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也是少有的能把歷史寫的有趣的作家。

他最出名的著作，當屬《萬曆十五年》，自1982年中文版在國內發行以來，幾十年經久不衰，不僅是因為談論明史的觀點別具一格，更因為文筆通俗而又深度，生動卻不失嚴肅，受到眾多歷史愛好者的追捧。

其實，黃仁宇除了《萬曆十五年》，還寫過《中國大歷史》、《緬北之戰》以及歷史小說《汴京殘夢》等書。

人生經歷與“大歷史觀”

1918年，黃仁宇生於湖南長沙，一生經歷豐富而坎坷，年輕時從軍，1950年退伍後到美國留學，專攻中國歷史，獲得博士學位。

可以說他的“大歷史觀”的形成其原因之一是受父親的影響。父親也曾經是軍人，到黃仁宇出生時家境困難，家裡能夠為他支付學費和必要的開支已實屬不易，他也曾向父親抱怨，不能和同學一樣，拮据使他困窘，得到的是父親的“憶苦思甜”，當時他無法理解父親。

1936年，黃仁宇因成績優異考入南開大學機電工程系，還獲得減免學費的獎學金，可沒想到“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父親送他們兄弟去從軍。

後來他回憶起父親對他的影響，曾說父親讓他明白自己不是烈士，只是倖存者。個人在這樣的局勢中對抗不了已經發生的事。這位他今後的“大歷史觀”影響巨大。

在槍林彈雨的硝煙中穿梭的前半生，也使他更進一步瞭解中國的情況，民眾如一盤散沙、國軍無能腐化背後的進退兩難。這一些親身的體驗，對他34歲才開啟的學術生涯積累了難得的獨特感悟。他說自己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一是自己的生平，二是祖國當時的動盪時局。

1990年之後，因為錢穆、瞿同祖、傅斯年等的著作開始密集出版，黃仁宇的“大歷史觀”開始浮出水面，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新視野，很多人開始贊同他提出的觀點。

《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用他本人提出的“大歷史觀”書寫明朝的一小段歷史，提出了“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理論”。這個理論後來也在他的《中國大歷史》中提到，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史，可以說就是一個“潛水艇夾肉麵包”。

上面的長麵包相當於文官集團，下面的長麵包就是成千上萬的底層民眾，中間有三個原則：尊卑、男女、老幼，卻沒有一個可以用來改造的，都沒有設計經濟、政治和人權。這就是黃先生津津樂道的“潛水艇夾肉麵包理論”。

麵包最上面的一部分與最下面的一部分，有較為穩定的結構和嚴格的組織方式，那麼幾千年間造反和農民起義不斷的根源在哪呢？在於這個“麵包”的中間部分，地方政府與地方官員。

皇帝自然是不希望看見自己統治時期國家的動亂，底層的子民如果能夠安居樂業也不會想著造反，然而處於中間的地方官員卻沒有這些因素的制約。

吳思先生曾說：在高度的中央集權下，其實皇帝和百姓都是冤大頭。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裡用大量的篇幅講述了萬曆皇帝立太子的事，作為皇帝連自己的接班人都定不了，死後也無法與自己最愛的女人合葬，從這些角度來看，皇帝也是令人同情的。沒有法律的程式來支援他的願望，他也沒有道德上的理由，而是需要面對一個虛偽的文官官僚集團，在立儲問題下，張居正已經成為他身敗名裂的把柄之一了。

所謂“大歷史”在黃仁宇看來，強呼叫較長時段來觀察歷史，注重歷史事件前後的因果關係，具體來說可以歸納為兩種切入歷史的途徑：一種是用宏觀歷史角度切入微觀的歷史研究物件。另一種則是強調整體性，以長時段來分析歷史，注重歷史事件的前後因果關係。

更通俗地來說，作者是以旁白的身份鳥瞰歷史，在作者的筆下，歷史過往如同舞臺上的戲劇在讀者面前一一展現。舞臺上的各路人物就好像劇本里的角兒，即使個人再出色，也得按照劇本一幕一幕來，而劇本（史實）即使再蕩氣迴腸，觀眾還是會“旁觀者清”。

這就是歷史，我們是看客，也身臨其境。

黃仁宇筆下的歷史人物，不像中學歷史教科書裡那樣臉譜化，忠、奸、善、惡、智、愚……都被固定下來，好人十全十美，壞人十惡不赦。實際上，歷史人物也如同現實生活中的人，好人也有缺點，壞人也有長處，絕非平面呆板的。

君主專制下的官僚政治

《中國大歷史》中，作者一方面抓住了中國古代經濟中的核心——稅收，具體分析歷朝歷代稅費制度以及背後的變遷原因。

另一方面作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古代以道德代替法律到明代已經達到極致，而這一以儒家思想實際代替了法律制度的缺陷，使得封建王朝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潰。

