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仁”即“愛人”，或“泛愛眾”、“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僅這一點就與奴隸主階級以及封建領主階級劃清了界限。孔子“愛人”有二個標準：即從積極的方面——“忠”著眼，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從消極的方面——“恕”著眼，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完全以換位的思考，來推己及人。孔子特別要求統治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反對對老百姓橫徵暴斂，並把統治者的虐民苛政比做吃人的猛虎，表現了對民眾的關心與重視，體現了鮮明的人道主義精神。但孔子的“愛人”是有等次的愛，這個等次不是因人不同而將賦予人的愛分成三六九等，而是強調因施愛者地位的不同，對其施愛方式有不同的要求。體現這個等次的內容便是“禮”，孔子認為“禮”是“仁”的各種規範，“禮”必須服從“仁”，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離開了“仁”便無從談“禮”。禮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如人子敬愛父母謂之孝，人臣服從君主謂之忠，親親尊尊，長幼尊卑有別，孝是仁的出發點。但每個人所愛的人是多方面的，愛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孝只是人子敬愛雙親的一種標準罷了。孔子對君臣父子及所有不同身份的人都提出愛人的具體要求，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有各的要求，從而達到整個社會的親愛和諧，以此為核心替新興封建地主階級治國理政設計了根本大法，為大一統封建社會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

歷來的統治階級對孔子及其思想的態度，總是以是否有利於自己的利益為判斷標準，每當他們冒著“亂臣賊子”的惡名向舊統治者奪取政權時，就厭惡或反對孔子那一套理論。而他們一旦大權在握，就要防範新的“亂臣賊子”的出現，於是一改往日的態度，把孔子及其學說捧上了天，以此來維護自己已得到的政權，因為孔子為維護大一統封建社會長治久安提供了理論武器。當孔子逐漸成為世人公認的“聖人”之後，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對孔子思想進行了有利於自己的曲解與篡改，對孔子思想最大的篡改，就是變“泛愛眾”為“唯愛上”，即從我愛人人亦愛我的雙向施愛變成你愛我我不必愛你的單向受愛。這一理論篡改首啟者是漢代董仲舒，他的“三綱說”，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只提倡對統治者或政治、經濟支配者盡愛的義務，而對被統治者或政治、經濟上被支配者的正當利益或人權，卻無視、漠視與輕視，繼而歷代統治階級以“忠孝節義”取代了“仁”的全部內涵，只提倡臣子盡忠、人子盡孝、妻子守節、下屬行義，甚至提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蠻橫霸道的謬論，與孔子仁的思想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孔子的思想本來“一以貫之”，是一個開放性、實踐性很強的理論體系，代表了當時文化的最高成就，也揭示了許多超越具體時空的普遍真理。但是他的思想經後世封建統治階級不斷補充與改造，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主體上成為維護封建等級制的工具，有的還成為封閉的、僵化的“神聖”教條，這是儒家思想創始人孔子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