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開明的母親
魯迅先生童年時期，在皇甫莊生活的一段時間裡，和農民孩子們交上了知心朋友。“至今，皇甫莊的老人們還能記起，當年村裡人親切地呼喚母親為‘瑞姑奶奶’，叫魯迅為‘小倌人’。”[3]而這一段生活，表現在《社戲》中，就有了那些和小朋友們的“做遊戲”、“掘蚯蚓釣蝦”、“看社戲”、“偷羅漢豆”等事情。在封建社會行將解體的時代裡，等級依然森嚴，然而，母親不僅沒有恪守這道等級的壁壘，而是反其道行之，允許小樹人和農家少年們同遊同玩。雖然當時作者的家境日趨衰微，但畢竟還稱得上士大夫之家，而且亟需一個“學而優則仕”的人來重振門庭。如果說以現有文獻我們很少發現母親對魯迅先生小時候學業方面的要求，那麼，《社戲》則給了我們明確的詮註：“可以免念‘秩秩斯於幽幽南山了’。”可見，母親一定也像《社戲》裡的“母親”一樣以慈母的情懷護佑著他稚幼的身心：不僅可以不讀書，還可以盡情地玩！玩伴也不是大戶人家的子女，而是一群大方能幹、天真淳樸的農家少年。這是一個多麼開明的母親啊！
“母親”的開明在《故鄉》裡也有著充分的體現：“啊，你怎的這麼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還是照舊：迅哥兒”，多麼爽利！要知道，那可是一個等級氛圍還很濃烈的社會啊！”“母親”的話語，表現為對閏土的不見外，不嫌棄，難道說這不也是一種開明嗎？而這種“開明”與前文的“開明”不同，如果說前文的“開明”是基於天性的母愛，而這份“開明”則更多地建立在對“我”的兒時夥伴的尊重和對貧苦農民的同情之上。“他每次到我家來……”從這句話一方面可以看出“我”和閏土的深厚友誼，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母親”對閏土善待始終，否則就不會有閏土“每次”到我家來了。在後來對傢俱處理上，我們也可以看出這種開明和同情，因為“母親”是“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選擇。”
2、愛子的母親
在《社戲》裡，作者對“母親”的描寫著墨並不太多，全文僅五處提及“母親”，下面筆者舉出兩例與“愛子”有關的具有細節闡析“母親”的愛子之情：
（1）“只得掃墓完畢，抽空去住幾天，這時我便每年跟 了母親住在外祖母家裡。”
“母親”歸寧回孃家小住，不過 短短几日，都將兒子帶在身邊，且無一年落下， 這無疑是愛的充分顯現。
（2）、“我向船頭一望，前面已經是平橋。橋腳上站著一個人，卻是我的母親……母親頗有些生氣，說是過了三更了，怎麼回來得這樣遲，但也就高興了，笑著邀大家去吃炒米。”
在江南早春的夜風中，“母親”站在橋頭直到三更，等著兒子平安歸來，而且“生氣”了，這“生氣”，是因為兒子歸家太晚，是因為過於牽掛而產生。但現見到兒子平安歸這家，便化怒為喜。由此可見“母親”的溫暖體貼和拳拳之心。
在《故鄉》中，“母親”第一次出場，小說是這樣描述的：“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著走出來了……”“我”回鄉和已往的回鄉有著異乎往常的意義－－舉家北遷。對這樣一件大事，作為人子，“我”不可能不在書函裡鄭重交代，而且“母親”也不可能不知兒子的大約歸期，想必“母親”等待之期特別地留心和敏感，因而兒子一出現便有了“早已迎著出來了”的行動，這種母親盼子之心所化出的動作當然是愛子的外在表現。
3、堅強的母親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著許多淒涼的心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兒子歸來了，“母親”自然高興，然而家道敗落，“母親”於心裡自然產生“淒涼的心情”。如果是一般的母親，一個“從父、從夫、從子”的一般女流之輩，遇到舉家北遷之大事，心中定無主見，在焦急不安中盼到愛子歸來，無疑會將那些細瑣繁累的諸事推給兒子。可是“母親”沒有這樣，因為她體恤兒子歸途的奔波勞頓之苦，將自己“淒涼的心情”“藏”了起來，還“教我坐下，歇息，喝茶”，愛子之中顯出一種中國勞動女堅強的品質。而“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時，母親說：“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顯然，“母親”已將諸事打點完畢，在體貼兒子的同時，用一種平淡的語氣竭力淡化即將遠離故土的傷感情愫，在“愛子”之中更透射出堅強的品格。
