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眾行的話，由他自己作為。民眾不行的，要讓他明白如何做。

絕不是愚民之說。而是理性的管理方式。

民眾並不總是明白所有問題的。因為視野並不開闊。民眾素質也並非總是高的。聰明的民眾並不會被蠱惑，因而愚民一說其實是真的愚民才會受其害。

若把孔子之言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看看與孔子的思想是否矛盾。

孔子曰：君子不器。器物沒有思想，沒有靈魂。孔子要求君子有靈魂，有思想，有道德。就是智民。

孔子又曰：君子以振民育德。即啟民智，立民德，這是孔子大力興學的目的。

顯然，此言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符合孔子的智民思想。

那諸子百家中，誰主張愚民呢？

是商鞅和韓非。

《商君書》有曰：詩、書、禮、樂、廉、修、孝、悌、仁、智。國有十善，上無使戰。韓非謂之：儒以文亂法。

商鞅有曰：“民愚，則君以智而王”，“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 民愚，則易治。

韓非有曰：“智者不以言教，而慧者不以藏書”，“民不越鄉而交，貴賤不向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行。”

在法家看來，愚民是比刑法更重要的奴役人民的手段。可以有效地預防“國有十善，上無使戰”，和“儒以文亂法。”使人民成為“有目不以私視，有口不以私言，有智不以私臆”的行屍走肉，任由君主驅使。

總之，儒家與法家水火不容，針鋒相對。儒家提倡智民，法家主張愚民。儒家提倡富民，法家主張貧民。儒家提倡強民，法家主張弱民……

附錄：孔子不是教人變聰明，而是教人更有智慧。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怎麼斷？

一個句子如何斷，應縱觀說這句話的人的言行、背景、執行情況，不應主觀臆斷。

首先孔子是推行教育平民化的人。

如果斷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則孔子不應有〝三千賢〞的弟子，而像復聖顏回這樣的窮光蛋，更不應出現了。

而事實是孔子有很多平民弟子，三千賢，只是指那些學習好的，不好的，則有更多。所以根據其背景，我們認為應斷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和〝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向群眾學習觀念、〝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的收學生的觀念是一脈相承，相互呼應的。

後世推祟儒學的統治者，無不在執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力推廣教育，甚至像明、清這樣極端中央集權的年代，由於要讓民〝由之〞〝知之〞，都未敢完全斷絕平民向上層的晉升之路。（大明皇帝朱元璋可是曾因〝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把孟子像丟出孔廟的～如果孟夫子活著，滅九族是沒問題的；而清朝更是推行奴化政策的。）

民可由之，不可知之，一直以為是孔子的所謂的愚民之策。綜觀孔子的生平經歷，這個結論有點牽強誤會。孔子的一生，在教育的問題論述頗多，投入精力也很多。那是個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孔、孟、法、雜、墨各家各放異彩，思想界教育界的開放程度是空前絕後的，要想禁固人們的思維，置百姓於蒙味狀態是困難的。那時沒有因言獲罪，腹誹定刑的。孔子的名聲曾經一時的雀起，一時又步入低谷，這是後天的統治者拿古人作為酒杯澆胸中的塊壘的結果。古今中外的歷史，由於百姓佔有資料有限，話語權不足，任由咀巴大者任意造勢，有些說法的流傳也就不奇怪了。人們是講究實用的。

子曰，應該是，孔子的學說，哈哈，這二句話若是用來，愚民的話，還輪得到你，提這個問題嗎，你去愚民一下，會有幾天，就能截穿，孔子，的學說，已經存在，二千多年了呀，能輪到你去，問這個問是嗎，睡覺去吧，你。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合理句讀

　　歷代以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直被統治階級奉若法寶，做為他們愚民政策的依據，也正因為此，“愚民政策”成了孔子的“發明”。近年來，關於孔子的研究又熱了起來，究竟如何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已經成為研究孔子的人們爭論的一個焦點。不少人認為孔子一直主張教化民眾，是不主張愚民的，所以提出要重新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斷句並解讀。

