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沒有最偉大的政治家，因為明朝不是一直造神的朝代，所出的名傑太多了，只要是明朝的朝廷有了病總會出現一個大家之子來力挽狂瀾，張居正也是其中一人。

軍事上重用戚繼光將倭寇按到在地瘋狂的摩擦，貿易上開通了邊貿，用茶葉平定了三年外亂。雖然外貿風波也是張居正引起的，但不得不說這一舉動也讓邊境遊牧民族自己打自己玩了三年，消耗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使得外敵再次光顧中原想法推遲了多年。

從整個明朝的大局來看，張居無疑是繼商鞅、秦隋唐革新之後直至近代最有影響力的一次最為成功的改革。

張居正的變革推進不表現出力挽狂瀾的能力，還奇蹟般地將邊境一族化干戈為玉帛，大大的緩解了國內外的民族矛盾，為明朝續命起到了實質性的作用。

張居正的變革雖然對國運國命起來了續命的效果，但還是沒辦法改變明朝財稅制度的弊病。晚明時的財稅改革雖然大刀進行但已經無力迴天，國家機器的敗壞因為稅務制度而更是無法挽回。

毫無疑問，張居正的確是個治國之才，說他延長了明王朝70年也並不為過。他的失著在於他位高權重以後，忘記了自己的位置。

萬曆年間，首輔張居正使用霹靂手段，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措施極大的促進了社會的繁榮和國家的強盛，史上將這一時期稱之為“萬曆中興”。

但是他算不上是政治家，更不能說是最偉大，反而稱作政客會更合適一些。

為了打擊對手高拱，和東廠太監馮寶捏造案件，玩了一把胡椒蘇木折俸的政治陰謀；倡導清廉，但自己確是奢靡恣肆，科考作弊；更因萬曆皇帝年幼，把持朝政十餘年，甚至在萬曆大婚後，仍是不肯撒手。

但張居正是改革家確實毋庸置疑，雖然很多措施都是為了更好的鞏固集團利益，加強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而且有些還是沿襲祖制。

可如果說張居正至少延續了明王朝70年卻難以贊同。張居正死後，除了“一條鞭法”，其他的政策幾乎全被腰斬。而且一個朝代的興衰，並不是個人的一己之力就能左右的。

先不說張居正是不是明朝最偉大的政治家，但如果沒有張居正的“萬曆新政”，萬曆年間的的“萬曆三徵”估計是很難得以實現的！打仗需要的是錢，正是張居正的改革，讓明王朝才有資本去平定寧夏之亂，播州之亂和援朝抗日的三大戰爭！也讓日本三百年不敢入華夏半步，就更別說興修水利，治河，治沙，加固長城，鞏固邊防了！有這些天災都把明王朝給拖垮了！我覺得他是晚明的中流砥柱，明王朝已經腐朽到根，“萬曆新政”的曇花一現只是在保留明王朝的最後餘暉！

張居正 （1525年-1582年7月9日）是明朝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不能享受“偉大”的稱號。他不是至少延續明王朝70年，而是加速了明朝的崩潰。

上圖是張居正

一、“一條鞭法”賦稅及徭役制度繁榮短時間的成功掩蓋了其亂加稅負的本質

“一條鞭法”是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稅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之後張居正於萬曆九年（1581）推廣到全國。新法規定：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徵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

張居正透過“一條鞭法”的實施，大明朝廷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間國庫積銀只能維持三個月和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財政收入的如此大幅度增加，必然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很簡單的道理，因為實行“單鞭法”中央政府國家的稅收大幅增加。如果經濟總量不變，那就是將各階層的稅收負擔增加。並且增加的恨快。這樣的改革必然會激化矛盾。

一條鞭法的實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一條鞭法實行差役貨幣化以後，就為朝廷中央政府打開了一條任所欲為地‘加派"銀兩的道路，稅款不斷增加，因而給人民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一條鞭法在設計上並不直接針對大戶，改革並沒有將絕大部分差徭轉移到大土地所有者身上，反而是將其擴充套件到大多數納稅人身上，包括那些可能只有5畝地的小戶身上，