當然，“愛子”與“愛母”相伴共存，“我”居然發現了“母親”“藏”起來的“淒涼”，而恰恰是這種“愛母”之情，才是《社戲》、《故鄉》裡“母親”形象產生的原因。
周作人曾告訴魯迅先生：“你走以後（留學日本），母親日夜想念，好多天不吃不睡，接著大病了一場……”魯迅先生聽了非常感動，他說：“我們的母親是世界上最好的母親，我們將來要好好孝敬母親才對。”
試想，如果沒有魯迅的這種愛母之心，寫得出這樣一個“開明、愛子、堅強”的“母親”形象嗎？可以說，《故鄉》和《社戲》本身帶有極強的自傳性質，其“母親”形象也帶有極強的寫實成份。參照《朝花夕拾》，並與之比較，凡提到母親的地方，大多與小說裡的“母親”形象相通，甚至重疊。
如果說我們僅以上文理解“母親”的形象，理解魯迅先生塑造這樣一個形象的動機，則未免失之淺薄。
魯迅先生曾親眼目睹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五四”以後知識分子的迷茫與困惑，中國農村的日益凋蔽，廣大國民的麻木不仁 與自己家庭的衰落和不和。對於一個憂國憂民而又看不到出 路的戰鬥者來說,他苦悶，他“彷徨”，他憂憤，他孤獨，他焦灼……從而面對現實，走向他的內心，重拾溫情的往事。因為，他的內心深處，還有一片蔥蘢迷人的綠洲，那就是童貞的友情和溫馨的母愛。可以說，作者正是借“母親”這一形象，表達了他對渾濁、麻木、愚弱的國民性的根本否定，透過對“母親”這一“不經意”塑造的美好形象，傳達著對中國勞動婦女擺脫封建束縛、掙脫禮教牢籠的深切期待，更是為“楊二嫂”、“祥林嫂”們樹立了一個正面的可資典範的榜樣。這是魯迅先生換了一種方式戰鬥著，“吶喊”著！
總之，正是由於母親給他的深刻影響，由於魯迅先生對母親的愛的昇華，使他如《故鄉》裡的“我”一樣，即使“辛苦輾轉”地生活著，也堅定地滿懷信心地期待著“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開明的母親
魯迅先生童年時期，在皇甫莊生活的一段時間裡，和農民孩子們交上了知心朋友。“至今，皇甫莊的老人們還能記起，當年村裡人親切地呼喚母親為‘瑞姑奶奶’，叫魯迅為‘小倌人’。”[3]而這一段生活，表現在《社戲》中，就有了那些和小朋友們的“做遊戲”、“掘蚯蚓釣蝦”、“看社戲”、“偷羅漢豆”等事情。在封建社會行將解體的時代裡，等級依然森嚴，然而，母親不僅沒有恪守這道等級的壁壘，而是反其道行之，允許小樹人和農家少年們同遊同玩。雖然當時作者的家境日趨衰微，但畢竟還稱得上士大夫之家，而且亟需一個“學而優則仕”的人來重振門庭。如果說以現有文獻我們很少發現母親對魯迅先生小時候學業方面的要求，那麼，《社戲》則給了我們明確的詮註：“可以免念‘秩秩斯於幽幽南山了’。”可見，母親一定也像《社戲》裡的“母親”一樣以慈母的情懷護佑著他稚幼的身心：不僅可以不讀書，還可以盡情地玩！玩伴也不是大戶人家的子女，而是一群大方能幹、天真淳樸的農家少年。這是一個多麼開明的母親啊！
“母親”的開明在《故鄉》裡也有著充分的體現：“啊，你怎的這麼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還是照舊：迅哥兒”，多麼爽利！要知道，那可是一個等級氛圍還很濃烈的社會啊！”“母親”的話語，表現為對閏土的不見外，不嫌棄，難道說這不也是一種開明嗎？而這種“開明”與前文的“開明”不同，如果說前文的“開明”是基於天性的母愛，而這份“開明”則更多地建立在對“我”的兒時夥伴的尊重和對貧苦農民的同情之上。“他每次到我家來……”從這句話一方面可以看出“我”和閏土的深厚友誼，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母親”對閏土善待始終，否則就不會有閏土“每次”到我家來了。在後來對傢俱處理上，我們也可以看出這種開明和同情，因為“母親”是“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選擇。”
2、愛子的母親
在《社戲》裡，作者對“母親”的描寫著墨並不太多，全文僅五處提及“母親”，下面筆者舉出兩例與“愛子”有關的具有細節闡析“母親”的愛子之情：
