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淡的生活中，生命的無意感常常會襲上心頭，曾經不停地追問自己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也向他人和書本追問。
印象深的有烏納穆諾《生命的悲劇意識》、周國平的《思考死亡：有意義的徒勞》、加繆《西西弗的神話》、菲利普斯《達爾文的蚯蚓》等。
但都沒有這本心理學名著《活出生命的意義》最為深刻和全面，因為它說的正是這個問題。
作者弗蘭克爾為著名心理學家，維也納醫科大學神經與精神病學教授，猶太人，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和達豪等集中營經歷了三年煉獄般的生活。他創立的“意義療法”及“存在主義分析”，被稱之為繼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之後的維也納第三心理治療學派。
弗蘭克爾將他在集中營的經歷和他創立的“意義療法”凝結成了這本《活出生命的意義》。
《活出生命的意義》自1946年初版至今，已經被翻譯成了24種語言，銷售達1200萬冊，被評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十大圖書”。
十多年前我就讀過此書，我購買的書名譯作《追尋生命的意義》，當時主要為作者在集中營的苦難經歷所震憾，這次重讀我卻突然發現，這本名為生命意義的書，其實質卻是告訴我們：生命意義其實是個偽命題！
比焦慮更可怕的是空虛
現代社會里，人們的工作社會壓力變大，面臨的矛盾衝突日益增多，很容易變得焦慮，內心的平衡寧靜成了現代人的渴盼，很多心靈雞湯文都在告訴我們如何尋求這種平衡。
然而，弗蘭克爾卻認為
心理健康的基礎，是人們已經成為與將要成為之間的差距導致的緊張。
對於生命意義的尋求會製造這種適度的焦慮，而這正是精神健康所需要的，生命的意義就在尋找和填補這種差距或者“缺口”的過程中。
正如叔本華所說：
因為，比焦慮更可怕的是無意義感所導致的空虛。
動物可以依靠本能行事，但當人從猿猴進化為真正的人時，這扇大門就關上了。
動物不需要意義，只有人才需要生命的意義。
在傳統社會，人還可以依據傳統行事，但在現代社會這個好處也沒有了，人必須自己做出選擇，於是，他感覺無所適從，陷入“存在的虛空”。
叔本華說：
在現代社會，比起焦慮，無意感帶來的空虛、厭倦和無聊正引發更多心理和精神問題。
書中有個資料，據調查，歐洲學生有25%的人存在著這種“存在的虛空”，美國學生中這個資料則高達60%。
而當今時代，隨著自動化及人工智慧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類工作被機器取代，人們的空閒時間愈加增多，物質生活日益豐富，“從物質中獲得幸福的時代已經結束”，這個問題將變得愈加突出。
失業神經症有三種表現：抑鬱、攻擊、成癮，雖然抑鬱和自殺並不都是無意義感導致的，但如果有意義感支撐，也會戰勝自殺衝動。
而成癮性則與空虛密切相關。書中指出，有研究者發現她所研究的90%的酗酒者都遭受著極度無意義感的折磨，而在斯坦利對吸毒者所做的研究中，100%的人相信“一切看起來毫無意義”。
在集中營中，惡劣的物質環境和納粹的屠殺固然是造成囚徒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有些囚徒的死亡卻是因為內心失去了支撐，對於生活失去了希望。
失去了希望和勇氣，歸根結底正是生命意義的喪失。
打倒人的往往不是痛苦本身，而是痛苦所帶來的絕望，而最讓人絕望的就是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弗蘭克爾在書中多處引用尼采的話：
他在鼓勵囚徒們在苦難中尋找意義時則引用了尼采的另一句話：
對於處於極端環境的人來說，意義就是拯救生命的Sunny！
弗蘭克爾還描繪了集中營囚徒釋放後的種種不適，讓我想起了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的那位老人，終於從監獄釋放的他卻選擇了自殺，因為這個在他眼前變得陌生的社會，讓他無法找到自己生命的意義。