民本思想是《論語》中的一個重要思想。孔子一貫主張為政以德，主張為政取信於民，主張以禮教化民眾。《為政》第1章就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在《為政》第3章孔子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德”引導民眾，“以禮”約束民眾，這就是教化。孔子還提出“以禮讓為國”（《里仁》第13章），透過這樣的教化形成淳厚的民風。

當季康子向孔子詢問怎樣才能使民“敬、忠以勸”時，孔子說：“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為政》第20章）“舉善”就是讓好人出來做官、做事，“教不能”就是對能力低、做得不好的人實施“教化”。孔子認為對民“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衛靈公》第33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第1章）“先之，勞之”就是要透過表率作用“勸人”“勸民”，讓下屬、讓民眾跟著走。在開導樊遲後，孔子有一番話說得很明白：“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子路》第4章）這說的也是上位者表率作用的積極效果。當季康子又一次問“政”於孔子時，孔子說得更明確了：“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第19章）在上位的“君子”喜好“善”、帶頭“善”，在下位隨風倒的“小人”就會從善如流。

孔子深知表率作用的意義，強調“修己以安百姓”（《憲問》第43章）。“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第13章）表率作用是教化民眾的方式之一。孔子稱讚子產取信於民，說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中“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治長》）第16章）正是為政之道，親民之道。

在去衛國的路上，孔子和冉有的對話更明確地強調了教化。“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第9章）“教之”，就是讓百姓知道該怎麼做。

孔子反對不經過教化就讓民做事，他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第30章）孔子又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第29章）在《論語》終結篇孔子回答子張“從政”之問時，孔子說要“尊五美，屏四惡”。“四惡”就是“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和“出納之吝”。沒有經過“知之”而且是及時的“知之”這個環節，就要求民眾做到這個做到那個是惡行，“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當有人問孔子為什麼不從政時，孔子說：“《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為政》第21章）這裡的“為政”就是透過宣傳禮教形成的影響“教化”人民，讓百姓知道該怎麼做。孔子是教化民眾的典型，他對三千弟子的教化，可以說幫了執政者的大忙。就連對“難與言”的“互鄉”人，他也不放過教化的機會。“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述而》第29章）

孔子主張教化民眾，並親自實踐，子貢給予了高度概括：“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子張》第25章）

以上都是從《論語》本身找例證來說明孔子主張教民，不主張愚民。孔子不只是不主張愚民，甚至反對愚民。散見於其他史料的孔子言論就能說明這一點。比如《大戴禮·虞戴德》就記錄了孔子說的話：“聖人之教於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奸，奸必誅。”《群書治要·屍子·處道》記載：“孔子曰：‘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

一貫主張教化民眾的孔子絕不可能主張採取愚民政策地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其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讀，語法上是說不通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解釋出現歧義，除了沒能全面瞭解孔子的思想，沒有正確理解孔子的思想外，關鍵在於未能用正確的語言習慣解讀它，沒有正確地解釋“可、使、由、知、之”這幾個詞。

　　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斷句無非有下面幾種：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我們從語法角度來分析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可”是“可以”，是“能”。“使”有“使令”“讓”的意思，還有“役使”“聽從排程”的意思。“由”與“知”本來是不帶賓語的動詞，但現在它們帶了賓語“之”。如果用“任由”解釋，這個“任”就是“使”的意思，把這些對應的解釋排列出來：

“老百姓能讓任由他們。”

——這個句子顯然不通順。

如果用“自由”解釋，排列出來也不通順：“老百姓可以讓自由他們”。

同樣，按“知道”的意思解釋“不可使知之”句讀，排列出來就是：

“不能讓知道他們。”

——還不通順。

退一步講，按“使動”用法解釋“由”和“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對應的解釋就是：

“百姓能使讓他們自由，不能使讓他們知道。”

