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甘孺老師，有名作曲家、先鋒派旅美作曲家、被克羅夫詞典譽為中國第一位先鋒派作曲家。
葛甘孺先生他曾言，當時他就想，我如果今後的一輩子能夠一直保持有這樣一個地方練琴，他就非常滿足。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出來就是要學習，然後真的在學習過程當中又和自己的作曲願望是相反的，這時候非常痛苦。作為一個藝術家，最重要的是要表露自己真正感受到的東西。
2012年5月初上演於上海之春音樂節的上海愛樂樂團原創作品音樂會正在做最後的排練，這位坐下臺下聆聽的人叫葛甘孺，被世界上最具權威的“克羅夫”音樂大詞典譽為“中國第一位先鋒派作曲家"，美國聽雜誌更是把他選為當今世界15位在古典音樂領域最能鼓動人心的人物之一。葛甘孺是上海人，29歲離家出國，當時又適逢她出國29年，這次回來他帶來了作品也講述了中國的經典故事《霸王別姬》和《蝴蝶序曲》。作為一個藝術家，就是最重要的是要表露自己真正感受到的東西，他一直記得他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他就回憶到他小時候、他的年輕時代在國內、在上海的各種各樣的經歷，做夢也不知道做了多少天，他就一直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夠把我的這種思鄉的感情表現出來。葛甘孺的音樂之路充滿了神奇，1954年他出生於上海，從小學習小提琴，但從未想過日後要成為一個作曲家。有張照片這是他小時候在家裡練琴，經常把窗全部都關住，因為當時環境很差，一拉旁邊鄰居都會被打擾，有時候經常鄰居會在你拉的時候，有人會一下子叫起來，不要拉啦、不要殺雞啦。在文革當中，西方的文化是被禁止的，從來沒有一本正式印出來的譜子，每一首曲子自己學的全是手抄的樂譜，現在有時候想想，可能一直在手抄樂譜，對後來他成為一個作曲家，可能也有一定的影響。在上海演出的短短一週時間裡，葛甘孺抽空去了一次崇明島，那裡有著他刻骨銘心的青春足跡。1971年，年僅17歲的他和幾萬個知青一起被送到崇明島的長江農場圍墾造田。有人問他，你找當年的長江農場四十連對嗎，向東後向北走就是四十連，現在還有房子嗎，有的。她問葛甘孺，你也是四十連的，我四十連的，我也是四十連的。你叫什麼名字，我是以前四十年(連)科研班的，葛甘孺妻子說，你科研班的我感覺你面孔(臉)很熟的，科研班裡的。一去他就感到肯定不行了，第二天早上五點鐘就去開河，那是二月份最冷的時候，然後一天做下來，一個人已經筋疲力盡了，當時每一天都是這樣，從早做到晚，那麼他想第一我不可能有時間再去練琴了;第二我也沒有老師了，因為整個學習的過程就不可能再繼續了，但是在生活當中，有時候非常巧妙，你在最壞的環境當中也有可能會有好事發生。這是他的小提琴老師嚴開禮，當時就是在她的連隊裡面，當時因為他在連隊裡後來人家就講、人家看到他拉琴，他們就講有一個很好的小提琴家在你附近，其實就在她的連隊裡。
在崇明島葛甘孺遇到了當時上海最著名的小提琴老師之一嚴開禮，她被上海交響樂團下放到農場接受再教育，葛甘孺幸運地成為了她的學生。當時就是講一家一當就在床上了，什麼包，所有的家當都在這裡了，全部家當。八個人上下鋪，然後要上廁所就走到外面來，前面有個茅坑，所以你下了工怎麼練琴，根本沒辦法練琴，你在這一拉，旁邊人要打你了。有一次他就想練琴沒有地方，他就到他們連隊的食堂裡面去練琴，因為只有那兒晚上沒有人，而且還有盞燈，那他就練琴，當然一練琴就影響到別的人了，第二天連隊的支部書記召開整個連隊的大會，然後在大會上指著他就說，如果你再拉一次琴，我知道了，明天就把你的琴給砸掉。有個愛好音樂在機口負責稻田灌溉的知青主動找到了葛甘孺，邀請他去那裡拉琴，機口周圍四下無人全是稻田，但是路途遙遠，要走四十分鐘才能到。
每一天晚上大概六七點鐘下班，然後吃好晚飯，基本上大概八點多，他就從住的地方走到那個地方，有時候下雨高一腳低一腳，完全沒有燈，然後走到那裡而且年紀很輕有時候也很怕，有沒有鬼出來什麼，但是還是咬著牙關到了那兒，到了那兒燈開開來，然後可以練琴，他就感到這是他最最幸福的時間了。他們被派到那兒，不是說你到那裡去做兩年就可以回來，也許一輩子就在那兒了，但是當時他就想，我如果今後的一輩子能夠一直保持有這樣一個地方練琴，他就非常非常滿足了。每天六個小時伴隨抽水機馬達的轟鳴聲，悠揚的琴聲從機口準時傳來，為了避人口舌，葛甘孺每天只是三個多小時加倍地工作，甚至打動了當初反對他練琴的黨支部書記。一年多後他被分到了農場宣傳隊。
