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肯定不是什麼很有能力的有為之君，和偉大更是搭不上任何關係。但他是否真的昏庸，決定權並不在他自己手裡。可能正是看到自己王朝所處的環境，讓他特別急於辦成一些事情。而唐朝人對待隋朝的態度，也幾大了影響了後人對隋煬帝的評價。

隋煬帝繼位時候，接手的是一個比較強大的帝國。而且由於建立時間不長，很多結構性問題不會很快出現不良情況。但隋煬帝並沒有因此感覺安心。相反，由於他自己是可以算是經歷過南北朝亂局的最後一代人，所以對上一個時代的很多事情都銘記在心。加上自己年紀輕輕就掌握帝國大權的惶恐，讓他最終選擇了以最快速度解決他所發現的問題。

這些問題，主要在國際戰略方面。隋朝的統治者和大部分貴胄都源自著名的關隴軍事集團，其成員無論血統出生是什麼，都是一個非中原式的框架結構。這種框架下就需要集團隨時保持武力優勢的控制。要達成這種控制，就需要有新鮮的兵源輸入，並不斷獲得最新最好的軍事裝備技術。包括了盔甲、馬匹、弓箭和普通刀劍。

但這些技術大部分的原產地並不是中原和關中，而是在西亞、中亞和遠至俄羅斯草原的東歐邊緣地帶。部分更東方的土著，也在交流中獲得了這些技術，反過來就形成了對隋朝的優勢。隋朝要獲得技術，還必須透過他們控制的貿易路線，或者索性是直接向二道販子購買。

隋煬帝已經深刻認識到了這種技術落差與地緣政治格局的危害性。他的關隴集團依然在使用中亞人公元1-4世紀作用的技術和戰術。他的潛在對手們卻已經開始了更新換代。甚至還有一個東方的高句麗，加入了與隋朝爭奪草原朝貢貿易主導權的鬥爭。如果聽之任之，那麼隋煬帝的子孫可能就會步西晉的後塵被下一波南下的征服者吊打。

所以隋煬帝在歷史上留下了好戰和戀戰之名。這並不是他不想安穩的過太平日子，而是他的集團出生與現實困境，逼迫他必須做出重大的決策來未雨綢繆。

這些戰爭包括對新興突厥勢力的反擊。這樣的目的是為了暫時穩住北方的突厥人，保持河套地區的貿易管道。

其次是對河西走廊以南的吐谷渾的征服。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第二條貿易生命線的側翼安全。

最後是收拾日漸強大的高句麗人。因為後者一直與突厥人勾勾搭搭，並且嚴重阻礙了隋朝在東北方向上進行朝貢體系的維護。高句麗如果真的發展成可以同隋朝抗衡的勢力，那麼隋朝的邊境上就多了一個需要重兵保護的區域。

後來的事情，大家基本上都耳熟能詳。隋朝在三次急功近利的遠征中，把自己的物資儲備都消耗殆盡。被大量徵發的民力因為不堪欺辱而選擇起義。就連關隴集團內部，都已經是離心離德。不僅有人在當時就選擇謀反，在後來也冒出了太原李淵這樣的強大競爭者。

但為了更好的把內地資源都調配到關中和東北方的前線上去，隋煬帝還需要花很大力氣去建立大運河。運河沿線的生態環境被強行改變，所消耗的民力與財力又加速了自己統治的崩潰。最終獲得的好處就是他可以安心的將黃河下游與江淮地區的物資，一批批的送到遼東前線消耗。自己也可以在北方出現動亂後，退到江都去靜觀其變。

這些事情原本需要2-3代人慢慢完成。隋煬帝卻希望自己一步到位，結果自然會適得其反。他的晚年可謂是異常悽慘。不僅曾被突厥人圍困在邊境小城裡等死，也有面對全國局勢失控的無奈，最後因為身邊人的不服而慘遭絞刑。所以，論偉大君主他是沒資格參選的。

在唐朝建立後，對隋煬帝個人還有一個大力抹黑的過程。始作俑者就是新的李唐皇室。他們其實一樣面臨著隋煬帝所看到的戰略困境，做出了和隋煬帝一樣的選擇。但李世民時代的東突厥崩潰和對高句麗戰爭的及時暫停，都避免了自己成為隋煬帝第二。

如果他們對隋朝的全部東西都予以否定，那麼同出關隴集團的自己也臉上無光。最後，折中方案就對隋煬帝個人品性的攻擊。用預設的道德制高點，攻擊隋煬帝的花邊新聞。這也是隋煬帝在後世名聲很臭，得不到大部分世人同情的原因。

