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讀資治通鑑之後，我最大的體會是人不能對自己掌握之外的人或事抱有任何幻想。任何自我說服或者自我安慰的”應該會，應該不會”都會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列代英明帝王無不如此，婦人之仁只會帶來更大的損失和傷害。

特別體現在做決定上，一定要善謀善斷，任何決定都是基於所掌握的資訊和對形勢的正確判斷。通觀中國歷史，每個朝代建立者都值得研究，在他們身上都有很多相同的君主特質。每個君王都是靠戰爭起家，而在戰爭中，對形勢的判斷極為重要，用孫子的話說就是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也就是要研究敵方情況，我方情況，還有地形友鄰等外部情況，將整個態勢瞭然於胸，並根據態勢做出決斷。但是對於老大來說，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起正確的戰略方向，戰略正確了，個別戰役戰鬥失敗才不會影響到整個局勢的發展，當然，這裡還要涉及到基本盤的問題，基本盤必須穩固。

先說戰略的選擇。先簡單說說秦統一六國，秦朝的統一，是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取得的，對於秦朝來說，有一個優勢就是打垮西邊少數民族之後，主要找略方向就在東方，而當時制定了遠交近攻的戰略方針，很好的分化了山東六國，使其每次合縱都以失敗告終，而在東方，前期主要壓力在於三晉和楚，當時要取得對三晉的戰略優勢，就得先解決楚國，把楚國的勢力壓縮到東邊，使其不能輕易的和三晉聯合在一起，要對楚國取得優勢，就得拿下巴蜀，對楚國形成了西、南包圍之勢。解決楚國之後騰出手來解決南韓，長平一戰，幾乎傾全國之力拿下上黨地區，從此對東方諸國特別是趙國取得了戰略優勢，後面的不過是時間問題。後期，楚漢爭霸，劉邦的戰略就是還定三秦，東向以爭天下。不過項羽打仗實在太牛逼，在那個時代無一是其對手，劉邦是屢戰屢敗，最後僵持在滎陽一代。好在項羽政治不行，也就是戰略還是差劉邦一截，樹敵太多，被劉邦逐一拉攏，此時劉邦的戰略主要是主力粘住項羽，韓信北上突圍，京布、彭越遊記於項羽後方，項羽手下無人，不得不親自出馬解決後方，可以曹無咎不聽節度，被劉邦突破了正面。光武帝時期亦然，先打下河北和河東，先向南最後向西。戰略的選擇不一而足，也不可完全照搬，每次都有其特點。

再說說基本盤，基本盤主要就是經濟和人才。孫子曰日費千金。沒錢很難打仗，錢來源於兩個方面，自己的和敵人的，孫子還曰了，要取用於敵。當然，經濟上主要還是來源於自己，要有穩固的大後方。上面說到的秦一方面是商鞅變法提高了秦國的生產力，另一方面打下巴蜀之後貢獻了很大的稅賦和人力，劉邦一直有穩固的關中，項羽後方一直不穩，光武帝有穩固的河北和河東，特別是河東糧草不斷。那麼在人上，更不用說了，秦國後期人才大多都是他國過來的，劉邦有三傑，光武帝有南陽一眾豪族，朱元璋有一眾濠泗兄弟，老人家更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老人家說的好，政策定好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

在人才問題上，作為領導者，對下屬是什麼樣的尿性一定要心中有點b數，有的可用於心腹，有的可用於爪牙，有的只能是合作關係。心腹的選擇是要慎之又慎，要能夠控制得了，很多時候，心腹的反噬比敵人還要致命。當然，要能夠控制下面人，沒點手段是不行的，任何手段，不外乎賞和罰，但是在運用上卻很微妙，用不好，適得其反。除此之外，能夠讓人能偶團結在老大周圍，捐妻子，冒鋒刃，不過是為了有肉吃，沒肉吃，空談理想是不行的，也就是說要實事求是。更重要的還是要具備點英雄氣概，何謂？劉四爺，劉裕，高歡，重八等，都是出身寒賤，但天生有那一股子英雄氣概，讓人傾心相隨。

