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是錢鍾書所著的長篇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風格獨特的諷刺小說。被譽為“新儒林外史”。

長篇小說《圍城》共分九章，大體可以劃做四個單元。

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個單元，寫方鴻漸在上海和家鄉（江南某縣）的生活情景，以寫上海為主。在這個單元中，方鴻漸和蘇文紈的“愛情”糾葛佔了重要的分量。蘇文紈的傾心相與和方鴻漸的另有所歡，使他們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戲。暴露了蘇文紈官宦小姐矜持自負、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對鏡花水月的尷尬相，也暴露了方鴻漸紈絝子弟優柔寡斷、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華相。圍繞著他們，作者還寫了十里洋場社交生活的各種人物，在美華人花旗洋行裡做買辦、喜歡人們喚他Jimmy的張吉民，外表時髦、骨子裡守舊的董斜川，“對雌雄性別，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學家褚慎明，滿肚子不老實、自我標榜是“新古典主義”的詩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鴻漸當做情敵、枉費了心思的趙辛楣，甚至還有生得漂亮、頭腦乖巧的唐曉芙等等，他們都在作者筆下顯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們宴飲會客、談詩論文以及各種應酬交際是那樣的內心空虛、百無聊賴以及庸俗不堪，這種生活不會培植健康的愛情，更不會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個有待衝破的“圍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個單元，是“過渡性”或“銜接性”的。在這個單元中，在個人生活上分別吃了敗仗的方鴻漸和趙辛楣，從“愛情”牢籠中衝了出來，他們由假想的情敵變為真正的摯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閭大學謀事。作者在這一單元裡，還為下一單元的鬧劇準備了新角色：未來三閭大學的訓導長李梅亭，副教授顧爾謙和青年助教孫柔嘉。他們和方、趙結伴由滬啟航南下，組成了一個臨時的“小社會”。發生在這個“小社會”裡的種種矛盾困擾和嬉戲調侃，以及沿途的所見所聞，構成了小說所描繪的現實主義畫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個單元，主要描寫三閭大學裡的明爭暗鬥。上自校長、訓導長、各系主任，下至職員、學生、甚至還有家屬，都捲入了一場令人頭暈目眩的人事糾紛。職業上的排擠，情場上的競爭，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見不得人的謠諑誹謗、陰謀詭計，一時間三閭大學成了競相逐鹿的舞臺。一些學者文士粉墨登場，他們之中有李梅亭那樣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半舊遺老，也有韓學愈那樣外形木訥、內心齷齪、偽造學歷、招搖撞騙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樣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稱維護教育尊嚴、其實卻是酒色之徒的偽君子，也有汪處厚那樣依附官僚、謀取職位、意在結黨自固、終於自蹈覆轍的阿木林；有陸子瀟、顧爾謙那樣一心攀龍附鳳、專事吹拍、淺薄猥瑣的勢利小人，也有範懿、汪太太那樣雖然混跡學府、卻只在情場上顯露頭角、推波助瀾的名門女士。總之，活躍在這“新儒林”裡的各色人等，雖然用不著再把八股文當做敲門磚，卻都扯起一面自認為是最漂亮的旗幟，將真面目掩蓋起來，施出周身解數去追求新的晉身之階，彷彿自然界的動物蒙上保護色，追求自身的發展一樣。自然，他們之中也還有沒耗盡兩肩正氣的某些較好的人物，如雖則荒唐、孟浪，到底還有一些責任感的方鴻漸、趙辛楣，嬌弱深沉、很有心計的孫柔嘉等等。這些人物，或像方鴻漸，不失為“可造之才”，或像趙辛楣，終竟有一技之長；或像孫柔嘉，是思慮周密、深藏韜略的女中強者──他們在好的社會里，完全有可能發展為出類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烏煙瘴氣的環境裡，由於缺乏明確的人生目標，倒像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那樣，讓社會的惰力抵消掉了他們的聰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個單元。方鴻漸和孫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結了婚。這對雙方來說，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動的結合，加以失業造成的對於前途的焦慮，使他們婚後不斷髮生爭吵。這種爭吵在返滬途中還較為單純，定居上海後，由於雙方家庭和親族的介入，矛盾更復雜了；在婆媳、翁婿、妯娌、親朋、乃至主僕之間，一度曾發生了一系列齟齬和糾紛。最後，方、孫的矛盾終因前者辭去報館資料室主任而面臨再次失業時激化了。方鴻漸剛剛建立起來的新家解體，他再次衝出一個“圍城”，又來到一個“圍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慶當官的趙辛楣謀取職業，這肯定也是一條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說在一陣老式自鳴鐘的“當、當……”聲中結束。像過去一切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品一樣，它沒有提供什麼關於社會和人生出路的明確結論，但他描寫的生活本身，“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節選自郭志剛《談錢鍾書的〈圍城〉》）

