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車的空間方位定爵位。空間本是四向同質均勻無差別的，但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東、西、南、北、中各有不同的象徵意義，如配以五行無色等，在古代禮制中則更有尊卑貴賤主客等具體的意指，如君王南面、臣子北向；賓客西階上，東向立；主人阼（東）階上，西向立等等。反映到車文化上來，便是以車為座標的“立朝之位”。公、侯、伯、子、男朝覲天子時，車馬停在王宮大門前，上公下車立在車子東邊的軸末，離王九十步；侯、伯立在車轅前面；子、男站立的位置在車衡的東邊。大國之孤朝位在車前。據鄭玄注，王站立在車軫前接受朝覲禮。
車文化在社會生活多個領域中都成了禮文化的載體或象徵物，但有一些則是今天人們意想不到的。比如在賓主之禮中，它不僅僅是起像今天車這樣一個運輸代步的工具作用，而是直接參與了禮制的建構，成為禮文化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迎送禮規定了什麼地點、什麼時間必須用車成禮。這僅僅是外交禮儀中規定的必要細節，至於像《周禮·秋官》“大行人”中以車為座標的“立朝之位”，就完全是非車不成禮的構建物，車在這裡一度駛進了禮場的中心。
從數量上對車馬的使用和擁有作等差規定，以示等級差別，是車禮的重要而明確的特點。《宋書·禮志》：“天子所御駕六，其餘副車皆駕四。案《書》稱朽索御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這個句子裡的“輿”指車，“乘”，音“剩”，是四匹馬拉車。上大夫兩部車都各配四匹馬（共八匹馬），中大夫兩部車只配四匹馬，下大夫只有一部四匹馬拉的車。韓非子特地強調說，這是“明等級也”，這樣細緻地規定車的數量，目的是為了表明、彰顯貴族內部的等級差別。車隊的數量也有明確的等差規定。相應於主車的級別，從車的數量有多少的不同。《禮記·少儀》記載：“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這些禮制規定還體現在一些嚴肅的禮儀場合如葬禮祭祀等。《禮記·檀弓下》載：“君之嫡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嫡長殤，車一乘。”“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國君的嫡子在16至19歲死了，其喪事出殯時裝載陪葬犧牲的車子用三輛，如果是公一級的嫡子死了，就只能用一輛；同樣情況下大夫的嫡子死了，其車也只能用一輛。國君死了，要陪葬七包（個即包）的牲體，用七輛車來裝運；大夫五包，用五輛車。禮數之等差自古以來一般都是差以二，唯唐有差以一者。禮有以多為貴，也有以少為貴者。但在車問題上似乎都是以多為貴的。
車的數量與級別關係，實際上是一個度的問題。其實到了戰國時期早已“禮崩樂壞”，從車的規定的數量的規定早已被踐踏在地，被隆隆的從車隊伍碾壓得一塌糊塗，從車大大地超過了規定的數量。《韓詩外傳》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迎於郊。”《呂氏春秋》曰“今公行，(從車)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甚至連最維護禮教的儒家人物也參加到破壞這條禮制的車隊中。孔門弟子子路說：“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儒家的第二號人物孟子出國訪問交流，也是“後車數十乘”這一禮制規定看來在日常現實中只是一紙空文了，因為它成了阻礙車文化發展的一塊絆腳石了。同時也可以看出禮制最容易也更多地是在數量規定方面被突破，因為它僅僅是一種調控性規則。
對這些禮制規定，人們有時會遵守，有時會逾越超過，有時還會出現低於規定的情況，但少了也是不符合規定，也會招致批評的。譬如晏子身居相位，屬卿大夫一級，他的父母死了，按禮制規定可以使用“遣車五乘”的風光排場來送葬，但他只“遣車一乘，及墓而反”，這就受到孔子的弟子有若的指責，說他“焉知禮”，雖然曾子為他辯解說是在提倡節儉，但從儒家宗師孔子所提倡的“死，葬之以禮”的原則來看，晏子的做法仍然有違於禮制。《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曰：“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倡下。”棧車是士乘的車，孫是卿相，應乘更高階的軒車或“夏縵”，而孫叔敖卻降尊紆貴乘士一級的棧車；不但如此，駕車的馬還是母馬，吃的是粗飯菜湯。身為“總理”級的領導人，這樣節儉，乘這麼低階的車，你叫下級怎麼辦呢？你要把他們逼到什麼地步呢？所以孔子也不讚許他而說“不可，大（太）儉極倡（即逼）下”。同一民族對同一事之評價處理，古今制度風氣之別、價值觀之不同有如此之大乃至相反者，甚可異也，“矛盾文化”有以致之也。孔子說過猶不及”，這條原則的可逆形式“不及猶過”在這裡轉換成了它的現實邏輯等價物。