又有張照片是他和他夫人在1983年他出國以前到崇明拍的，其實是他們結婚不久，他們選擇到崇明度蜜月，因為他們兩個人在十七八歲當時到崇明農場來的時候，他們在小分隊認識的。夫人葛萬和是當年農場宣傳隊拉手風琴的姑娘，一直是葛甘孺作品的首位聽眾和支持者，當年的宣傳隊是一個由小提琴、琵琶、笛子等各種樂器組合的混合樂隊。演奏革命歌曲需要自己改編配器，漸漸地葛甘孺對作曲產生了興趣。
2012年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上演的這場音樂會，葛甘孺將交響新作《蝴蝶序曲》獻給了影響他摯生的老師著名作曲家陳鋼，演出前幾天他特意去上海音樂學院探望恩師，重回母校感慨萬千。他第一次考進音樂學院，他想這是他人生最高興的一天，比他後來考進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還要高興，因為呢他第一次自己感到他有可能成為一個專業的音樂家。1974年，葛甘孺考入上海音樂學院，成為小提琴專業的學生。但他在音樂創作的興趣使得他在三年後重新轉讀作曲四年，師從陳鋼。
陳鋼曾言，自己在上海音樂學院教了半個世紀的書，他也教過很多學生，但是像他這樣的學生他們三十年來能夠保持一種情義，不斷地想著對方，這個應該說是不多的。當時他來的時候，(陳鋼)他覺得他是轉過來的，又不是科班，但是他同別人表現了一種不同的東西，就是他有他很獨特的想法，而且有很超前的一種概念，這種概念在當時絕對不能夠被接受的。上個世紀70年代末，隨著小提琴家斯特恩和指揮家小澤征爾等人歷史性地訪華，中國的音樂界掀起了一陣波瀾，在對西方音樂和世界有了越來越多認知的同時，有人也開始了對自我的追尋。
他一轉到作曲系，他第一個人感覺馬上他就愣住了，他就感到我作為一個作曲家，我應該要有自己的風格，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有自己的風格，因為自己不可能去寫別人寫過的東西，所以當時他一下子就認識到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在多次嘗試失敗之後，葛甘孺決定從最根本處入手，他發現音樂無外乎音高、節奏、音色和力度這四個元素，但東西方音樂的區別在於西方音樂講究音準，音樂是基於音和音的關係，其次它們的語言講重音，形成了一種有規則的節奏，再有西方樂器構造幾乎完全遵照了物理的震動原理，音色比較有共鳴，而東方音樂則不同，我們的音階不是很重要，但每一個音的音色和表達方式千變萬化，例如二胡中的滑音，中國語言的發音沒有重音，但是有四聲。東方樂器的構造也不同，葛甘孺決心利用這些區別做一首曲子。
當時他有一個學生，他呢就是希望他(葛甘孺)給他寫一個大提琴曲子，那麼他就借用了這個機會，他想把他研究下來的心得做一個曲子，這個曲子是非常極端的，第一他就想要把西方的音樂原理全部破壞掉，那麼為了打破它，他就把整個大提琴的弦調低了八度。然後他就對自己說，我不要有明顯音高的感覺，然後呢也不要有西方的這種很規律的節奏，西方音樂的所有特點全部避免。這個《遺風》的演出可以說是個音樂事件，當時很轟動，你想想一個大提琴家拿了一把破琴上去，這裡面要捶要打，他把弦定低了，這個簡直是一件非常破壞音樂的事情在人家看起來，是非音樂、嗓音“打砸搶"，作曲係一片議論。儘管爭議一片，但葛甘孺對先鋒音樂的探索聲名在外，每逢外國專家來訪(華)，他的作品總是被推薦交流，最終引起了著名華裔作曲家、時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周文中教授的注意。那麼有一次葛甘孺他在家裡面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他說我是周文中，你是不是到錦江飯店來一次，他馬上騎了個腳踏車就去了，那麼去了呢他也沒有幾句話，他說你是不是希望跟我學習，葛甘孺他說當然嘍，自己平時想都不敢想。他說那就好，就這樣吧，他說。好了，然後自己也莫名其妙就回去了。過了大概半年，突然之間他就接到一封信，信裡說你已經被哥倫比亞大學錄取了作為博士學生。