——這裡“使”形成了“贅疣”。

無論從語法還是邏輯角度上，乃至於孔子的一貫思想角度考慮，1的解釋都矛盾。不知道宋儒們為什麼要用說不通的形式斷句。

3、4、5、6的觀點雖然都是主張對百姓實行教化的，但3、4、5仍然存在語法不通的問題。

用1、2、3、4、5的形式斷句，用現代語言試著進行直釋，怎麼也不好解釋“可”，不好安排“使”，不好解釋“由”和“知”，而且無法解釋處在賓語位置上的“之”。

如果按“使令”來解釋“可”，與“由”“知”形成衝突。因為“由”“知”都是不能帶賓語的動詞而帶了賓語“之”（他們，指前文的“民”）。“由之”就是“讓他們跟從”，“知之”就是“讓他們知道”，或是“教化他們”。這兩個動詞本身都是使動用法，再用“使”就累贅了。

3句中，兩個“可”沒有著落：什麼“可”啊？兩個“使”沒法安排：使的賓語是什麼？作為代詞的兩個“之”沒法解釋。當然可以按照習慣考慮在兩個“使”後面補出賓語（兼語）“其”，但費解，既不能解決前文“可”的著落，又說不清楚“由”與“知”後面的“之”。如果不給“使”補出賓語（兼語），它放在這裡更不倫不類了。

5句的解釋同3句 一樣仍然存在著“不通”的問題，“使由之”“使知之”仍然與3 句一樣沒法安排。除了“使知之”同上文對3 句的分析一樣，4句的斷句“可”與“使知之”也自相矛盾，故不取。

只有按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再解釋才通順。這裡的“使”是“役使”，“聽從使喚”的意思，“由”是“任由”的意思，“知”是“使……知道”的意思。只有按此解釋，“可”有了著落，“使”也有了合理的位置和解釋，“之”這個賓語也有了明確的所指。

6句：“老百姓能聽從排程，就讓他們跟著做；不能聽從排程，就教化他們。”（“不可使，知之”還可以解釋成：不能聽從排程，就讓他們知道該怎樣做）

在考證孔子一貫思想脈絡基礎上，再從古文字意義、語法習慣上研究，我贊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讀形式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個句讀曾經為康有為、梁啟超所認同。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摘自朱熹《論語集註》泰伯第八。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的句讀，源自儒家大師朱熹。

一、正視朱熹

1、“宋朝著名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儒學集大成者”等等頭銜，都顯示了朱熹在儒家歷史上的地位。客觀歷史是不能否認其存在的。

2、朱熹最被人詬病的，是“存天理、滅人慾”。現代儒家，甚至不惜將朱熹剔出儒家。如此功利之心、趨炎附勢，令人齒冷。

在歷史上，天理、天子、天意之說，一直是儒家包裝自己的手段之一。西漢時期，儒家大師董仲舒之所以能聯手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舉屠殺中華傳統文化，根本在於西漢是一個沒有政治思想、沒有政治制度創新的朝代，其合法性、合理性自然受到質疑。董仲舒推出的儒家天理、天子學說，為西漢家天下的朝代找到了合法性、合理性。

而在此之前，夏商周秦對前朝的推翻、新朝代的建立，完成朝代的更迭，依靠的是政治制度的創新。夏創立了國家，商進化為邦聯制，周再次進化為聯邦制、並創新了文王八卦、周公禮制等社會制度。秦朝更不用說了，以法治國，中央集權郡縣制是中國文明史上、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首屈一指的偉大創新。

天理、天之、天意在漢朝之後儒家常用的伎倆。比如董仲舒，不滿足於地方政府一個文官、遠離西漢廟堂的地位，以天意解釋火災，企圖以天意要挾漢武帝劉徹。被漢武帝劉徹定為死罪。雖然最終逃得一命，官途從此終結，做回教書匠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三、存天理滅人慾VS克己復禮

克己復禮是孔孟、儒家的核心政治主張。“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孟推崇恢復周禮，使用的手段是讓百姓、讓天下人“克己”----遏制個人的慾望（善的慾望、惡的慾望）。朱熹推崇天理，使用的手段一樣的是讓百姓、讓天下人“滅人慾”----遏制個人的慾望（善的慾望、惡的慾望）。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與孔孟的克己復禮，完全是一脈相承。

後世儒家有什麼理由要剔除朱熹？

甭拿朱熹本人滿屋銅臭、人慾橫流說事。孔子的“十不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噎而謁，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不同樣是奢靡奢侈、人慾橫流嘛？