“不及”禮同樣可視為放棄、無視甚至蔑視禮制定規而受到一些人的指責，但與超過禮制規定的“僭禮”行為相比，後者所受到的輿論攻擊和處理都要嚴厲得多。“僭禮”之“過”在古代是有殺頭的風險的。《漢書·韓延壽傳》記韓延壽在東郡為太守時，“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他的兵車上畫著龍虎朱雀，用紅色的絲織品纏飾車轄馬鑣，列著各種超大排場的儀仗，連他的屬下“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至少使用了王公一級的車隊儀仗，大大超過了禮制規定的車禮，被御史大夫蕭望之劾為“上僭不道”而遭棄市殺頭。中國古代的禮是調控性的制度，常有出入而可松可緊，富有彈性；它能不能發揮功能，端賴監察紀檢系統會不會認真稽查、執法者會不會嚴格執法。平時他們對於“非禮”行為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使有所“僭禮”也不要緊，但若認真計較起來就有事了。
所以違禮時說沒事也沒事，說有事時就有事，而且可能是大事。韓延壽本來是個不錯的官，他被殺時有很多老百姓來給他獻酒送行，揮淚而別，而他出的這個問題也是從前的事了，但他偏偏和擔任御史大夫的蕭望之有過節，因此就倒了大黴，被“選擇性執法”了。韓延壽被殺前曾經叮囑他的兒子們不要再做官，他們在他死後也都辭職了；但到了他的孫子韓威，忘記了乃祖的遺囑又去做官，做到了將軍，而且也很受士兵的愛戴，但重蹈覆轍，“又坐奢僭誅”，連其原因都一樣：“奢僭”。所以史家會說他是“延壽之風類也”。可能是基因遺傳，愛奢華講排場，這樣就很容易發生超越禮制定規的“僭禮”行為，也容易遭人妒忌，他們祖孫兩個都栽在了“僭禮”上。
看完今天的文章，大家是否又對古代的車馬顯示出來的等級制度又多了一些瞭解呢？小編雖然覺得如果喜好奢華肯定會犯忌諱，但是沒想到在古代過於節儉也是不合禮的呀！真是漲了不少知識。大家喜歡今天的文章嗎，如果喜歡今天的文章的話，不要忘記點贊收藏哦。
以車的空間方位定爵位。空間本是四向同質均勻無差別的，但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東、西、南、北、中各有不同的象徵意義，如配以五行無色等，在古代禮制中則更有尊卑貴賤主客等具體的意指，如君王南面、臣子北向；賓客西階上，東向立；主人阼（東）階上，西向立等等。反映到車文化上來，便是以車為座標的“立朝之位”。公、侯、伯、子、男朝覲天子時，車馬停在王宮大門前，上公下車立在車子東邊的軸末，離王九十步；侯、伯立在車轅前面；子、男站立的位置在車衡的東邊。大國之孤朝位在車前。據鄭玄注，王站立在車軫前接受朝覲禮。
車文化在社會生活多個領域中都成了禮文化的載體或象徵物，但有一些則是今天人們意想不到的。比如在賓主之禮中，它不僅僅是起像今天車這樣一個運輸代步的工具作用，而是直接參與了禮制的建構，成為禮文化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迎送禮規定了什麼地點、什麼時間必須用車成禮。這僅僅是外交禮儀中規定的必要細節，至於像《周禮·秋官》“大行人”中以車為座標的“立朝之位”，就完全是非車不成禮的構建物，車在這裡一度駛進了禮場的中心。
從數量上對車馬的使用和擁有作等差規定，以示等級差別，是車禮的重要而明確的特點。《宋書·禮志》：“天子所御駕六，其餘副車皆駕四。案《書》稱朽索御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這個句子裡的“輿”指車，“乘”，音“剩”，是四匹馬拉車。上大夫兩部車都各配四匹馬（共八匹馬），中大夫兩部車只配四匹馬，下大夫只有一部四匹馬拉的車。韓非子特地強調說，這是“明等級也”，這樣細緻地規定車的數量，目的是為了表明、彰顯貴族內部的等級差別。車隊的數量也有明確的等差規定。相應於主車的級別，從車的數量有多少的不同。《禮記·少儀》記載：“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這些禮制規定還體現在一些嚴肅的禮儀場合如葬禮祭祀等。《禮記·檀弓下》載：“君之嫡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嫡長殤，車一乘。”“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國君的嫡子在16至19歲死了，其喪事出殯時裝載陪葬犧牲的車子用三輛，如果是公一級的嫡子死了，就只能用一輛；同樣情況下大夫的嫡子死了，其車也只能用一輛。國君死了，要陪葬七包（個即包）的牲體，用七輛車來裝運；大夫五包，用五輛車。禮數之等差自古以來一般都是差以二，唯唐有差以一者。禮有以多為貴，也有以少為貴者。但在車問題上似乎都是以多為貴的。