葛甘孺老師，有名作曲家、先鋒派旅美作曲家、被克羅夫詞典譽為中國第一位先鋒派作曲家。
葛甘孺先生他曾言，當時他就想，我如果今後的一輩子能夠一直保持有這樣一個地方練琴，他就非常滿足。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出來就是要學習，然後真的在學習過程當中又和自己的作曲願望是相反的，這時候非常痛苦。作為一個藝術家，最重要的是要表露自己真正感受到的東西。
2012年5月初上演於上海之春音樂節的上海愛樂樂團原創作品音樂會正在做最後的排練，這位坐下臺下聆聽的人叫葛甘孺，被世界上最具權威的“克羅夫”音樂大詞典譽為“中國第一位先鋒派作曲家"，美國聽雜誌更是把他選為當今世界15位在古典音樂領域最能鼓動人心的人物之一。葛甘孺是上海人，29歲離家出國，當時又適逢她出國29年，這次回來他帶來了作品也講述了中國的經典故事《霸王別姬》和《蝴蝶序曲》。作為一個藝術家，就是最重要的是要表露自己真正感受到的東西，他一直記得他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他就回憶到他小時候、他的年輕時代在國內、在上海的各種各樣的經歷，做夢也不知道做了多少天，他就一直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夠把我的這種思鄉的感情表現出來。葛甘孺的音樂之路充滿了神奇，1954年他出生於上海，從小學習小提琴，但從未想過日後要成為一個作曲家。有張照片這是他小時候在家裡練琴，經常把窗全部都關住，因為當時環境很差，一拉旁邊鄰居都會被打擾，有時候經常鄰居會在你拉的時候，有人會一下子叫起來，不要拉啦、不要殺雞啦。在文革當中，西方的文化是被禁止的，從來沒有一本正式印出來的譜子，每一首曲子自己學的全是手抄的樂譜，現在有時候想想，可能一直在手抄樂譜，對後來他成為一個作曲家，可能也有一定的影響。在上海演出的短短一週時間裡，葛甘孺抽空去了一次崇明島，那裡有著他刻骨銘心的青春足跡。1971年，年僅17歲的他和幾萬個知青一起被送到崇明島的長江農場圍墾造田。有人問他，你找當年的長江農場四十連對嗎，向東後向北走就是四十連，現在還有房子嗎，有的。她問葛甘孺，你也是四十連的，我四十連的，我也是四十連的。你叫什麼名字，我是以前四十年(連)科研班的，葛甘孺妻子說，你科研班的我感覺你面孔(臉)很熟的，科研班裡的。一去他就感到肯定不行了，第二天早上五點鐘就去開河，那是二月份最冷的時候，然後一天做下來，一個人已經筋疲力盡了，當時每一天都是這樣，從早做到晚，那麼他想第一我不可能有時間再去練琴了;第二我也沒有老師了，因為整個學習的過程就不可能再繼續了，但是在生活當中，有時候非常巧妙，你在最壞的環境當中也有可能會有好事發生。這是他的小提琴老師嚴開禮，當時就是在她的連隊裡面，當時因為他在連隊裡後來人家就講、人家看到他拉琴，他們就講有一個很好的小提琴家在你附近，其實就在她的連隊裡。
在崇明島葛甘孺遇到了當時上海最著名的小提琴老師之一嚴開禮，她被上海交響樂團下放到農場接受再教育，葛甘孺幸運地成為了她的學生。當時就是講一家一當就在床上了，什麼包，所有的家當都在這裡了，全部家當。八個人上下鋪，然後要上廁所就走到外面來，前面有個茅坑，所以你下了工怎麼練琴，根本沒辦法練琴，你在這一拉，旁邊人要打你了。有一次他就想練琴沒有地方，他就到他們連隊的食堂裡面去練琴，因為只有那兒晚上沒有人，而且還有盞燈，那他就練琴，當然一練琴就影響到別的人了，第二天連隊的支部書記召開整個連隊的大會，然後在大會上指著他就說，如果你再拉一次琴，我知道了，明天就把你的琴給砸掉。有個愛好音樂在機口負責稻田灌溉的知青主動找到了葛甘孺，邀請他去那裡拉琴，機口周圍四下無人全是稻田，但是路途遙遠，要走四十分鐘才能到。
每一天晚上大概六七點鐘下班，然後吃好晚飯，基本上大概八點多，他就從住的地方走到那個地方，有時候下雨高一腳低一腳，完全沒有燈，然後走到那裡而且年紀很輕有時候也很怕，有沒有鬼出來什麼，但是還是咬著牙關到了那兒，到了那兒燈開開來，然後可以練琴，他就感到這是他最最幸福的時間了。他們被派到那兒，不是說你到那裡去做兩年就可以回來，也許一輩子就在那兒了，但是當時他就想，我如果今後的一輩子能夠一直保持有這樣一個地方練琴，他就非常非常滿足了。每天六個小時伴隨抽水機馬達的轟鳴聲，悠揚的琴聲從機口準時傳來，為了避人口舌，葛甘孺每天只是三個多小時加倍地工作，甚至打動了當初反對他練琴的黨支部書記。一年多後他被分到了農場宣傳隊。