《活出生命的意義》中有一項針對48所院校7948名學生的調查資料，當被問及，現在對於他們“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麼時，78%的學生說他們的首要目標是“發現生活的目標和意義。”
生命意義是個偽命題
既然意義如此重要，那麼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我曾經不停地追問自己，不停地去向他人向書本追問這個問題，90後女孩劉可樂住院治療後也仍在苦苦思索這個問題。
弗蘭克爾的患者也曾詢問其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但弗蘭克爾認為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其生命意義也應如此。
“因為生活中的每一種情形代表了對人的一種挑戰，提出 了一種需要他加以解決的問題，生命意義的問題實際上被顛倒了。”
我們所說的“小確幸”實際指的就是這樣的“因時而異”的生命意義，日本的本田直之說“比起短暫的大幸福，長久且可持續性的“小確幸"更令人感動”，這些“小確幸”也更有意義。
我恍然大悟，自己一直以來追問的其實就是抽象的生命意義，這實際上是個偽命題，至少它對我們來說是無意義的。
因為每個人，每個時刻，生命的意義都是具體而生動的。
如何發現生命意義
生命意義因人因時而異，但弗蘭克爾的意義療法認為，人可以透過以下途徑獲得生命意義
一是透過創造一種工作或做一件實事；
二是透過體驗某件事或遇見某個人；
三是透過我們對於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態度。
簡單來說，就是創造、體驗、受難。在集中營經歷中，作者主要敘述和分析了承受苦難的意義，本書當年最打動我的也是這點，當聽到有人說人生就該盡情享受，甚至拒絕應有的剋制時，我就以此來駁斥。
但其實，即使在集中營經歷中，前兩種生命意義也有體現。
如對妻子的思念與愛成了弗蘭克爾在集中營中重要的精神支柱，在殘酷惡劣的集中營中，他們也能感受到落日映照山峰和樹木的美麗，簡陋條件下的歌舞表演，甚至有囚徒爬上吃飯大桶高唱義大利抒情歌曲，這些都屬於體驗部分，對愛與美的嚮往與追求。
甚至在這裡，也仍然有創造性意義的體現。如弗蘭克爾在可以逃跑時選擇了與病人在一起，在被問到是否願去另一個有許多斑疹傷寒病人的集中營中承擔醫療職責時，幾乎所有同事都不願去，他的朋友也懇切地勸他不要去，但他卻決定報名參加，因為弗蘭克爾認為“作為一名醫生去幫助我的囚徒，無疑將比無所事事地活著並最終作為一個沒有產出物的勞動力死去，會有更大的意義”
我想起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但在生存都成問題的集中營中，我們發現精神力量其實是可以超越人的需求層次的。
從發現生命意義的三條途徑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段，可以發現和尋找不同的生命意義。
做個積極的悲觀主義者
弗蘭克爾在集中營經歷中深刻感受到承受苦難的意義。他知道集中營倖存的機率微乎其微，但他一進集中營就立誓絕對不碰鐵絲網自殺，這就是一種選擇，這種選擇賦予了苦難以意義。
弗蘭克爾選擇幫助病人尋找意義，有獄友在苦難中安慰別人，把自己最後一片面包送給別人，即使沒有這些，只是勇敢自尊地接受苦難，面對死亡，在苦難中體驗生命的意義，也都證明了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有選擇自己態度的自由，承受苦難也因而有了意義。
弗蘭克爾在《活出生命的意義》的最後專門談到了他稱之為“悲劇性的樂觀主義”的理論，意思是儘管存在著“三重悲劇”，但人仍然能夠保持樂觀。
三重悲劇即“痛苦，內疚和死亡”，對此人類有三種潛能：一是把痛苦轉化為成就，二是從內疚中獲得完善自我的機會，三是從生命的短暫性中獲得採取負責性行為的能力。
對於痛苦，如身殘志堅的人把痛苦轉化成了成就，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意義和目的；對於內疚，罪犯的改過自新就是一種自我超越和完善。
