現代引進自西方，放在中國古建築中明顯不合時宜。做為國學大師郭沫若難道不知道嗎？當然不是。

在1964年，郭沫若參觀古隆中時，給隆中題詞“諸葛草廬”就是按傳統方式從右往左書寫。

可見，郭沫若用現代西方書寫方式給臥龍崗草廬題匾就是有意為之。我認為郭老是在暗示，臥龍崗的草廬就是個西貝貨。

其實，“臥龍崗草廬是贗品”也是南陽人自已的看法。

1985年南陽市編撰的《歷史文化名城南陽》一書中說：“南陽的諸葛廬、抱膝石等等雖系贗品……”

《光緒南陽縣誌》也說“然漢荊州八郡南陽居首，襄陽（隆中）四（是）為鄧縣實隸南陽，故侯自表謂‘躬耕南陽’。漢晉春秋亦謂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以此推之，南陽祀侯固宜歷代，迄今築居以像之，與隆中並稱，於以見侯德感人之深，而民之好之……”可見南陽縣誌也承認臥龍崗是“築居以像”隆中。

事實上，在元代以前沒有任何史料，提到南陽有臥龍崗，明代以前沒有任何史料提到臥龍崗有草廬，清代以前沒有任何史料記載臥龍崗是劉備三顧地。而隆中草廬最晚在宋代就廣泛見於各類文獻。比如，司馬光就有詩曰：“武侯暫為蒼生起，長憶隆中臥舊廬。”陸游也有詩曰：“幸好隆中客，無為起草廬。”

當代中國政府也一貫認可隆中。

1976年5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南陽市委宣傳部編寫的《諸葛亮小傳》一書就認定南陽臥龍崗是紀念地，襄陽隆中是躬耕地。該書第二章《躬耕南陽》指出：“隆中在襄陽城西北二十里，當時屬南陽郡鄧城管轄”，“諸葛亮在這裡度過了十個寒暑”。“小小的隆中實際上成了他的第二故鄉，所以他自稱‘躬耕於南陽’。”

1980年南陽市臥龍崗武侯祠門前出售的導遊性小冊子《武侯祠簡介》也說：“諸葛亮隱居在南陽的隆中（今湖北襄陽附近）……劉備三顧茅廬見到了諸葛亮……從此他就離開隆中輔佐劉備……（南陽）臥龍崗武侯祠後部的茅廬……是後人根據諸葛亮生活起居而興建的紀念性建築物”。

198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省政府組織編纂的《河南風物誌》。該書武候祠一節說：“（諸葛亮）在襄陽西隆中結茅隱居，他躬耕壟畝，攻讀史籍……漢室後裔劉備三顧茅廬於隆中……孔明遂離開隆中，佐劉備攻伐中原……人們知道，湖北襄陽古隆中為孔明隱居躬耕之所……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過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很明顯，這裡所說的南陽系南陽郡，並非今日之南陽市。後人出於仰幕，於今日南陽建祠以祀。”

1986年確定的第二批文化名城中，就確認隆中為諸葛亮故居。晚清開始編輯1915年完成初稿，1980年第一次印刷的《辭源》中，關於【隆中】“山名。在湖北襄陽縣西。漢末諸葛亮築廬居於此。相傳劉備三顧茅廬，即此”。1989年的《辭海》，關於【隆中山】 “在湖北襄陽縣西，臨漢江。東漢末年諸葛亮曾隱居於此。”關於【隆中對】“東漢末年諸葛亮隱居（今湖北襄陽西），建安十二年劉備三次往訪。”《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是1995年12月經中國國務院批准正式立項，由胡喬木任總編輯委員會主任主持編輯的煌煌鉅製。其中說“諸葛亮“詞條說 ：“諸葛亮……隨叔父諸葛玄往依荊州劉表。隱居南陽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躬耕隴畝…”

綜上可知，官方對於躬耕地的態度是一貫的：隆中是真正的躬耕地！

郭沫若作為通曉歷史的國學大師，不可能不知道歷史上關於躬耕地的真實記載是哪裡，但礙於情面又不得不題詞，所以只能用這種有違常理的方式暗示：臥龍崗草廬是個只能掛西式牌匾的西貝貨而已！