《圍城》包含著深厚的思想意蘊。一是社會批判層面。作品透過主人公方鴻漸的人生歷程，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統區的國政時弊和眾生相進行了抨擊，包括對上海洋化商埠的腐敗墮落、對內地農村的落後閉塞，對教育界、知識界的腐敗現象的譏諷。二是文化批判的層面。這一點，主要是透過對“新儒林”的描寫和對一批歸國留學生或高階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來實現的。《圍城》中的人物，大多患有崇洋症，但骨子裡還是傳統文化起主導作用。方鴻漸是“新儒林”中尚有正義感的人物，他的出國留洋，目的是“光耀門楣”，好比前清時代花錢捐個官。他的懦弱的性格，悲劇的結局，正是傳統文化所致。李梅亭、韓學愈、高松年等人的庸俗、卑瑣、無聊、虛榮、爭鬥等劣根性，也是傳統文化影響的產物。封建遺老方遯翁不用說了，就是於柔順之下深藏心機的孫柔嘉，在她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舊式女性的面孔。作品透過這些人物病態性格的剖析，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第三個層面則是對人生、對現代人命運的哲理思考，深入到人本的形而上的層次，諸如對人的基本生存處境和人生的根本意義的探討，對人的基本根性和人際間的基本關係的探討。錢鍾書夫人楊絳在電視連續劇《圍城》片頭上寫道：“《圍城》的主要內涵是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小說中也多次點明瞭”圍城“的含義。它告訴人們，人生處處是“圍城”，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存在著永恆的困惑和困境。作家在圍城中所提出的問題，涉及到整個現代文明的危機和現代人生的困境這個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

一方面，作者在小說中刻畫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遊離於當時的抗日烽火之外，雖然都是留學歸來，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薰陶，但他們沒有遠大的理想，又缺乏同傳統勢力和思想鬥爭的勇氣，結果甚至無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像主人公方鴻漸、“冷若冰霜、豔若桃李”的蘇文紈、庸俗貪財的學術騙子李梅亭、柔順之下深藏心機的孫柔嘉等……作者以機智的幽默和溫情的諷刺，剖析了這群人的個性與道德上的弱點，揭示了他們的精神困境，所以有人評論《圍城》是“現代的《儒林外史》”。

另一方面，作者透過對方鴻漸經歷的敘述，傳達出自己對於生活的思考。

楊、錢出生於20世紀10年代，正直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浪潮；那個時期的中國還沒有陷入全面的戰爭，但是從一個閉關鎖國的封建國家，開始被迫接受西方文化，這就我們所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楊、錢是兩家，均是當時無錫地區的書香門第，在當時西方列強的脅迫下，大部分封建知識分子家庭開始家道中落；部分進步的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文化靠近（楊父是當時上海有名的大律師，錢父則是大學教授）；但中西文化的衝突仍隨處可見；楊、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後留洋英國（1935）；當時正值國內全面抗戰時期。

1938年回國任教，時上海淪陷，是夫妻倆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就是在這艱難的歲月裡，錢、楊開始了文學創作。

1943、1944年，楊絳的劇本《稱心如意》、《弄假成真》、《遊戲人間》等相繼在上海公演；而此時，錢鍾書的創作還只是些零散的文集《談藝錄》《寫在人生邊上》，遠談不上系統的文學著作；受妻子的激勵，錢鍾書開始了首部小說的創作，經歷兩年的磨礪，1946年《圍城》問世。

《圍城》的寫作進度每日500字左右，每日完稿，錢鍾書都拿與妻子楊絳評閱；而此時的楊絳甚至放棄了原有的文學成就，做起了全職太太，全心輔佐丈夫的創作；可以說，《圍城》一書，傾注了二老在那個困難年代的全部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