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覺得，小日本真的是喪盡天良。日本大和民族我最討厭名族，因為它很變態。它的滔天罪行。731部隊，慰安婦，南京，旅順大屠殺。種種罪行，就不是人乾的

清朝駭人聽聞的“文字獄”是中國歷史上最浩大最長時間的文化浩劫。

文字獄是王朝統治者進行文化專制、思想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在歷朝歷代都有所表現，比如秦朝的焚書坑儒、宋朝的蘇軾烏臺詩案、明朝的文字獄等等。但清朝文字獄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牽連之廣、用刑之酷舉世罕見，規模與時間跨度更是空前絕後，這是中國幾千年文化思想專制最黑暗最血腥最醜陋的一幕：清朝268年時間內就有200多起文字獄，其數量比歷朝歷代所有的文字獄的總數還要多，特別是乾隆時期，60年間至少有130多起文字獄，而且只要牽扯到文字獄的學者們和其親朋好友，下場都極其慘烈。文字獄主犯絕大多數都是凌遲、車裂、斬立決等重刑來懲罰，就連已經死了的人都被開棺戮屍。

但是到了乾隆皇帝那裡，文字獄就越來越瘋狂。乾隆皇帝對任何一個人的文字，都覺得可疑。 而且文字獄的處理都是異常殘忍與血腥。絕大多數流放邊遠，充軍為奴，主犯基本都逃不過斬頭凌遲。就算是死人，也要開棺戮屍。而且株連特別廣，只要一個人沾上一點關係，所有近親家屬，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日不識丁，也一概連坐。

文字獄的本質就是大規模製造冤獄，漢字多音、多意、含義眾多，寓意複雜，白紙黑字的想怎麼解釋都行。而清朝皇帝就是為了摧毀中國的脊樑而特意製造文字獄。“尋章摘句，吹毛求疵；穿鑿比附，誅意攻心；探頭探腦，告密成風；疑神疑鬼，保官為上；過猶不及，文網日密；寧嚴勿弛，誅連日眾”這段關於清朝文字獄的描寫充分體現了清朝統治者的血腥殘暴和人性中的冷漠陰暗。

比如康熙三年的莊廷龍《明史》案，只因為書中奉明朝為正朔，清朝統治者大為震怒，決定大興文字獄，莊廷龍雖然早已經死了，仍然被挖棺刀碎屍，莊家15歲以上都盡數處斬，凡參與《明史》整理、潤色、作序的學者及其全家老小和親朋好友全部獲罪入獄；參與《明史》有關的寫字、刻板、校對、印刷、裝訂的人員，甚至很多購書者、藏書者統統受到牽連，入獄者多達千人，同時凌遲、斬立決、處絞了70餘人，絕大部分都是江浙地區的學者，其中被凌遲處死的就有潘桂章和吳炎兩位年輕的史學家，根據有關記載推算此次文字獄最終直接被殺的人至少有1000人，至於間接被殺、淪為階下囚、死在獄中、死在邊遠蠻荒之地的人數不勝數。

自秦始皇焚書以後，歷代均有所謂禁封銷燬之事發生，但是與清朝禁封銷燬相比，那根本就是“小巫見大巫”，清朝以修書的名義查繳全國的藏書，中國古籍藏書特別是晚明、明末清初的大量書籍、資料、史料被大範圍大數量大規模的銷燬，了無痕跡。

據統清代乾隆皇帝開創的編纂工程，集結圖書3471種、79337卷、36281，計249萬頁共十億字。 從修書之始到乾隆四十七年（1783年）期間，清王朝前前後後共燒書24次，燒燬書籍多達538種，至少13862部；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王朝全部焚燬的書籍多達2400種，至於總數已經無法準確計算，但是至少有60000部。

