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與反動從19世紀上半期起,俄國專制制度也開始顯現出危機的跡象.1825年在上層統治階級的內部爆發了十二月黨人革命,給專制制度以極大震動.隨後以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在俄國展開了政治宣傳,將鬥爭的目標直指沙皇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1826年至1861年,俄國的農民運動蓬勃發展, 1826 -1839年的農民起義平均每年達到19次,1845-1854年平均每年達35次,1855-1857年平均每年達63次,1858年達到86次,1859年達到90次,1860年達到126次, 1861年達到1176次.當時的詩人圖特切夫形容：“現在腳底下已經沒有先前那樣牢固而不可動搖的土壤了……有朝一日,醒來一看,自己已處在遠離海岸的冰塊上.”1855年,俄國冒險與英國、法國和土耳其之間爆發了克里木戰爭,起因是爭奪黑海和巴爾幹的控制權.1856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前線俄軍連連敗績下自殺,亞歷山大二世匆忙繼位.俄國在克里木戰爭中的失敗不僅加劇了俄國專制制度的統治危機,《現代人》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克里木戰爭暴露了農奴制俄羅斯的腐敗和衰弱.俄羅斯好像從睡夢中醒了過來……人人都感覺有一根神經破裂了,回到舊時代的道路已經封鎖.這是……由幾個世紀所造成的歷史時機之一,而且這些時機像山中的雪崩,像赤道附近的驟雨一樣不可避免的……人人都覺醒了,人人都開始思索,人人都充滿著批判精神.”亞歷山大二世在少年和青年時代,曾經從他的老師茹科夫斯基和斯佩蘭斯基那裡接受了一些歐洲的自由主義思想,後來又遊歷了歐洲一些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國家,青少年時代的思想印跡為他執政後的改革打下了一定的基礎.還是在1846年當皇太子時,亞歷山大二世就擔任了樞密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該委員會專門研究農民問題.1856年4月11日,亞歷山大二世應莫斯科省省長扎克列夫斯基的請求,向莫斯科貴族代表發表了演說.他半遮半掩地承認：“到處在謠傳,我要給農民自由,這是不正確的,你們也可以把這一點向周圍所有的人說.我不想對你們說,我完全反對這樣做.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紀裡,所有這些事還是將最終發生的.但是,遺憾的是,農民和他們的地主之間存在著敵對情緒,並因此發生了許多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本人深信,遲早我們會解決這種狀況.我想,諸位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那就是從上面解決要比由下面來解決好得多.”1857年1月28日,由亞歷山大二世主持,在宮廷中成立了一個秘密委員會——農民事務總委員會,專門調查各地的農民生活和生產情況,草擬改革措施.1861年2月1日,亞歷山大主持國務會議開幕式,他強調說：“再拖延下去,只會更加激起狂怒,並且一般情況下只會給整個國家,特別是給地主造成有害的、災難性的後果”.接著他宣佈：“諸位請相信,凡是為了保障地主的利益能夠做的一切,都已經做到了.”1861年2月19日（公曆3月3日）,是亞歷山大二世登基一週年紀念日,他簽署了《關於農民擺脫農奴制依附地位的總法令》( 其中包括《關於贖買法令》《地方法令》等).它宣佈自法令頒佈之日起獲得人身自由, 農民可以以自己的名字擁有動產和不動產,可以自由遷徙、擇業、婚配,可以締結任何合同、進行訴訟.地主必須尊重農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權利,不得隨意處置、買賣農民.“農奴制改革法令”頒佈後,亞歷山大二世在陸軍大臣德·阿·米留金等人的建議下,還進行了國家機關改革、軍事改革.1863年頒佈了新的大學法令,授予大學廣泛的自治權.1864年進行了省和縣地方自治改革,建立了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馬.同年還進行了司法改革,建立了資產階級性質的司法制度和訴訟程式.這一年還進行了初等教育制度的改革.1870年頒佈了城市自治法,軍事改革的準備一直拖到1874年,才邁出俄國軍事現代化重要的步子.農奴制改革是一場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加速了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農奴制的廢除是俄國現代化程序中的重大里程碑,它直接地影響到俄國曆史的發展.19世紀以來,封建農奴制生產關係開始瓦解,商品經濟得以發展,農村中代役租形式和僱傭生產方式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農村中萌芽,先進的生產技術得以逐漸應用,專制制度的統治也顯現了危機的跡象.