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筆三跡》是“日本書法經典名帖”中的一冊，主要收入了日本古代書法家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勢等人的書法作品，這些作品內容豐富，風格各異，字形流暢優美，充分顯示了書法家所具有的深厚的書法造詣。該書印刷精美，較好地再現了作品，不僅有助於人們對古代日本書法的特色有一個瞭解，同時亦可作為臨帖使用。

永聖禪宗書法”在大量臨摹中國曆代書法名家名帖的基礎上，廣臨歷代帝王書法名作，集歷代書法名家之所長，經著名書法名家愛新覺羅兆基、歐陽中石、錢紹武、著名軍旅書法家李鐸、左印生將軍等中國書法名家言傳身教、擅長“行、草、隸、篆”，融合少林武功與禪宗佛心，以少林武功為根基，以禪宗佛心為靈魂，以佛緣感應為磁場，集天地之靈氣；勢如“墨海游龍、飄逸灑脫”；時而“靜如湖水、落針聞聲”；時而“狂風暴雨、氣吞山河”，具有極深的法力，揮毫之間禪宗寓意深刻。

日本平安"三筆"：指空海、嵯峨天皇，和橘逸勢三人。"三跡"：即小野道鳳、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等三人。

平安時代（公元794年一1192年），大約處在中國唐代到宋朝中期，為日本書道史上的黃金期。三筆三跡，即這一時期出現的皎皎者。後期又興起了假名書道，從而形成了日本獨特的“和樣”書道，與中國“唐樣”書法形成了雙峰對峙。

唐代“尚法”書風給佛教寫經帶來了法度森嚴的規範，而宋代“尚意”書風則賦予禪宗墨跡一種自然率意品性。在遣唐使和來華僧人的交流下，唐宋書風極大地影響著日本書壇。

禪宗六祖惠能之後，主張“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思想，高度概括了對成佛的特殊理解。不僅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佛教新派別，也極大推動了中日兩國的書風。

禪林中善書的高僧們以全新的理念，創新的精神，蔑視權威和偶像，反對僵死的成法，強調主體的個性，主張直指本心、自然流露才是真正藝術體驗的實相，為書法史譜寫了新的篇章。

禪宗書法正是這種受過訓練的無意識流露，是高僧們一切意識經驗，所流露出偉大人格的心靈軌跡。日本人把禪宗書法稱之為“墨跡”。

“墨跡”一詞，在中國只是把它解釋為“用墨書寫的手跡”。唐代張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的詩中有“學書隸墨跡，釀酒愛朝和”的詩句；《宋史·真宗本記》裡有：“六月乙未，太宗以墨跡賜天下名山”。可見“墨跡”這一提法始於唐代或早於唐代，有宋一代繼續沿用。

在日本，“墨跡”特指禪林高僧的書法，並且僅限於中國宋元時代高僧或同時代入日籍歸化僧及日本鎌倉、南北朝、室町時代禪僧的書法，不包括現代高僧的書法。

"墨跡"作為獨特的宗教形式，產生在禪林的特殊環境裡。墨跡書法重精神，輕技巧。從正統書法觀念來審視，"墨跡"自然缺少規範和法則，常常被視為“破格”的書法。但由於墨跡與當時書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所以又可窺見唐宋風範。高僧們以其禪道修行者獨具的高尚悟性，表現出獨特的人格。這與其不崇尚世俗權威和傳統的立場是相一致的。

在這裡，禪宗與書法藝術有著天然相通之處，存在著不可言表的妙境。

說起日本的書法，不能不提到在日本被尊為書法聖人的“三筆”、“三跡”。“三筆”為空海、豐潤的筆致，重筆和淡墨的參差變化，以表現不同的節奏韻律，形成了區別於他人的獨特的書風。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小野道風《唐詩斷簡》充分展示了他的書風。橘逸勢與嵯峨天皇；“三跡”則是小野道風、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

小野道風 小野篁之孫，官至內藏權頭。在摹仿中國王羲之字型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秀氣”風格，為“和(日)樣”書法的創始人，在日本書法史上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其書法真跡《智證大師諡號敕書》、《屏風草稿》、《三體千字文》等被視為國寶。其墨跡稱為“野跡”，與書法家藤原佐理的墨跡(佐跡)，藤原行成的墨跡(權跡)，譽稱“三跡”。

