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法在君之上，講的是人性本惡故需嚴刑峻法以規範人的行為。雖然法家是產生於道家，講究法則，但並未得道家天道之法的精髓，和儒家一樣講的都是人道，儒家講君子禮義治國，法家講嚴刑峻法治國，本質上都是人治，雖然法家法在君上，儒家民貴君輕，但無論是法律還是禮義，都是人訂的，而那個人就是權力最大的人，所以最後都會是一個失道失德，爭權奪利的下場。華夏是以道為核心，能夠讓國家長治久安的只有道家。

漢族以農為本，起始於炎黃二帝，本為華夏族，後因漢朝的強大被外族稱呼為漢人。華夏文明創始人能整合眾多族群形成華夏族，靠的是他們通曉天地的知識，也就是道家的前身，黃帝靠天道之學成為華夏的人文始祖凝聚了華夏族群。但盛極必衰，在豐厚的物質精神遺產誘惑下，人心不古，開始爭鬥分裂無法避免，故有周之後的諸子百家，這是華夏族分裂的開始，後秦統一中國然後被漢朝取代，漢亡於內亂後，晉引胡人入室，則標誌著華夏族開始放棄華夷之辨進行胡化，漢族變得更加混亂，終於造成了五胡亂華，也就是一盤散沙的開始，此後胡漢混雜，漢人胡化進一步加深，而族群卻逐漸失去了道統天道之學的傳承，最終亡於明朝被通古斯滿清毀滅華夏文化科技將漢人變成奴隸，成為徹底的一盤散沙也就不奇怪了。然後西方文明崛起，幹掉了滿清，崇洋媚外產生，所以漢人自己不知曉自己曾經的文明強大輝煌，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自己抹黑自己，何其悲哉。幸之當世，不破不立，華夏族人重立道統天道之學，聖人出而華夏聚之時機已到，可見散沙凝聚為華夏之魂矣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什麼是法，是什麼是法家。

用今天的話來說法就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由國家強制實施，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約束力的行為規則。而法家，則是提倡和主張這一制度的人。其實法家成熟雖晚，但成型卻很早。有史記載，法家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

先秦時代的人們，對法沒有概念，但是當時的社會依然有對應的規矩。規矩，就是法的最初形態。但是規矩是人定的，在某些事情面前，有能力的人就不會按規則辦事，所以先秦之前雖然有規矩，但實際上還是人為的在控制，強大的人可以制定利於自己的規矩。一直到後來法聖商鞅的“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確定了法的唯一性，將法推送到了空前的地位，法治代替人治，法治深入人心。而這時候，中國史上才第一次出現徹底的法治社會。

既然法就是規矩，那麼漢代之後的朝代就沒有規矩了嗎？顯然不是，實際上是秦之後的列朝列代都將法作為立國的第一核心。可法雖然作為第一核心，法治卻不是。法治的根本任務就是取代人治，講究的是人人平等。但在封建社會時期，人人平等無疑於痴人說夢。人終究還是制定規則的主導，社會再次回到有能力的人制定利於自己的規矩時代，人治再次戰勝法治。

所以，漢之後的朝代推行法治的少之又少，其根本原因在於人治的根深蒂固與人性的不可戰勝。

那麼如果漢之後朝代都推行法治，尊崇法家。我們能避免清末的恥辱嗎？其實不用說每朝每代，就算是隻清朝一代，如果能真正做到法治取代人治，就能夠避免清末的恥辱。最好的例子就是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從秦失其鹿，諸侯共逐之到惠文王的東出天下，從一對一到一殺多。當中自然少不了人為的功勞，但其根本原因還在於法治。人人平等的情況下，社會各階級呈現出無比團結的面貌，故此，秦國一統天下。所以，如果漢之後朝代都推行法治，尊崇法家。中國必定可以避免清末的恥辱。所謂人性不可戰勝，人心亦不可戰勝。

自從有文字記載三皇五帝以來，5000多年的中國文明發展史，就是全體炎黃子孫和各種思想碰撞融合的歷史。

根據現存的文字記載和現代考古發現，大量的史實證明：中國曆朝歷代帝皇治國理政，基本上堅持了“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原則，在“德治和法治”過程中，堅持以德為先，選擇任用各級官吏；堅持法治思維，管理社會和民眾；堅決執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偉目標，不斷開疆闢土、融合族群、發展生產、以文化人等等，開創了無數燦爛輝煌的文明史詩，成就了儒、道、法、兵、縱橫、墨、陰陽、農家、雜家等中國本土主流治國理政思想體系，同時吸收融化了外來的佛教文化，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並發展壯大的中國佛教。