隋煬帝偉大到亡君亡國，偉大到三徵高句麗三敗績，三戰折損將士陣亡百來萬，偉大到國家人口短短十四年銳減三分之二。

感謝邀請回答問題。隨煬帝在位十三年，還是做了些有功的事情。眾所周知的大運河，可以說造福後人，直到現在還在使用，在當時大大解決了河水氾濫問題，使南北物資暢通流動，這樣浩大的工程在當時經濟非常困難的時侯完成不能說不是一個奇蹟！隨煬帝時期對科舉制度進行了革新改進，隨煬帝在位期間有功的事可就做了這兩件。大修洺陽宮，開鑿大運河，這些大工程極大地加重了人民的勞役負擔。隨煬帝時期戰爭連年，於周邊國家幾乎都起過大小不同的戰爭，與高麗就戰爭過兩次。從古到今的戰爭都是民力丶國力的大消耗，隨朝本來家底就不太厚，這樣的折騰最後導致亡國。隨煬帝也留下一個昏君的名聲。

說起隋煬帝楊廣，相信很多人都不會陌生，看過影視劇《隋唐英雄傳》以及瞭解歷史朋友對隋煬帝應該有一個大概的瞭解，也許記住的都是他荒淫無道，寵信奸臣，弒殺父皇，逼死大哥等等。不過，他不顧老百姓死活所開槽的大運河，倒是沿用至今，雖然與之前的古運河有些許改變，但很多地方還是相通的。

（影視劇照）

因此，要是說隋煬帝楊廣是不是一個偉大的君王，這個問題回答起來還真是挺糾結的，因為不管是影視劇，還是一些歷史書中，都把楊廣寫成一個殘忍的暴君，就算有點功績，也被他的大過給掩飾了，還真的不好對他做一些有利的評價。

楊廣，隋朝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皇帝，在位14年，史稱隋煬帝。

“煬”是取代隋朝的唐朝給予的諡號，是對隋煬帝的蓋棺定論，這是一個典型的惡諡，“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眾曰煬，逆天虐民曰煬”，千百年來，在世人眼中，隋煬帝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暴君。

隋煬帝身上有很多標籤，無一不在強調其暴君的身份。淫蕩、貪婪、狡詐、陰險、自私、冷血、殘暴、血腥、昏亂，更是犯下了“謀兄”“淫母”“弒父”“幽弟”“逆天”“虐民”等累累罪行。

真實的隋煬帝楊廣，真的如此不堪嗎？

隋煬帝“好色”“淫逸”“淫母”“弒父”這些罪名，絕大多數都記錄在野史，正史未見記載。相反隋煬帝開運河、創科舉、北擊高句麗、築長城等，樁樁件件都是造福中國千年的偉大創舉。

一開運河，水網勾連，南北軍、政、經濟一體趨同。

隋煬帝在位期間將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連線起來，構築南北“大運河”，使得“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絕”。大運河透過勾連南北水網，不但加強了隋王朝對南方的軍事、政治統治，同時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強，中國南北軍、政、文、經濟一體趨同，不斷融合。

二創科舉制進士科，打破門閥士族壟斷，促進社會階層融通。

隋煬帝的父親隋文帝首創了科舉制，但那會兒科舉考試及第的人是不能入朝為官的。

隋煬帝即位後，開設進士科，考核勝出者可以出仕做官，科舉制此時才真正的成熟！開創進士科，打破了隋朝以前由貴族把持朝政的傳統，給了底層民眾一個晉升的渠道！這種制度削弱了門閥大族世襲的特權，為選拔下層優秀知識分子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三徵高句麗，最終無功而返，卻是戰略正確

隋煬帝三徵高句麗，雖然最終無功而返，但是隋煬帝徵高句麗的戰略方向是正確的，高句麗鼎盛時期對中原王朝構成了很大的威脅。隋朝的繼任者唐太宗也征伐了一次高句麗，最終由唐高宗將高句麗滅了。不管隋煬帝殘暴、昏庸與否，他征伐高句麗戰略上是正確的！

除此之外，隋煬帝在其統治的前期，曾多次普免錢糧，連續四次大赦天下，國家的財富和人口與日俱增。

宋人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有評價說：“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宋人的評價，較之代隋朝而立的唐人，應該更加中肯吧。