以上可以看出，戰略選擇和基本盤的重要性。特別在戰略上，可以好好看看《論持久戰》。

在形式分析上，很多君王並不一定擅長，所以形勢分析不一定是自己做的，但是決心必須是自己下的。在判斷和下決心方面，不能由別人代勞，別人的選擇不一定對自己最有利，形成依賴之後還有被取代的危險，也不能猶豫不選擇，寧願結果錯了都不能給人優柔寡斷的印象，那樣便會拖延時機，最壞的影響是失去威信。當然，在決斷上，個人性格起到很大的作用。劉邦在彭城被項羽打爆後，坐在車上一路往西逃，車上除了滕公，還有兩個小孩，惠帝和魯元公主，兩個人可是他的親生骨肉啊，逃命要車快，劉邦是毫不猶豫三番將兩個親骨肉踹下車，還好每次都被夏侯嬰撿了回來。

能夠正確做決斷的基礎，當然是掌握資訊，所以建立直控的資訊系統就很重要。孫子言”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這裡不展開講。

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有什麼用呢？其實用處還是很大的，特別是在職場之中，面對複雜的職場鬥爭，你是把自己的前途交給上級和同事呢，還是面對任何問題都自己先分析一番，想辦法蒐集資訊分析判斷，直到自己心中有數。比如說，上級交代你和另一個人去完成一件事情，你必須親自參與到整個過程，對每個環節都必須過目掌控，如果偷懶或者過於相信你的搭檔，十有八九就會被坑。比如有一個新職位空出來了，自己的條件也達到了，是不是就覺得自己應該得到那個職位？其實這時要問問為了這個職位我付出了什麼，付出過沒有，對於能夠決定誰在這個職位的上司，我對他了解多少？和他關係如何？他需要什麼樣的人在這個職位上？我在這個職位上對他的好處和用處是什麼？我有沒有捨得花一些錢物等代價在這個職位上？如果什麼都沒做，很有可能是一個和別人睡了一覺的人上去了。自己沒有得到，不能怨別人，別人也是付出代價的。

還有一點，任何生存，都是鬥爭得來的。如果沒有保持高昂的鬥志和進取精神，是很難生存的。當然，根據形勢，有的時候處於戰略守勢，有的時候處於戰略攻勢，守時積蓄力量，攻時謀定後動，所謂廟算而後勝。用孫子的一句話說就是“勝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求勝”。

人世間本來就是灰色的，因為介於天堂的白和地獄的黑之間，在這灰色的人世，只能以灰色的規則和態度來處事，人能看到和運用的不過是眼前的一個灰色色度，往上不會是白，往下也不會是黑，還是另一種不可把握的灰。