5000多年曆史證明，中國文化是極具包容性和發展性的文化，華人民是極具開拓創新和求同存異精神的民族，中國政府是善於統一民心和治國理政的政府。

我的觀點是不會！晚清是封建主義時代的必然落幕，任何思想都救不得！

在中國歷史上，存在儒，道，兵，法，墨，縱橫，陰陽等許多學派，這些主要學派不僅都非常關心政治，還都不約而同的指向了“治人”，而治人就必須講究方法，講究方法就是智謀，就是權術！

在歷史上對中國智慧影響的雖然有幾十家，但影響最大的還是儒，道，法三家。

儒家智慧是極深刻的，其運謀方法不是智謀，而是謀聖，即從征服人心入手，讓人不自覺的為王道理想獻身。用今天的話講，就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先描繪好藍圖，然後百折不撓的宣傳，直到人心悅誠服。它已經上升到人性，人道的高度，也就是儒家智謀的合理性所在！

那麼我們想想“政委”，想想現在公司天天宣傳的企業文化，就可以理解這種智慧。儒家的這種謀略方式是非常適合凝聚人心，促進國家統一的！中國的“家國天下”的思想是外華人不具備的，春運，買房，都是我們對家的執著，國是大的家，國家分裂了一定要統一，收復失地。

道家智慧是非常聰明的！他認為天地萬物都受道的支配。道是絕對的，永恆的。人對道只有體會和順從。要順應自然，無為，然後才能無不為！如果不能體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順應自然，現實就會招至禍害！聖人沒有自己的主張，萬物自然執行就是聖人的主張！無為是手段，無不為才是目的！

法家的智慧很特殊。是從道家發展而來，作為統治手段，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礎上。法家之法的根源在於封建集權，因此它特別強調“勢”。“勢”就是絕對的權威，無需論證，必須承認和服從！有“法”無勢，“法”不得行！有“勢”無法，君不得安！“法”就是強行控制，不考慮人心善惡，一視同仁。

強秦之所以能單獨的用法家，是因為秦足夠強！始皇帝絕對的權威，能鎮壓天下！暴力鎮壓必然引發暴亂，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故秦二代亡！

漢代以後，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儒，法，道三家從來沒有單獨存在過！陽儒陰法，數家並用，就是這樣！百家雖然罷黜，但都沒有消失，都在互相融合！

清朝為維護權威，殺掉所有反抗者，殺到所有人都不敢反抗！大興文字獄，扼殺所有人的思想。閉關鎖國，斷絕與世界的聯絡！終於中央集權達到巔峰！皇帝是最大的權威！直到中國的大門被撬開的時候，中國並非沒有一戰之力，事實上是清政府的軟弱，導致中國的衰敗，而老百姓，是需要人帶頭的！可以說，以清政府的權威，振臂一呼，必然人人參戰！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清是爛在政府，而不是用哪種治國思想可以救的！

漢朝和清朝時間隔的太遠了，改變過去未來一定會改變的，何況是時間段離的這麼遠的兩個朝代，很多電影都揭示了這個理論，改變過去一定會改變未來，是朝好的方向發展，還是朝壞的方向發展都是不確定的。把一個普通人，現在的人傳送到去年今天的局勢或者現狀都不一樣，這就像是蝴蝶效應，一隻蝴蝶震動翅膀就可以引起一場風暴。總之以善心來對待，就會向好的方向發展，以噁心來對待，就會向惡的方向發展。所以這是一個錯誤的命題，改變過去世界的任何一個人，今天世界就完全不一樣，何況是改變過去朝代的一個大的政策。所以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改變未來的世界，想想都覺得開心，這個理論是非常積極的。

象秦朝一樣尊崇法家只會象秦朝一樣速亡，其實法家一直沒有被擯棄，漢以後一直是實行外儒內法。很多人把秦國的法等同於現在的依法治國，太過理想化。其實完全兩回事，依法治國的立法目的是做到社會公正，而秦法立法完全是站在獨裁者一人的立場立法，民眾只是國家生產和戰爭的工具，法家的法是千千萬萬人服務於君王的法，一切以便於統治為前提。愚民，弱民等思想都是由法家發揚並實現，雖說老子最先提倡虛其心，弱其志，可老子初衷是民眾迴歸淳樸，使社會無爭無慾。而秦法是徹底的從心智上愚民，以便於君王統治，達成君王的個人私慾。其制度在大爭年代可以起到迅速整合國家力量，提高國家機器運轉，所以秦國能夠迅速崛起，可一旦統一華夏，外部壓力消失，其內部矛盾必然凸顯放大。況且將整個國家命運拽在君王一個人手裡，固然可大大提高效率，但也非常危險，萬一君王是昏聵殘暴之人，其破壞性對整個國家是毀滅性的。

