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本質上都是因為太平天國運動所興起的團練武裝，而且由於李鴻章是曾國藩的老部下、得意門生，所以淮軍的創辦是基本沿襲了湘軍的，這是他們的相同點；但是在很多細節方面，淮軍和湘軍又有不同。

首先不用說，兩支部隊的兵員不一樣。湘軍是湖南兵，而淮軍則是皖北、皖中兵，長江以南的安徽人很少做淮軍，原因也很簡單，當時皖南是太平天國的大本營。但是這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淮軍和湘軍的高層都不一樣，湘軍的高層湖南各地基本都有分佈，但淮軍的高層卻無一例外，全部都是合肥人。

湘軍和淮軍在剿滅太平天國的作用，也有不同：湘軍是真正剿滅太平天國的主要力量，也為晚清文官辦團練提供了模板；而湘軍則是在後期才慢慢湧現，並逐漸脫穎而出的。最後曾國藩從安慶往東、李鴻章從上海往西，兩股大軍合圍天京，一起剿滅的太平天國。

兩支部隊的結局，也有所不同。太平天國被剿滅以後，曾國藩就解散了湘軍，讓他們回湖南老家種地養老了；而李鴻章，則沒有解散淮軍，而是讓他們去平滅家鄉的另一起農民起義——捻軍。捻軍定後，淮軍也沒有解散，而是被逐步體制化成為正規軍了，使得最後的北洋系統形成了合肥人的天下，時有“會講合肥話，就把洋刀挎”的戲謔。

淮軍雖脫胎於湘軍但與湘軍差別較大，具體情況，且聽我細細道來。

這一點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來。湘軍將領多為湖南人，如曾國藩、曾國荃、彭玉麟、左宗棠、劉錦棠等等（當然重要將領也有其他省的，比如湘軍第一悍將就是四川人鮑超）。淮軍將領多為安徽人，如李鴻章、潘鼎新、丁汝昌、劉銘傳、張樹聲等等。

淮軍比湘軍更加註重西洋武器。淮軍成立之初便是在上海作戰，隨後轉戰江浙，這些地方都是洋人核心利益所在之地，為了使這裡免遭太平軍入侵，洋人甚至自己組建了洋槍隊。在與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李鴻章也可以更好地獲得西方的軍事資源，其西洋裝備比在內地作戰湘軍要多，要強，淮軍甚至接收了洋槍隊的裝備，李鴻章還聘請洋人，讓軍隊練洋操，相比之下，淮軍比湘軍的西方化程度更高。

其實這一點最主要體現在曾國藩與李鴻章身上。我們知道，曾國藩是晚清著名的理學家，繼承魏源、賀長齡注重經世之風，湖南人郭嵩燾曾說曾國藩“以道德風義倡，天下名賢碩德蔚起湖湘間。”李鴻章卻不一樣，雖也是科舉出身，但並不想去成為事實上也沒有成為官僚兼學問大師。而且在清代，湖南地區，輕視漢學，安徽恰好相反。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湖南的學風注重經世，安徽地區則是注重考證（江蘇也是），所以安徽當時並沒有像湖南那樣出現讀書人群體投筆從戎的局面，這也是李鴻章到家鄉沒有拉起隊伍的一個原因。所以，湘軍多為讀書人拉起山農，頗有儒風（曾國藩個人也有儒將的風範）。淮軍成分卻複雜得多，有比較重的江湖痞氣，所以當時有人說淮軍“既富而驕。”

我們知道，湘軍是由曾國藩創立而且統領的，其實到了後期湘軍重要將領紛紛獨當一面，曾國藩能絕對掌控的不過是曾國荃等少數將領，所以這裡又有一個不同點，湘軍將領一般能成為獨當一面的地方大吏。相比之下，淮軍不是沒有獨當一面的地方大吏，但是比較少，而且淮系將領劉銘傳、張樹聲、潘鼎新等人出任封疆大吏之後仍難以與李鴻章抗衡，甚至要繼續聽李鴻章的話，淮軍上下級關係的痕跡依然存在。湘軍不是這樣，其內部派系更加複雜，常常是一個人就是一個山頭，像左宗棠這樣的後來都不聽曾國藩的話了，這與湘軍內部更多依靠的是道義關係來維持有關。不過，進一步說，湘軍將領之間即便是有矛盾但一般比較謙和，淮軍卻不是，矛盾雙方常常很直接。

湘淮軍除了武將不一樣，內部的文人差別也大。曾國藩有儒風，是理學大師，他在湘軍的幕僚有辦實事的，也有來裝飾儒雅的。比如曾國藩門下得其學問真傳的四大弟子：薛福成、黎庶昌、張裕釗、吳汝綸。還有莫友芝，王闓運等比較有名的學問高深之人。李鴻章覺得曾國藩幕府那些人是一些“老幕”，他很是看不起的，李鴻章更加註重能實實在在辦成事情的專家，比如能辦糧草，能辦器械，能與洋人打交道，能辦洋務之類的有真本事的專家。

參考文獻：

董叢林：《晚清政事探研》，東方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