對於死亡，其實不只是在集中營中，每個人的每一刻都在走向死亡，我們都在“向死而生”。
如果把瞬間自殺的念頭也算在內的話，死亡的危險和現實可以說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而正是這種短暫性提醒我們珍惜生命的每一刻。
我們的每一刻構成了我們的生命意義。
弗蘭克爾在這裡提到了老年人的生命意義，他指出我們沒有理由憐憫老人，雖然他們在未來沒有了可能性，但他們擁有不可更改，也永遠不會被拿走的過去。
不能用當前的“有用性”來混淆人的尊嚴的價值，否則就可能為按照希特勒的思想實行安樂死計劃辯護，殘酷殺死那些沒用的的年老病弱殘障人員。
看到“悲劇性樂觀主義”時，我就想起演員韓雪演講中的那句話：做個積極的悲觀主義者。
一直很喜歡這句話，面對苦難時，這句話最為貼切，而如果把死亡看成生命不可避免的悲劇，這句話可以說面對所有人生都是貼切的。
最幸福的感覺是永遠在路上
承受苦難的意義讓生命具有了絕對的意義，也就是說生命的意義是一種無條件的存在，正如劉可樂所說：活著本身不就是意義嗎？
活著本身就是意義，即使生命本無意義，我們也能夠創造意義！
在《活出生命的意義》中，弗蘭克爾指出：比焦慮更可怕的是生命意義缺失導致的空虛，在生存都是問題的極端條件下意義是拯救生命的Sunny，並且闡述了尋找生命意義的方法途徑。
《活出生命的意義》告訴我們，抽象的生命意義其實是個偽命題，因為每個人每個時刻有每個人每個時刻的生命意義。
我們不應該去向他人詢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而應該追問自己，並用行動來做出回答。
如何發現和獲得我們每個人每個時刻的生命意義呢？這就要尋找我們每個人每個時刻“已經成為與將要成為之間的差距”。
夢想正為製造這個差距而存在，縮短差距的過程就是實現夢想的過程。
“循序漸進而又充滿目標感的生活是踏實的，最幸福的感覺是永遠在路上”
在平淡的生活中，生命的無意感常常會襲上心頭，曾經不停地追問自己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也向他人和書本追問。
印象深的有烏納穆諾《生命的悲劇意識》、周國平的《思考死亡：有意義的徒勞》、加繆《西西弗的神話》、菲利普斯《達爾文的蚯蚓》等。
但都沒有這本心理學名著《活出生命的意義》最為深刻和全面，因為它說的正是這個問題。
作者弗蘭克爾為著名心理學家，維也納醫科大學神經與精神病學教授，猶太人，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和達豪等集中營經歷了三年煉獄般的生活。他創立的“意義療法”及“存在主義分析”，被稱之為繼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之後的維也納第三心理治療學派。
弗蘭克爾將他在集中營的經歷和他創立的“意義療法”凝結成了這本《活出生命的意義》。
《活出生命的意義》自1946年初版至今，已經被翻譯成了24種語言，銷售達1200萬冊，被評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十大圖書”。
十多年前我就讀過此書，我購買的書名譯作《追尋生命的意義》，當時主要為作者在集中營的苦難經歷所震憾，這次重讀我卻突然發現，這本名為生命意義的書，其實質卻是告訴我們：生命意義其實是個偽命題！
比焦慮更可怕的是空虛
現代社會里，人們的工作社會壓力變大，面臨的矛盾衝突日益增多，很容易變得焦慮，內心的平衡寧靜成了現代人的渴盼，很多心靈雞湯文都在告訴我們如何尋求這種平衡。
然而，弗蘭克爾卻認為
“人所需要的實際上不是一種無焦慮的狀態，而是為了一個有價值的目標所作的努力和鬥爭，一種自由選擇的任務”。心理健康的基礎，是人們已經成為與將要成為之間的差距導致的緊張。
對於生命意義的尋求會製造這種適度的焦慮，而這正是精神健康所需要的，生命的意義就在尋找和填補這種差距或者“缺口”的過程中。
正如叔本華所說：
“人的本質就在於他的意志有所追求，一個追求滿足了又重新追求，如此永遠不息”。因為，比焦慮更可怕的是無意義感所導致的空虛。
動物可以依靠本能行事，但當人從猿猴進化為真正的人時，這扇大門就關上了。
動物不需要意義，只有人才需要生命的意義。
