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節棍的確切歷史無從查證，但是我總會想法知道事物如何進化、發展的。雙節棍最早應該是作為農業工具使用的——連枷。13至14世紀，大批華人移民到沖繩島，日本附近的一個島嶼。 沖繩島 這些移民的華人在一個叫Kumemura的城市定居下來。他們掌握著多種武術，其中之一是使用武器的，他們管這種武器叫做“雙節棍”。日本人對這種武術非常感興趣，許多日本人都跑到Kumemura城市去學習這種吸引人的防身自衛術。後來，雙節棍技術被日本改進，使之適合他們自己的武術特點，同時，雙節棍的名稱也被改變了。 日本人稱它為nunchaku。他們還改變了雙節棍的形狀——華人設計的雙節棍是由兩根圓木棍與一條鐵鏈組成的，而日本人的雙節棍是由兩根八角形的木棍和一條繩索連線而成的，而且這種形狀又有幾種不同的型別。 1970年至1974年，歐洲出現了李小龍功夫電影熱，富有傳奇色彩的功夫英雄李小龍在他的電影裡使用了這種精悍的武器——雙節棍。 李小龍 有了雙節棍，李小龍就像一臺無敵無敵的機器，這種手上武器的威力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李小龍的電影在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非常成功，體育俱樂部也迫切地要求學習東方武術，猶其是雙節棍越來越流行。 雙節棍的風靡也帶來了它不利的一面。經常會有人使用雙節棍在街頭打架，甚至會有人因此而犯罪。小孩子也覺得拿著雙節棍很酷，雖然他們並不懂得如何使用。很快，這種東方手持武器被大眾看成是一種“扼殺棍”，這是完全錯誤的定義，因為這種武器是用於打擊，當然不是隻為了扼殺用。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這種誤解依然存在。 荷蘭政府調查了雙節棍的起源和歷史，但是那時的荷蘭武道聯盟（由柔道、空手道和跆拳道組成）提出了一個錯誤的觀點：雙節棍是一種侵略性的武器。因此，荷蘭人不承認雙節棍是東方武術。雙節棍被法律禁用了，並且被貶為棍棒、刀子這種低等武器。那時練習雙節棍是根本不可能的，就連那些認真學習空手道的人（事實上雙節棍是空手道的傳統武器）。 幸運的是，自從來自Amstelveen的Milco Lambrecht贏得了一次由Zendokan雜誌舉辦的大型騎士武術大賽後，情形發生了改變——因為雙節棍技術是Milco Lambrecht獲勝的主要因素。從那以後，專門練習雙節棍的組織建立起來了。Milco Lambrecht從全國招集了數名雙節棍高手來研究如何舉行雙節棍比賽。很快地，大家便有了一個想法：要發展起官方的獨立的雙節棍運動。 1985年，Lambrecht先生髮明瞭一種塑膠泡沫雙節棍，稱為“安全雙節棍”。有了這種安全雙節棍，組織雙節棍比賽便有了可能。特製的服裝、頭盔、比賽規則以及畢業標準也都有了，雙節棍運動終於展露頭角。 部分因為評論員ohn Haanen的支援吧，雙節棍運動發展得相當迅速。各地培訓雙節棍教練員，組織武術大賽，如火如荼。1987年，荷蘭雙節棍基地(SNN)成立了。這個組織在1990年得到了NSF的承認，並同意其加入東方武術聯盟(FOG)。 黃－黑安全雙節棍是SNN唯一允許使用的雙節棍，其它雙節棍都禁止使用；SNN的安全雙節棍也是正義組織和檢查官唯一承認的雙節棍。 雙節棍運動1984年的一個開端到現在已經是會國承認的武術了，雙節棍再也不是街頭罪犯使用的侵略性武器了。1996年，世界雙節棍協會(WNA)終於成立了，全世界12個國家加入了這個組織。 注：本人英語水平非常有限，加上文章中有不少專用名詞，所以譯得可能不是很準確。譯文基本上是按照原文譯過來的，有些生硬，見笑了。 二、中國說 下面是馬明達的一篇文章，我覺得有理有據。 從“連枷棍”到“二節棍” 在我幼年的時候，連枷棍曾經是武術場上經常能見到的器械，但現在見不到了，在官辦的“競技武術”中它早已杳無影。 記得80年代初，在蘭州市的一次業餘武術表演中，永登縣農民李明賢練了一套連枷棍，那時，這已經是十分罕見的器械了。李練的是長柄連枷，功力不錯，連枷叮噹作響，劈砸有聲，引起人們的注意。當時就有人向主持表演的我提問：“連枷不是農具嗎，怎成了武術器械？”回答這個問題，我曾在《甘肅日報》寫了一篇短文，簡單地介紹了一下連枷的歷史，還告訴讀者，古代兵器不少是從農具轉化來的，連枷棍正是這類兵器的典型。在官辦的規定武術一統武林幾十年之後，傳統武術的許多珍貴內容逐步銷聲匿，不復存在了。