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 屈原 （戰國末期楚國詩人、政治家）屈原（約公元前340或339年～公元前278年），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出生地楚國丹陽，湖北省宜昌市，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時。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少年時受過良好的教育，博聞強志，志向遠大。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 他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因遭貴族排擠毀謗，被先後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後，屈原自沉於汨羅江，以身殉國。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者，開闢了“香草美人”的傳統，被譽為“中華詩祖”、“辭賦之祖”。屈原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屈原的主要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楚辭》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與《詩經》並稱“風騷”，對後世詩歌產生了深遠影響。1953年，屈原逝世2230週年之際，世界和平理事會透過決議，確定屈原為當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主要成就文學成就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於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各1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遊》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並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係。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裡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麼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遊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豔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鉅製。《離騷》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複雜的現實關係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於”“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後，便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後“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蹟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麴、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為其編劇《雷電頌》，以紀念其事蹟。屈原作品想象最為豐富，詞采十分瑰麗。《離騷》中大量運用神話傳說，把日月風雲，都調集到詩篇中來，使辭彩非常絢燦，他還突出地描寫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達自己執兼比興”，他善於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惡木穢草，以喻小人。透過比興手法把君王信讒、奸佞當道、愛國志士報國無門的情景，寫得淋漓盡致。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風調激楚，是屈原楚辭風格。屈原由於受霄小的排擠陷害，使曾經對他十分信任並依靠他變法圖強的楚懷王，對他產生懷疑以至疏遠放逐;楚襄王當政後，更為昏庸，朝政日益腐敗，楚國面臨亡國的危機，而對屈原這樣的愛國志士迫害有加。詩人正直的性格，高潔的人格，愛國的行動，反倒都成了罪過。他將自己滿腔憤激的情緒，發而為詩，形成了激楚的情調。這種激楚的情調，在《九章》中表現得十分強烈。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徵詩人的品德修養 。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醜、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如《哀郢》開頭寫道：“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詩人對國破家亡之痛，民離失散之苦，表現出十分憤汽的情緒。出他獨有的奇崛憤激、淒涼幽冷的詩歌。在許多詩中，他對當時社會不重視賢才、自己懷才不遇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詩人在憤激又流露出淒涼幽怨的情調。屈原楚辭雖然情調激楚，然由於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讀來毫無浮泛或輕躁之感。這種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寫的各類詩中。且不說《離騷》表達的那種深厚的愛國熱情以及詩人對國家民族的涓涓之誠，深深的扣動著讀者的心絃，就是《天問》那種以問句構成的形式奇特的詩歌，在反問中包含著相當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現出他的淵博和睿智。使詩意趣豐富，神理超拔，給讀者以美的啟示。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闢了一片新天地。後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並稱為“風、騷” 。“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政治成就政治理想一、舉賢授能的美政思想屈原的作品是他堅持“美政”理想，與腐朽的楚國貴族集團進行鬥爭的實錄。他的“美政”理想表現在作品中，就是“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所謂“舉賢授能”，就是不分貴賤，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選拔上來治理國家，反對世卿世祿，限制舊貴族對權位的壟斷。他還以奴隸傅說、屠夫呂望、商販甯戚的歷史事蹟為例，說明了不拘身分選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謂“循繩墨而不頗”，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貴，限制舊貴族的種種特權。屈原雖遭讒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終以祖國的興亡、人民的疾苦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奮發圖強，做箇中興之主。他明知忠貞耿直會招致禍患，但卻始終“忍而不能捨也”；他明知自己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危險，在“楚材晉用”的時代完全可以去別國尋求出路，但他卻始終不肯離開楚國半步。表現了他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及其“可與日月爭光”的人格與意志。二、造為憲令的改革精神屈原主張改革，推行法制的立場更為自己的作品所證實。“明於治亂”的屈原深知要使自己的祖國富強起來必須像當時各國的改革者們那樣，革新政治，推行法制。他在《離騷》中對當時楚國的君主懷王提出要求說:“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清人屈復說:詩中的“壯”指“美政”，“穢”指“穢政”，“度”，指舊的法度。馬茂元亦說:“‘棄穢’，謂揚棄楚國腐化黑暗的政治法度，加以改革。‘此度’，指現行的政治法度。”