空海既是一位佛教大師，又是在各個文化領域有著突出貢獻的日本文化史名人，他在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來到長安，學習佛法、書法以及各種技藝。《金剛般若經開題》是空海四十歲左右所寫的流利草體，其書風可與中國著名書法家懷素的名作《千字文》媲美，是他的草書的代表作。他的自由闊達、流麗巧妙的書風為後來書法界“三跡”中的小野道風、藤原行成所繼承，為繼起的柔和的“和風”書法奠定了基礎。空海的影響一直及於後世，宗法者被稱為“大師流”。

日本經過長時期對中國文化的攝取、咀嚼和醇化，孕育和培養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吸取唐代文化的基礎上，文學、繪畫、雕塑、建築等幾乎所有領域均呈現出和風化的傾向。書道領域，在繼承晉唐及“三筆”書道的同時，開始萌生了日本獨特的書道藝術。平安時代中期，建立了假名書法的日本本土書道藝術家小野道風、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的出現，標誌著日本“和風”書道進入了鼎盛時期。

小野道風以漢字草書的形式、結構來書寫日語字母，創造了假名書法的新風。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進一步完善和豐富了小野的假名書法。他們三人被稱為日本書法的“三跡”。

小野道風以專業書道家的身份走紅於醍醐、村上、朱雀三朝，他的書風正是在強調國風化的熱浪中產生的。他作為“三跡”的傑出代表，其書法標誌著“和風”書法的確立。小野接受了王羲之書法字型中堅實的結體，以求格調高古；又運用蜿蜒！

禪宗的“禪”是梵文禪那的音譯,原意是“靜慮”或思考,禪宗是安靜的沉思。禪宗即以禪定而得名,相傳達摩是禪宗的初祖。而真正創立禪宗的是六祖慧能。由他所創立的南派禪宗逐步實現了佛教“中國化”並傳揚於全國。禪宗是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的產物,隋唐之後,人們常把禪宗作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它吸收了儒、道、玄學的思想,它的教義和美學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特別是書法藝術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禪宗的美學思想是由禪宗思想而來的,中國的禪宗思想應用在文藝上,對文藝的審美觀念產生了重大影響,形成了所謂禪宗美學思想,禪宗美學思想使中國文藝開創出嶄新的境界。中國曆代的詩詞、文人畫、書法作品、禪畫、禪書等等的創作無不受到禪宗美學思想的影響！空靈之美、和諧、統一、意境之美！

我認為其中藤原行成的書風富有洗練、均衡及中和之美，點畫內含筋骨，纖細處筆致精到入微，格調高古，後世稱之為“權跡”。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白氏詩卷》是行成書法的代表作，書寫的是中唐詩人白居易的八首詩，此時行成四十七歲，正是精力彌滿的時候。從詩卷行書中可以體察出他由臨習王羲之書法而養育的深厚根基，及對小野道風所開創的和樣書風的追求與傾倒。而其勻整的字形，優雅的書風，更可窺出行成溫和穩建的性格。我們從行成的日記《權記》長保五年(公元1003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記事中可以知道，他在幽夢中與小野道風相遇並得到其書法的傳授，由此吐露出他對道風十分崇敬的心清

日本的三筆三跡在日本書法史上雖有很高的美譽，但還是接受和學習中國傳統書法的基礎上。

禪宗大量臨中國曆代書法名家的基礎上，融合少林武功與禪宗佛心，筆墨渾厚，瀟灑神逸揮毫之間深含禪意

一部日本的文化史，同時也是一部外來文化的吸收史。日本書道史裡就記載了日本向中國不斷學習書法的過程。

特別是平安時代，這是一個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時代，是日本書道史上的黃金期。在這個時代，初期湧現了平安三筆，即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勢；中期又出現了日本三跡。即小野道鳳、藤原佐理、藤原行成：後期興起了假名書道，從而形成了日本獨特的“和樣”書道，與大陸稱之為“唐樣”的書法形成了雙峰對峙的兩大陣營。