有人說隋煬帝是隻會做事不會做帝王的皇帝。

說隋煬帝楊廣偉大的，我只能說腦殘

第一，楊廣剛接手的時候，隋朝是穩定而且強大的，作為一個敗家子，我不知道怎麼評價

第二，秦國當時挖鄭國渠用了十年的，哪怕統一六國步伐變慢，這才為後來始皇帝一代滅六國積蓄了國力。京杭大運河，是利在千秋，可是有必要那麼急功近利嗎？

第三，征伐太甚，自己多少家當不清楚？死傷百萬是什麼概念？

第四，幾次下江南，鋪張浪費，這個也是歷史編出來的？

不否認，隋朝有很多好的地方，但不要把功勞都算到楊廣身上，比如科舉制度。

還有，好高騖遠和高瞻遠矚看了很相近，但實際意義天差地別。高瞻遠矚是立足腳下，好高騖遠是不看自己腳下。如果京杭大運河二十到三十年建成，那我會為楊廣唱讚歌，可是楊廣幾次下揚州，到底是為了遊玩方便還是溝通南北，這個定義不敢說吧？

還有，百姓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李世民說的很清楚。那些說利在千秋的人，可考慮活在當下的人的感受？當代人都過不下去了，這是好皇帝？如果現在弄個世紀工程，讓你們這些說利在千秋的人一人二十萬到五十萬（不說利在千秋的人不用拿，他們是活在當下），你們願意嗎？

站在歷史的肩膀上，大放厥詞，我也是看夠了。我們不否定楊廣一朝帶來的成果，不需要對楊廣做全面否定，這就夠了。偉大，呵呵，多麼腦殘才會這麼給他定義

什麼叫昏庸，“昏頭昏腦，毫無才幹”謂之昏庸。以此來定義，隋煬帝楊廣不是昏庸之主。他在楊堅時期，是平定南朝的領軍大元帥，對統一全國立下不世功勳；他為了繼承皇位，屢使計謀，害死太子楊勇，騙取了楊堅的信任；他繼位後徵高麗、修大運河，在中國歷史上最先實行科舉制，他在位期間修的大運河至今我們仍在使用，與萬里長城齊名；他最先施行的科舉制，影響了中國一千多年，是一項在選拔人才制度設計上的重大發明，這樣的一位皇帝，說他是昏頭昏腦、毫無才幹，顯然是不對的。

但隋煬帝是英明之主嗎？顯然也不是。因為在他的手裡，丟了隋朝的江山，自己也落得被叛臣逼死的結局。他是隋朝真正的亡國之君。為什麼會這樣呢？楊廣在治國上，出了許多昏招。其一，他建造大運河，過度地使用了民力；其二，他遠征高麗失敗了，造成大量兵將傷亡；其三，在他治理下的隋朝，過度地使用了民力，本來楊堅開創了開元盛世，成為天下第一大國。而繼承者楊廣卻把這天下第一大國，生生地變成遍地狼煙。而面對農民起義，他不懂招撫，無力鎮壓，最後造成亡國之恨。說楊廣是英明之主，顯然也是不對的。

說隋煬帝是昏庸亦或英明，都有失偏頗。隋煬帝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既有功又有過的爭議皇帝，和後世爭議秦始皇如出一轍。

歷史上的隋煬帝名聲不好，許多民間文學把他描繪成一個荒淫無度的人——以各種異想天開的方式沉迷於女色。史學界對他的公論是：耽於逸樂、沉湎酒色、濫用民力和拒納忠言，儼然是一個暴君形象，但暴君不是昏君，隋煬帝雖然無德，但是有功。

隋煬帝登基不久，即消除了 “剪刀差”政策，這大大侵犯了貴族地主特別是豪強世族——關隴貴族集團的利益，在施行中加以阻撓。隋煬帝感到危機重重，要知道當時的形勢是“關隴集團一咳嗽，皇帝老子就生病”，之前“取而代之”的不乏先例。在進退兩難、攸關隋朝命運之際，隋煬帝決定跳出“危險的”包圍圈，遷都洛陽，並繼續推行消除“剪刀差”的政策。

【知識點】“剪刀差”：隋初，奴婢、部曲跟普通農民一樣受田，但課稅卻有減半優惠，貴族地主憑藉佔有大量的奴婢和部曲，一方面佔有了大量的田地，另一方面卻只繳納一半課稅，甘蔗兩頭甜，便宜兩邊佔。這種捧有餘而損不足的“剪刀差”政策，加深了對農民的盤剝。更有甚者，還有一些高階貴族實際上根本就不繳納課稅。

首先，營造東都洛陽，跳出了關隴貴族集團的包圍圈。

隋朝舊都長安，是關中腹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防禦上的優勢十分明顯。但是，對隋煬帝來說，長安城有一個特別大的缺點，這個缺點甚至足以抵消和掩蓋它所有的優點——長安是關隴貴族集團的老巢和大本營，四面八方都有關隴貴族集團的重兵把守。

