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在寫了《荷塘月色》兩個月後，即1927年9月27日作的《一封信》裡說：在北京住了兩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過去。要說是福氣，這也是福氣了。因為平平常常，正像“湖塗”一樣“難得”，特別是在“這年頭”。但不知怎的，總不時想著在那兒過了五六年轉徙生活的南方，轉徙無常，誠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說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的時候容易深切的感受著。這段話說的很明白，朱自清所惦念的南方，是指他自己在南方五六年的轉徙教書生涯。其原因是在這五六年的轉徙生活中，他體驗到一種值得懷戀的“人生味”。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封信》所指的“五六年”，具體指1920年暑後到1925年8月，即朱自清23歲到28歲之間。所說的“轉徙”是指他這幾年間教書地方的頻繁變化。朱自清是如何“轉徙”的？1920年5月，朱自清提前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暑後，攜夫人武鍾謙到杭州第一師範教書。1921年暑假期間，他就聘於揚州江蘇省第八中學教務主任，不久便辭職，復就聘於吳淞中國公學國文教員。10月，他又折回杭州教書。1922年寒假過後，他應江蘇省第六師範請到台州教書。1923年寒假後，他又應聘於浙江省立第十中學（兼師範部）國文教員到了溫州。1924年8月，朱自清決定離開溫州十中，就聘寧波省立第四中學國文教員，9月9日他來到寧波四中師範部，但同月23日卻應夏丏尊之約到白馬湖春暉中學教書。最終的選擇是：在寧波四中和春暉中學兩處教課。從此，他奔波於寧波、白馬湖之間。到1925年8月，經俞平伯推薦，到清華大學任教，算是告別了南方生活。五年之間，轉來轉去，先後在八個地方教書，這正說明他所說的“轉徙”是確實的事情。那麼，朱自清在這五年間的轉徙生活中所體會到的“人生味”又指什麼？我以為，起碼應該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新文學朋友，在吟詩作文切磋學問中度過了一段令人難忘的美好時光。這幾位朋友是：俞平伯、葉聖陶、劉延陵、左舜生、劉夢葦、馮文炳、潘漠華、馮雪峰、應修人、汪靜之、夏丏尊、豐子愷、匡互生、朱光潛、周作人、徐玉諾、郭紹虞、鄭振鐸、周予同等。這其中有舊朋，有新友，有同行，有學生，他們都因新文學以及學問上的追求聯絡著。朱自清和劉延陵、俞平伯、葉聖陶都是文學研究會會員，他們創辦了新詩運動以來最早的一個刊物《詩》，辦到第七期停刊。潘漠華、馮雪峰、應修人、汪靜之等創辦“湖畔詩社”，朱自清後來也是社員之一。在周作人等8人的詩歌結集《雪朝》第一集中，有朱自清詩作17題。這個時候他在創作上也獲得了一個豐收，先後創作出《毀滅》長詩、小說《笑之歷史》、詩歌散文集《溫州的蹤跡》，寫了《短詩與長詩》、《文藝的真實性》、《正義》等一系列論文及書評、跋、序。還主編了《我們的七月》、《我們的六月》等。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和俞平伯、葉聖陶開始交往並使友誼日漸加深。他們在一起互相切磋一同發奮，鍾情文學汗灑杏壇，不正是人生快事！二、初為人夫初為人父的經歷使他在人生的開端處品味著家的苦與樂。1916年寒假，在朱自清19歲時，尊父母之命與武鍾謙結為夫妻，組建起自己的小家庭。1918年9月長子邁先出生，兩年後又添了長女採芷。但他真正過起小家庭生活，是在他大學畢業拿了薪水的時候。1922年9月，朱自清攜夫人及兩個小孩到台州六師。