在傳統社會，人還可以依據傳統行事，但在現代社會這個好處也沒有了，人必須自己做出選擇，於是，他感覺無所適從，陷入“存在的虛空”。
叔本華說：
生命是一團慾望，慾望不能滿足便痛苦，滿足便無聊，人生就在痛苦和無聊之間搖擺。在現代社會，比起焦慮，無意感帶來的空虛、厭倦和無聊正引發更多心理和精神問題。
書中有個資料，據調查，歐洲學生有25%的人存在著這種“存在的虛空”，美國學生中這個資料則高達60%。
而當今時代，隨著自動化及人工智慧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類工作被機器取代，人們的空閒時間愈加增多，物質生活日益豐富，“從物質中獲得幸福的時代已經結束”，這個問題將變得愈加突出。
失業神經症有三種表現：抑鬱、攻擊、成癮，雖然抑鬱和自殺並不都是無意義感導致的，但如果有意義感支撐，也會戰勝自殺衝動。
而成癮性則與空虛密切相關。書中指出，有研究者發現她所研究的90%的酗酒者都遭受著極度無意義感的折磨，而在斯坦利對吸毒者所做的研究中，100%的人相信“一切看起來毫無意義”。
在集中營中，惡劣的物質環境和納粹的屠殺固然是造成囚徒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有些囚徒的死亡卻是因為內心失去了支撐，對於生活失去了希望。
失去了希望和勇氣，歸根結底正是生命意義的喪失。
打倒人的往往不是痛苦本身，而是痛苦所帶來的絕望，而最讓人絕望的就是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弗蘭克爾在書中多處引用尼采的話：
“那些擁有為什麼而活的人可以承受任何如何活的問題。”他在鼓勵囚徒們在苦難中尋找意義時則引用了尼采的另一句話：
“沒有殺死我的，使我更強大。”對於處於極端環境的人來說，意義就是拯救生命的Sunny！
弗蘭克爾還描繪了集中營囚徒釋放後的種種不適，讓我想起了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的那位老人，終於從監獄釋放的他卻選擇了自殺，因為這個在他眼前變得陌生的社會，讓他無法找到自己生命的意義。
《活出生命的意義》中有一項針對48所院校7948名學生的調查資料，當被問及，現在對於他們“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麼時，78%的學生說他們的首要目標是“發現生活的目標和意義。”
生命意義是個偽命題
既然意義如此重要，那麼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我曾經不停地追問自己，不停地去向他人向書本追問這個問題，90後女孩劉可樂住院治療後也仍在苦苦思索這個問題。
弗蘭克爾的患者也曾詢問其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但弗蘭克爾認為
“人不應該追求抽象的生命意義”，因為“生命的意義因人而異，因時而異。”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其生命意義也應如此。
“因為生活中的每一種情形代表了對人的一種挑戰，提出 了一種需要他加以解決的問題，生命意義的問題實際上被顛倒了。”
我們所說的“小確幸”實際指的就是這樣的“因時而異”的生命意義，日本的本田直之說“比起短暫的大幸福，長久且可持續性的“小確幸"更令人感動”，這些“小確幸”也更有意義。
我恍然大悟，自己一直以來追問的其實就是抽象的生命意義，這實際上是個偽命題，至少它對我們來說是無意義的。
因為每個人，每個時刻，生命的意義都是具體而生動的。
如何發現生命意義
生命意義因人因時而異，但弗蘭克爾的意義療法認為，人可以透過以下途徑獲得生命意義
一是透過創造一種工作或做一件實事；
二是透過體驗某件事或遇見某個人；
三是透過我們對於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態度。
簡單來說，就是創造、體驗、受難。在集中營經歷中，作者主要敘述和分析了承受苦難的意義，本書當年最打動我的也是這點，當聽到有人說人生就該盡情享受，甚至拒絕應有的剋制時，我就以此來駁斥。
但其實，即使在集中營經歷中，前兩種生命意義也有體現。
