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本名，即學名叫李堯棠，號芾甘。此外他還有一個小名，叫升麐；他大哥的小名叫果麐，麐哥的小名叫安麐，一個兄弟的小名叫開麐，都是依“麐”字排下來的。
成年後的巴金，除“巴金”之外，還用過“壬平”、“極樂”、“佩竿”、“黑浪”等筆名。後來，巴金曾回憶說：
當時舊金山有位華僑，辦了刊物《平等》，我供稿子，文章寫多了，用一個名字不太好，就時常換名字，隨時想起隨時用，沒有考慮什麼用意。時間太久了，有些事一時記不起，看到文章就能回憶起來。
關於“巴金”筆名的由來，至今國內外研究者還有些不同的說法，許多人猜測這兩個字來自於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其實不然。巴金在八十年代接受青年學者陳思和等人採訪時，曾說：
我在法國的沙多－吉里寫小說《滅亡》，並沒有想到拿它發表，只想自費印刷幾百冊送給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個朋友（按：即當時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索非）幫忙。我不願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個在法國的留學生，不久前在昂熱自殺的巴恩波，就採用了一個“巴”字，以示紀念；“金”是那個學哲學的朋友建議採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筆名，那時候我並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學聯絡在一起。《滅亡》寄走後，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為《東方雜誌》翻譯托洛茨基紀念托爾斯泰的文章，我在譯稿（《托爾斯泰論》）上署名“巴金”。後來，這篇後署“巴金”的論文卻先發表了（按：該文載於1928年10月《東方雜誌》第二下五卷第十九號），最先署“巴金”的小說《滅亡》是1929年才開始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按：載《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一期）。實際上還是《滅亡》最早用“巴金”這個筆名。
除此之外，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寫給前蘇聯作家彼得羅夫的信中，也對自己的名字作了註解：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寫好《滅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兩個筆畫較少的字。我當時正在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寫下來。在這時候我得到了一個朋友自殺的訊息，這個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國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個不長的時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陽》序文中所說的“我的一個朋友又在項熱投水自殺”的那個中國留學生。我們並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國，人多麼重視友情。我當時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個“巴”字。從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巴”，顯而易見指的是那位早逝的同學巴恩波；至於“金”，不難見到其實指的就是克魯泡特金。克魯泡特金（1842～1921；Kropotkin，PiotrAlekseevich）是俄國民粹主義革命家、地理學家和世界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理論家、活動家。他流寓英國約30年，潛心於無政府主義理論的研究著述，繼承併發揮P.J.蒲魯東、M.A.巴枯寧的學說，提出一整套關於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論。巴金15歲的時候，無意中讀到了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這是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從上海寄給他的。這本書深深震撼了他的靈魂，書裡面全是他想說而沒法說清楚的話。那雄辯的筆調簡直要把15歲的巴金的心燒化了。他把這本小冊子放在床頭，每夜都拿出來，讀了流淚，流過淚又笑。“從《告少年》裡我得到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幻夢，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一切的罪惡都會馬上消滅。”從那開始，巴金即成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而且終身不渝。
巴金的本名，即學名叫李堯棠，號芾甘。此外他還有一個小名，叫升麐；他大哥的小名叫果麐，麐哥的小名叫安麐，一個兄弟的小名叫開麐，都是依“麐”字排下來的。
成年後的巴金，除“巴金”之外，還用過“壬平”、“極樂”、“佩竿”、“黑浪”等筆名。後來，巴金曾回憶說：
當時舊金山有位華僑，辦了刊物《平等》，我供稿子，文章寫多了，用一個名字不太好，就時常換名字，隨時想起隨時用，沒有考慮什麼用意。時間太久了，有些事一時記不起，看到文章就能回憶起來。
關於“巴金”筆名的由來，至今國內外研究者還有些不同的說法，許多人猜測這兩個字來自於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其實不然。巴金在八十年代接受青年學者陳思和等人採訪時，曾說：
我在法國的沙多－吉里寫小說《滅亡》，並沒有想到拿它發表，只想自費印刷幾百冊送給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個朋友（按：即當時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索非）幫忙。我不願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個在法國的留學生，不久前在昂熱自殺的巴恩波，就採用了一個“巴”字，以示紀念；“金”是那個學哲學的朋友建議採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筆名，那時候我並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學聯絡在一起。《滅亡》寄走後，我去巴黎，胡愈之找我為《東方雜誌》翻譯托洛茨基紀念托爾斯泰的文章，我在譯稿（《托爾斯泰論》）上署名“巴金”。後來，這篇後署“巴金”的論文卻先發表了（按：該文載於1928年10月《東方雜誌》第二下五卷第十九號），最先署“巴金”的小說《滅亡》是1929年才開始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按：載《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一期）。實際上還是《滅亡》最早用“巴金”這個筆名。
除此之外，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寫給前蘇聯作家彼得羅夫的信中，也對自己的名字作了註解：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寫好《滅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兩個筆畫較少的字。我當時正在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寫下來。在這時候我得到了一個朋友自殺的訊息，這個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國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個不長的時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陽》序文中所說的“我的一個朋友又在項熱投水自殺”的那個中國留學生。我們並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國，人多麼重視友情。我當時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個“巴”字。從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巴”，顯而易見指的是那位早逝的同學巴恩波；至於“金”，不難見到其實指的就是克魯泡特金。克魯泡特金（1842～1921；Kropotkin，PiotrAlekseevich）是俄國民粹主義革命家、地理學家和世界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理論家、活動家。他流寓英國約30年，潛心於無政府主義理論的研究著述，繼承併發揮P.J.蒲魯東、M.A.巴枯寧的學說，提出一整套關於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論。巴金15歲的時候，無意中讀到了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這是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從上海寄給他的。這本書深深震撼了他的靈魂，書裡面全是他想說而沒法說清楚的話。那雄辯的筆調簡直要把15歲的巴金的心燒化了。他把這本小冊子放在床頭，每夜都拿出來，讀了流淚，流過淚又笑。“從《告少年》裡我得到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幻夢，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一切的罪惡都會馬上消滅。”從那開始，巴金即成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而且終身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