這本來就是一個偽命題。

法家造就了秦的強大，最終使得秦得以一統六合，但法家一定會造就中華的強大嗎，誰也無法給出準確的答案。

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就是儒家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歷朝歷代選擇儒家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儒家的忠君思想，更利於君主的統治。從一個方面上來說，可以說是儒家把中國推上了封建時期的巔峰，可以說中華文明最為輝煌燦爛的時代，就是儒家學說統治的時代。

漢之後遵從法家，也許可以避免清末的屈辱，但也可能屈辱會更早的到來，很有可能信奉法家的後世就根本不會出現盛唐的景象也不會有宋的經濟文化大繁榮。

選擇儒家，最終的結果是領先了上千年，最終屈辱，這個歷史已經證明了。

選擇法家，可能一直領先永遠，也可能一蹶不振，在沒有歷史證據的面前，誰也無法給出肯定的答案。

秦國商鞅變法以後是以法制國的，用嚴刑浚法加強專制統治。秦始皇的一套封建主義集權制度是法家韓非子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漢代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但治國上還是以法制國的，中國社會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是最完備的，到清朝封建專制主義制度達到高峰。這不能避免清末被列強奴役的命運。落後就要捱打，中國封建社會沒落被奴役的根源有兩鼓勵個，一個是重農抑商，另一個原因是閉關鎖國。中國傳統是以農業立國的，靠農民開墾土地徵收人頭稅和土地稅來正常運營，堅決打擊商業活動(宋朝是個列外’。當人口膨脹，土地集中後社會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便會發生王朝傾覆，兩千多年中國社會一直重複這種惡性迴圈。清朝立國以後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失去與世界交流發展的機遇，沉醉在天朝大國迷夢裡。乾隆皇帝時代有一個機遇，英國特使馬嘎爾尼來華為乾隆皇帝祝壽，提出開放囗岸通商的要求，由於皇帝老邁昏庸和諸多不信任因素。乾隆皇帝拒絕了英國使節通商要求，中原失去一次與世界同步的機會。當一八四十年雅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發展己落後同期世界上百年了。

謝謝邀請。這個問題從漢代到清代跨越度大，一兩句話回答不清楚。揀主要的說，歷史學家一般認為，儒家以保守為主，最有名的信條是天不變道亦不變。法家以變革為主。從商鞅開始，歷代法家都打上了變革的烙印。我以為，儒法兩家各有所長，問題岀在不能互補。法家一般激進，多數情況下往往處理不好穩中求進的關係，使動機和效果不一致。如王安石變法、百日維新，都是這種案例。而儒家一般守舊，多數情況下保守有餘創新不足，處理不好繼承和創新的關係。這麼說來，問題就有答案了。就是到晚清，即便是法家成為統治思想，中國也未必強大起來，因為我們的社會科學，無論是儒還是法，都落後了。所以，先進的華人，從孫中山到毛澤東，都致力於從西方尋求救國真理，最終，西方來的馬克思主義主義，被毛主席中國化後，才有了新中國。這是不爭的事實。

首先糾正一點，中國曆朝歷代都沒有不尊崇法家，只是不大肆宣揚而已。縱觀中國古代史華人治國理念一直都是“外儒內法，儒法並用。”

尤其是漢代以後，中國的律法更加嚴格，更加符合儒家規範了而已。法家被儒家稱為“刑名之學”，並不推崇。但儒家的長幼尊卑，忠孝節義全部都反應在律法上了。任何朝代也沒有放棄律法，儒家的道德標尺往往不是靠儒家自己來貫徹的，而是依靠法家的律令來規範的。

其次，理學之前的儒家跟理學之後的儒家有著巨大的差異，而華人今天傳承下來的儒家卻是理學之後的儒家，而理學中有很多的思想源頭都能在法家中找到影子。誇張一些說，法家作為一個獨立的思想流派不存在了，可他的思想主張卻在儒學中得到發揚。

所以，中國近代以來的衰落，與儒家無關，與中國文化無關。五四以來我們丟掉了太多中國的東西，人們也樂於懷疑中國的文化，反而去推崇西方的文化。老教授們嘆息近代以來中華文化的凋敝，常常眼含淚水。中華民族能有今天，中華文化功不可沒，倘若沒有中華文化，中國早亡於五胡十六國的亂世，早亡於異族的鐵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