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詩歌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特點：格律詩時期 （1949-1956） 以《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天國夜市》為代表。大多數篇章均為二段或三段，每段四行，二、四句押韻。現代化的醞釀時期 （1957-1958） 以《鐘乳石》後半和〈西螺大橋〉為代表。開始衍出長短錯落的句式。留美的現代化時期 （1958-1959） 以《萬聖節》為代表。愛荷華大學的寫作訓練與藝術課程啟迪了余光中對現代藝術的接觸，並普遍吸收了西洋音樂，作品有抽象的趨勢。虛無時期 （1960-1961） 以《天狼星》、《武陵少年》前半為代表。這個時期的余光中在西化的憂鬱蒼白裡創造英雄的幻覺，無法向傳統索取溫暖。作品中時常透露末世一般的追悼，又始終無法自絕於傳統，而有“真空的感覺”。《天狼星》投影的不但是個人或詩壇的無依、空虛，也是一個文化、民族對傳統的懷疑和對接受外來衝擊的疑惑。新古典主義時期 （1961-1963） 以《五陵少年》後半、《蓮的聯想》為代表。無論在文白的相互浮雕上、單軌句法和雙軌句法的對比上、工整的分段和不規則的分行之間的變化上，《蓮的聯想》都以二元手法將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推向另一個高峰。走回近代中國時期 （1965-1969） 以《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為代表。自我的剖析、形而上的主題、同一主題的兩面探索、性與戰爭的交相對映，均承載深刻。技巧及思考到達高峰。民謠風格時期 （1970-1974） 以《白玉苦瓜》為代表。作品吸收搖滾樂的浪漫精神，以迴歸故土的民族意識面對眼前的現實。這個階段的余光中也掙脫了“我是誰”的迷惘，以“守夜人”自許，期待自己經由生命的苦楚而臻於永恆的詩藝。歷史文化的探索時期 （1974-1981） 以《與永恆拔河》、《隔水觀音》為代表，詩作的知性漸漸多於感性，也較不刻意鍛字煉句，而趨於任其自然。寫實傷今、印證生命的秋收時期 （1981以後） 以《五行無阻》、《高樓對海》等為代表。這段期間余光中既歌詠親情倫理、諷誦漢魂唐魄、參透生死玄想，也把地理的鄉愁乘以文化的滄桑，由早年浪漫懷古轉為寫實傷今，成了低迴的吟詠。
余光中的詩歌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特點：格律詩時期 （1949-1956） 以《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天國夜市》為代表。大多數篇章均為二段或三段，每段四行，二、四句押韻。現代化的醞釀時期 （1957-1958） 以《鐘乳石》後半和〈西螺大橋〉為代表。開始衍出長短錯落的句式。留美的現代化時期 （1958-1959） 以《萬聖節》為代表。愛荷華大學的寫作訓練與藝術課程啟迪了余光中對現代藝術的接觸，並普遍吸收了西洋音樂，作品有抽象的趨勢。虛無時期 （1960-1961） 以《天狼星》、《武陵少年》前半為代表。這個時期的余光中在西化的憂鬱蒼白裡創造英雄的幻覺，無法向傳統索取溫暖。作品中時常透露末世一般的追悼，又始終無法自絕於傳統，而有“真空的感覺”。《天狼星》投影的不但是個人或詩壇的無依、空虛，也是一個文化、民族對傳統的懷疑和對接受外來衝擊的疑惑。新古典主義時期 （1961-1963） 以《五陵少年》後半、《蓮的聯想》為代表。無論在文白的相互浮雕上、單軌句法和雙軌句法的對比上、工整的分段和不規則的分行之間的變化上，《蓮的聯想》都以二元手法將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推向另一個高峰。走回近代中國時期 （1965-1969） 以《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為代表。自我的剖析、形而上的主題、同一主題的兩面探索、性與戰爭的交相對映，均承載深刻。技巧及思考到達高峰。民謠風格時期 （1970-1974） 以《白玉苦瓜》為代表。作品吸收搖滾樂的浪漫精神，以迴歸故土的民族意識面對眼前的現實。這個階段的余光中也掙脫了“我是誰”的迷惘，以“守夜人”自許，期待自己經由生命的苦楚而臻於永恆的詩藝。歷史文化的探索時期 （1974-1981） 以《與永恆拔河》、《隔水觀音》為代表，詩作的知性漸漸多於感性，也較不刻意鍛字煉句，而趨於任其自然。寫實傷今、印證生命的秋收時期 （1981以後） 以《五行無阻》、《高樓對海》等為代表。這段期間余光中既歌詠親情倫理、諷誦漢魂唐魄、參透生死玄想，也把地理的鄉愁乘以文化的滄桑，由早年浪漫懷古轉為寫實傷今，成了低迴的吟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