所有這些都表明,長期統治俄國的封建農奴制經濟形態已經沒有任何進步性質了,封建的生產關係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嚴重阻礙,也就是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已經達到異常激化的程度.俄國社會要想進步,經濟要想發展,就必須衝破封建農奴制的阻礙和影響,必須以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代替舊的、封建的農奴制生產關係.因此,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稱其為資產階級性質,是因為這場改革的客觀作用在於部分否定封建制度,部分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稱其為改良,是因為它是一場由封建統治階級“自上而下”所推行的運動,主觀目的在於維護專制制度的統治,而且改革在極大程度上保留了農奴制的殘餘.農奴制改革為俄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廣闊的市場,使俄國農民走上普魯士式的資本主義農業發展道路.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是彼得一世以後,俄國統治階級改革傳統的延續和體現.俄國封建制度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靈活性.俄國沙皇及其政府不僅是地主貴族階級利益的體現者,它們本身也是一個擁有自己利益和目的的政治集團,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個政治集團具有一定的自由主義傾向.為了保證自己的統治長治久安,俄國的統治階級往往在一定時期,利用自身的政治獨立性,推行一些社會改良措施,以期順應歷史發展趨勢.亞歷山大二世因此獲得了“解放者沙皇”的稱號.然而,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是一項極其保守的改革,在“解放農奴宣言”的開頭就寫著：“在為農奴們開闢新生活前景之際,他們將會理解,並以感激之情領受高尚貴族為改善農奴生活所作的重大的犧牲.”然而,廣大的俄國農民對於這種剝奪式的改革並不滿意,改革並不能平息各地聲勢越來越大的農民暴動.面臨國內緊迫的政治形勢,亞歷山大二世像他的父親尼古拉一世一樣,重新撿起了大棒,試圖以血腥的鎮壓平息革命風潮.從1866年開始,亞歷山大二世逐漸走向反動.亞歷山大二世曾經對到彼得堡請願的農民說：“你們是我的兒子,而我對於你們來說則是你們的父親和上帝使者.”早在1861年9月10日,亞歷山大二世在接見了普魯士大使奧·俾斯麥時就表示：“人民把君主看成是上帝的公使、 自己的父親和全能的主人.這種想法幾乎就是一種宗教式的感情,他們認為自己的命運與我密不可分的.我經常深思,我有沒有錯誤.CROWN給了我權力感,如果CROWN失去了,那將是我的人民和民族的災難.自古以來,我們的人民就對自己的沙皇有著深厚的敬意,這些感情是無法消除的.我始終盡力去減輕政府人員的霸道行為,上帝作證,我總是關心農民和地主的事情.”主張改革的陸軍大臣米留金給亞歷山大二世寫信“關於虛無主義及其制止其所必需的措施”,在這封信中,米留金表示只有繼承改革才能制止俄國的革命運動.但是亞歷山大二世將米留金的信棄於一邊,傾向於保守和頑固力量,米留金開始受沙皇的貶黜,保守派人物如德·阿·托爾斯泰被任命為國民教育大臣,科·伊·巴林被任命為司法大臣,阿·阿·基馬舍夫被任命為內務大臣,俄國“上層的反動”加劇了.1866年,主要由大學生組成的莫斯科青年組織的成員季·弗·卡拉科佐夫在彼得堡剌殺亞歷山大二世未遂,他被亞歷山大二世下令處以絞刑.1880年2月20日,亞歷山大二世召開了專門會議,策劃反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措施.2月24日,成立了維護國家秩序和社會安全的最高治安委員會,由洛里斯—梅里尼科夫伯爵擔任主席.亞歷山大二世在指示中強調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制止近來不斷髮生的歹徒以謀殺手段擾亂國家和社會秩序的行為”.軍事法庭判處大批革命者和進步人士死刑和流放.亞歷山大二世在1866年5月26日寫給大臣委員會主席波·波·加加林的聖旨中解釋自己使命是“保護俄華人民免於那些處於萌芽狀態的有害邪說的影響,這些邪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可能釀成社會災難.”在亞歷山大二世走向反動之後,這位“解放者沙皇”身上的光亮暗淡了,民粹主義者的恐怖組織“土地與自由社”將沙皇列為暗殺的目標,1881年3月1日,民粹派終於將不可一世的亞歷山大二世炸死在彼得堡的大街上.