又有張照片是他和他夫人在1983年他出國以前到崇明拍的，其實是他們結婚不久，他們選擇到崇明度蜜月，因為他們兩個人在十七八歲當時到崇明農場來的時候，他們在小分隊認識的。夫人葛萬和是當年農場宣傳隊拉手風琴的姑娘，一直是葛甘孺作品的首位聽眾和支持者，當年的宣傳隊是一個由小提琴、琵琶、笛子等各種樂器組合的混合樂隊。演奏革命歌曲需要自己改編配器，漸漸地葛甘孺對作曲產生了興趣。
2012年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上演的這場音樂會，葛甘孺將交響新作《蝴蝶序曲》獻給了影響他摯生的老師著名作曲家陳鋼，演出前幾天他特意去上海音樂學院探望恩師，重回母校感慨萬千。他第一次考進音樂學院，他想這是他人生最高興的一天，比他後來考進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還要高興，因為呢他第一次自己感到他有可能成為一個專業的音樂家。1974年，葛甘孺考入上海音樂學院，成為小提琴專業的學生。但他在音樂創作的興趣使得他在三年後重新轉讀作曲四年，師從陳鋼。
陳鋼曾言，自己在上海音樂學院教了半個世紀的書，他也教過很多學生，但是像他這樣的學生他們三十年來能夠保持一種情義，不斷地想著對方，這個應該說是不多的。當時他來的時候，(陳鋼)他覺得他是轉過來的，又不是科班，但是他同別人表現了一種不同的東西，就是他有他很獨特的想法，而且有很超前的一種概念，這種概念在當時絕對不能夠被接受的。上個世紀70年代末，隨著小提琴家斯特恩和指揮家小澤征爾等人歷史性地訪華，中國的音樂界掀起了一陣波瀾，在對西方音樂和世界有了越來越多認知的同時，有人也開始了對自我的追尋。
他一轉到作曲系，他第一個人感覺馬上他就愣住了，他就感到我作為一個作曲家，我應該要有自己的風格，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有自己的風格，因為自己不可能去寫別人寫過的東西，所以當時他一下子就認識到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在多次嘗試失敗之後，葛甘孺決定從最根本處入手，他發現音樂無外乎音高、節奏、音色和力度這四個元素，但東西方音樂的區別在於西方音樂講究音準，音樂是基於音和音的關係，其次它們的語言講重音，形成了一種有規則的節奏，再有西方樂器構造幾乎完全遵照了物理的震動原理，音色比較有共鳴，而東方音樂則不同，我們的音階不是很重要，但每一個音的音色和表達方式千變萬化，例如二胡中的滑音，中國語言的發音沒有重音，但是有四聲。東方樂器的構造也不同，葛甘孺決心利用這些區別做一首曲子。
當時他有一個學生，他呢就是希望他(葛甘孺)給他寫一個大提琴曲子，那麼他就借用了這個機會，他想把他研究下來的心得做一個曲子，這個曲子是非常極端的，第一他就想要把西方的音樂原理全部破壞掉，那麼為了打破它，他就把整個大提琴的弦調低了八度。然後他就對自己說，我不要有明顯音高的感覺，然後呢也不要有西方的這種很規律的節奏，西方音樂的所有特點全部避免。這個《遺風》的演出可以說是個音樂事件，當時很轟動，你想想一個大提琴家拿了一把破琴上去，這裡面要捶要打，他把弦定低了，這個簡直是一件非常破壞音樂的事情在人家看起來，是非音樂、嗓音“打砸搶"，作曲係一片議論。儘管爭議一片，但葛甘孺對先鋒音樂的探索聲名在外，每逢外國專家來訪(華)，他的作品總是被推薦交流，最終引起了著名華裔作曲家、時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周文中教授的注意。那麼有一次葛甘孺他在家裡面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他說我是周文中，你是不是到錦江飯店來一次，他馬上騎了個腳踏車就去了，那麼去了呢他也沒有幾句話，他說你是不是希望跟我學習，葛甘孺他說當然嘍，自己平時想都不敢想。他說那就好，就這樣吧，他說。好了，然後自己也莫名其妙就回去了。過了大概半年，突然之間他就接到一封信，信裡說你已經被哥倫比亞大學錄取了作為博士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