中國古代政治的模式大約可以稱之為官僚政治，在黃仁宇看來有兩個特點：

一是間架性結構，即無法從數字上進行管理。古代的中國，採取中央集權的制度來管理上千萬的人口，歷代的土地和人口資料都不是以確切的數字登記的，因此，官僚們不講究精確，面對問題時只需要沉思默想即可。這種方式影響了此後中國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治。

“井田制”就是“間架性結構”的代表。間架性結構是來自標準化的要求，這就指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為何無法動員自身資源與力量應對現代化挑戰，因為傳統社會不能進行“數目字管理”。

究其原因，進行“數目字管理”是有阻礙的：首先是當時所處的時代科技不支援，其次是沒有持續且迫切的動力支援“數目字管理”。

二是以利益為制度工具，即以道德代替法律。在黃仁宇先生看來，明代這一點表現得最為突出，不僅張居正、戚繼光這樣的人都奈何它不得，就連身為天子的萬里皇帝，其實也是這種體制下的被困在紫禁城的一個囚徒，精力充沛卻懈怠朝政的他，是因為在道德倫理的束縛下以及和文官集團黨爭的牽制下，難以主動做自己想做的事，於是以消極的方式與之對抗。

道德與制度：並非“巧合”而是“必然”

明萬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這一年普普通通，並無大事發生，但黃仁宇讓所有讀過這本書的人記住了這平凡的一年。這在歷史上看似無關緊要的一年，發生了若干容易被忽略的事件，成為明王朝走向衰亡悲劇的序幕。

黃先生試圖從根源上：地理氣候、經濟結構、政治體制以及道德倫理等諸多因素中總結和概括歷史的必然。

用明朝的這段歷史，黃先生解釋了明朝即使再苟延一、二百年，也是註定要滅亡的，滅亡的原因就在於經濟上不能用“數目字管理”、政治制度的過時與效率低下、用道德替代法律。

龐大的文官集團並非團結一致、和衷共濟，個人有個人的打算。個人力量相對於整體力量過於微小，不僅是臣民，皇帝本人也一樣，為了尋求安全，他們必須結成一些集團，謀取共同利益。於是，文官集團和皇帝之間展開了一場博弈，原來皇帝並不是電視劇中那樣唯我獨尊、一人獨大，他也是受到制度和時代的牽制。這場爭奪中，其實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萬曆皇帝本有勵精圖治的打算，但由於張居正死後被清算，天子的所作所為有屢屢被幹預，幼年就繼位對各種繁瑣的典禮儀式的他也心灰意冷，後期荒於執政，二十多年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黨爭、腐敗長期持續，王朝幾近崩潰。

萬曆十五年雖為普通的一年，但對於這一年前後一些典型人物命運的梳理，說明了明朝錯過改革走向衰亡的原因，不能單純地從某一片面因素看待，不單單是官員陽奉陰違，也並非皇帝昏庸無道，個人以及小集團的力量都不足以與時局抗衡。真正的原因是明朝立國以來定下的以“仁”治天下的精神，如今已生命力已被耗盡，道德替代法律的制度，將龐大的帝國墜入了深淵。

《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的暢銷，使黃仁宇先生書寫的歷史得到了廣大普通讀者的喜愛，然而很戲劇化的是，他在學術界卻遭受冷遇。學者們認為他“以文學手法撰成的歷史著作”，想象過了頭，或是“讀來竟像是一個外華人在描寫中國”。

而在我看來，一個人的書究竟好不好，不只是看它告訴我們知識，更重要的應該是它帶給我們什麼啟發，黃仁宇書寫的歷史，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看歷史的思路，足以引發我們的思考。

說實話，我至今不知道這本書好在什麼地方，但這話說多了不是被罵無知，就是被罵別有用心。

第一次看《萬曆十五年》還是上大學的時候，總體感覺知識性有，但文筆太差，整本書羅裡吧嗦，敘述毫無條理，幾句話能說清楚的事寫幾頁紙，簡直不知所云。

說個不謙虛的話，我也算看過一些書，歷史類更是心頭好，但黃老師這本書實在不合我的口味，至於評價，我兩次都沒有看完，沒有資格評價。

最後說說我對書的看法，個人淺見，大家拍磚。

首先，無論什麼書，文筆第一，如果不具備一定文字水平，乾脆就別寫書了，這就好比是開餐館，菜的口味賣相都很差，盡在那談營養沒用，如果下館子只是為了營養，乾脆去掛葡萄糖好了。據說《萬曆十五年》出版前還找人潤過色，不知道是不是在拼多多找的。