四、正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朱熹的句讀，完整的體現了孔子的思想。以朱熹在儒家理論上的貢獻，在儒家歷史上的地位，現代儒家又誰有資格跟朱熹掰手腕，指責朱熹的句讀不對？比如說。有現代儒家說，這句話應該句讀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O(∩_∩)O哈哈~。若真如此，““民可，由之；不可，知之”，八個字就能表達的意思，孔子為啥要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十個字來表達？這是在抹黑孔子的文字水平嘛？很顯然，這樣的句讀水平，是小學沒畢業，是出醜。

現代社會崇尚科學、崇尚公開公平公正，孔儒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無論是歷史上、還是在現代，都是被人吐槽的愚民，是罪惡的存在。正視罪惡，列為糟粕，棄之如敝屐，不是更加正常的態度嘛？

不能正視歷史客觀，不能正視儒家糟粕。一味的以狡辯、甚至說謊來遮掩儒家的糟粕，只能讓更多人嫌棄儒家、嫌棄儒家理論。

儒家不能正視歷史，特別是歷史上的糟粕，反而註定儒家沒有未來。

朱熹老官僚，蔑視百姓大眾——我有話也無處說。

而今新中國，仍要仇視民眾乎？“民眾無知”才好被愚弄嗎？

未懂遠古時之“知”，未明孔孑思想，未徹儒家《論語》，竟都閉不上自己的嘴——這下如何好呢？

民眾當然要有“自由”。但“民之自由”，源自執政者不能以自我之好惡與意志，而制約天下也！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之，就是支配；知之，就是有知識、懂原理。

孔子這句話， 確實存在愚民政治的含義，但同時也包含一定的政治治理規律，不能完全從是否愚民的觀點來看。

許多事實和思想，都是含有多種性質、多種因素、由多種原因造成，不能簡單給出一種定性，注重描述事物的多方面性質，承認歷史現象和觀念的複雜性，才符合歷史事物和歷史規律的本來面目。那種非此即彼的判斷，實際上是武斷。

對待這句話，存在兩種極端的判斷，一種認為它的意思是愚民，一種認為它不是愚民。這兩種單一判斷，都有問題。

要看到，這句話，它既可以是愚民的，因為對民眾進行支配，最終還是要維護君主專制；同時，它也是一種社會治理策略和現實方法，畢竟做不到治理問題能夠使民“知之”，只要堅持民本理念，就不能看做是完全為了“愚民”。

為什麼說判斷它有愚民成分，同時又有屬於精英政治的理性治理策略這樣兩重屬性呢？

一要看“ 民”的地位和治“民”的政治目標，二看這句話在社會治理中有沒有規律性。

不論儒家和道家，在政治思想方面，都是維護君主專制的。這種君主專制，是建立在農耕文明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基礎之上的。農耕文明，是其共同社會基礎。

他們的理論要回答的基本問題，就是如何治理民眾，統治者如何鞏固和適應農耕文明這個社會基礎。孔子提出，聚財以聚民，老子提出實其腹強其骨的基本要求。但是，對民智則都不贊成給予支援。老子認為民多智必然難治。孔子則要細緻一些，用兵、施法等，贊成教民在前，用之在後，但一般治理郡國的問題上，只要百姓懂得了所要遵守的禮制、法律以及等級地位就行了，知道如何服從上治，其他不要太多地叫民眾知道治理道理，更符合專制制度和保持社會穩定的要求。

理由很簡單，民眾如果有智慧有知識，遇事就要講道理，這樣的民眾就會多辯、多欲、多疑、服從性差，自然要他們動搖專制條件下的政令效果。你提供的 資訊越多，可能遭遇的非議，和民眾的分歧可能就越多。

