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要禁止諸子百家，而是從諸子百家中選出最有利於社會治理和穩定的儒家學說作為官方正統。因為，一個沒有確立正統地位和主流意識形態，國民的精神將陷入混亂，進而導致文化衝突國家動亂。

而縱觀諸子百家，毫無疑問最適合作為官方正統就是儒家學說了。道家無為而治，會讓國民不思進取，讓社會陷入混亂無序。法家過於暴力和無情，容易讓社會陷入仇恨和暴亂。兵家只適合治軍，不適合治國。陰陽家玄之又玄，是一種神秘到有點迷信色彩的學說，也不適合作為官方正統。農家只是一種富民技能，不是社會治理之學。

只有儒家，有一整套完善的道德規範和禮法制度，不僅為國民修身養性、安身立命提供了指南和方向，還為社會和諧與國家穩定提供了完整的規範和制度，是最純粹的社會治理學說。更重要的是，它維護大一統，對不同思想和宗教採取和而不同的態度，認為為人處世應該中庸而不極端，這些思想對中國的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如果需要樹立一種正統思想來凝聚華人共識、統一國內民心、塑造文化性格，那麼儒家無疑是最適合的選擇。樹立儒家正統，有效避免了國家的分裂和混亂，它的意義就像書同文、車同軌一樣，是非常有必要的。

“儒家思想”剛誕生時只是魯國的一個主管祭祀的官職，隨後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思想派別，信奉這種思想的儒生在兼併戰爭中給貴族充當門客，為主人出謀劃策，同時遊說各方，讓各方接受自己的思想主張。

儒家主張“仁義禮智信”，由孔子、孟子等發揚光大，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仁愛”思想一直不被貴族所接受，在秦朝統一初期才發展成為一個大學派。但是因為淳于越向秦始皇建議恢復周朝古制，反對郡縣制，與秦始皇推崇的法家發生衝突，最後在李斯的建議下進行了“焚書坑儒”。漢朝時期，儒家在講授博士董仲舒的帶領下進行格變，融合了法家、墨家的一些主張，開始推崇“天人感應、三綱五常、大一統”，因此得到漢武帝的重用，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開始統治中國思想今後一千多年，但也只是統治者用於統治人民的一種工具。

儒學在中國封建社會，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儒家的“大一統”思想，使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為了統一中國而努力，使中國處於就算分裂也會歸於統一的狀態，並出現了漢唐等強大的大一統王朝。但是隨後儒學開始僵化，已經不能滿足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需求，並被佛、道等思想衝擊，於是儒學又開始內部的格變，融合了佛道的唯心主義，又有一些初期的唯物思想，發展出朱熹等人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和王陽明等人的主觀唯心主義“心學”，這是儒學的最後一次內部的變革，對中國早期唯物主義發展有一定推動作用。

發生在宋明時期，在清朝時儒學徹底僵化，特別是“三綱五常”嚴重束縛人民思想，清朝在政治、經濟上施行的“文字獄、閉關鎖國”政策，與文化上的儒學思想，淪為清朝統治者的工具。此時的儒學已經完全落後，與同時期西方思想的繁榮形成鮮明對比，再也不能幫助中國社會發展。

所以儒學對中國發展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隨後僵化，不僅不能幫助中國發展，還遏制了新思想的萌芽。現在社會中，儒學的一些主張還是可以使用的，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公正客觀的看待儒學，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全部推崇。《論語》《中庸》《大學》等四書五經這些古籍，還是可以讀讀的，知道其中哲理對為人處世也不是什麼壞事。

儒家的英雄和小人是由一定的歷史時期和歷史環境評定的。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僅是中國儒學史上，也是中華歷史思想史的一個大事件。被封建專制青睞的儒學，從此發生了深刻性的轉變，它不再是一套孔、孟、荀為代表的大儒構建出來的單純的思想學說，而是逐漸成為官方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成為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體系。

在大一統專制格局下，先秦儒家提倡的“大丈夫”人格非但不會得到統治者的讚賞與提倡，反而會遭到迫害。為現實政治服務的董仲舒，對儒士的社會角色給予了重新的定位，賦予儒士的雙重職能：一 進入政治權利系統，成為大漢帝國政策法令的執法者。 二 在社會生活中，倡導實踐儒家仁政。

董仲舒在理論上成功的解決了堅持儒家理想和維護君主專政的雙重任務，而且實現了自儒學誕生以來的儒學獨尊，儒士進入仕途獲取政治權利的願望，從而開創了古代中國的皇權——士大夫政治。

當然，“獨尊儒術”的思想慣性成型後，儒生透過儒家的經典學習，是有可能讓先秦儒家的思想精義繼續存活，並在社會現實生活中發揮巨大作用。

這個題目有問題。小人，是華夏先民，今民先祖之稱謂。儒家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極端仇視，輕慢，攻訐廣大小人百姓，主張惡剝酷壓小人百姓的。他們是官紳(君子〉階層的走狗。

儒家並不是英雄，也不是小人，只不過是一種更適合國家治理的思想意識。

雖然經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過程，但獨尊，只不過是把儒學提升到國家意識形態的高度，或者勉強可認為是立‘孔教’。但不因此而嚴禁其他的思想流派，其他的思想流派仍然存在。