這灰色的人世間，不可將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予他人，或託於鬼神。

因為它確確實實是帝王之書啊。帝王關注的是什麼？治國、治官、治民，都是天下大而化之的宏觀得不能再宏觀的大事，言外之意就是說，帝王是不關注細節的。這就是帝王之書與大眾史書最大的區別。換句話說，是司馬光對史料的選擇性取捨使得它變成了一本真正的帝王書。更準確的說，對於很多史實記載，資治通鑑的細節缺失到讓人髮指。我們來舉幾個例子對比一下你就知道了。首先當然是戰爭。我在這裡也反對 @張佳瑋 所舉的例子。他用馬陵之戰來對比《資治通鑑》與其他通史、斷代史的區別是可以的，但他的結論是錯的。他認為《資治通鑑》主要目的只是“削弱傳奇與英雄色彩”，所以它是帝王之書。但事實並非如此。在這裡，《資治通鑑》之所以體現自己為帝王之書，就是因為它極度不關注戰爭本身的細節。我們先來看看《資治通鑑》中關於馬陵之戰的原文：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御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二萬灶。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成侯鄒忌惡田忌，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為將三戰三勝，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臨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一共603字，基本都是照抄《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的文字。但關於馬陵之戰的內容，史記中其實在《史記-魏世家》、《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都有相關記載，可以互相佐證。所以你可以用《史記》來還原這場戰爭的基本框架，但用《資治通鑑》，沒有可能。史記本已極度簡略，而《資治通鑑》則更加簡略。要不是《史記》這一段文字雖然短小，但卻非常精彩，所以不能閹割，估計司馬光就該寫成這樣了：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這是元朔元年，衛青第二次出擊匈奴。《史記》記載已經極為簡略，而《資治通鑑》則更加儉省，抄都懶得抄，一共26字。《史記》中至少還記載了一下內容：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有122字，出兵路線，戰功，有關功臣。在司馬光這裡，就只剩衛青、李息倆人。而且史記緊隨這場戰爭之後，還附上了漢武帝的一通詔書，而《資治通鑑》自然是沒有的。原因何在呢？我估計是司馬光認為，戰爭本身只是一種手段，是對政治局勢的影響，至於戰爭的細節，與皇帝和宰相無關。司馬光認為皇帝的職責在於垂拱萬方，保境安民，所以他是極力反對擴張的，當他被重新啟用之後，甚至把熙寧年間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造成整個社會譁然。《資治通鑑》對司馬光的這一政治主張體現的淋漓盡致。關於這麼一場影響深遠的大戰，司馬光只記了26字，但是隨後卻附上了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等人勸諫漢武帝不要出兵的三道奏章，一共1440字。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對比何其強烈。所以，如果你要尋找關於戰爭的史料，尤其是細節方面的內容，千萬不能翻《資治通鑑》，你將會大失所望。在這方面，司馬光極其節省。唐攻突厥、高句麗等大戰，在《資治通鑑》中基本上都很少記載，大都是三言兩語帶過。原因還是在於司馬光認為，戰爭細節與皇帝無關。皇帝的重點在於治國治官治民，在於禮制，在於信。就像他在商鞅變法相關記載中所述：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關於商鞅變法，司馬光也是從史記中摘抄而來，但變法本身的細節非常之少，比如變法涉及的人員、社會組織結構、變法的具體措施都沒有詳細記載，但對於秦孝公之所以變法的詔書卻原文照錄了，而對於徙木立信也儘可能的保留了史記原文。最重要的是，司馬光在這裡加上了大段關於君子、君王必須言而有信的“臣光曰”。所以，司馬光對於禮、對於信是唯恐要言不煩，下筆從不吝嗇；但是對於具體的史實細節，尤其是他認為帝王不必關注的細節，卻著墨極少，惜字如金。並且，由於司馬光本人反戰氣息濃厚，對於戰爭本身，他是能少則少，絕不多寫一字；而對於戰爭的前因後果，他的筆墨明顯增多。很明顯，司馬光著力的是消滅亂源，消弭戰爭的影響，即著眼於帝王如何去保持天下穩定，不消耗民力，不主張拓邊，以守土保境安民為第一要務。這樣一比較，《資治通鑑》為什麼是帝王書的原因就很清楚了罷。其實我們還可以加一些內容。比如，由於本書主要目的在於“資治”，即有助於皇帝和士大夫治理天下，所以對於文學藝術宗教科技方面的記載極少，甚至沒有。文學上的名篇，在《資治通鑑》中是基本找不到的。比如《上林賦》、《洛神賦》等。姑錄一段：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狹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澎湃。滭弗宓汩，逼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冽，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戾。逾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鮫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鰭鮀，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鱉讙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的礫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鴐 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群浮乎其上，泛淫氾濫，隨風澹淡，與波搖盪，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上林賦》是我心目中的神作，極其願意獻上膝蓋。為啥哩？因為其中有多一半的字我不認識（司馬相如用的詞也太生僻了），卻能感覺到其辭藻的華美。還有左思的《三都賦》等等等等，在《資治通鑑》上你是找不到一點痕跡的。華麗的辭藻有助於治國麼？沒有。所以統統捨棄。李白杜甫都是一筆帶過。但是你說資治通鑑不記載文學作品？似乎也不盡然。比如杜牧的《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等五篇文章全部錄入。但請注意，杜牧的這五篇文章全是政論文，是有助於君主治國的，所以他將其錄入。這麼明顯的文字取捨，足以證明司馬光的意思了吧。再比如，司馬光為了將《資治通鑑》變成一本標準的帝王教科書，還有篡改史實的毛病。典型的如漢武帝的《輪臺罪己詔》。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這是真正的懺悔。但這幾句只有資治通鑑有記載，很多人懷疑它的真實性。司馬光之所以從一本迄今已經不再流傳的野史中摘錄這幾句，是因為他希望他的皇帝也要勇於承認錯誤。所以即使眾多史書都沒有采用這段記載，司馬光卻將其加入了他的版本的《輪臺罪己詔》中。那就是，《資治通鑑》確實是典型的帝王之書。沒跑。