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與反動從19世紀上半期起,俄國專制制度也開始顯現出危機的跡象.1825年在上層統治階級的內部爆發了十二月黨人革命,給專制制度以極大震動.隨後以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在俄國展開了政治宣傳,將鬥爭的目標直指沙皇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1826年至1861年,俄國的農民運動蓬勃發展, 1826 -1839年的農民起義平均每年達到19次,1845-1854年平均每年達35次,1855-1857年平均每年達63次,1858年達到86次,1859年達到90次,1860年達到126次, 1861年達到1176次.當時的詩人圖特切夫形容：“現在腳底下已經沒有先前那樣牢固而不可動搖的土壤了……有朝一日,醒來一看,自己已處在遠離海岸的冰塊上.”1855年,俄國冒險與英國、法國和土耳其之間爆發了克里木戰爭,起因是爭奪黑海和巴爾幹的控制權.1856年,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前線俄軍連連敗績下自殺,亞歷山大二世匆忙繼位.俄國在克里木戰爭中的失敗不僅加劇了俄國專制制度的統治危機,《現代人》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克里木戰爭暴露了農奴制俄羅斯的腐敗和衰弱.俄羅斯好像從睡夢中醒了過來……人人都感覺有一根神經破裂了,回到舊時代的道路已經封鎖.這是……由幾個世紀所造成的歷史時機之一,而且這些時機像山中的雪崩,像赤道附近的驟雨一樣不可避免的……人人都覺醒了,人人都開始思索,人人都充滿著批判精神.”亞歷山大二世在少年和青年時代,曾經從他的老師茹科夫斯基和斯佩蘭斯基那裡接受了一些歐洲的自由主義思想,後來又遊歷了歐洲一些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國家,青少年時代的思想印跡為他執政後的改革打下了一定的基礎.還是在1846年當皇太子時,亞歷山大二世就擔任了樞密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該委員會專門研究農民問題.1856年4月11日,亞歷山大二世應莫斯科省省長扎克列夫斯基的請求,向莫斯科貴族代表發表了演說.他半遮半掩地承認：“到處在謠傳,我要給農民自由,這是不正確的,你們也可以把這一點向周圍所有的人說.我不想對你們說,我完全反對這樣做.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紀裡,所有這些事還是將最終發生的.但是,遺憾的是,農民和他們的地主之間存在著敵對情緒,並因此發生了許多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本人深信,遲早我們會解決這種狀況.我想,諸位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那就是從上面解決要比由下面來解決好得多.”1857年1月28日,由亞歷山大二世主持,在宮廷中成立了一個秘密委員會——農民事務總委員會,專門調查各地的農民生活和生產情況,草擬改革措施.1861年2月1日,亞歷山大主持國務會議開幕式,他強調說：“再拖延下去,只會更加激起狂怒,並且一般情況下只會給整個國家,特別是給地主造成有害的、災難性的後果”.接著他宣佈：“諸位請相信,凡是為了保障地主的利益能夠做的一切,都已經做到了.”1861年2月19日（公曆3月3日）,是亞歷山大二世登基一週年紀念日,他簽署了《關於農民擺脫農奴制依附地位的總法令》( 其中包括《關於贖買法令》《地方法令》等).它宣佈自法令頒佈之日起獲得人身自由, 農民可以以自己的名字擁有動產和不動產,可以自由遷徙、擇業、婚配,可以締結任何合同、進行訴訟.地主必須尊重農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權利,不得隨意處置、買賣農民.“農奴制改革法令”頒佈後,亞歷山大二世在陸軍大臣德·阿·米留金等人的建議下,還進行了國家機關改革、軍事改革.1863年頒佈了新的大學法令,授予大學廣泛的自治權.1864年進行了省和縣地方自治改革,建立了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馬.同年還進行了司法改革,建立了資產階級性質的司法制度和訴訟程式.這一年還進行了初等教育制度的改革.1870年頒佈了城市自治法,軍事改革的準備一直拖到1874年,才邁出俄國軍事現代化重要的步子.農奴制改革是一場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加速了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農奴制的廢除是俄國現代化程序中的重大里程碑,它直接地影響到俄國曆史的發展.19世紀以來,封建農奴制生產關係開始瓦解,商品經濟得以發展,農村中代役租形式和僱傭生產方式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農村中萌芽,先進的生產技術得以逐漸應用,專制制度的統治也顯現了危機的跡象.