由於古書的排版是豎行，按從右向左的順序，因些舊時寫牌匾時，沿用了這種舊俗。

新中國成立之前，牌匾書寫一直是從右至左的豎排形式。漢字的書寫順序正式變為由左至右，由上到下的時間是1954年，因為1953年的學生課本的書寫順序還是由上到下，由左至右；1954年的學生課本正式變為由左至右，由上到下。

1955 年1月1日，一元伊始，永珍更新。《光明日報》上，刊登了一篇題為《為本報改為橫排告讀者》的文章：“我們認為現代中國報刊書籍的排版方式，應該跟著現代文化的發展和它的需要而改變，應該跟著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而改變。中國文字的橫排橫寫，是發展趨勢。”　　　　

著名學者郭沫若、胡愈之等也很快撰文指出文字橫排的科學性。人的兩眼是橫的，眼睛視線橫看比豎看要寬，閱讀時眼和頭部轉動較小，自然省力，不易疲勞，各種數、理、化公式和外國的人名、地名排寫也較方便，同時還可提高紙張利用率。當時有人開玩笑說：活了幾十年，現在才知道眼睛橫著長，是為了看書方便。　　　　

《光明日報》是當時在知識分子裡影響最大的報紙，而偏偏知識分子對文字非常敏感。於是，面對面目一新的《光明日報》，有人歡迎，也有不少人批評。就是記者們也有些不適應，交來的稿子還是習慣豎著寫，為了改變這種情況，編輯部特別印刷了一批稿紙，由以前的豎格變成了橫格，發給大家使用，從稿紙的變化上強制改變這些記者的習慣。

有讀者寫信到報社反對，呼聲最高的是詩人和書法家，因為古詩和書法正文一向是豎著寫的，牌匾都是從右向左的，現在要求改成橫的，並且要從左向右，有些人反而不知道該怎麼寫了。有讀者在信中說：“看著現在的報紙，感覺就好像把一幅山水畫倒著放了，怎麼看怎麼彆扭。”於是，有人搞了一次專項實驗：挑選10名高三優等生，分男女兩組，讓他們閱讀從同一張《中國青年報》上精心選擇的抒情短文。結果差距明顯：橫排版的閱讀速度是豎排版的1.345倍。

《光明日報》率先實踐後，到1955年11月，中央級17種報紙已有13種改為橫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報》也改為橫排，至此，全國響應。即改為從左向右橫排書寫。

郭沫若作為文化名人，也是這次改革發起者之一，當然會率先遵守這種規定，在題寫牌匾時，從左到右寫，沒有什麼奇怪的。然而六十多年過去了，還是有一些人，仍留戀於過去的書寫形式，似乎只有這樣書寫，方能體現出自身的文化底蘊。

顯然，提這個問題的人，除了不清楚解放後文字改革的一些具體情況外，就是地域意淫的心理在做怪。可憐一些別有用心的回答者也是矮人觀場，自作聰明。

清楚地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期，四川的地方特色小吃“擔擔麵”流入石家莊。當時，坐落在中山路路南的中華飯莊門口，臨時用綠色帆布搭建了一個帳篷。帳篷外掛著一塊不太大的牌匾，上書從右向左看是“擔擔麵”從左向右看是“面擔擔”，引起了人們的熱議。石家莊日報以《擔擔麵還是面擔擔》為題，在社會上展開了討論。最終，多數人認為，隨著國家印刷和書寫形式的改變，應與時俱進，牌匾的書寫形式也應該改為由左向右書寫為宜。

可以說，從五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為適應文字改革的需要，牌匾一般都是按從左向右的順序來寫的。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國家對古典文化復興的日益重視，對書法篆刻、手書題詞、特殊需要等情況下的書寫順序的不再做出強制性要求，牌匾從左到右，還是從右到左，完全取決於書寫者個人的意願。大概是2011年左右，西安市還曾為“含光門”還是“門光含”引起過爭論。最近的爭議應該是2015年莫言為孔廟從左到右題寫的牌匾吧。

去過北京恭王府的人可能都有印象，恭王府裡有些牌匾是從左向右寫的，從噴子們的邏輯來看，難道這是寫匾的人在暗示恭王府是假的？

別怪筆者不厚道，最後再發一張打臉的圖片，就是董必武先生為襄陽隆中題寫的一塊牌匾。

不知道提這個問題的人怎麼解釋？

襄樊人和棒子國有一拼，歪曲歷史生拉硬扯是你們的強項。郭沫若人品怎麼樣華人都知道，拿這樣的人為你們貼金可見你們的人品也和郭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