有的雖偶然還能見到，但不免走了樣，也變得“手舞足蹈”起來。不久前，我曾向熟悉西北民間武術的朋友打聽，武風很盛的甘肅農村現在還有沒有練連枷的？回答說“不知道，很多年都沒有見過了。” 實際上，連枷棍是一種歷史久遠而文化蘊涵相當豐富的武術器械，不但值得儲存下來，也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它的來龍去。 南宋學者周密，清代學者趙翼都曾留意於它，我們提供了一些追索的絡。 作打麥的農具，連枷在中國出現得很早，至少在春秋時代就有了。《國語》卷6《齊語》記管仲對齊桓公說：“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三國韋昭的《注》說：“枷，拂也，所以擊草也。”《漢書》卷100《王莽傳》雲：“西載 ，北載拂。”唐代師古的《注》說：“拂音佛，所以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架。”可見“連架”這個名字唐以前就出現了。在唐代，這種農具又被軍事家們排上用場，用來作一種守城的兵器。杜佑《通典》卷152《兵五·守拒法》中曾提到它在守城時的功用：“連枷，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這簡單的十幾個字告訴我們，作兵器的連枷非直接取自農具，而是專門製作的，狀如連枷，但一定比農家的連枷要重，要結實，不然便沒有足的殺傷力。 宋代是連枷走俏的朝代，不但仍舊用之於守城，而且變成了一種非常重要的馬上兵器。 先說守城。《武經總要·前集·守城》載：“若登者漸多，則御以狼牙鐵拍；手漸攀城，則以連枷棒擊之。”南宋初，陳規以自已的親身經歷寫成《守城錄》一書，在卷3《德安守禦錄》中寫道：“城上人用磚石及連黠棒、長槍、弓弩拒退。”“連黠棒”應是“連枷棒”的異寫。從上引兩例不難看出，宋代以連枷用之於守城，是從唐代延續下來的，主要功用還是對付已經攀登到城頭的敵兵——利用連枷結構上的特點，打擊敵人露出垛口的手和頭。 騎兵用的連枷，屬於短兵類，有的通體用鐵製成，如南宋周密所說“又以鐵之，短兵之利便也。”有的是木質而用鐵皮裹其外，或加上鐵箍。《武經總要·前集·器圖》有它的圖式，還有一段文字介紹： “鐵鏈夾棒，本出西戎，馬上用之，以敵漢之步兵，其狀如農家打麥之連枷，以鐵飾之，利於自上擊下，故漢兵善用者巧於戎人。” 所謂“西戎”，應指長期與北宋對抗的西夏。唐末五代以來，北方少數民族和西北少數民族，如契丹、女真、西夏等，騎戰中喜歡用鐵質的擊打型兵器，如鐵鞭、鐵簡、鐵椎，此外還有鐵鏈椎、鐵鏈棒等。這當然與少數民族擅長騎戰有關。充分利用戰馬賓士的衝擊力，發揮精良的騎術，以重器打擊身著優質甲冑的漢軍，特別是“自上擊下”來攻擊步兵，是少數民族作戰的技術優勢。所以南宋初才有了那個著名的“金國有敲棒，中國有天靈蓋”的笑話。長期同少數民族作戰的宋軍，不能不注意到對方的優長，於是，大力發展騎兵，採用馬上擊打兵器，成宋代武備的一個顯著特點。“鐵鏈夾棒”學之於“西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被漢人用守城兵器的連枷，經少數民族的改造利用，成了騎兵的擊打短兵，又轉而傳來漢地，被中原王朝所採用，而且“漢兵善用者巧於戎人”，這個你來我往的傳播過程，生動地反映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對中國古代武藝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武經總要》是北宋的官修兵書，所載兵器都是北宋軍隊的基本裝備，可見鐵鏈夾棒也是宋軍的常規兵器之一。古代的軍用兵器，一般都由政府統一製作和管理，有一定的製作標準，制度十分嚴格。北宋慶曆元年（1041），名將韓琦曾制定了多種馬上鐵兵的份量規格和武藝考試辦法，規定：“馬上鐵鞭、鐵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中。”馬上連枷同鐵鞭、鐵簡一樣，也應該有單有雙，《武經總要》沒有反映出這一點，但這既可以從宋代多見的雙鞭、雙簡、雙劍推而知之，也可以由後來清代的雙連枷棒加以印證。兩條連枷統重十斤，一條約五斤。宋代重量標準略高於現代，五斤約合現在六斤，應該說這個份量是很適中的。雖然某些膂力超群的人物所用兵器大大超過這個重量標準，但那畢竟是極個別的現象，不具有普遍性。