平安三筆 ，即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勢。

《風信帖》 平安時代 紙本墨書0．8x157．90m 京都救王護國寺藏

空海在入唐前所受的奈良時代晉唐書風的薰陶和入唐後唐代書風的影響，對他書風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風信帖》是空海致最澄三通訊札併為一卷的總稱，是空海歸回日本後最重要的書法代表作。據說原有書札五通，每一通各自獨立，除現存三通以外，另外兩通一通獻給關白豐臣，一通失竊佚失。

《風信帖》由於卷首有："風信雲書"四字而得名。第一通是寄給最澄的覆信，商量佛法大事，共建法鍾等。結尾有："東嶺金蘭"四字。"東嶺"，是指位居京都東方高聳的比睿山，即最澄創立天台宗道場的所在地。"金蘭"語出自《易經·繫辭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同言，其臭如蘭。"表述了空海對最澄的敬意和彼此之間的友誼如金蘭之契。第一通書札，揮灑率意的行書線條，自然且富於變化；第二通用筆雄健莊重、格調清新高雅；第三通以瀟灑的草書為之，顯得飄逸清澄，有白雲飄浮秋空之感。三通訊札充分地顯示出王羲之尺牘式的嫻熟純正的筆法和晉唐風韻。此件作品被推定為空海四十歲左右時的筆跡，堪稱大師遺墨中之白眉。

嵯峨天皇大同四年(809)嵯峨天皇即位。在日本文化史上，嵯峨天皇的時代被稱為弘仁時代。嵯峨天皇作為弘仁時代的最高權威，積極地推進新文化政策。他雖然未曾來過大唐帝國親自感受盛唐文化的繁榮，但他對晉唐文化藝術的崇尚與傾倒，卻是有口皆碑的。嵯峨天皇即位不久，即著手獎勵興辦文教事業，設立藏人所，設定檢非違使，制定弘仁格式，即改訂律令，補充法典及實施細則。弘仁十年(819)下詔書令全面開展唐風化，於是，服飾、位記、宮廷諸門額等一切都改為唐風。可以說，弘仁時代，是中國文化備受推崇的年代。

眾所周知，唐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黃金時代。先有初唐四傑(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崛起，英姿逸發的天才詩人們銳意創新，改革文風；接著李白汲取楚辭和樂府的營養，創造了獨特的浪漫主義的詩風；杜甫以其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遠大的政治抱負和鮮明的時代色彩，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李白和杜甫是詩歌創作上劃時代的兩座高峰。盛唐時代又湧現出以孟浩然、王維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和邊塞詩人高適，岑參和王昌齡。風氣所及，日本朝野上下無不竟以學習中國詩文為榮。

在詩文方面，奈良時代出現了日本最初的漢詩集——《懷風藻》。與此同時，集日本古代和歌之大成、被譽為“日本詩經”的《萬葉集》也問世了，這是日本文學史上第一部優秀的抒情詩集。至平安時代初期，由於日本對中國文化的長期汲取和融合，開始結出豐碩的成果。嵯峨天皇的弘仁時代，出現了大量的漢文著作和以漢文形式編纂的書籍。

貴族文壇完全沉浸在漢詩文的熱潮之中。

這個時期，《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三部敕撰的漢詩集相繼應運而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嵯峨天皇的傳世之作，以《光定戒牒》、《哭澄上人詩》、《李嶠雜詠殘卷》最負盛名。

光定戒牒》是嵯峨天皇於弘仁十四年(823)為最澄的弟子光定(779—857)書寫的受戒證明書。這幅宸翰將歐陽詢的楷書和空海大師的行草書巧妙地交織在一起，體現了他對歐陽詢書法的仰慕和空海書風對他的強烈影響。其書筆力遒勁，具有從容不迫的王者之風。天皇賜與光定戒牒一事，在《帝王編年記》和光定所著的《傳述一心戒文》一書中均有記載。此卷現在北睿山延歷寺敕封秘藏。據說使用的紙張與王羲之《喪亂帖》和光明皇后的《樂毅論》一樣，是當時最珍貴的縱簾紙。