《資治通鑑》不僅是“帝王”之書，也是將相之書，官宦之書，甚至是平民瞭解中國歷史、熟捻古人做人之本的教科書。

《資治通鑑》是編年體史書，記載的歷史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公元959年(周世宗顯德六年)，記載的內容多以政治、軍事事件為主，也有少量經濟方面的內容。

特點是以歷史上發生的真實事例來闡明道理，雖然有時也能看到編著者的傾向，但總體感覺是在客觀敘述，這讓人覺得有些像近代出現的以客觀記載為主的新聞訊息（司馬光參雜其中的118條評論除外，那個更像編者按或者編後語一類），只是記載的不是現實而是歷史上發生的事。

讀完全書，本人感覺最深的是，無論帝王將相，還是一般宦海中的官員，成事者都需“有道”，失敗者也大多“失道”。

其次，做人做事力避“輕浮”和“輕狂”，那是做事失敗的禍根。《資治通鑑》裡的大量事例都說明這一點。推崇的是沉穩和務實。

第三，單純的文人不適合做官。《資治通鑑》裡對著名文人和文學作品記載很少，但對文人執政誤國卻有較多記載。比如對南唐後期君臣誤國的記載。

古人對《資治通鑑》評價很高，宋末元初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

《資治通鑑》由於歷史侷限，有些觀點未必全部適合於今天。但歷史確實是一面鏡子，對我們今天來說，哪怕是普通百姓認真讀讀也有很重要的借鑑意義

《資治通鑑》是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司馬光主持編集的，這部書的成型原因是在宋英宗時，司馬光將《通志》以《史記》為主，編成《周紀》5卷，《秦紀》3卷，共8卷，進呈英宗，英宗看後大為讚賞，並讓司馬光繼續往下編修，神宗時，因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為請求任職西京留司御史臺，繼續編撰《通鑑》，時間長達15年。《資治通鑑》完成後宋神宗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親為寫序。《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史書，一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徵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

正如《資治通鑑》最後司馬光寫道：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蹟，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有覽，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

大意是，司馬光風英宗旨意編修，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刪去冗長留下重要的，關係國家興衰，民生休養，以善為法，以惡為戒，從戰國到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透過前世的興衰之事來考察當今的得失，所以這是一部供帝王來學習治理國家，心繫百姓的書，其書中講述了一些帝王建立國家，治理國家中出現的一些成功和反面事件，如裡面講述了很多有名故事、秦國為何強大，項羽為何失敗，韓信又是如何被殺，帝王用人之術，所以說這本書是本帝王書。

因為其作者司馬光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總結治世經國的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鑑。所以可以稱得上是帝王的教科書，因此被稱作是“帝王之書”吧

《資治通鑑》是北宋名臣司馬光主編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全書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為止，涵蓋了十六個王朝1362年的歷史。

