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主是個律師，有此一問恐怕是在思考“人治”與“法治”的問題。咱們化繁為簡直指核心，說人治，人治也需要以法管理；說法治，法治必然要依靠人來執行。核心是人，人不行法治人治都無法正常進行。人行不行的核心是文化，這個有文化不是兩腳書櫥而是心性修養。這裡閒談兩句西方的民主、法制，周圍人經常熱鬧的討論這些，我是不懂的，所以就請教他們幾個問題:假如各位都是美國公民，請問你們知道一個國家該怎麼治理、怎麼發展嗎？你們知道哪個候選人可以代表你的政治思想嗎？美國的法律可說是很健全了，是否導致了美國治安狀況更好了？酒桌上瞬間安靜了。然後紛紛回答說不知道。這說明啥問題？文化的問題。對事物的基本認知、判斷都沒有，只會空談。如果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人治法治都不用談了，因為沒有文化的社會基礎，就產生不了治理國家的人才。現在網上的空談家們何其多啊！不懂不怕，安靜做點實事也是值得尊敬的。我也不懂，所以會請教，但總免不了空手而歸。

科技科普促使人們養成理性思考和理性處理事務的習慣——凱騰聚知。

從管理角度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能站在孔子的時代——紀前文明(現代紀元文明)，而不可以將古人帶到今天的語境下拷問。

孔子眼中的德是謹遵“周禮”。

禮者行事之便也！(或禮者便於行事也)也就是說，禮是一種規範的行為準則！而且針對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要求。

站在今天的管理角度，禮就是一種制度或規則！

孔子希望王道管理迴歸到周的禮制！也就是立法，制定管理制度體系的宗旨或目標應該回歸到禮制上來！

反觀今天，就是立法執政的宗旨要回歸到保護良俗和有序規則！

所以，孔子的主張是社會治理需要一個理想的目標，法制(王權主導的法制)必須圍繞這個理想的目標展開。

說二句，孔子在治理國家的思想，應以重德輕刑為主。在他的理論思想裡，人是可教化的。人們透過教化，就能自覺自願的服務於國家，服務於社會。從爾建設一個，推動一個，一切按照教化過程，人們應該遵守教化過程，做自已該做的事，把事情做好。就不需要刑法的約束。孔子在治理國家的理念，最主要的把人分成若干部分，進行行事，加以規範。他平生最為提倡的是，"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仁，義，禮，智，信。人們如果平時都能用"三綱，五常"規範自已，要求自已，做自已應該做的事，把事情都做好了，做到位了。這樣就不需要那麼殘忍的刑法來約束人們。從目前看，孔子的治國理念，推動社會文明，對黨對國對父母，要以忠孝先行，對社會對家庭對人對商對生活對交往對發展，要以，仁，義，禮，智，信為起點，做到自已應該做的。人人都懂"三綱，五常"，獻出一點"三綱，五常"，東方古國一定很精彩。淺談孔子重德輕刑治國理念，個人觀點，不足指正。

孔子不屑於重視刑罰，以仁義為本！

佛祖重視刑罰嗎？不，心靈昇華是真！

道德心靈的提升讓人類趨向於天堂。刑罰只在於遏制人類的惡性，讓社會免於滑向地獄！

我們現有的社會呢？因為遺失了道德，又尚未建立起完全的法制，因此社會關係較為堪憂……

孔子主張先教而後刑，德行並重。孔子的主張，才是真正的法治。

荀子在《致士》篇中指出，在司法實踐中，一定要量刑恰當。若作不到量刑恰當。應“與其害善，不若利淫。”這一利與被告，疑罪從無的無罪推定論並非是荀子首創，而是源自孔子。

孔子向弟子仲弓教授法治思想時，曾引用《尚書》之言：“大辟，疑，赦。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依據是“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續”，所以在審案時要“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孔子疑罪從無的法治主張，客觀上也體現了儒家對最基本人權——生命權的尊重。與法家“刑用於將過”的寧枉勿縱主張截然不同。 遺憾的是，在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司法實踐中，一直是採用法家極端人治的主張——寧枉勿縱的有罪推定論。儒家疑罪從無的無罪推定論直到1996年，才被寫入《刑法》。