所以，“由之”和“知之”，還是首先為了便於君主專制的便利和穩定。從這個角度看，孔子的這句話是有“愚民”傾向的。

但在另一方面，孔子思想具有鮮明的民本性質。

孔子的禮制和德政思想，目標之一是保民。孔子的民本思想，是周代禮制和敬天保民的主流政治思想的成果，還不算孔子的發明。周代在政治思想方面，是比較開明的時代。但在治理民眾具體問題上，和我們今天的民主思想，和後來的民本思想，還是有很大的距離。但能提出敬天保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重大政治命題，除了短暫的幾個王朝，其影響幾乎貫穿了歷朝歷代。周代的民本思想認為，民眾的社會地位，不是奴隸和被奴役的物件，確保民眾生存，符合民心，是天帝的意願，保民和順應民心，是尊崇天帝的表現和原則。孔子顯然是十分重視這一思想的。

孔子確實提出了教民的一系列主張，提出保民的措施，這些都不是空洞的標題，而是有深刻的內在要求的。既然治理有保民的一面，從這句話裡，又看不出要愚民的直接目的，所以，那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看簡單看作是愚民的意思。

這句話的複雜性，更表現在這句話的基本意思，在各家各派呈現出一定的共識性，反映了施政方面的一定的規律性。

孔子的這種思想，在老子那裡有反映，前面提到了。法家更突出，法家也主張教民，規定“以吏為師”，目的是教民以法，也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樣是不教而殺；而且對吏掌握法律有嚴格的考核標準，但是它教的也只限於法條。墨子也提出“尚同”，一切聽君主的，就沒提教不教的問題。

在雜家的《呂氏春秋》的《不二篇》裡，直截了當說明決策在於上，而不在於下：“聽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這可以算是對孔子論述的解釋。“何以知其然也？” 接著《不二篇》裡列舉了老子、孔子、墨翟等百家中的十人，說他們才是“豪士”，言下之意是他們的主張都是治國的時候，都是政令議於上的。可見當時這是一個治國共識。在“議”政問題上有如此“共識”，在“知之”的問題上可以推知也是如此的。

之所以得出這樣的共識，其根源在於，中國的小農經濟的社會秩序，是靠行政驅動的。這是中國社會政治的基本規律。那麼行政命令，就要保持權威、自上而下的支配力、行政效率等，自然不會都要民知之。

愚民政治，核心是治民，愚而治之。從這裡看，這句話既有愚民成分，又不完全是愚民政治，孔子只是說行政措施的原理不必要民眾都知道，中心是為了施政容易，並不是完全是為了愚弄民眾。

錢穆先生對這句話十分謹慎，他的白話譯釋是：“先生說：‘在上者指導民眾，有時只可使民眾由我所指導而行，不可使民眾盡知我所指導之用意所在。’”我們補充一層意思，就是不一定要務必使民眾知道政令的原理、根據和用意。

這句話反映了要求民眾在服從具體政令方面的一種矛盾，既要保證君主權威，又要維持民眾的擁護，既要集中決策，又要民眾服從。類似這種矛盾，在古今政治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何況，在古時候，要民眾“知之”的渠道、時間、意見真實性都很成問題。

即使在今天，西方的民主制，之所以採取代議制，大國採取間接民主的形式，實行精英政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眾集合成社會之後，群體非理性因素、短視傾向、各方利益對抗等因素的干擾就會上升到難於理性決策和維護政治謀略秘密的程度，為了使國家、地區的政策制定得完備、專業、科學、利益均衡，往往採取代表制、議會制等辦法，實際和代表民意是有一定的距離的。

通常採取的民主集中制的辦法，也含有一定的代理制決策的含義。

這時，關鍵還是看決策目的是為了民眾整體利益，還是區域性利益，是為了民眾發展，還是為了一部分人的發展。策略層面的辦法，必須和政治目的聯絡在一起，才能確定它的性質。

所以，綜合而言，這句話，有愚民的成分，為了維護君主統治，保證君權的權威和利益；同時，又主要是一種策略層面的思路，不是要完全地以犧牲民眾的利益為目的，在某種情況下，也是符合維護各方和平相處的治理之道的。

在愚民的主張方面，無論孔子還是老子，都沒有超越，也不可能超越當時的歷史條件。用今天的標準去要求他們，他們確實表現出“政治不正確”。

反過來，孔子的話，和現代的行政治理策略，有一定的相通之處。這種政治歷史現象，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被超越。