在《冬天》裡他這樣寫道：“有一回我上街去，回來的時候，樓下櫥窗開著，並排地挨著他們母子三個，三張臉都帶著天真的微笑向著我。似乎台州是空空的，只有我們四個人；天地是空空的，也只有我們四個人。”他覺得這一冬天“滿自在”。1924年9月，他從閱報中知道溫州平陽將有戰事，而家中又沒有來信，他掛念在溫州的夫人和孩子，心煩意亂非常不安。9月24日，他得到夫人的來信，知道溫州風聲更緊，而夫人仍在病中，讓他更為不安。當天下午就趕回寧波，探聽平陽的訊息。25日，又給家中打電報，26日到春暉借款，27日從寧波搭船回溫州，30日晚上趕到。一看大小均安，方鬆了一口氣。10月2日，他便帶著家眷到了寧波，10月8日就在春暉佈置住家。在朱自清後來創作的散文《兒女》、《給亡婦》中，對動盪年月裡知識分子家庭中的不幸與萬幸、痛苦與歡聚，形象逼真地做了記述。可以說，這五年的生活，使他漸漸懂得怎樣作丈夫和怎樣做父親。三、五年的中學（師範）國文教學生涯，使他領略了人生的至味。朱自清雖以平和、持中為人稱道，但在剛出大學門走上講臺的時候，卻有過兩次憤然的辭職。在杭州一師因師生之間有“小誤會”，使他決計辭職（後被挽留）。在揚州八中任教不久，因與校長意見不合就辭職走了。在給俞平伯的信中談起中國的教育，他說：“弟實覺教育事業，徒受氣而不能收實益，故頗倦之。”但是執教國文，給他更多的倒是一種為師的樂趣和享受。“親切而嚴格、別緻而善誘”是他教學的顯著風格，因而作為老師，他更多地受到了學生的愛戴和尊敬。在臺州教書，他極為忙碌，除了教書、批改六師同學的稿件外，還要批改一師同學寄來的稿件，編講稿、看書報。當時他住在一家樓上，書房臨著大路。或是涼風吹拂著的清晨，或是夕陽斜睨著的傍晚，或是燈光煢煢的良夜，六師的同學時常到他的樓上攀談，甚為融洽。當他到溫州就聘於省立十中離開臺州時，台州六師的同學把朱自清的離開引為“不幸”，可見學生對他的愛戴和喜歡。因而這五年的教師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感受到了良師益友的社會價值，體會到自己創造的社會意義，也親身感受到個人和群體融合中的況味。四、剎那主義人生態度的確立。1922年5月18日，朱自清在杭州遇見某君，某君向他談起他的“剎那主義”，即不管什麼法律，什麼道德，只求剎那的享樂。朱自清對這種頹廢的剎那主義不以為然，與此同時卻正在孕育著他自己的剎那主義。他創作於1922年3月的《匆匆》，正含著自己對人生、生活的某種苦惱、矛盾乃略帶頹廢的情緒。11月7日他在給俞平伯的信裡，表明了他所確立的自己今後的人生態度：“丟去玄言，專崇實際，這便是我所企圖的生活。”“我深感時日匆匆的可惜，自覺從前的覺悟與失敗全在只知道遠處、大處，卻忽視了近處、小處，時時只是做預備的功夫，時時卻不曾作正經的功夫，不免令人有不足之感！——所以我第一要使生活的過程都帶有它獨立的意義和價值。——每一剎那有每一剎那的意義和價值！”1923年1月23日、4月10日，他再寫信給俞平伯，繼續討論生活問題，申明自己是剎那主義，實則為平凡主義，表達了他“既不執著，也不絕滅的中性人生觀” 。1924年，葉聖陶來信，勸朱自清仍堅持剎那主義，使朱自清甚為感動。縱觀朱自清的一生，務實、平凡的剎那主義人生觀，正是促使他一步步走向民主主義立場的思想底蘊。因而確立了終生信奉人生觀的年月、住地、生活、環境，怎能使他不惦記？1925年10月20日，也就是他從江南到清華大學2個月後，朱自清寫下了《我的南方》小詩一首：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兒是山鄉水鄉∕那兒是醉鄉夢鄉∕五年來的彷徨∕羽毛般的飛揚。讀著這首小詩，結合他到北平後平平常常的兩年，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他為什麼“惦著江南”了。這於更準確地把握《荷塘月色》全篇的情感、情緒、意蘊，當會有所啟發吧