橘逸勢

左大臣橘諸兄的曾孫。如前所述，在延歷二十二年(804)曾與空海、最澄一起渡海入唐留學。在平安三筆之中，他的官位最低，能儕身於其中，與空海、嵯峨天皇相比肩，可見他的書道造詣不同凡響。他在唐留學期間，潛心研究李北海和柳宗元的學問，其深厚的漢學修養和風流倜儻的性格，與唐代文人雅士毫無二致。非凡的才能令唐人驚歎，被親切地稱為"橘秀才"。

日本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八月，橘逸勢又與空海一道搭乘遣唐使判官高階遠成的船返回日本。歸國後，他不像空海和最澄那樣活躍和得到天皇的重用，等待他的是由其性格所帶來的悲劇。《續日本後記》對他性格的評價是："放誕，不拘細節。"承和七年(840)他被任命為但馬權守之職。三年後，因"承和之變"而捲入了圍繞皇位繼承問題展開的政治鬥爭的漩渦，遂以謀反罪流放到伊豆半島。八月十三日，在遣送的途中，病人膏盲的他帶著莫須有的罪名和懷才不遇的遺憾，病死在遠江國的板築客棧裡。據說他的女兒在他流配伊始，便日夜兼程地跟隨其後。父親死後，她削髮為尼，在墓地前建庵守屍。或許女兒妙沙尼的孝心感動了上蒼，嘉祥三年(850)得以歸葬故里，為五位下。

仁壽三年(853)文德天皇為他恢復了名譽和橘氏本姓，並追贈從四位下的品位。

關於橘逸勢的書法，唯有《伊都內親王願文》是公認的傳世代表作。

這是天長十年(833)橘逸勢為桓武天皇的第八皇女伊都內親王遵照母親藤原平子的遺言，將墾田十六町(一町等於三千坪，約九九三O平方米)、莊一處，作為香燈讀經料捐獻給山階寺(現為興福寺)而書寫的祈禱文。端莊豪邁、遒勁雄渾的筆致，自由奔放、抑揚緩急的韻律，字裡行間無不浸透著晉人王羲之書法的骨格，同時又令人強烈地感受到積極攝取大唐新時代書風的氣息。卷尾處，用不同的筆法書寫"伊都"二小字，這恐怕是內親王自己的署名。書面紙上，有二十五處押有上下交錯的朱文手印。這也許是內親王情感表達的特殊方式。對橘逸勢書法的評價，據《文德實錄》載："猶妙隸書，宮門榜題，手跡見在。"

此外，據傳興福寺《南園堂銅燈銘》也是他的書法。在空海的《三十帖冊子》裡邊，也有橘逸勢的作品混入其中。

三跡

小野道風

太宰大貳葛弦之子，祖父為平安初期著名學者、漢詩人小野篁(802—852)。根據《古事記》和《新撰姓氏錄》、《小野氏圖》、《圖系纂要》等書籍記載，得知小野道風是推古天皇十五年(607)派遣的遣隋使小野妹子的後裔。延喜二十年(920)因善書法而被選人藏人所，歷任少內記、內藏權助、右衛門佐、木工頭至內藏權頭，敘正四位下之職。日本書道史上，繼平安初期活躍於書壇的三筆——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勢之後，時隔百年小野道風又隆重登場了。據《天德三年八月十六日對詩行事略記》載：“木工頭小野道風者，能書之絕妙也。羲之再生。”可以說，小野道風是以專業書道家的身份了此一生的，其書風風靡一世，走紅醍醐、村上、朱雀三朝。小野道風的書風正是在強調國風化的熱浪中產生的。他作為“三跡”傑出的代表，其書風標誌著“和樣”書法的確立。他接受王羲之書法字型中堅實的構築美，以求格調高古；運用蜿蜒豐潤的筆致，重筆和淡墨的參差變化，以增強節奏韻律的跳躍，形成了區別於他人的獨特書風。