其次，長篇數目，無論是歷史類還是小說類，總要有些故事情節鋪墊，不然幾百頁看下來，不困也的睡著。這點當年明月比黃老師強太多，既有內容也有故事，還能寓教於樂，當然，你可以認為我淺薄，拿網路小說和大師著作比，但這就是我的真情實感。

第三，敘事要清晰，萬曆十五年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資料類書籍，更像是一本通俗歷史讀物，在日慕看來，這類書籍寫作並不困難，只要抓住主線，堆積史料即可，但黃老師絮絮叨叨，線索極度模糊，我在許多評價中看到讀者歸納的線索，實話實說，這些線索我在閱讀過程中真的感受不到，可能是水平太差，不識貨吧。

萬曆十萬年不僅是明朝轉折點，也是中華歷史的轉折點，這個點也就是改革派首輔張居正、中庸稀泥派首輔申時行之間的一個時點，這個時點不僅是大明由盛到衰，也是中華民族整個歷史上的由盛至衰點，然後他找了萬曆、朱元璋、海瑞、張居正、申時行和李贄這6個自覺得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時間分切點的橫切面上，再從6個人物縱向的本身發展，使人物的縱行點與世間的橫切面形成一個個結構點，而構築了大歷史

“四海昇平，全年無大事可敘”。可為什麼黃仁宇偏偏就以這樣一個無大事的年頭來命名，寫下了《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呢？

這其實借鑑了當時歐美流行的意識流文學寫作手法：從某個時間點延伸，進入帝國政界的一些人的視角，然後再返回原點，深入另一些人與事，多線拼圖。

《萬曆十五年》的特殊，還不僅在這本書的問題，更是它所呈現的，或者說是黃仁宇所要諷喻的問題：在萬曆十五年前後，這個如日中天的大明，又是怎麼由勝轉衰，最終不可逆轉走向滅亡？

黃仁宇透過“一個男人與五個男人之間的故事”，為我們揭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軍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都無法扭轉時局”。

大明歷史進入萬曆年間，縱使有良臣勇將，也難以扭轉歷史滾滾前進的車輪。

“生平不讀十五年，就稱明粉也枉然”

《萬曆十五年》是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作品，被無數明粉兒奉為聖經。在之前大火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就對這本書極其推崇。

如果說《明朝那些事兒》是明粉們心中最喜愛的一本書，那麼《萬曆十五年》就應該是明粉們心中最為神聖的一本書。當年明月告訴了我們明朝的樣子長啥樣，黃仁宇則是在告訴我們明朝的基因是什麼。一個是相，一個是心。

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對於世界來說，那一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正在出徵大不列顛，新老海洋霸主即將發生更替。但對於古老的東方帝國而言，卻是乏善可陳的一年，那是萬曆皇帝當政時期最為平淡的一年，全年四海昇平，並無大事可敘……

但這表面的平淡，卻發生了讓歷史學家不可忽視的若干事件，而黃仁宇先生更是以其中因果關係為歷史重點，為我們成功開啟了一場大歷史之旅。

《萬曆十五年》中涉及到了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帝臣之間的矛盾，保守派與自由派之間的爭亂，官宦之間的摩擦，畢竟人是獨立自主的個體，思想上難以做到完全的統一，正因如此，整個國家亦是在各方的制衡中逐漸淪為平庸，以至最後國家滅亡。

而黃仁宇則用“如夢似幻”般的筆觸完美勾繪出當時歷史情況，神乎其技的掐住了歷史的命脈。當然，也正是因為其偏向於歐洲文學的敘事風格，導致此書文脈比較曲折，或者說主線並不明確，說實話，想看明白作者到底在說啥不是很容易。

但不可否認，當你讀進去，並逐漸理解和體會到作者的文思構想的時候，你絕對會被其深刻的歷史見解和思維高度所震撼。

在這裡沒有臉譜、沒有標籤、不分左右、亦不分對錯，有的只是對於歷史的深刻剖析，以及黃仁宇先生多年研究的歷史觀感！

你可以從多角度去解讀這本書，心理學，政治學，組織學，管理學，任何方面，你都能找到共鳴。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讀法，每一個人都能讀出自己的《萬曆十五年》。

當然，我最佩服得還是作者的“一針見血”！

“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寥寥數語，輕描淡寫之中，便將中國封建社會數千年之癥結指出，這可不是一般的歷史愛好者能做到的。

縱觀全書，最高統治者萬曆皇帝、大學士申時行、首輔張居正、模範官僚海瑞、自由派知識分子李贄、抗倭英雄戚繼光。他們每位人物都力圖轉變，卻都陷入了一個怪圈——被文官集團鉗制，以致整個王朝發展在萬曆十五年幾近停滯。

書中還曾提到當時的社會依舊是農耕社會，即使有平民出身的朱元璋立帝位，雖施行部分修補之法，卻終因封建社會的侷限導致階級中的矛盾終於在日積月累中爆發，而當時西方國家儼然是進行了變革，一舉超過了當時的泱泱大國—中國。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萬曆十五年》就是這樣一面鏡子，黃仁宇用它照出了明朝，照出了中國的二千年。