朱自清在寫了《荷塘月色》兩個月後，即1927年9月27日作的《一封信》裡說：在北京住了兩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過去。要說是福氣，這也是福氣了。因為平平常常，正像“湖塗”一樣“難得”，特別是在“這年頭”。但不知怎的，總不時想著在那兒過了五六年轉徙生活的南方，轉徙無常，誠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說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的時候容易深切的感受著。這段話說的很明白，朱自清所惦念的南方，是指他自己在南方五六年的轉徙教書生涯。其原因是在這五六年的轉徙生活中，他體驗到一種值得懷戀的“人生味”。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封信》所指的“五六年”，具體指1920年暑後到1925年8月，即朱自清23歲到28歲之間。所說的“轉徙”是指他這幾年間教書地方的頻繁變化。朱自清是如何“轉徙”的？1920年5月，朱自清提前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暑後，攜夫人武鍾謙到杭州第一師範教書。1921年暑假期間，他就聘於揚州江蘇省第八中學教務主任，不久便辭職，復就聘於吳淞中國公學國文教員。10月，他又折回杭州教書。1922年寒假過後，他應江蘇省第六師範請到台州教書。1923年寒假後，他又應聘於浙江省立第十中學（兼師範部）國文教員到了溫州。1924年8月，朱自清決定離開溫州十中，就聘寧波省立第四中學國文教員，9月9日他來到寧波四中師範部，但同月23日卻應夏丏尊之約到白馬湖春暉中學教書。最終的選擇是：在寧波四中和春暉中學兩處教課。從此，他奔波於寧波、白馬湖之間。到1925年8月，經俞平伯推薦，到清華大學任教，算是告別了南方生活。五年之間，轉來轉去，先後在八個地方教書，這正說明他所說的“轉徙”是確實的事情。那麼，朱自清在這五年間的轉徙生活中所體會到的“人生味”又指什麼？我以為，起碼應該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新文學朋友，在吟詩作文切磋學問中度過了一段令人難忘的美好時光。這幾位朋友是：俞平伯、葉聖陶、劉延陵、左舜生、劉夢葦、馮文炳、潘漠華、馮雪峰、應修人、汪靜之、夏丏尊、豐子愷、匡互生、朱光潛、周作人、徐玉諾、郭紹虞、鄭振鐸、周予同等。這其中有舊朋，有新友，有同行，有學生，他們都因新文學以及學問上的追求聯絡著。朱自清和劉延陵、俞平伯、葉聖陶都是文學研究會會員，他們創辦了新詩運動以來最早的一個刊物《詩》，辦到第七期停刊。潘漠華、馮雪峰、應修人、汪靜之等創辦“湖畔詩社”，朱自清後來也是社員之一。在周作人等8人的詩歌結集《雪朝》第一集中，有朱自清詩作17題。這個時候他在創作上也獲得了一個豐收，先後創作出《毀滅》長詩、小說《笑之歷史》、詩歌散文集《溫州的蹤跡》，寫了《短詩與長詩》、《文藝的真實性》、《正義》等一系列論文及書評、跋、序。還主編了《我們的七月》、《我們的六月》等。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和俞平伯、葉聖陶開始交往並使友誼日漸加深。他們在一起互相切磋一同發奮，鍾情文學汗灑杏壇，不正是人生快事！二、初為人夫初為人父的經歷使他在人生的開端處品味著家的苦與樂。1916年寒假，在朱自清19歲時，尊父母之命與武鍾謙結為夫妻，組建起自己的小家庭。1918年9月長子邁先出生，兩年後又添了長女採芷。但他真正過起小家庭生活，是在他大學畢業拿了薪水的時候。1922年9月，朱自清攜夫人及兩個小孩到台州六師。在《冬天》裡他這樣寫道：“有一回我上街去，回來的時候，樓下櫥窗開著，並排地挨著他們母子三個，三張臉都帶著天真的微笑向著我。