再良好的願望，也要結合實際效果，進行衡量，實事求是地進行評價，不能蓋圖章，貼標籤，避免什麼好聽什麼就正確的非理性傾向。這樣的願望和態度，才體現出科學的歷史觀、政治觀。

這些年，在民間，孔子地位日益上升，尊孔之風日盛，這不是壞事。同時，又有一種傾向，就是要把孔子重新塑造成和今天的人們的社會價值觀相一致的新“聖人”。所以，大量修正對《論語》的解釋。凡是能往好處改的儘可能地改，弄出了許多不顧歷史的考據，幾乎只是已有認識的重複，沒有從中得出新的歷史認知，表面上抬高了孔子形象，結果，得出的認知，十分膚淺，沒有歷史價值。

對於這句話，許多朋友從斷句上去想辦法，結果得出了對孔子的“德治”十分有利，與“仁政”十分吻合的結論。這其實大可不必，也不足為訓。

孔子是歷史的孔子，我們即使讓他活在今天，他也不一定完全和咱們的認識一樣，何況那是兩千年前的前秦時期。這種修改句意的辦法，看似讓孔子更偉大，實際上否定了孔子的深刻和複雜性，改掉了他從歷史上、從多方面啟發我們的歷史價值，阻擋了我們得出深刻的歷史規律性的認識的眼光。孔子不是“聖人”，《論語》不是經，今天讀孔先要尊重歷史，其次，研究要有利於對今天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啟發，而不是急於把它變成符合現代價值觀，在我們學校裡能用的課本，這種態度，更符合我們學習的目的，也符合歷史性原則。

這句話本身的意思先得理解準確。

而理解準確的前提是正確斷句，其實應當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本句出自《論語·泰伯篇》，向來爭議頗多，常常被解釋為孔子鼓吹愚民政策的罪證。

孔子是一個強調“仁、義、禮、智(知)、信”；強調平民教育，在中國歷史上是首個創辦私學的人，很難相信會是一個鼓吹愚民政策的人。在孔子時代，只有貴族才能進入公學，而私學是不存在的。孔子辦私學，使得許多平民開始得受教育，其思想若說是愚民思想，恐怕是說不通的。

當本句斷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時，解釋顯然也很簡單：

這是一種民本主義思想，與孔子一貫不主張依賴刑罰，強調“禮樂之治”的理想是一致的。“禮”教的本質是關於秩序的教育，“樂”教的本質是關於性情的教育，總而言之儒家的思想是以教育為本的。這也塑造了我們中國文化的一大傳統。

從語法上來看，將“使由之”、“使知之”不斷開，而解釋為一種謂賓結構，在古文裡頭恐怕是極少見的，在先秦文獻及《論語》裡頭，如果本句這樣解釋，可以說就是一個孤例。孤例意味著什麼？說白了就是一種想當然而犯的錯誤。

當然，這種想當然的錯誤，在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裡就已經犯下了，朱熹的解釋是“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其黑儒派認為其意思是：

你可以使用人民，不能讓他們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如果真是這種思想，完全可以這麼寫：

民可使之不可使知之

而我們翻譯文言文，第一步就是要排除斷句字，然後換成現代的短句符號。

於是：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

按黑儒派理解，這句話“由”這個字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

也正是這個字，給了崇儒派這句話完全不一樣的註解。

因此，這句話至今有種許多種不同理解。

當然了，這句話可以結合其上下文進行解析，

上文為：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下文為：

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按照我的理解就是：

國家的興盛在於詩經所描繪的，立國之本在於禮記所描繪的，而國家最大的成就則在於民眾是否快樂。

所以，人民只需要領導者帶領他們走向昌盛，而不需要讓人民去了解領導者如何帶領他們走向昌盛。

年年都發動戰爭會導致疾苦貧窮，一旦窮了就會大亂。一旦人者不仁，那就是天下大亂的開端。

按照我所瞭解的，戰國時代應該是年年征戰，征戰已經成為了當時老百姓的認知，所以：要想富就殺死別人，使別人的財富成為自己的，便是那個時代的主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