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方輿紀要》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歷時二十年完成，這本書將歷史與地理融為一體，全書始終又貫徹著軍事思想，敘述“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全書共130卷，280餘萬字，可謂是一部用歷史地理論述軍事戰略的集大成之作。當時著名學者吳興祚、彭士望、劉獻廷等人都對這本書給予了高度評價，劉獻廷甚至稱該書為 “千古絕作”。

顧祖禹像

《讀史方輿紀要》具有幾大重要特徵：一、史地結合，顧祖禹作為歷史地理學家，在論述歷代邊疆地理形勢時，“代為經，而地為緯，立縱以御橫”，將歷史事變與地理環境結合起來，在顧祖禹之前，歷史與地理是完全獨立的，“學者以史為史，而不能按之於輿圖; 以輿圖為輿圖，而不能稽之於史”，這樣歷史知識得不到佐證，地理學考察也缺少實際用途。顧祖禹重形勢地利，但又十分重視“人”在行軍作戰中的作用，“史輿結合”思想得到了充分體現。

《讀史方輿紀要》

二、顧祖禹的史地結合，最終目的是經世致用。作者論述的地理環境並非著眼於山川美景，而是服務於軍事活動之需要，“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所可見”，目的是為了反清復明大業。此外，顧祖禹還透過地理考察對以往的地理學著作進行了一番評述，主要標準是這些史地著作有沒有實用，對於於事無補者，他進行了抨擊，比如評價《輿地紀勝》是“山川稍備，求其攻守利害則已迂”；《輿地廣記》“考核有餘，而於形勢險夷，則未盡晰也。”

三、內容豐富、論述得當。前已述《讀史方輿紀要》一書是史地結合的長篇鉅著，從地理角度而言，它不僅著眼於山川等自然地理，還對歷史地理、經濟地理、軍事地理等作了闡述，尤以軍事地理的論述最為出色，因而歷來為兵家所重。《讀史方輿紀要》主張建都與國防要統籌兼顧，因此拱衛京師變成了國防建設的重中之重，同時設防並不是一味地據城固守，而是要與機動防禦相結合，“守邊者宜專要害,而以餘兵備策應,故兵雖省而不乏,常聚而不分”。此外，顧祖禹強調要重視“人”的作用，地利固然很重要，但又不可“全恃”。為了論述軍事思想，《讀史方輿紀要》一書著重透過闡述各地地理形勢，並引用大量史實來推論成敗得失，故作者能從全域性考慮每一政區的攻守之事。

《讀史方輿紀要》

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一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軍事方面，也是該書流傳甚廣的原因所在。不過作者作為明朝遺民，其反清復明的思想在書中處處得以體現，因此他的論述帶有明顯的個人色彩。此外，作者蒐集的疆域地形、地名僅止於明代，且有不少遺漏，因而在具體記述中也雜有謬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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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素華：《顧祖禹和他的<讀史方輿紀要>》，《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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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徵是以軍事為目的，即從軍事的角度研究記載歷史地理，從州郡縣城，到歷史典籍上出現過的一般地名，都有詳細的淵源考釋，有相當多的摘錄自前人著作。另外，因作者對許多地名未能實地考察(實際上也不可能)，只是“紙上談兵”一一根據書籍、對照解釋，故而閉門造車者多，導致結論與實況不符。但仍是研究歷史地理的必備讀物。

在清初史學的發展中，實學思想和經世思潮高揚，一大批有識之士從不同的角度審視歷史鉅變，總結歷史盛衰。在這一史學發展潮流中，顧祖禹編撰 《讀史方輿紀要》一書，進行歷史地理研究，頗為引人矚目。顧祖禹及其 《讀史方輿紀要》在中國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讀史方輿紀要》一書有著多方面的價值，不只體現在軍事方面。它立足於現實政治與民生利病，對山川險要、軍事形勝、區域經濟、河道水利、郡邑、城市、交通、糧食、物產等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深入探討，把重在考辨沿革的歷史地理學，轉變為以民生與現世利弊為重點的歷史地理學。在人地關係理論上，顧祖禹不僅認識到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活動的制約，而且認識到人類社會活動對地理環境的影響，還進一步認識到地區開發程度不同所引起的文化發展的地區差異。

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所蘊含的歷史見識及理論成就是一筆值得繼承的豐厚思想遺產。顧祖禹究治輿地，彰揚經世之學，其學術風格和治史旨趣既來源於顧氏家族的優良傳統，又直接受到父親顧柔謙的影響，更折射出明清之際 “天崩地解”的時代特徵。作為一代史學名家，顧祖禹有著自覺的文化傳承意識，他紹續顧氏家族的優良傳統，繼承父親遺志，思考明清變局，彰揚經世學風，可以這樣講，《讀史方輿紀要》之作，是學術傳統、家學淵源與時代鉅變的結晶。