現存道風的遺品有：(1)《玉泉帖》一卷，宮內廳藏；(2)《三體白氏詩卷》一卷，正木美術館藏；(3)《屏風土代》一卷，宮內廳藏；(4)《智證大師諡號敕書》一卷，東京國立博物館藏；(5)《常樂裡閒居詩》一卷，前田育德會藏；(6)《白氏文集卷四》一幅，本間美術館藏；(7)《白氏文集卷四》一幅，春敬紀念書道文庫藏。

因首行有“玉泉南澗花奇怪……”而得此名。全文由四枚楮紙組成。書寫的內容是從白氏文集卷六十四中精選出四首，楷書、行書、草書相互交織在一起，濃淡乾溼、大小錯落、極盡變化，釀出渾然一體的調和美。書風自由奔放，就道風自身而言也是會心之作，從中可以感知他對王羲之書法的繼承並非停留在簡單模仿的層面上。所謂“再生”，指的正是他的創造。他對空海的借鑑和對唐懷素《自敘帖》筆法點畫的參照，無不說明了他的革新精神。在卷末自跋中他寫道：“以是不可為褒貶緣，非例體。”這或許是他樹立的新書風?

藤原佐理

在日本書道史上，繼平安初期的“三筆”之後，藤原佐理(944—998)與小野道風和藤原行成一起並稱為“三跡”。小野道風開創的和樣書風，又被佐理繼承、發揚光大，使草書的線條更加洗練柔潤且富有彈性，頗似假名那樣連綿遊絲的筆法穿梭其間，顯得格外生動且變化莫測。

佐理的父親敦敏，為正五位下左近少將。母親為正四位下宮內卿藤原元名之女。佐理四歲時，他的父親以三十六歲之英年早逝。此後，全靠祖父實賴撫養。實賴官至攝政太政大臣。佐理的曾祖父藤原忠平為關白太政大臣。由此可見，佐理生長在一個門庭顯赫的貴族家庭之中。佐理在其祖父實賴強有力的庇護下，官位晉升順利，天德四年(960)當其十七歲時就任近衛將監之職。應和元年(961)正月二十八日，十八歲的佐理和六十八歲的內藏權頭小野道風二大能書家初次在清涼殿晤面，共同為殿內的殿舍和門額揮毫題字。這之於道風，是書道生涯中最後一次的壯舉，而作為佐理，卻是他的書法嶄露頭角的第一次亮相。天元、正歷年間，佐理官至正三位參議兵部卿。在他二十五歲時，祖父實賴辭去太政大臣之職，書寫上表文這一得天獨厚的殊榮無疑非佐理莫屬。從此，他以著名能書家之盛名飲譽書壇。安和元年(968)為正五位下，二年後進藏人、右中弁之職。翌年天祿元年，作為佐理唯一的強有力的支持者攝政大臣實賴辭世，不過此時佐理早已確立了能書家的地位。貞元二年為正四位下，翌年三十五歲時出任參議，列席於公卿之間。繼而，歷任贊岐守、伊予權守、勘解由長官、美作守等職。永觀二年(984)提升為從三位。永祚二年(990)為兵部卿，正歷二年(991)正月任大宰大，又兼任皇后宮權大夫，翌年進正三位。長德四年(998)五十五歲時走完了人生最後的旅程。

御堂關白道長(966—1027)所著的《大鏡》一書，主要內容是以藤原氏家族的榮華史為中心的歷史逸事，書中對佐理的評價是性格懈怠，因常喝酒致爛醉，故有“如泥人”的綽號。從當時的公卿日記及實錄來看，這也是時人對他的普遍評價。因此，我們在他的書信中幾乎都可以看到他自責、致歉、謝罪的陳述。因嗜酒成癖，飲酒後又醉如泥人，耽誤了許多要事，所以酒醒後往往要做一番檢討，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不過，幸好有這些過失，否則我們今日就很難領略到如此精彩的書法了。