所有這些都表明,長期統治俄國的封建農奴制經濟形態已經沒有任何進步性質了,封建的生產關係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嚴重阻礙,也就是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已經達到異常激化的程度.俄國社會要想進步,經濟要想發展,就必須衝破封建農奴制的阻礙和影響,必須以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代替舊的、封建的農奴制生產關係.因此,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稱其為資產階級性質,是因為這場改革的客觀作用在於部分否定封建制度,部分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稱其為改良,是因為它是一場由封建統治階級“自上而下”所推行的運動,主觀目的在於維護專制制度的統治,而且改革在極大程度上保留了農奴制的殘餘.農奴制改革為俄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廣闊的市場,使俄國農民走上普魯士式的資本主義農業發展道路.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是彼得一世以後,俄國統治階級改革傳統的延續和體現.俄國封建制度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靈活性.俄國沙皇及其政府不僅是地主貴族階級利益的體現者,它們本身也是一個擁有自己利益和目的的政治集團,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個政治集團具有一定的自由主義傾向.為了保證自己的統治長治久安,俄國的統治階級往往在一定時期,利用自身的政治獨立性,推行一些社會改良措施,以期順應歷史發展趨勢.亞歷山大二世因此獲得了“解放者沙皇”的稱號.然而,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是一項極其保守的改革,在“解放農奴宣言”的開頭就寫著：“在為農奴們開闢新生活前景之際,他們將會理解,並以感激之情領受高尚貴族為改善農奴生活所作的重大的犧牲.”然而,廣大的俄國農民對於這種剝奪式的改革並不滿意,改革並不能平息各地聲勢越來越大的農民暴動.面臨國內緊迫的政治形勢,亞歷山大二世像他的父親尼古拉一世一樣,重新撿起了大棒,試圖以血腥的鎮壓平息革命風潮.從1866年開始,亞歷山大二世逐漸走向反動.亞歷山大二世曾經對到彼得堡請願的農民說：“你們是我的兒子,而我對於你們來說則是你們的父親和上帝使者.”早在1861年9月10日,亞歷山大二世在接見了普魯士大使奧·俾斯麥時就表示：“人民把君主看成是上帝的公使、 自己的父親和全能的主人.這種想法幾乎就是一種宗教式的感情,他們認為自己的命運與我密不可分的.我經常深思,我有沒有錯誤.CROWN給了我權力感,如果CROWN失去了,那將是我的人民和民族的災難.自古以來,我們的人民就對自己的沙皇有著深厚的敬意,這些感情是無法消除的.我始終盡力去減輕政府人員的霸道行為,上帝作證,我總是關心農民和地主的事情.”主張改革的陸軍大臣米留金給亞歷山大二世寫信“關於虛無主義及其制止其所必需的措施”,在這封信中,米留金表示只有繼承改革才能制止俄國的革命運動.但是亞歷山大二世將米留金的信棄於一邊,傾向於保守和頑固力量,米留金開始受沙皇的貶黜,保守派人物如德·阿·托爾斯泰被任命為國民教育大臣,科·伊·巴林被任命為司法大臣,阿·阿·基馬舍夫被任命為內務大臣,俄國“上層的反動”加劇了.1866年,主要由大學生組成的莫斯科青年組織的成員季·弗·卡拉科佐夫在彼得堡剌殺亞歷山大二世未遂,他被亞歷山大二世下令處以絞刑.1880年2月20日,亞歷山大二世召開了專門會議,策劃反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措施.2月24日,成立了維護國家秩序和社會安全的最高治安委員會,由洛里斯—梅里尼科夫伯爵擔任主席.亞歷山大二世在指示中強調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制止近來不斷髮生的歹徒以謀殺手段擾亂國家和社會秩序的行為”.軍事法庭判處大批革命者和進步人士死刑和流放.亞歷山大二世在1866年5月26日寫給大臣委員會主席波·波·加加林的聖旨中解釋自己使命是“保護俄華人民免於那些處於萌芽狀態的有害邪說的影響,這些邪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可能釀成社會災難.”在亞歷山大二世走向反動之後,這位“解放者沙皇”身上的光亮暗淡了,民粹主義者的恐怖組織“土地與自由社”將沙皇列為暗殺的目標,1881年3月1日,民粹派終於將不可一世的亞歷山大二世炸死在彼得堡的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