如對妻子的思念與愛成了弗蘭克爾在集中營中重要的精神支柱，在殘酷惡劣的集中營中，他們也能感受到落日映照山峰和樹木的美麗，簡陋條件下的歌舞表演，甚至有囚徒爬上吃飯大桶高唱義大利抒情歌曲，這些都屬於體驗部分，對愛與美的嚮往與追求。
甚至在這裡，也仍然有創造性意義的體現。如弗蘭克爾在可以逃跑時選擇了與病人在一起，在被問到是否願去另一個有許多斑疹傷寒病人的集中營中承擔醫療職責時，幾乎所有同事都不願去，他的朋友也懇切地勸他不要去，但他卻決定報名參加，因為弗蘭克爾認為“作為一名醫生去幫助我的囚徒，無疑將比無所事事地活著並最終作為一個沒有產出物的勞動力死去，會有更大的意義”
我想起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但在生存都成問題的集中營中，我們發現精神力量其實是可以超越人的需求層次的。
從發現生命意義的三條途徑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段，可以發現和尋找不同的生命意義。
做個積極的悲觀主義者
弗蘭克爾在集中營經歷中深刻感受到承受苦難的意義。他知道集中營倖存的機率微乎其微，但他一進集中營就立誓絕對不碰鐵絲網自殺，這就是一種選擇，這種選擇賦予了苦難以意義。
弗蘭克爾選擇幫助病人尋找意義，有獄友在苦難中安慰別人，把自己最後一片面包送給別人，即使沒有這些，只是勇敢自尊地接受苦難，面對死亡，在苦難中體驗生命的意義，也都證明了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有選擇自己態度的自由，承受苦難也因而有了意義。
弗蘭克爾在《活出生命的意義》的最後專門談到了他稱之為“悲劇性的樂觀主義”的理論，意思是儘管存在著“三重悲劇”，但人仍然能夠保持樂觀。
三重悲劇即“痛苦，內疚和死亡”，對此人類有三種潛能：一是把痛苦轉化為成就，二是從內疚中獲得完善自我的機會，三是從生命的短暫性中獲得採取負責性行為的能力。
對於痛苦，如身殘志堅的人把痛苦轉化成了成就，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意義和目的；對於內疚，罪犯的改過自新就是一種自我超越和完善。
對於死亡，其實不只是在集中營中，每個人的每一刻都在走向死亡，我們都在“向死而生”。
如果把瞬間自殺的念頭也算在內的話，死亡的危險和現實可以說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而正是這種短暫性提醒我們珍惜生命的每一刻。
我們的每一刻構成了我們的生命意義。
弗蘭克爾在這裡提到了老年人的生命意義，他指出我們沒有理由憐憫老人，雖然他們在未來沒有了可能性，但他們擁有不可更改，也永遠不會被拿走的過去。
不能用當前的“有用性”來混淆人的尊嚴的價值，否則就可能為按照希特勒的思想實行安樂死計劃辯護，殘酷殺死那些沒用的的年老病弱殘障人員。
看到“悲劇性樂觀主義”時，我就想起演員韓雪演講中的那句話：做個積極的悲觀主義者。
一直很喜歡這句話，面對苦難時，這句話最為貼切，而如果把死亡看成生命不可避免的悲劇，這句話可以說面對所有人生都是貼切的。
最幸福的感覺是永遠在路上
承受苦難的意義讓生命具有了絕對的意義，也就是說生命的意義是一種無條件的存在，正如劉可樂所說：活著本身不就是意義嗎？
活著本身就是意義，即使生命本無意義，我們也能夠創造意義！
在《活出生命的意義》中，弗蘭克爾指出：比焦慮更可怕的是生命意義缺失導致的空虛，在生存都是問題的極端條件下意義是拯救生命的Sunny，並且闡述了尋找生命意義的方法途徑。
《活出生命的意義》告訴我們，抽象的生命意義其實是個偽命題，因為每個人每個時刻有每個人每個時刻的生命意義。
我們不應該去向他人詢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而應該追問自己，並用行動來做出回答。
如何發現和獲得我們每個人每個時刻的生命意義呢？這就要尋找我們每個人每個時刻“已經成為與將要成為之間的差距”。
夢想正為製造這個差距而存在，縮短差距的過程就是實現夢想的過程。
“循序漸進而又充滿目標感的生活是踏實的，最幸福的感覺是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