藤原行成

藤原行成是當時的右近衛少將義孝之子，曾祖是攝政藤原伊尹。行成也是攝政家藤原氏家族的一員。伊尹(924—972)作為攝政太政大臣，是一位掌握宮廷權力的實力派人物，然而遺憾的是在行成出生那年的年底，伊尹便遁入他界。而在行成三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義孝也因病辭逝，時年不過二十一歲。行成只能靠外曾祖父源保光撫養。行成是在保光的桃園宅邸長大成人的。作為“三跡”中的一員，他的書法被稱之為’權跡·。在行成出生的那年，二十九歲的參議併兼任藏人頭之職的佐理剛剛晉升為左中弁，而道風已去世六年，從而行成和道風兩位大師終生無緣相識。永觀二年(984)敘從五位下，行成由此踏上了仕途。寬和元年(985)行成樁任命為侍從。長德元年(995)因源俊賢(960—1027)的推舉，晉升為藏人頭、左中弁，繼而為備前守，兼任大和權守之職。長保三年(1001)，年方三十歲的行成就已經身肩參議要職了，雖在幼年時經歷過祖父和父親相繼而去這一家庭中的悲劇，但行成是在保光的庇護下成長的，加上他沮厚的性格和寬宏雅量，使得他比起三跡中的其他兩逾——道風和佐理來，官運通達得多了。寬弘六年(1009)為權中納言，寬仁三年(1019)任太宰權帥，翌年提攉為權大納言。萬壽四年(1027)十二月因病急逝，享年五十六歲。

行成的書法活動，可根據他的日記《權記》(傳存正歷二年至寬弘八年)來進行考察。長保三年(1001)七月，二十九歲的行成為內裡殿舍諸門揮毫題字，是關於他書法活動的最初記錄。長保五年七月，題額新建的紫宸殿、承明門、仙華門；十月，題字世尊寺；寬弘二年(1005)揮毫題寫淨妙寺。美福門及法性寺的南門、北野宮的大學寮等。寬仁元年(1017)題寫興福寺的龍華樹院(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等，不勝列舉．此外，還寫了大量的佛事供養願文、屏風色紙等。

現存的遺墨有：(1）《白氏詩卷》一卷，東京國立博物館藏；(2)《本能寺切》一卷，本能寺藏；(3)《書狀》一幅，個人藏；(4）《陳定定文案》一卷，個人藏；(5)《詩稿》十頁，個人藏；(6)《後嵯峨院本白氏詩卷》一卷，正木美術館藏。此外，行成還有王羲之尺牘臨本，《詩懷紙》、《四言八句偈》、《古文孝經·孔子傳》等，以及草假名風格的和漢朗詠集、色紙、集切等諸多樣式的書法。

從傳存下來的行成的墨跡中可以看出，其書風富有洗練、均衡及中和之美，點畫粗壯處顯得富有充實感，內含筋骨，纖細處筆致精到入微，格調高古，後世稱之為“權跡”。可以說，和樣書風由小野道風始見萌芽，經佐理進一步得到深化，至行成才宣告完成。當然，推進和樣化書風不應僅僅歸功於三跡，也是這個時代的要求使然，是王朝貴族審美意識的集中體現。行成所完成的和樣書風，又由他的子孫

所繼承，這一家傳的書風被稱之為“世尊寺流”，一直延續到室町時代。“世尊寺”名稱的由來，是因為行成的祖父伊尹將自家的桃圓別墅改稱為世尊寺。進入鎌倉時代之後，第八代子孫行能(1179—1251)又將其家名發揚光大。平安末期，從“世尊寺流”分離出來的藤原忠通(1097—1164)作為“法性寺流”的代表人物活躍於書壇。之後，又經過他的孫子良經(1169—1206)作為“後京極流”而得以展開。此外，伏見天皇(1265—1317)的書法也繼承了道風和行成的衣缽，被譽為歷代天皇中首屈一指的能書家。其第六子尊圓親王(1298—1356)承其家學創立“尊圓流”，亦稱“青漣院流”。從鎌倉時代至室町時代書法蓬勃發展起來，流派林立，“尊圓流”又承繼青漣院的各門派，至江戶時代成為幕府官方書體——“御家流”。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是從行成的書風中派生出來的。“三跡”創立和樣書風，功不可沒，它為以後的假名書法的展開奠定了基礎，形成了與中國的“唐樣”書法相對立的“和樣”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