孔子又曰：“其為教，有禮，然後有刑。”荀子“不教而誅，則刑繁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與之一脈相承。 孔子亦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與身而不為非者，寡矣。”這便是荀子“亂世用輕刑，治世用重刑”的理論依據。

孔子還批判君主“折獄無論，以意為限。”這是《尚書》中司法獨立思想的延續。與後世法家立法為君，以刑法作為捍衛君權工具的極端人治的主張大相徑庭。

孔子在《論語》中有一段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此言，顯然重德輕刑。而在《刑論》篇中，孔子則有另外一番言論：“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有罪者懼，無罪者恥。” 孔子並非單重禮儀教化，而輕視法律的作用。而是法德兼治。

孔子還提出“故意犯罪，小罪亦誅；過失犯罪，大罪不誅”的觀點。今天，在世界各國的司法實踐中，普遍實行這一原則。（例如：中國過失殺人罪量刑上限是七年有期徒刑。）

子產將死。謂遊吉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輕而玩之，則多溺焉。”子產卒，遊吉為政，不忍猛而用寬。鄭人結夥為盜，禍亂鄭國。遊吉興兵攻焉，盡殺之。鄭盜少也。

仲尼曰：“善哉，寬政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子產卒，仲尼泣之曰：“古之遺愛也。”

由此可知，儒家並非輕視刑罰，而是反對不教而誅，反對以刑罰作為捍衛君權，奴役人民的工具——夷族連坐，寧枉勿縱。而是提倡立法為民，司法獨立，疑罪從無，不罪無辜。

法家才是法治的頭號死敵。孔子則是人類法治思想的鼻祖。

過時的東西，無法於今天這個歷史沒有的高階文明社會相比擬，只不過現在需要更高的提升，往前看是路，往後看是墓。不要爬在垃圾上找珍珠了。

孔子主張是德刑並重的，德刑並舉的意義在懲已罪而杜未罪。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司馬遷一開頭就引用孔子的話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說:“用政令來引導人們，用刑法來整頓人們的行為，人們只求僥倖地免於犯罪而沒有對犯罪的行為有羞恥的心。用道德來引導人們，讓道德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人們就有羞恥的心，而且能自覺地走上正道”。不難看出，孔子的主張是非常理性的，這種理性既考慮到了因，又考慮到了果。而非濫刑濫教。

德刑兼備是一種懲前毖後的有效治理理念。它既考慮到人犯罪行為給現實社會造成的實際負面影響，又考慮到這種負面影響造成的原因。懲治已罪杜絕未罪是兩種不同的方式，懲治已罪自然要用到相應的刑罰，而杜絕未罪則不能用已罪的刑罰手段，因為未罪並沒有對現實社會構成實際的負面影響。可以未罪演變成已罪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人的道德缺失所致，如何從未罪到已罪的演變中斷絕已罪?孔子認為要用道德去教化人們，提高人們的道德修養，這樣，人們就會以犯罪行為為恥，就不會去犯罪。

教化終歸是教化，事實上，已經犯罪的人是不能僅僅停留在教化的層面了，必須受到相應的刑罰處置。孔子的主張很明確，就是懲治。

從孔子的主張中不難看出“良法善治”的理念。法律是治理國家的一種工具，不是決定社會風氣清明還是濁亂的本源。老子說到:“法令茲章，盜賊多有”的原因就是因為社會風氣的敗壞所致。老子和孔子都看到，法律的作用只能“禁奸”卻難已“止奸”。要從根本上止奸，現實上一面用法律的手段“禁奸”，一面用教化的方式“止奸”。如此一來，現行的得到禁止，將要實行的得到杜絕。德刑兼備懲治了現行犯罪，改變了社會風氣，這樣犯罪行為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