雙節棍的確切歷史無從查證，但是我總會想法知道事物如何進化、發展的。雙節棍最早應該是作為農業工具使用的——連枷。13至14世紀，大批華人移民到沖繩島，日本附近的一個島嶼。 沖繩島 這些移民的華人在一個叫Kumemura的城市定居下來。他們掌握著多種武術，其中之一是使用武器的，他們管這種武器叫做“雙節棍”。日本人對這種武術非常感興趣，許多日本人都跑到Kumemura城市去學習這種吸引人的防身自衛術。後來，雙節棍技術被日本改進，使之適合他們自己的武術特點，同時，雙節棍的名稱也被改變了。 日本人稱它為nunchaku。他們還改變了雙節棍的形狀——華人設計的雙節棍是由兩根圓木棍與一條鐵鏈組成的，而日本人的雙節棍是由兩根八角形的木棍和一條繩索連線而成的，而且這種形狀又有幾種不同的型別。 1970年至1974年，歐洲出現了李小龍功夫電影熱，富有傳奇色彩的功夫英雄李小龍在他的電影裡使用了這種精悍的武器——雙節棍。 李小龍 有了雙節棍，李小龍就像一臺無敵無敵的機器，這種手上武器的威力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李小龍的電影在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非常成功，體育俱樂部也迫切地要求學習東方武術，猶其是雙節棍越來越流行。 雙節棍的風靡也帶來了它不利的一面。經常會有人使用雙節棍在街頭打架，甚至會有人因此而犯罪。小孩子也覺得拿著雙節棍很酷，雖然他們並不懂得如何使用。很快，這種東方手持武器被大眾看成是一種“扼殺棍”，這是完全錯誤的定義，因為這種武器是用於打擊，當然不是隻為了扼殺用。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這種誤解依然存在。 荷蘭政府調查了雙節棍的起源和歷史，但是那時的荷蘭武道聯盟（由柔道、空手道和跆拳道組成）提出了一個錯誤的觀點：雙節棍是一種侵略性的武器。因此，荷蘭人不承認雙節棍是東方武術。雙節棍被法律禁用了，並且被貶為棍棒、刀子這種低等武器。那時練習雙節棍是根本不可能的，就連那些認真學習空手道的人（事實上雙節棍是空手道的傳統武器）。 幸運的是，自從來自Amstelveen的Milco Lambrecht贏得了一次由Zendokan雜誌舉辦的大型騎士武術大賽後，情形發生了改變——因為雙節棍技術是Milco Lambrecht獲勝的主要因素。從那以後，專門練習雙節棍的組織建立起來了。Milco Lambrecht從全國招集了數名雙節棍高手來研究如何舉行雙節棍比賽。很快地，大家便有了一個想法：要發展起官方的獨立的雙節棍運動。 1985年，Lambrecht先生髮明瞭一種塑膠泡沫雙節棍，稱為“安全雙節棍”。有了這種安全雙節棍，組織雙節棍比賽便有了可能。特製的服裝、頭盔、比賽規則以及畢業標準也都有了，雙節棍運動終於展露頭角。 部分因為評論員ohn Haanen的支援吧，雙節棍運動發展得相當迅速。各地培訓雙節棍教練員，組織武術大賽，如火如荼。1987年，荷蘭雙節棍基地(SNN)成立了。這個組織在1990年得到了NSF的承認，並同意其加入東方武術聯盟(FOG)。 黃－黑安全雙節棍是SNN唯一允許使用的雙節棍，其它雙節棍都禁止使用；SNN的安全雙節棍也是正義組織和檢查官唯一承認的雙節棍。 雙節棍運動1984年的一個開端到現在已經是會國承認的武術了，雙節棍再也不是街頭罪犯使用的侵略性武器了。1996年，世界雙節棍協會(WNA)終於成立了，全世界12個國家加入了這個組織。 注：本人英語水平非常有限，加上文章中有不少專用名詞，所以譯得可能不是很準確。譯文基本上是按照原文譯過來的，有些生硬，見笑了。 二、中國說 下面是馬明達的一篇文章，我覺得有理有據。 從“連枷棍”到“二節棍” 在我幼年的時候，連枷棍曾經是武術場上經常能見到的器械，但現在見不到了，在官辦的“競技武術”中它早已杳無影。 記得80年代初，在蘭州市的一次業餘武術表演中，永登縣農民李明賢練了一套連枷棍，那時，這已經是十分罕見的器械了。李練的是長柄連枷，功力不錯，連枷叮噹作響，劈砸有聲，引起人們的注意。當時就有人向主持表演的我提問：“連枷不是農具嗎，怎成了武術器械？”回答這個問題，我曾在《甘肅日報》寫了一篇短文，簡單地介紹了一下連枷的歷史，還告訴讀者，古代兵器不少是從農具轉化來的，連枷棍正是這類兵器的典型。在官辦的規定武術一統武林幾十年之後，傳統武術的許多珍貴內容逐步銷聲匿，不復存在了。有的雖偶然還能見到，但不免走了樣，也變得“手舞足蹈”起來。