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執政水平上，對國家利弊上看，朱祁鈺是強於朱祁鎮的，朱祁鈺在危難關頭，力挽狂瀾，拯救帝國於水火之中。他無疑是大明王朝的大功臣，但朱祁鈺依舊也有很多處理不當的地方，直接或間接導致了江山再次易主。

導致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是王振，由於朱祁鎮對王振的寵信，讓二十萬明軍精銳毀於一旦。朱祁鎮即位之初年僅九歲，這個年齡是無法處理政務的，需要大臣輔佐，張太后和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人輔佐朱祁鎮度過了正統前幾年。

但隨著三楊和張太后的先後離世，王振的勢力愈發壯大，因為王振從小陪著朱祁鎮長大，朱祁鎮對其非常信任，這才釀成了最後的慘劇。一定程度上來說，朱祁鎮缺乏判斷力，寵信了奸佞，被王振所利用，從這一點看，朱祁鈺吸取了哥哥的教訓。

正統十四年，朱祁鎮被俘後，朝廷馬上把朱祁鈺扶上了帝位，雖說朱祁鈺是被迫當了這個皇帝，但朱祁鈺臨危受命，仍表現得可圈可點。

于謙被升任兵部尚書，統領全國兵馬，都督石亨總領京師團營。在紛繁的局勢中，朱祁鈺理出了思路，並堅定了他的立場，那就是必須抵抗到底。

“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

事實上，當時在瓦剌的威脅下，明廷已經有很多人做好了逃跑的打算，畢竟命只有一條，而這江山也是老朱家的，大臣們也只是打工仔。正是因為于謙的振臂一呼，加上朱祁鈺的肯定，這才確定了誓死抵抗。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于謙的功業可以傳頌千秋，但那個拍板做主的人卻是朱祁鈺，所以我們不能忽視朱祁鈺，在北京保衛戰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俗話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既然已經定下了保衛京城的決議，既然王振已經被殺，那麼就應把王振的勢力一次性剷除乾淨，只有這樣，大家才能眾志成城，一心抗擊瓦剌。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抄了王振的家，九月七日就誅殺了王振的族人，這幾點朱祁鈺做得也是十分乾脆，直接把王振打為叛黨，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在那次廷議中，朱祁鈺看到了紅了眼的文臣，這些原本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文臣，竟然擼起袖子，在朝廷之上，就敢直接和王振同黨幹架。

當時正在討論王振的罪責，錦衣衛馬順出來呵斥群臣，於是導火線被點燃，這位王振的同黨馬順被活活打死在朝堂之上。朱祁鈺的確有些害怕了，想要走，及時被于謙叫住，這才救了這些大臣的性命。

史料記載：

“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謙排眾直前掖王止，且啟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眾乃定。”

固然這些大臣舉動有些過激，但目的還是好的，那就是剷除王振餘黨，如此朝廷暴動可謂古今罕有。而朱祁鈺仍堅定地站在了于謙一方，赦免了群臣，終歸朱祁鈺沒有辦錯事。

北京保衛戰在朱祁鈺的主導下，于謙的指揮下，拉開了帷幕，明軍士氣旺盛、裝備整肅，在眾將士的浴血搏殺中，瓦剌騎兵敗下陣來，北京保衛戰取得了勝利。

等到戰爭結束，問題又來了，那就是接太上皇朱祁鎮回來的問題，這問題極其敏感，但凡一個有點野性的皇帝，都不可能允許一山出現二虎。不論朱祁鎮是否有異心，只要他回來，就將成為朱祁鈺的威脅。

戰時和非戰時的政治環境相差甚遠，戰時需要的是武將和士兵，而平和年代需要重臣和權術，想要坐穩皇位，就不能讓朱祁鎮回來。

政治鬥爭就是你死我活，玄武門之變後，難道李世民會留下李建成、李元吉的兒子嗎？這明顯是不可能的，斬草必須除根，哪怕李世民心中有愧，也必須這麼做。

如果換成任何一個權謀老手，估計都有數個藉口來阻止接回朱祁鎮，而朱祁鈺做得太優柔寡斷了。他既不想接回哥哥，也不想得罪群臣，如此這般，朱祁鎮還是被楊善給接了回來。

就算朱祁鎮被接回來，朱祁鈺依舊是有機會的，他應想法設為讓朱祁鎮遠離政治的中心，不論出於什麼手段，必須如此。而朱祁鈺卻一直做著吃力不討好的事，比如把哥哥安排在南宮，雖然南宮環境不好，但也是在京城內啊，這威脅也就無法根除。

除此之外，朱祁鈺廢立太子方面做得也不慎完善，當時太子還是朱見深，理論上來講，朱祁鈺必須先把太上皇朱祁鎮廢掉，才能做廢立太子的工作。倉促地廢掉太子，沒有任何好處，他的支援率大幅下降，原本好不容易建立的威信也化為泡影。

為何奪門之變如此順利，堂堂大明天子，就被人堂而皇之地把皇位奪走了，甚至還沒有爆發什麼激烈衝突，歷朝歷代的政變很少有如此文明的。我們由此推斷，朱祁鈺太欠缺政治經驗，而他周圍也沒有那個張良或陳平，所以皇權才輕易被人奪走。

如果朱祁鈺繼續做皇帝，大明王朝也將繼續延續下去，因為瓦剌已經被擊退，大明仍將有大把的和平時光。只是我們無法預料之後的政局換變成什麼樣子，因為如果朱祁鈺繼續做皇帝，那麼朱見深能否成功接班，那就難以預測了。

但有一點可以判定，朱祁鎮會一直在西宮住下去，而朱祁鈺也不會年僅二十九歲便蹊蹺身亡，還被朱祁鎮評價：

“不孝、不悌、不仁、不義，穢德彰聞，神人共憤。”

如果朱祁鎮沒有復辟，于謙也就不會枉死，我們的歷史對朱祁鎮的評價也就不會是現在的樣子了。

明代宗朱祁鈺比明英宗朱祁鎮強一些。

明英宗最大的錯誤是寵信太監而導致了宦官專權，政治有不足之處但是到晚年專用賢臣聽信納諫，仁儉愛民而美善了自己他做的最正確的事就是廢除了《殉葬制度》

明代宗跟他不一樣的就是知人善任，選賢任能，用於謙一些正直的人使得對江山社稷轉危為安，選將練兵擊退瓦剌兵，對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進行了整頓和改革，使當使明朝由亂而冶漸開中興是一位英明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