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
漢朝藝術最大的特點是大氣磅礴，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的雕塑，最具特點，其中馬沒有精雕細啄的修飾，而是用非常大氣的大的輪廓去生動的表現出了馬的形象
西漢承秦建制，許多方面繼承秦的作法，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漢初吸取秦朝的經驗教訓，採取簡約寬鬆的政策。漢立國之初，朝中盛行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對百姓生活極少干涉，並大量蒐羅文獻，允許多家學說並行。
漢初君臣，皆起於楚地。建國以後，他們對楚歌、楚聲也多所偏愛。因此，楚辭在漢初得到極大的流行。“秦焚燒《詩》、《書》……故在文章，則楚漢之際，詩教已熄，民間多樂楚聲，劉邦以一亭之長登帝位，其風遂被宮掖。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誓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漢文學史綱要》第六篇 《漢宮之楚聲》）
漢初的政論散文家有賈誼和晁錯，其中賈誼的《過秦論》、《陳政事疏》等文章很著名，文學性也較強。漢初之辭賦主要繼承騷體傳統，並開始向新體賦轉化。漢初的騷體賦作者因為缺少屈原那樣的果敢精神，其賦作也往往強為呻吟，並沒有多麼深刻的思想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故而辭賦由抒發個人的強烈感情轉向鋪張揚歷，宣揚統治階級的華貴生活和享樂生活，由嚴峻的責斥變為溫和的諷勸。
賦體的變化也必然成就一些實踐這種體裁的詩人作家，賈誼是漢初騷體賦作的唯一優秀作家。
西漢的經濟力量雄厚，疆域廣闊，漢代文學呈現出八方薈萃、氣度恢宏的文化主流氣象。如漢之樂府，就廣泛採集代、趙、秦、楚各地的歌謠，以“觀風俗、知薄厚”。同時武帝大規模擴大樂府機構，重視採納民間和異域的新聲變曲，為文學的發展引進了民間的文化營養，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此舉在文學史上意義重大。
漢武帝時的詩人、辭賦家和文章家其眼光和胸襟也大為開放，或寫下了“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安書》）的史著，或以賦家之心，包舉宇宙，總攬人物，大開大合，成就氣象萬千之辭賦。
《史記》是史傳散文的典範之作，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記傳體的通史。記載了從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三千多年的歷史，全書由五種體例構成。其中本紀、世家和列傳是《史記》中最具文學價值的部分。無論是在人物形象的刻劃上，還是在文章自身的結構及語言藝術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
這個階段的大賦兼綜南北、融繪古今，描繪千秋帝業，是漢賦的鼎盛時期。
標誌著漢大賦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發》。漢代的統一繁榮為文人提供了廣闊的視域，使山川風物可以走到他們的筆下，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是漢大賦的代表作。
但是，漢家獨尊儒術，大興經學，使生動活潑的《詩三百》變為“詩經學”。倫理化、政治化了的“詩三百”其文學意義則降到了極其次要的地位。漢代士人常要憑藉解經之功得官職，他們不象先秦士人那樣可以用外交、軍事等手段為君主奪取霸權，士的地位及主體人格在這個階段降到很低的位置。一些賦家也更多地表現出宮廷文人的特色，主要以文學活動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時，提一些建議和批評。因而漢文人的賦作大多是“潤色鴻業，勸百諷一”的作品。宣帝時辭賦也盛極一時，王褒、劉向等都是當時著名的作者。
西漢後期，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王莽開始託古改制，然而改制並沒有成功。王莽在學術上提倡古文經學，古文經學被立為官學。揚雄是此期的代表作家。他的《法言》、《太玄》力求自成一家之言，不傍經典，一改他以前作品的復古特色，但行文流於艱深。其雜文《解嘲》與東方朔《答客難》前呼後應，倒是很有現實意義。
“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
漢朝藝術最大的特點是大氣磅礴，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的雕塑，最具特點，其中馬沒有精雕細啄的修飾，而是用非常大氣的大的輪廓去生動的表現出了馬的形象
西漢承秦建制，許多方面繼承秦的作法，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漢初吸取秦朝的經驗教訓，採取簡約寬鬆的政策。漢立國之初，朝中盛行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對百姓生活極少干涉，並大量蒐羅文獻，允許多家學說並行。
漢初君臣，皆起於楚地。建國以後，他們對楚歌、楚聲也多所偏愛。因此，楚辭在漢初得到極大的流行。“秦焚燒《詩》、《書》……故在文章，則楚漢之際，詩教已熄，民間多樂楚聲，劉邦以一亭之長登帝位，其風遂被宮掖。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誓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漢文學史綱要》第六篇 《漢宮之楚聲》）
漢初的政論散文家有賈誼和晁錯，其中賈誼的《過秦論》、《陳政事疏》等文章很著名，文學性也較強。漢初之辭賦主要繼承騷體傳統，並開始向新體賦轉化。漢初的騷體賦作者因為缺少屈原那樣的果敢精神，其賦作也往往強為呻吟，並沒有多麼深刻的思想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故而辭賦由抒發個人的強烈感情轉向鋪張揚歷，宣揚統治階級的華貴生活和享樂生活，由嚴峻的責斥變為溫和的諷勸。
賦體的變化也必然成就一些實踐這種體裁的詩人作家，賈誼是漢初騷體賦作的唯一優秀作家。
西漢的經濟力量雄厚，疆域廣闊，漢代文學呈現出八方薈萃、氣度恢宏的文化主流氣象。如漢之樂府，就廣泛採集代、趙、秦、楚各地的歌謠，以“觀風俗、知薄厚”。同時武帝大規模擴大樂府機構，重視採納民間和異域的新聲變曲，為文學的發展引進了民間的文化營養，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此舉在文學史上意義重大。
漢武帝時的詩人、辭賦家和文章家其眼光和胸襟也大為開放，或寫下了“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安書》）的史著，或以賦家之心，包舉宇宙，總攬人物，大開大合，成就氣象萬千之辭賦。
《史記》是史傳散文的典範之作，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記傳體的通史。記載了從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三千多年的歷史，全書由五種體例構成。其中本紀、世家和列傳是《史記》中最具文學價值的部分。無論是在人物形象的刻劃上，還是在文章自身的結構及語言藝術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
這個階段的大賦兼綜南北、融繪古今，描繪千秋帝業，是漢賦的鼎盛時期。
標誌著漢大賦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發》。漢代的統一繁榮為文人提供了廣闊的視域，使山川風物可以走到他們的筆下，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是漢大賦的代表作。
但是，漢家獨尊儒術，大興經學，使生動活潑的《詩三百》變為“詩經學”。倫理化、政治化了的“詩三百”其文學意義則降到了極其次要的地位。漢代士人常要憑藉解經之功得官職，他們不象先秦士人那樣可以用外交、軍事等手段為君主奪取霸權，士的地位及主體人格在這個階段降到很低的位置。一些賦家也更多地表現出宮廷文人的特色，主要以文學活動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時，提一些建議和批評。因而漢文人的賦作大多是“潤色鴻業，勸百諷一”的作品。宣帝時辭賦也盛極一時，王褒、劉向等都是當時著名的作者。
西漢後期，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王莽開始託古改制，然而改制並沒有成功。王莽在學術上提倡古文經學，古文經學被立為官學。揚雄是此期的代表作家。他的《法言》、《太玄》力求自成一家之言，不傍經典，一改他以前作品的復古特色，但行文流於艱深。其雜文《解嘲》與東方朔《答客難》前呼後應，倒是很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