能看到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對於我來說應該是幸運的，因為從此愛上了看書，就好比打開了一扇窗，打開了一扇關不上的窗。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明代歷史學術著作，文中所寫的史料都是參考了大量官方學術文獻的，都是乾貨，書中主要講述了萬曆成長的歷史背景，看遍了宮廷爭鬥，權利更迭，黨派之爭，從小就敬畏自己的老師張居正，而張居正是歷經了嘉靖，隆慶到萬曆，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蟄伏了幾十年的政治家，這點和萬曆有點相似，前期都是想為國家和百姓做點什麼的，都是想建功立業的，可隨著歷史的發展，萬曆成了有名的不上朝的皇帝了，長達三十年不上朝，可即便這樣大明王朝還開創了萬曆中興，這是為什麼呢？

張居正生前萬曆敬畏，死後，萬曆對其抄家毀墓，為何如此多變，為何如此殘忍，這是伴其一生的老師，也是國家和社稷的大功臣，為何死後如此淒涼？

讀完《萬曆十五年》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一百個人讀完就會有一百個萬曆！

多的不說，萬曆十五年主打的大歷史觀對初入歷史的人很有啟發意義。他能用一個人身上的鮮活例子，向你闡發出存在了幾千年的固有問題。比如用萬曆皇帝，展現出君主和官僚集團的矛盾。

對萬曆十五年著迷的高育良

君主與文官集團的衝突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當中，君主被視為絕對權力和上天意志的代表，一切執行都要聽命於君主的安排。

伴隨歷史的發展，君主的權力雖在不斷集中，但也越來越受到來自日益成熟的文官集團的牽制，君主要維護他的權威，而文官集團也時刻顯示著它的威力。

當二者的利益發生碰撞，不可避免地就會發生一些衝突，到了萬曆皇帝這裡，在傳統倫理道德已經嚴重束縛他個人自由的時候，這種衝突表現得尤為明顯萬曆皇帝12歲時，收到多封來自文官集團中的某些官員對張居正的彈劾報告。張居正他的老師，又是當朝的首輔，萬曆皇帝自然不會聽信這些報告，反將提交彈劾報告的人給予懲罰，這是萬曆皇帝與文官集團的首次衝突。

萬曆皇帝像

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再次收到來自文官集團對張居正的彈劾。張居正生前在某些方面損害了文官集團的大部分人的利益，因而文官集團的一些人便在此時開始對其進行清算：一方面攻擊張居正言行不一，表面提倡節儉，暗地裡卻驕奢淫逸；另一方面又說張居正謀權篡位。不同於之前，萬曆皇帝在文官集團的壓力之下，使得張居正最終被清算。

此後，他們又開始將攻擊物件轉向萬曆皇帝，指責皇帝驕奢懶惰，享樂至上等，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強迫納入他們所設定的規範，而不讓他的個性自由發展”“。

文官集團按照他們所尊崇的傳統禮儀，要求萬曆皇帝必須參加各種儀式，皇帝稍有怠慢，他們便進行上奏，以祖宗之訓來對皇帝進行指責，並要求皇帝遵從祖宗規制，參加禮儀。

萬曆皇帝時常無法抵禦這種力量，當皇帝感覺到了厭倦與無助，他便開始不再出席一些禮儀，與“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漸疏遠，採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再如，在立太子一事上，萬曆皇帝想立朱常洵為太子，但終因文官集團以不合倫常之道和祖宗之法，不能立幼廢長為由而最終作罷。

此外，在用人方面，萬曆皇帝也逐漸意識到，自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起用人才，身邊也沒有任何可信賴之人；甚至於他去世後，都未能如願和他最愛的鄭貴妃合葬。

高育良因為此書被拉下水

這都與文官集團有著很大的關係文官集團內部的每個人，都有著“陰”“陽”兩面，即自己隱蔽的私慾與公開的理想準則，皇帝也有著自己的利益，但很多時候，他們將這種正常的關係“扭曲成了皇帝與臣子在私利方面討價還價的關係，可以滿足自己的私利的人，就與其合作；不可以滿足自己的私利的人，就分道揚鑣”所以，君主在處理自己和文官集團的“陰”“陽”關係中，也就極容易導致與文官集團的衝突；再加上傳統倫理道德、祖宗之法對他的人身束縛，他就會“無為而治”，或消極怠工，於是，國家機構不能得到正常或是有效的運轉，封建王朝甚至於封建制度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能夠以小見大的洞察歷史，是《萬曆十五年》的特色所在，很多人閱讀的並不是這一年的一些人，而是整個中國封建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