（1）“只得掃墓完畢，抽空去住幾天，這時我便每年跟 了母親住在外祖母家裡。”
“母親”歸寧回孃家小住，不過 短短几日，都將兒子帶在身邊，且無一年落下， 這無疑是愛的充分顯現。
（2）、“我向船頭一望，前面已經是平橋。橋腳上站著一個人，卻是我的母親……母親頗有些生氣，說是過了三更了，怎麼回來得這樣遲，但也就高興了，笑著邀大家去吃炒米。”
在江南早春的夜風中，“母親”站在橋頭直到三更，等著兒子平安歸來，而且“生氣”了，這“生氣”，是因為兒子歸家太晚，是因為過於牽掛而產生。但現見到兒子平安歸這家，便化怒為喜。由此可見“母親”的溫暖體貼和拳拳之心。
在《故鄉》中，“母親”第一次出場，小說是這樣描述的：“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著走出來了……”“我”回鄉和已往的回鄉有著異乎往常的意義－－舉家北遷。對這樣一件大事，作為人子，“我”不可能不在書函裡鄭重交代，而且“母親”也不可能不知兒子的大約歸期，想必“母親”等待之期特別地留心和敏感，因而兒子一出現便有了“早已迎著出來了”的行動，這種母親盼子之心所化出的動作當然是愛子的外在表現。
3、堅強的母親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著許多淒涼的心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兒子歸來了，“母親”自然高興，然而家道敗落，“母親”於心裡自然產生“淒涼的心情”。如果是一般的母親，一個“從父、從夫、從子”的一般女流之輩，遇到舉家北遷之大事，心中定無主見，在焦急不安中盼到愛子歸來，無疑會將那些細瑣繁累的諸事推給兒子。可是“母親”沒有這樣，因為她體恤兒子歸途的奔波勞頓之苦，將自己“淒涼的心情”“藏”了起來，還“教我坐下，歇息，喝茶”，愛子之中顯出一種中國勞動女堅強的品質。而“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時，母親說：“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顯然，“母親”已將諸事打點完畢，在體貼兒子的同時，用一種平淡的語氣竭力淡化即將遠離故土的傷感情愫，在“愛子”之中更透射出堅強的品格。
當然，“愛子”與“愛母”相伴共存，“我”居然發現了“母親”“藏”起來的“淒涼”，而恰恰是這種“愛母”之情，才是《社戲》、《故鄉》裡“母親”形象產生的原因。
周作人曾告訴魯迅先生：“你走以後（留學日本），母親日夜想念，好多天不吃不睡，接著大病了一場……”魯迅先生聽了非常感動，他說：“我們的母親是世界上最好的母親，我們將來要好好孝敬母親才對。”
試想，如果沒有魯迅的這種愛母之心，寫得出這樣一個“開明、愛子、堅強”的“母親”形象嗎？可以說，《故鄉》和《社戲》本身帶有極強的自傳性質，其“母親”形象也帶有極強的寫實成份。參照《朝花夕拾》，並與之比較，凡提到母親的地方，大多與小說裡的“母親”形象相通，甚至重疊。
如果說我們僅以上文理解“母親”的形象，理解魯迅先生塑造這樣一個形象的動機，則未免失之淺薄。
魯迅先生曾親眼目睹了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五四”以後知識分子的迷茫與困惑，中國農村的日益凋蔽，廣大國民的麻木不仁 與自己家庭的衰落和不和。對於一個憂國憂民而又看不到出 路的戰鬥者來說,他苦悶，他“彷徨”，他憂憤，他孤獨，他焦灼……從而面對現實，走向他的內心，重拾溫情的往事。因為，他的內心深處，還有一片蔥蘢迷人的綠洲，那就是童貞的友情和溫馨的母愛。可以說，作者正是借“母親”這一形象，表達了他對渾濁、麻木、愚弱的國民性的根本否定，透過對“母親”這一“不經意”塑造的美好形象，傳達著對中國勞動婦女擺脫封建束縛、掙脫禮教牢籠的深切期待，更是為“楊二嫂”、“祥林嫂”們樹立了一個正面的可資典範的榜樣。這是魯迅先生換了一種方式戰鬥著，“吶喊”著！
總之，正是由於母親給他的深刻影響，由於魯迅先生對母親的愛的昇華，使他如《故鄉》裡的“我”一樣，即使“辛苦輾轉”地生活著，也堅定地滿懷信心地期待著“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