他要楚王實行美政，揚棄穢政，改革現狀，廢除舊制，並堅定地表示自己要作這次改革的馬前卒、開路人。屈原改革家的立場在這裡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在另一首《惜往日》中屈原敘述了他實行改革的具體實踐:“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立法兮，屬貞臣而日侯。”他說，他的改革一是受楚懷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繼承前輩革新家的遺業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建立新的法制為中心內容的；四是以國家富強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三、大一統的最終目的“尚法”、“尚賢”並不是屈原的目的，而僅是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兩個最重要的手段，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什麼?對此《離騷》也有簡要的敘述。《離騷》說:“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又說:“昔三後之純粹兮，因眾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說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抵敬兮，同論道而莫差……”“豈餘身之彈殃兮，悲皇輿之敗績。”這些詩句表明屈原的理想是使楚國在戰國七雄逐鹿中原的戰爭中，不致失力，並透過努力獲得全勝，最後統一中國；使楚國國君功追三皇，步武堯舜，取法禹湯，賽過文武，建立一個統一的集權的封建國家。這就是一般評論家所說的“大一統”思想。這種“大一統”的理想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改革措施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的局面，關於此次的變法內容，《史記》和《戰國策》記載的過於簡略，現人無法窺其全貌，但楚史專家湯炳正經過繁瑣嚴謹的考證，把屈原的變法總拿歸結為六條：第一，獎勵耕戰，獎勵農耕，是為了增加賦稅，富國富民，獎勵征戰是為了加強軍事戰略裝備；衛鞅和吳起的變法都是這一套路子，使百姓無論是務農還是出征，都有盼頭、奔頭和念頭，只有建立獎罰制度，臣工和百姓才會心甘情願的為爵位的驅使去竭盡全力。第二，舉賢能，唯才是舉，戰國時代魏文侯首開禮賢下士之風，使魏國在戰國初期首霸百餘年，其次要推齊國的齊桓公（齊威王的父親），齊桓公闢稷下為學宮，招賢納士，到了齊威王時期，稷下學宮依然是超越大梁穩坐天下風華成為天下士子趨之如騖之地；屈原此時，這樣的改革也算是正當其時不過與其時趙武靈王的軍事改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來年後，趙國強勢的崛起為戰國強國的時候，楚國以文弱之勢卻日漸消沉了下去。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於老百姓之間的溝通障礙，要讓楚王下達的命令準確即時的傳達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時間把王宮下達的命令傳達給廣大百姓；讓楚王與百姓互通有無，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圍的態勢；君主能清晰明快的瞭解民生疾苦，不偏聽偏信。而臣民的意見也可以高速的直達天庭。第四，禁朋黨。鑑於楚國的貴胄和老世族往往結黨營私，狼狽為奸；對不同政見的臣工大肆攻訐。故而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約束杜絕。第五，命賞罰。無論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吳起，都注重嚴格的律條來約束將士的功過；在變法這樣的問題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華而獨成一體。第六，移風易俗。屈原對楚國不正之風深惡痛絕，一個個能言善辯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損害國家的主題利益來投機取巧。此次的變法也把楚國的不良之風也要用法律形式來約束了。
屈原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 屈原 （戰國末期楚國詩人、政治家）屈原（約公元前340或339年～公元前278年），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出生地楚國丹陽，湖北省宜昌市，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時。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少年時受過良好的教育，博聞強志，志向遠大。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 他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因遭貴族排擠毀謗，被先後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後，屈原自沉於汨羅江，以身殉國。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者，開闢了“香草美人”的傳統，被譽為“中華詩祖”、“辭賦之祖”。屈原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屈原的主要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楚辭》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與《詩經》並稱“風騷”，對後世詩歌產生了深遠影響。1953年，屈原逝世2230週年之際，世界和平理事會透過決議，確定屈原為當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主要成就文學成就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於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各1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遊》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並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係。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裡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麼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遊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豔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鉅製。《離騷》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複雜的現實關係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於”“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後，便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後“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蹟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麴、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為其編劇《雷電頌》，以紀念其事蹟。屈原作品想象最為豐富，詞采十分瑰麗。《離騷》中大量運用神話傳說，把日月風雲，都調集到詩篇中來，使辭彩非常絢燦，他還突出地描寫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達自己執兼比興”，他善於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惡木穢草，以喻小人。透過比興手法把君王信讒、奸佞當道、愛國志士報國無門的情景，寫得淋漓盡致。