不久前，我曾向熟悉西北民間武術的朋友打聽，武風很盛的甘肅農村現在還有沒有練連枷的？回答說“不知道，很多年都沒有見過了。” 實際上，連枷棍是一種歷史久遠而文化蘊涵相當豐富的武術器械，不但值得儲存下來，也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它的來龍去。 南宋學者周密，清代學者趙翼都曾留意於它，我們提供了一些追索的絡。 作打麥的農具，連枷在中國出現得很早，至少在春秋時代就有了。《國語》卷6《齊語》記管仲對齊桓公說：“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三國韋昭的《注》說：“枷，拂也，所以擊草也。”《漢書》卷100《王莽傳》雲：“西載 ，北載拂。”唐代師古的《注》說：“拂音佛，所以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架。”可見“連架”這個名字唐以前就出現了。在唐代，這種農具又被軍事家們排上用場，用來作一種守城的兵器。杜佑《通典》卷152《兵五·守拒法》中曾提到它在守城時的功用：“連枷，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這簡單的十幾個字告訴我們，作兵器的連枷非直接取自農具，而是專門製作的，狀如連枷，但一定比農家的連枷要重，要結實，不然便沒有足的殺傷力。 宋代是連枷走俏的朝代，不但仍舊用之於守城，而且變成了一種非常重要的馬上兵器。 先說守城。《武經總要·前集·守城》載：“若登者漸多，則御以狼牙鐵拍；手漸攀城，則以連枷棒擊之。”南宋初，陳規以自已的親身經歷寫成《守城錄》一書，在卷3《德安守禦錄》中寫道：“城上人用磚石及連黠棒、長槍、弓弩拒退。”“連黠棒”應是“連枷棒”的異寫。從上引兩例不難看出，宋代以連枷用之於守城，是從唐代延續下來的，主要功用還是對付已經攀登到城頭的敵兵——利用連枷結構上的特點，打擊敵人露出垛口的手和頭。 騎兵用的連枷，屬於短兵類，有的通體用鐵製成，如南宋周密所說“又以鐵之，短兵之利便也。”有的是木質而用鐵皮裹其外，或加上鐵箍。《武經總要·前集·器圖》有它的圖式，還有一段文字介紹： “鐵鏈夾棒，本出西戎，馬上用之，以敵漢之步兵，其狀如農家打麥之連枷，以鐵飾之，利於自上擊下，故漢兵善用者巧於戎人。” 所謂“西戎”，應指長期與北宋對抗的西夏。唐末五代以來，北方少數民族和西北少數民族，如契丹、女真、西夏等，騎戰中喜歡用鐵質的擊打型兵器，如鐵鞭、鐵簡、鐵椎，此外還有鐵鏈椎、鐵鏈棒等。這當然與少數民族擅長騎戰有關。充分利用戰馬賓士的衝擊力，發揮精良的騎術，以重器打擊身著優質甲冑的漢軍，特別是“自上擊下”來攻擊步兵，是少數民族作戰的技術優勢。所以南宋初才有了那個著名的“金國有敲棒，中國有天靈蓋”的笑話。長期同少數民族作戰的宋軍，不能不注意到對方的優長，於是，大力發展騎兵，採用馬上擊打兵器，成宋代武備的一個顯著特點。“鐵鏈夾棒”學之於“西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被漢人用守城兵器的連枷，經少數民族的改造利用，成了騎兵的擊打短兵，又轉而傳來漢地，被中原王朝所採用，而且“漢兵善用者巧於戎人”，這個你來我往的傳播過程，生動地反映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對中國古代武藝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武經總要》是北宋的官修兵書，所載兵器都是北宋軍隊的基本裝備，可見鐵鏈夾棒也是宋軍的常規兵器之一。古代的軍用兵器，一般都由政府統一製作和管理，有一定的製作標準，制度十分嚴格。北宋慶曆元年（1041），名將韓琦曾制定了多種馬上鐵兵的份量規格和武藝考試辦法，規定：“馬上鐵鞭、鐵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中。”馬上連枷同鐵鞭、鐵簡一樣，也應該有單有雙，《武經總要》沒有反映出這一點，但這既可以從宋代多見的雙鞭、雙簡、雙劍推而知之，也可以由後來清代的雙連枷棒加以印證。兩條連枷統重十斤，一條約五斤。宋代重量標準略高於現代，五斤約合現在六斤，應該說這個份量是很適中的。雖然某些膂力超群的人物所用兵器大大超過這個重量標準，但那畢竟是極個別的現象，不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