隋煬帝坐鎮長安，進行打壓關隴貴族集團的鬥爭，顯然是身處十分不利的境地，相當於置身於關隴貴族集團的包圍圈之中。如果關隴貴族集團圖謀不軌，發生叛亂，那坐鎮長安的隋煬帝就成了“甕中之鱉”，逃無可逃。

而洛陽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洛陽距長安約600多里，遠離地處關隴貴族集團的大本營之外，不在包圍圈之中，在這個地方推行改革，底氣就足得多。而且，洛陽以前不僅做過東都，還做過首都，有先例可循，各方面的底子、條件也都沒啥可挑的。

其次，營造東都洛陽，可以安撫和震懾東部地區。

話說隋煬帝當皇帝還沒幾天，自己的親弟弟漢王楊諒就在幷州（今山西太原）叛亂了。雖然叛亂很快就被平定，但好了傷疤不能忘了痛，隋煬帝深深意識到，隋朝的東部地區並不穩定，很容易發生變故。

漢王楊諒叛亂時，東部有19個州響應，但隋朝的都城長安遠在西北，急切之間，無法做出快速有效的反應，形勢需要在東邊建一座都城。

另外，平定楊諒叛亂後，隋煬帝為了懲罰叛亂分子，把幷州也就是楊諒老巢的十幾萬老百姓都遷到了河南地區。在隋煬帝眼中，這些人都是不安守本分的，脖子後面是有反骨的，怎麼有效地控制他們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建都，就近一邊安撫一邊震懾，剛柔並濟，軟硬兼施。這就跟西周建立後，周公把殷商遺民集中在洛邑，在洛邑建立東都是一樣的道理。

再次，營造東都洛陽，可以安撫和震懾江南地區。

漢王楊諒叛亂時，江南地區也不穩定，人心思亂，而且教唆漢王楊諒叛亂的，主要就是南方人。如果說隋朝的都城長安離山東地區遠的話，那離江南地區就更遠了，更加鞭長莫及。營建洛陽為東都，一方面相比長安要靠近江南地區很多，另一方面洛陽到江南地區的交通也頗為便捷，這樣對江南地區的安撫和震懾作用就大大增強了。

還有，營造東都洛陽，可以獲得經濟上的實惠。

南北朝時期，由於北方戰亂的原因，人口紛紛往東往南遷徙，經濟重心開始東轉南移。到了隋朝，山東地區的富庶超過了號稱八百里秦川的關中地區，而江南地區的富庶更有趕超山東地區之勢。

建都洛陽，可以獲得諸多經濟方面的實惠：一方面，洛陽自身的物資供給能力比長安強，洛陽地區比關中地區富裕；另一方面，洛陽往東北是富庶的山東地區，往東南是富庶的江南地區，而且交通還頗為便捷（相對於長安到山東地區和江南地區要便捷很多）。危難之時，可以緊急從山東或江南地區調運物資，供應洛陽。

最後，營造東都洛陽，關隴貴族集團也不會反對。

隋朝以前，經濟重心在關中時，秦川大地足夠養活一個大帝國的都城。而到了隋朝，由於特殊地質結構的原因，關中地區的各種環境開始惡化，特別是農業生產環境惡化得比較嚴重，如鄭國渠、白渠等水利設施，因河床下切等原因，灌溉面積驟減十之八九，導致關中地區大旱饑荒時常發生。而且，關中地區是關隴貴族集團的大本營，土地集中程度尤其高，貧富差距尤其大，能夠上市交易流通和調集調運的物資很有限。

隋文帝開皇三年，都城長安糧食告急，把周邊能調運的糧食都調運過來後，才勉強度過了一場危機。而在隋文帝開皇五年，情況就更嚴重了，把周邊能調運的糧食都調運過來後，仍然無法消除饑荒，只好把周邊的牛驢牲畜等調運到關中充飢。到了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情況更糟了，從外地調運物資已應付不了危機，隋文帝只好帶著官員們到洛陽“找食”。

對關隴貴族集團成員來說，關中地區時常饑荒，對他們本身也是不利的，所以也不反對建都洛陽，至少不強烈反對，多持半推半就的態度。

結語

總之，隋煬帝這一重大舉措，是出於對洛陽在當時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地位上的重要性的充分認識，絕不是單純出於荒淫逸樂的目的，是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決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從一點來看，歷史上的隋煬帝不是一個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