車的數量與級別關係，實際上是一個度的問題。其實到了戰國時期早已“禮崩樂壞”，從車的規定的數量的規定早已被踐踏在地，被隆隆的從車隊伍碾壓得一塌糊塗，從車大大地超過了規定的數量。《韓詩外傳》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迎於郊。”《呂氏春秋》曰“今公行，(從車)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甚至連最維護禮教的儒家人物也參加到破壞這條禮制的車隊中。孔門弟子子路說：“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儒家的第二號人物孟子出國訪問交流，也是“後車數十乘”這一禮制規定看來在日常現實中只是一紙空文了，因為它成了阻礙車文化發展的一塊絆腳石了。同時也可以看出禮制最容易也更多地是在數量規定方面被突破，因為它僅僅是一種調控性規則。
對這些禮制規定，人們有時會遵守，有時會逾越超過，有時還會出現低於規定的情況，但少了也是不符合規定，也會招致批評的。譬如晏子身居相位，屬卿大夫一級，他的父母死了，按禮制規定可以使用“遣車五乘”的風光排場來送葬，但他只“遣車一乘，及墓而反”，這就受到孔子的弟子有若的指責，說他“焉知禮”，雖然曾子為他辯解說是在提倡節儉，但從儒家宗師孔子所提倡的“死，葬之以禮”的原則來看，晏子的做法仍然有違於禮制。《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曰：“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倡下。”棧車是士乘的車，孫是卿相，應乘更高階的軒車或“夏縵”，而孫叔敖卻降尊紆貴乘士一級的棧車；不但如此，駕車的馬還是母馬，吃的是粗飯菜湯。身為“總理”級的領導人，這樣節儉，乘這麼低階的車，你叫下級怎麼辦呢？你要把他們逼到什麼地步呢？所以孔子也不讚許他而說“不可，大（太）儉極倡（即逼）下”。同一民族對同一事之評價處理，古今制度風氣之別、價值觀之不同有如此之大乃至相反者，甚可異也，“矛盾文化”有以致之也。孔子說過猶不及”，這條原則的可逆形式“不及猶過”在這裡轉換成了它的現實邏輯等價物。
“不及”禮同樣可視為放棄、無視甚至蔑視禮制定規而受到一些人的指責，但與超過禮制規定的“僭禮”行為相比，後者所受到的輿論攻擊和處理都要嚴厲得多。“僭禮”之“過”在古代是有殺頭的風險的。《漢書·韓延壽傳》記韓延壽在東郡為太守時，“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他的兵車上畫著龍虎朱雀，用紅色的絲織品纏飾車轄馬鑣，列著各種超大排場的儀仗，連他的屬下“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至少使用了王公一級的車隊儀仗，大大超過了禮制規定的車禮，被御史大夫蕭望之劾為“上僭不道”而遭棄市殺頭。中國古代的禮是調控性的制度，常有出入而可松可緊，富有彈性；它能不能發揮功能，端賴監察紀檢系統會不會認真稽查、執法者會不會嚴格執法。平時他們對於“非禮”行為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使有所“僭禮”也不要緊，但若認真計較起來就有事了。
所以違禮時說沒事也沒事，說有事時就有事，而且可能是大事。韓延壽本來是個不錯的官，他被殺時有很多老百姓來給他獻酒送行，揮淚而別，而他出的這個問題也是從前的事了，但他偏偏和擔任御史大夫的蕭望之有過節，因此就倒了大黴，被“選擇性執法”了。韓延壽被殺前曾經叮囑他的兒子們不要再做官，他們在他死後也都辭職了；但到了他的孫子韓威，忘記了乃祖的遺囑又去做官，做到了將軍，而且也很受士兵的愛戴，但重蹈覆轍，“又坐奢僭誅”，連其原因都一樣：“奢僭”。所以史家會說他是“延壽之風類也”。可能是基因遺傳，愛奢華講排場，這樣就很容易發生超越禮制定規的“僭禮”行為，也容易遭人妒忌，他們祖孫兩個都栽在了“僭禮”上。
看完今天的文章，大家是否又對古代的車馬顯示出來的等級制度又多了一些瞭解呢？小編雖然覺得如果喜好奢華肯定會犯忌諱，但是沒想到在古代過於節儉也是不合禮的呀！真是漲了不少知識。大家喜歡今天的文章嗎，如果喜歡今天的文章的話，不要忘記點贊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