乾隆皇帝還對明朝檔案進行全面銷燬，目前明朝檔案只有3000份左右，據推算，估計至少有10000000份明朝檔案已經被銷燬。

康雍乾時期所謂的“文治”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也是最深遠的一次超級文化浩劫。

清人成功人關之後，滿洲人“盡族西遷”，爭先恐後到內地去直接吸吮漢人的膏脂。

史書屢言清人“罄華人關”，據說整個民族的西遷“幾經三十五六日，男女相繼，不絕於邊”。

到了北京，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圈地”。名義上說是把“無主荒田”，“分給諸王、勳臣、旗人兵丁人等”。實際上卻是大量搶劫強佔漢人百姓的土地和產業。

史書記載，最強橫的圈地過程中，“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內所有皆其有也。妻孥醜者攜去，欲留者不敢攜。其佃戶無生者，反依之以耕種焉”。(史惇《慟餘雜記》)

他們掠奪北京附近漢人土地的數量十分驚人。如遵化州由於圈佔和投充，剩下的納稅民地不到原額的百分之一；薊州不到原額的百分之二；東安縣更是徹底，“盡行圈丈訖，並無餘剩”。清初詩人方文有詩云：“一自投充與圈佔，漢人田地剩無多”，(《北遊草》)真切地描繪了當時的搶劫情況。

（明末清初大屠殺）

大量事實無可爭辯地證明，滿洲人對漢人百姓所懷有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搶劫心態。

隨著清朝統治的加深，清朝的民族政策有所調整。清朝康熙皇帝親政之後，鑑於歷史，下詔永遠停止圈地，並且大力實行漢化，讓滿洲人放棄奴隸制。康、雍、乾三代的高效高壓的統治下，使華人有了一百多年的太平。

但是，歷史畢竟是抹不去的。

漢人內心的仇恨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徹底泯滅。

而清朝皇帝也因為那一段血腥的歷史而心虛不已。他們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債太深。這些血債在任何時候，都是點燃漢人反抗情緒的火種。

所以他們急於屠殺證人。所以他們急於毀滅證據。所以他們急於愚弄百姓。

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開始，武英殿前的字紙爐就經常不分晝夜地日夜燃燒。在軍機大臣和滿族重臣的嚴密監視之下，巨量珍貴書籍在這些字紙爐中灰飛煙滅，隨同消滅的是一個民族的大量記憶。

乾隆皇帝對書籍銷燬的工作極其認真，認真到瘋狂的程度。

（這就是清朝禁書的代價，這些小冊子比書籍值錢多了）

那些所謂的“違逆”書籍，許許多多都被禁封的莫名其妙，銷燬的毫無道理。大部分有“反清內容”的書籍，只是因為寫錯了一個字或清朝統治者認為這本書犯禁了而被禁燬。

張宏傑《飢餓的盛世》中說到：“君權像惡性腫瘤樣，是世界最具擴 張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許任何獨立的事物存在，專制權力的獨佔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衝破一切限制， 掙脫一切束縛，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處。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清代的建立， 與中國以前任何一個朝代都不同不同。

在入關以前，滿洲社會中帶有大量的奴隸制因素。 雍正皇帝說：“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僕名分。”其他清朝學者也說過：“主僕之分，滿洲尤嚴。”“我朝君臣之分極嚴，尤非前朝可比。”

傳統儒家君臣關係是完整的互動關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雙方各有各的尊嚴底線。然而清朝皇帝卻不這樣認為，他們用滿洲的“主奴名分”偷換儒家“君臣名分”，可以說清朝皇帝改造了數千年以來的君臣關係，使之變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關係。他們要求，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他的精神、人格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需求，特別是個人尊嚴。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大臣要無時無刻不與皇帝統一思想，不許有自己的獨立意志。他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麼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麼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劃一，則不敢結黨矣。”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從雍正開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設法挫辱、打擊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頭的大臣。

文字獄就是清朝打擊士人獨立精神和打斷中國脊樑的最重要的政治措施。

與清朝相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朱元璋的文字獄，都是屬於小兒科級別的，和清朝完全沒法比 。 畢竟秦朝太短，很多書籍來不及蒐集，而朱元璋的文化水平比康熙雍正乾隆差的不是一點半點，對於很多書籍也不懂，而且時間也短。