《資治通鑑》的歷史地位極高，許多人將它與《史記》並列為中國古代史家絕筆。自《資治通鑑》成書以來，它就成為歷代帝王將相、軍政要人的必讀書。清初大儒顧炎武評價《資治通鑑》為“後世不可無之書”，曾國藩則稱《資治通鑑》乃是“先哲驚世之書”。

《資治通鑑》對後世的影響和價值毋庸置疑，作為該書主編的司馬光自然功不可沒。那麼問題來了，司馬光為什麼要耗費十九年時間來寫這部鉅著呢？

司馬光歷仕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是當時朝廷中影響力最大的官員之一，同時也是公認的史學大家。司馬光在臺諫部門任職多年，作為一名言官，他曾孜孜不倦地向皇帝上書提出各種意見。但皇帝有自己的考量，因此司馬光的許多建議都未被充分採納。於是司馬光便c開始萌生了想要寫一部總結中國歷史上各朝代興衰得失的史書，讓皇帝以史為鑑。

宋英宗即位後，司馬光向英宗進獻了一部初成的史書——《通志》。宋英宗對歷史非常感興趣，看到司馬光的作品後讚不絕口，唯一的遺憾就是內容量太少，看得不過癮。於是他下令置書局於崇文院，命司馬光繼續編纂史書。

沒過多久，宋英宗就駕崩了。他的長子趙頊繼承皇位，是為宋神宗。神宗知道司馬光是個很有能力的大臣，便問他對時局有什麼看法。司馬光一語就道破了當時國家問題的癥結所在，聽得宋神宗眉飛色舞。於是宋神宗打算讓司馬光主持改革，可沒想到司馬光卻對皇帝表示自己沒空。接著司馬光對皇帝說自己正在寫一部記錄了歷朝歷代興衰得失的史書，以後皇帝透過此書指導就會知道如何治理天下了。因此他無論如何都要先完成這項神聖的使命，至於改革這種小事，交給其他人就能搞定。

宋神宗知道司馬光個性執拗，不好強人所難。為了表示對司馬光工作的肯定，宋神宗為他的作品賜書名為《資治通鑑》。

司馬光拒絕了宋神宗的邀約，於是宋神宗便找王安石來主持這項工作。然而司馬光卻又偏偏要強烈反對王安石的各種變法主張，結果就是司馬光被貶出京師，到西京洛陽任閒職，這下他終於有充足的時間來編著《資治通鑑》了。

由於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的目的是想要給帝王作為治國理政的參考指引，因此他在題材的選擇上往往帶有強烈的目的性。比如《資治通鑑》開篇是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寫起，這一年周威烈王任命韓虔﹑趙籍﹑魏斯三位卿大夫為諸侯。古代禮法等級制度森嚴，天子統轄三公，三公督率諸侯，諸侯控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庶人。整個社會從上至下各守本分，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春秋時期雖諸侯林立，可是由於有禮法制度在，所以無人敢僭越。

司馬光認為維護禮制是天子的本分，周威烈王卻自己打破規則讓韓﹑趙﹑魏三位卿大夫成為諸侯，此舉正是造成後來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的根本原因。所以在許多人看來沒什麼存在感的公元前403年，在司馬光眼中卻成了極為重要的年份。

類似這樣的例子在《資治通鑑》中還有很多，比如漢明帝的馬皇后在歷史上不算特別出名，但司馬光卻用很大篇幅來描寫馬皇后是如何德冠後宮，成為中宮表率的。而歷史上許多比馬皇后更出名的女性在《資治通鑑》中卻沒有提及，因為那些女性雖然有很多為世人津津樂道的故事，但司馬光認為這些事情毫無意義，所以不值一提。

許多人認為《資治通鑑》是部帝王之書，對普通人意義不大，其實這種觀點並不正確。《資治通鑑》中的許多案例典故與我們普通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只有真正讀過《資治通鑑》的人才會明白，這部編成於900多年前的歷史書原來對我們現代人的生活、職場、經商竟然會有那麼大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