《讀史方輿紀要》最大的特點是經世致用。

作者顧祖禹生活在明末清初，曾親眼目睹了明朝滅亡。顧祖禹的高祖和曾祖分別是明朝嘉靖、萬曆年間的進士，深受明朝恩典。所以，顧祖禹自小就懷揣著忠君報國的思想。明亡後，顧祖禹秉承亡父遺志，雖然清貧卻仍堅持“反清復明”，並於1674年三藩起兵後隻身投奔耿精忠。即使一切塵埃落定，顧祖禹卻還未死心，為給後來者留下“民族光復之用”的工具，顧祖禹隨即拿起筆來繼續編寫並完成了《讀史方輿紀要》。

關於此書為何起名為《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如是說：

“地道靜而有恆,故曰方；博而職載,故曰輿。是書以古今之方輿,衷之於史,即以古今之史,質之於方輿。史其方輿之鄉導乎;方輿其史之圖籍乎。苟無當於史,史之所載不盡合於方輿者,不敢濫登也。故曰《讀史方輿紀要》。”

（意思是：大地靜而不變，故稱為方；大地廣博而象車輛一樣，裝載萬物，故稱為輿，此書是以古今之地理來論述歷史的，又以古今之歷史來說明地理的，歷史是理解地理的嚮導，地理是解釋歷史的圖集，對於那些與歷史不符，或史書所載與地理不合的，都不敢隨便寫進書裡，將歷史和地理結合起來，故叫做《讀史方輿紀要》）

《讀史方輿紀要》共130卷，約280萬字。鑑於明朝統治者不會利用山川形勢險要，未汲取古今用兵成敗而慘遭亡國的教訓，顧祖禹在書中著重論述了州域形勢、山川險隘、關塞攻守，引證史事，推論成敗得失。前文已述，《讀史方輿紀要》乃是經世致用的史地作品，與一般的史地作品有很大不同。顧祖禹的好友魏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所可見，而景物遊覽之勝不錄焉。”（著重記述歷代興亡大事、戰爭勝負與地理形勢的關係）

大體來說，《讀史方輿紀要》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共九卷，主要是按照歷史順序，敘述歷代的州域形勢。

第二部分共114卷，分別以明朝兩京（北直—直隸和南直—江南），十三省布政使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為敘述物件，分別敘述各京省所屬的府、州、縣的情況。但凡敘述每京或每省，當先一卷必定先講清該京、省的地理位置，疆域沿革，所屬府、州、縣的名稱、以及各個府、州、縣境內的山川、河流、地形險要；然後再自第二捲開始介紹各個府州的情況。先表述清楚此府、州的地理位置、疆域沿革、所屬縣名；然後再一一介紹各縣情況。至於各縣都的介紹，主要是其境內的城鎮、山川、關隘、橋樑。同時，顧祖禹還在書中對地名等做了詳細的註解，使人讀時趣味無窮。毋庸置疑，第二部分是《讀史方輿紀要》的核心。

第三部分6卷，主要採錄以往歷史地理書中對山川、河流、漕河、海運的記載。

第四部分則是最少，僅有一卷，主要是採錄歷代關於各地星宿分野的說法。即：中國古代占星術認為，地上各周郡邦國和天上一定的區域相對應，在該天區發生的天象預兆著各對應地方的吉凶。例如，秦王李世民發動政變前，秦地出現了太白金星。

對於此書為何如此偏好記錄地理環境與戰爭得失成敗的關係？顧祖禹如是認為：地理是行軍之本，地形對於兵家，有如人以食為天，行者需靠舟車一樣。只有明晰地利，才可行軍，若再加上"鄉導"的幫助，則可無往而不勝。但是顧祖禹在強調了地理重要的同時，也強調了“在德不在險”！既：天險地利只是成敗得失的從屬條件，決定性的因素人和當時的社會大環境。

譬如：在論述歷代都城時，顧祖禹認為是王朝立都之地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地勢並非決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選擇與當時的大環境有關，此時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時則不一定適於建都，其次，是否適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勢是否險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產是否發達，對敵鬥爭是否有利。

比如宋朝建都開封而不是關中長安，最大的一點就是考慮到關中土地難以生產足夠的糧食，更多的是依賴外界的輸送。對此可以想象隋朝為何修建大運河，隋文帝與隋煬帝為何頻繁就食洛陽，李治和武則天為何常在洛陽。而且外界向關中輸送糧食必須經過三門峽，但三門峽之地卻因黃河暴躁常常發生船毀人亡的事故。（雖然趙匡胤想接立都關中以求利用地理優勢來控制天下以達到去冗兵的目的，卻因涉及的許多實際問題而作罷！併發出一聲長嘆：“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憚矣！”）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可以肯定的說，此書的確是一本綱目分明，論述清晰老道的亙古奇書。清末張之洞有言："此書專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證。"梁啟超也認為："景範之書，實為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