對於這種狀況西方人遠比華人看到更清楚，或者說中國有些人知道，但是攝於清朝皇帝的恐怖高壓統治而不敢發聲。

1792年馬嘎爾尼訪華，然而來到中國，他們卻發現生活在清朝的華人：“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對公眾事務漠不關心。”

英華人透過分析，認為這種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國清朝統治者，滿洲皇帝精心塑造的結果：“就現政權(清朝)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英國大使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清朝的結論是：“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而這就是中國清朝時期特別是乾隆時期整個社會的真實寫照。 “清朝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裡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實際上，清朝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在清朝，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說，清朝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清朝的專制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於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在清朝，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申冤的機會。”所以，對於清朝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而文字獄也是中國近代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

很多人認為清朝在近代落後，和清朝沒關係，因為任何一個朝代碰到大英帝國，都會是落後的。難道宋朝碰到大英帝國就不落後了？明朝碰到大英帝國就不落後了？

我可以肯定的說，其他朝代碰到近代社會，也許還是會落後，但是絕對不會像清朝那樣沉淪，因為漢唐宋明有一大批睜眼看世界的學者與知識分子，這些朝代從未斷絕與外部世界的聯絡，而在清朝，這種學者與知識分子到已經寥寥無幾，大部分都被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屠殺完了，剩下的也基本被精神閹割了，至於與外部世界的聯絡也基本被清朝皇帝給掐斷了。

為什麼這樣說？

晚明時代的文化、科技何其燦爛多姿、而清朝直到嘉慶皇帝（母親是漢人，加上大部分有骨氣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已經在康雍乾時代被清除）才勉勉強強廢除了大部分文字獄。

然後嘉慶皇帝當政期間，就湧現了龔自珍、徐繼畬、魏源、林則徐等等學者和知識分子重新站了出來，這在康雍乾時代特別是乾隆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他們如果早生幾十年，估計也只有人頭落地、抄家滅族的下次。

比如徐繼畲就是嘉慶道光時期的學者，他詳細介紹了英國的兩院制度和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而且高度評價了美國國家總統傳賢不傳子的“天下為公”制度。他稱讚道：“兀興騰（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餘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 又稱讚道：“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他也曾讚揚了美國僅設統領、不設國王的民主制度，認為這是一種高尚的思想，一種永恆的制度，認為這種民主制度可以“垂奕世而無弊”。

而學者魏源弘揚“經世致用”的儒家宗旨，提出“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變法主張，倡導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並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開啟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學習的新潮流，這是中國思想從傳統轉向近代的重要標誌。

如果在康雍乾時代，徐繼畲、魏源這些學者唯一的下場只能是凌遲和滅族。

徐繼畲、魏源他們所引用西方書籍也相當廣泛，這些雖然說明了他們些學者與知識分子花了大量心思、大量精力去研究瞭解中國的外部世界，這個一直都在變化著的世界 ，但是更能說明文字獄的遠去，要不然另一場血雨腥風已經開始醞釀了

這充分說明了在當時的中國，並不缺乏研究瞭解外部世界的學者，也不缺乏走出封閉世界的動力與認識西方世界的能力，真正阻止中國融入世界的是的是國家統治階級的高壓統治，特別是文字獄的恐怖高壓。

文字獄太慘烈、太長久了，中國有著獨立人格的學者和知識分子遺留下來的太少太少了，晚清士人和百姓的愚昧無知已經深入骨髓，只能靠一代代的犧牲才能重新讓華人重新接上脊樑，重新變成新國民。

經過魏源、徐繼畲、王韜、郭嵩燾、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嚴復、鄒容、陳天華、孫中山、陳獨秀、魯迅等幾代思想家、啟蒙家的吶喊與奮鬥，華人民才算真正的重新鑄就了新的脊樑，而這個過程中國也花了上百年（1840～1949），但是對西方的文明劣勢直到如今也沒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