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風調激楚，是屈原楚辭風格。屈原由於受霄小的排擠陷害，使曾經對他十分信任並依靠他變法圖強的楚懷王，對他產生懷疑以至疏遠放逐;楚襄王當政後，更為昏庸，朝政日益腐敗，楚國面臨亡國的危機，而對屈原這樣的愛國志士迫害有加。詩人正直的性格，高潔的人格，愛國的行動，反倒都成了罪過。他將自己滿腔憤激的情緒，發而為詩，形成了激楚的情調。這種激楚的情調，在《九章》中表現得十分強烈。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徵詩人的品德修養 。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醜、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如《哀郢》開頭寫道：“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詩人對國破家亡之痛，民離失散之苦，表現出十分憤汽的情緒。出他獨有的奇崛憤激、淒涼幽冷的詩歌。在許多詩中，他對當時社會不重視賢才、自己懷才不遇表示了極大的憤慨。詩人在憤激又流露出淒涼幽怨的情調。屈原楚辭雖然情調激楚，然由於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讀來毫無浮泛或輕躁之感。這種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寫的各類詩中。且不說《離騷》表達的那種深厚的愛國熱情以及詩人對國家民族的涓涓之誠，深深的扣動著讀者的心絃，就是《天問》那種以問句構成的形式奇特的詩歌，在反問中包含著相當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現出他的淵博和睿智。使詩意趣豐富，神理超拔，給讀者以美的啟示。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闢了一片新天地。後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並稱為“風、騷” 。“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政治成就政治理想一、舉賢授能的美政思想屈原的作品是他堅持“美政”理想，與腐朽的楚國貴族集團進行鬥爭的實錄。他的“美政”理想表現在作品中，就是“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所謂“舉賢授能”，就是不分貴賤，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選拔上來治理國家，反對世卿世祿，限制舊貴族對權位的壟斷。他還以奴隸傅說、屠夫呂望、商販甯戚的歷史事蹟為例，說明了不拘身分選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謂“循繩墨而不頗”，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貴，限制舊貴族的種種特權。屈原雖遭讒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終以祖國的興亡、人民的疾苦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奮發圖強，做箇中興之主。他明知忠貞耿直會招致禍患，但卻始終“忍而不能捨也”；他明知自己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危險，在“楚材晉用”的時代完全可以去別國尋求出路，但他卻始終不肯離開楚國半步。表現了他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及其“可與日月爭光”的人格與意志。二、造為憲令的改革精神屈原主張改革，推行法制的立場更為自己的作品所證實。“明於治亂”的屈原深知要使自己的祖國富強起來必須像當時各國的改革者們那樣，革新政治，推行法制。他在《離騷》中對當時楚國的君主懷王提出要求說:“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清人屈復說:詩中的“壯”指“美政”，“穢”指“穢政”，“度”，指舊的法度。馬茂元亦說:“‘棄穢’，謂揚棄楚國腐化黑暗的政治法度，加以改革。‘此度’，指現行的政治法度。”他要楚王實行美政，揚棄穢政，改革現狀，廢除舊制，並堅定地表示自己要作這次改革的馬前卒、開路人。屈原改革家的立場在這裡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在另一首《惜往日》中屈原敘述了他實行改革的具體實踐:“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立法兮，屬貞臣而日侯。”他說，他的改革一是受楚懷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繼承前輩革新家的遺業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建立新的法制為中心內容的；四是以國家富強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三、大一統的最終目的“尚法”、“尚賢”並不是屈原的目的，而僅是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兩個最重要的手段，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什麼?對此《離騷》也有簡要的敘述。《離騷》說:“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又說:“昔三後之純粹兮，因眾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說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抵敬兮，同論道而莫差……”“豈餘身之彈殃兮，悲皇輿之敗績。”這些詩句表明屈原的理想是使楚國在戰國七雄逐鹿中原的戰爭中，不致失力，並透過努力獲得全勝，最後統一中國；使楚國國君功追三皇，步武堯舜，取法禹湯，賽過文武，建立一個統一的集權的封建國家。這就是一般評論家所說的“大一統”思想。這種“大一統”的理想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改革措施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的局面，關於此次的變法內容，《史記》和《戰國策》記載的過於簡略，現人無法窺其全貌，但楚史專家湯炳正經過繁瑣嚴謹的考證，把屈原的變法總拿歸結為六條：第一，獎勵耕戰，獎勵農耕，是為了增加賦稅，富國富民，獎勵征戰是為了加強軍事戰略裝備；衛鞅和吳起的變法都是這一套路子，使百姓無論是務農還是出征，都有盼頭、奔頭和念頭，只有建立獎罰制度，臣工和百姓才會心甘情願的為爵位的驅使去竭盡全力。第二，舉賢能，唯才是舉，戰國時代魏文侯首開禮賢下士之風，使魏國在戰國初期首霸百餘年，其次要推齊國的齊桓公（齊威王的父親），齊桓公闢稷下為學宮，招賢納士，到了齊威王時期，稷下學宮依然是超越大梁穩坐天下風華成為天下士子趨之如騖之地；屈原此時，這樣的改革也算是正當其時不過與其時趙武靈王的軍事改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來年後，趙國強勢的崛起為戰國強國的時候，楚國以文弱之勢卻日漸消沉了下去。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於老百姓之間的溝通障礙，要讓楚王下達的命令準確即時的傳達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時間把王宮下達的命令傳達給廣大百姓；讓楚王與百姓互通有無，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圍的態勢；君主能清晰明快的瞭解民生疾苦，不偏聽偏信。而臣民的意見也可以高速的直達天庭。第四，禁朋黨。鑑於楚國的貴胄和老世族往往結黨營私，狼狽為奸；對不同政見的臣工大肆攻訐。故而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約束杜絕。第五，命賞罰。無論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吳起，都注重嚴格的律條來約束將士的功過；在變法這樣的問題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華而獨成一體。第六，移風易俗。屈原對楚國不正之風深惡痛絕，一個個能言善辯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損害國家的主題利益來投機取巧。此次的變法也把楚國的不良之風也要用法律形式來約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