首先，中國歷史上，基本是以儒學為主，但這也只是基本。儒學不是主流的時期大致有：法家至上的秦朝、漢代初年的黃老、魏晉時期的玄學、南北朝一直到隋朝大概都是崇佛。其實，只有到宋朝以後，經過儒家的闢佛以及創立宋明理學這一‘新儒學’之後，儒家的國家、社會地位才真正鞏固，中國歷史不是一直以儒學為主流的。

其次，儒、法不相悖。有個名詞叫做‘明儒暗法’，也就是說，表面上是儒家的‘以德治國’，但實際操作治理國家的仍然是法家，每個朝代都有沿襲和改進前一朝代的法律法令，即使是儒家士子入仕做官之後，判案、治理仍然是依法行事，如看王陽明頒佈的連坐法、盤查法，就是法家的治理思路，不是什麼仁義禮智信在起作用。儒家學說的作用，更多的是在社會層面，調整社會關係。現如今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可以看作是歷史的延續。

第三，儒、佛、道不相悖。中國傳統的主體思想，實際上是這三家在起作用。歷史上三家都在相互取長補短，盡力完善自身。

如宋明理學的形成，實在‘闢佛’中汲取道家和佛家的長處，以‘無極而太極’作為儒家學說的本原，增補了宋代以前儒學本體論的缺失，之後才‘發明’出‘天理’一詞，成為儒學的最高規範。如今盛行的陸王心學，受到的是佛家的啟發，心學的第一步就是‘且靜坐’，與佛家的‘打坐’、‘參禪’相類似。

佛家也在汲取儒家的長處，這幾年，聽了一些講佛法的內容，讓我驚奇的是，其中有大部分內容是在講‘孝道’、‘敬業’、‘無私’，這些內容，原本都是儒學的資源。

因而，所謂的‘獨尊儒術’，並沒有造成中華文明單一在儒家的影響下發展，所呈現的仍然是多元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流。

讀懂孔子，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孔子，孔子對華夏文明貢獻主要有三，第一，子曰尊王攘夷，孔子主張大漢民族血統優越論，保護漢族血統純正，反對胡人內遷，反對漢族與胡人通婚融合，對四周蠻夷戎狄以軍事進攻為主，成為後來兩千多年制定民族政策和軍事擴張的根基，日本是將尊王攘夷發揮最充分的國度，明治維新時期明治天皇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即是尊王攘夷的體現。第二，子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成為後來科舉取士的來源。第三，在社會內部建立以男性姓氏家族而非家庭為根基的宗廟氏族祠堂祭祀制度，成為後來清明節祭祀的源頭。孔子建立以父親姓氏為根基的祭祖制度，孔子認為，記住祖先給你的血脈，人只有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才能明白自己要到哪裡去。否則就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這是捍衛漢族血統的民族主義與漢奸賣國賊的虛無主義我不在意自己從哪裡來，我只想自己要到哪裡去針鋒相對。

要客觀認識儒家思想，必須分清儒家的兩大派系。

在中國的歷史上，儒家思想歷來就存在兩個派系：一個派系是脊樑派，一個派系是走狗派。這一點就如同現在的黨派存在左傾和右傾的一樣。

脊樑派儒家就是那些心憂天下，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正義感的社會文化形態和社會文人。他們的特點就是可以為民請命，弘揚優良的社會道德，可以為社會而犧牲自我利益者，他們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的脊樑。

走狗派儒家就是那些依附於權勢的社會文化形態和社會文人，他們的特點是可以為利益而出賣靈魂，可以為討好主人而出賣良知。

在中國的歷史上，走狗派總是比脊樑派吃香，能得到統治階級的寵愛，替統治階級說話，更多的時候，走狗派儒家與統治階級或權勢人物結為一體，或者由走狗派直接飛黃騰達變為權勢人物。

心憂天下的脊樑派儒學體系歷來是遊離於政權與民眾之間，政治和平、社會穩定的時候，由於他們總會給統治者帶來一些麻煩和不便，於是被統治階級厭惡甚至打壓。但是每當社會動盪，民不聊生時，脊樑派儒家學派往往能挺身而出、直言仗義，尤其是朝代更替的時候或者外族入侵致使中華民族處於危亡關頭的時候，社會的希望有總是寄託在脊樑派儒家的身上。

其實，從儒家思想產生之初到社會發展到現在的程度，儒家思想在社會上總是得到完全不同的兩種待遇：或者提倡或者批判。批判者認為儒生們奴顏媚骨、屈膝權貴；提倡者認為，儒家思想以仁義為本，提倡社會道德教化，能為民請命，弘揚社會正義等等。批判與提倡並存的局面至今未改。為什麼對於同一個東西，在社會上受到兩種完全不同的待遇呢？原因就是將儒家思想的兩個派系混淆在一起，不加分辨。

更加文明才是社會的必然，我們須拋棄偏見，客觀認識儒家思想文化。

真正的儒家精神是一種浩然正氣。胸懷天下、心繫蒼生，憂患社會興衰、心繫民生疾苦。

披著道德的外衣，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欺壓老百姓的走狗，無論再如何美化，再如何包裝自己，都改變不了自己的本質。

哪個世代也做不到獨尊。

今天，儒術能被下一代記得已是大功德了。

現在年輕人心中除了自私就是自利！

獨尊儒術後差不多有1000年，中華文明都處於上升期，提問題的人腦殘到了何種地步。儒術再反科學有基督教反科學嗎？西方信上帝可沒妨礙科技進步的步伐。時至今日，基督教仍然是多數西方國家的立國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