舉例：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討論了明朝的國防以及明都北京的防衛問題。顧祖禹先說歷代王朝但凡立國都比較注重都城外圍的軍事設定，“漢都長安，則置朔方（今靈武）之郡，列障戍於河南（河套鄂爾多斯一帶）。又開河西五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以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唐人築三受降城（內蒙巴彥淖爾五原縣、包頭、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則守在河北（黃河以北）。又置安西、北庭都護（新疆庫車、烏魯木齊），則西域盡為臣屬，故關中可以無患。”

接著顧祖禹又說明朝如果想要保證北京城安穩就必須效法漢唐，拿下北京外圍的關山險要之地，如開平（今多倫，如今天的內蒙古對北京的遮蔽）、大寧（今內蒙赤峰市寧城縣，如今天燕山山脈對華北平原的屏護）、東勝（內蒙古托克托，控制陰山山脈以及河套囊括的巴彥淖爾、包頭、呼和浩特）、遼陽（今東北平原與長白山區的臨界點）。但是顧祖禹卻認為明朝對此卻視而不見，將國防政策佈置的十分糟糕，竟然把外圍險要的地區全部丟棄！“都燕京而棄大寧，棄開平，委東勝於榛蕪，視遼左如秦越，是自剪其羽翼，而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無患，其可得哉？（直隸方輿紀要序）”

當然，因為此書經世致用，《讀史方輿紀要》不僅對歷代歷史地理記載的十分詳細，對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也很重視。他認為：輿地之書不但要記載歷代疆域的演變和政區的沿革，而且還要包括河渠、食貨、屯田、馬政、鹽鐵、職貢等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的內容。

當一開始撰寫時，顧祖禹的確對此十分重視，但在顧祖禹死後100多年，此書才真正以活字型問世，其間由於各種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當時顧祖禹自身多病，也顧不上補綴，故而不詳細之處。可是，顧祖禹在論述各地的地理形勢時，儘量做到以地理條件為印證，使歷史成為地理的嚮導，地理成為歷史的圖籍，互相緊密融匯。全書對於有關國計民生的多寫，無關的少寫，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這也是《讀史方輿紀要》有別於其他地理著作之處。

例如黃河之患歷來不止，直接對國計民生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顧祖禹在書中記載了大量前人治水的主張，以留給後人借鑑。因為他十分賞識明朝潘季馴的"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治河方針，所以在《讀史方輿紀要》卷126裡，顧祖禹對潘季馴的主張多有引證。

歷代黃河決口、掃蕩區域（均在平原肆虐）

此外，書中對漕運的記載也十分重視。顧祖禹認為漕運相當重要，因為"天下大命，實繫於此"。但他反對為了漕運而置運河沿線百姓生命財產於不顧的觀點。在《川瀆異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論述漕運和海運，又在有關州縣下，詳細記載運河的閘、壩、堤防和濟運諸泉。此外，對於明代農業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松地區，以及揚州、淮安等轉漕城鎮衝要地位，書中都一一作了記載。同時，《讀史方輿紀要》於農田水利的興廢、交通路線的變遷、城邑鎮市的盛衰，都詳略得當地有所記載。由此可見，《讀史方輿紀要》不僅對於軍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記述，而且在經濟地理方面亦有相當可觀的內容。

如此龐大規模的構思，無疑讓顧祖禹耗費了巨大的心血。同時，全書僅為顧祖禹一人獨撰，難免有疏漏、謬誤之處！為了編撰這本巨型歷史地理著作，顧祖禹先後查閱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種地誌，且十分注重實地考察。可以說，每凡顧祖禹外出，他都必然會觀覽城廓，對山川、道里、關津細細察看。若外出時遇到過往各地百姓，顧祖禹便駐足與其談論，以求對書中地理狀況的異同進行考證。但無論他所做的實地考察如何詳細，困於當時交通條件和政治因素，顧祖禹都只能“偶有涉獵”而已。實際上，他寫書的主要材料來源還是來源於對圖書資料的探索。所以，儘管全書考證嚴謹、論證可靠，但顧祖禹本人卻不滿意，尤其抱憾於自己難以在實地考察中獲得第一手資料。

最後，《讀史方輿紀要》由於內容豐富、地名齊全、考訂精詳、結構嚴密，不但完勝唐時《元和郡縣圖志》、宋時《太平寰宇記》、明時《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統志》，即使與清代的歷史地理鉅著、官修的《大清一統志》相比也毫不遜色。所以，但凡骨灰級的歷史愛好者，他們的書案上必定會擺著一部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