似乎台州是空空的，只有我們四個人；天地是空空的，也只有我們四個人。”他覺得這一冬天“滿自在”。1924年9月，他從閱報中知道溫州平陽將有戰事，而家中又沒有來信，他掛念在溫州的夫人和孩子，心煩意亂非常不安。9月24日，他得到夫人的來信，知道溫州風聲更緊，而夫人仍在病中，讓他更為不安。當天下午就趕回寧波，探聽平陽的訊息。25日，又給家中打電報，26日到春暉借款，27日從寧波搭船回溫州，30日晚上趕到。一看大小均安，方鬆了一口氣。10月2日，他便帶著家眷到了寧波，10月8日就在春暉佈置住家。在朱自清後來創作的散文《兒女》、《給亡婦》中，對動盪年月裡知識分子家庭中的不幸與萬幸、痛苦與歡聚，形象逼真地做了記述。可以說，這五年的生活，使他漸漸懂得怎樣作丈夫和怎樣做父親。三、五年的中學（師範）國文教學生涯，使他領略了人生的至味。朱自清雖以平和、持中為人稱道，但在剛出大學門走上講臺的時候，卻有過兩次憤然的辭職。在杭州一師因師生之間有“小誤會”，使他決計辭職（後被挽留）。在揚州八中任教不久，因與校長意見不合就辭職走了。在給俞平伯的信中談起中國的教育，他說：“弟實覺教育事業，徒受氣而不能收實益，故頗倦之。”但是執教國文，給他更多的倒是一種為師的樂趣和享受。“親切而嚴格、別緻而善誘”是他教學的顯著風格，因而作為老師，他更多地受到了學生的愛戴和尊敬。在臺州教書，他極為忙碌，除了教書、批改六師同學的稿件外，還要批改一師同學寄來的稿件，編講稿、看書報。當時他住在一家樓上，書房臨著大路。或是涼風吹拂著的清晨，或是夕陽斜睨著的傍晚，或是燈光煢煢的良夜，六師的同學時常到他的樓上攀談，甚為融洽。當他到溫州就聘於省立十中離開臺州時，台州六師的同學把朱自清的離開引為“不幸”，可見學生對他的愛戴和喜歡。因而這五年的教師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感受到了良師益友的社會價值，體會到自己創造的社會意義，也親身感受到個人和群體融合中的況味。四、剎那主義人生態度的確立。1922年5月18日，朱自清在杭州遇見某君，某君向他談起他的“剎那主義”，即不管什麼法律，什麼道德，只求剎那的享樂。朱自清對這種頹廢的剎那主義不以為然，與此同時卻正在孕育著他自己的剎那主義。他創作於1922年3月的《匆匆》，正含著自己對人生、生活的某種苦惱、矛盾乃略帶頹廢的情緒。11月7日他在給俞平伯的信裡，表明了他所確立的自己今後的人生態度：“丟去玄言，專崇實際，這便是我所企圖的生活。”“我深感時日匆匆的可惜，自覺從前的覺悟與失敗全在只知道遠處、大處，卻忽視了近處、小處，時時只是做預備的功夫，時時卻不曾作正經的功夫，不免令人有不足之感！——所以我第一要使生活的過程都帶有它獨立的意義和價值。——每一剎那有每一剎那的意義和價值！”1923年1月23日、4月10日，他再寫信給俞平伯，繼續討論生活問題，申明自己是剎那主義，實則為平凡主義，表達了他“既不執著，也不絕滅的中性人生觀” 。1924年，葉聖陶來信，勸朱自清仍堅持剎那主義，使朱自清甚為感動。縱觀朱自清的一生，務實、平凡的剎那主義人生觀，正是促使他一步步走向民主主義立場的思想底蘊。因而確立了終生信奉人生觀的年月、住地、生活、環境，怎能使他不惦記？1925年10月20日，也就是他從江南到清華大學2個月後，朱自清寫下了《我的南方》小詩一首：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兒是山鄉水鄉∕那兒是醉鄉夢鄉∕五年來的彷徨∕羽毛般的飛揚。讀著這首小詩，結合他到北平後平平常常的兩年，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他為什麼“惦著江南”了。這於更準確地把握《荷塘月色》全篇的情感、情緒、意蘊，當會有所啟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