一條鞭法使稅收徵管權集中於地方政府，透過加收，州縣官可以得到更多可支配收入，這成為他們破壞稅法的重要原因。

一條鞭法使實際是加強了明初按地權分散狀態設計的賦役制度，官府不斷膨脹的財政需求和無法遏制的非法征斂成為民間社會的不堪承受的重負，

二、張居正的專橫嚴厲導致萬曆皇帝的心理扭曲，明皇帝與官僚階層的矛盾加劇，雙方處於互相怠工辨理。黨爭持續，朝廷正常運轉受到嚴重的干擾。

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即位，年號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此時，張居正做了宰相，又成為萬曆小皇帝的老師，作為語文老師，害怕小萬曆聽不懂，畫各種圖形幫助理解，嚴厲要求作業，完成不了，不能吃飯休息，手把手教導。一次，小萬曆讀《論語》，誤將“色勃如也”的“勃”字讀成“背”音，“當作勃字！”張居正大喝一聲，聲如雷鳴，嚇得小皇帝驚恐萬分。為了配合小萬曆教育快速成功，他的媽媽皇太后全力支援張居正的嚴苛教育。常常對小萬曆說：“使張先生聞，奈何！”

幼小的萬曆心靈裡，畏懼張居正，不大敬重他。十一二歲的孩子，貪玩任性，又逆反，反抗無效，表面順從，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

上圖是萬曆皇帝

萬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朱翊鈞為之輟朝一天，給予張居正崇高的待遇：諡文忠，贈上柱國銜，蔭一子為尚寶司丞，賞喪銀500兩。 然而，兩年之後的萬曆十二年（1584）八月，朱翊鈞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管制言官，矇蔽我聰明。專權亂政，欺騙主上忘恩負義，謀劃國家不忠。本會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論。”（即說張居正無視皇帝權威，鉗制言官，擅權亂政。）

這時候的張居正一家，已經被抄家。張府人口，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於張府，餓死十餘口，張居正80歲的老母還是在首輔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頃田地。張居正恐怕生前絕對不能想到，他死後竟然會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無情的懲處。

此後，當官僚大臣用抽象的儒家正統道德觀念來約束萬曆皇帝的行為。張居正給萬曆皇帝帶來的心理扭曲立刻作怪。萬曆十七年（1589）開始，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朝廷出現黨派林立。在萬曆皇帝統治的後期30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萬曆皇帝的“萬事不理”，導致從內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遼東後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嚮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爭爆發。萬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日，後金政權正式建國，終於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

奴才幫主子坐天下，死了也要鞭屍。從此以後明朝國民就不再幫皇帝了。士大夫們也很少和皇帝爭了。不是皇家天下嗎？天下興亡皇上一人承擔！

張居正是明萬曆年間的首輔，相當於承相。萬曆皇帝年少，由首輔張居正和太監馮保輔佐。張居正既是皇帝的老師，又是權傾朝野的首輔大臣。張居正的抱負是透過改革把明朝振興起來。在張居正實行一系列的改革中，其中有兩條改革措施最為突出，一是灘丁入畝，一是一條鞭法。在實行這兩項措施時，雖然侵犯了百姓的一些利益，但為朝廷增加了稅收，使一度空虛的國庫充盈起來，使明朝出現了復興的局面。但是在張居正輔佐少年萬曆皇帝方面，有位高震主之嫌，而且矯枉過正。使萬曆皇帝出現逆反心理，從而埋下改革半途而廢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張居正大權獨攬，樹敵之多，也是改革半途而廢，人亡政息的主要因素。不論怎樣，張居正是有明以來的政治家、改革家。正是張居正的改革，使腐敗黑暗明王朝又延續了幾十年。

遺憾的是，在張居正晚年，特別是張居正去世後，萬曆皇帝因聽信讒言（張居正也確有不清廉把柄），最讓萬曆無法忍受的是張居正和太后有私通的謠言。張居正死後，萬曆新政，除了＂一條鞭＂稅法沒徹底廢除外，其他都廢了。《萬曆十五年》這部書，點明瞭這一年，是明王朝由中興走向衰亡的拐點。如果張居正新政繼續實行下去，大明王朝國祚延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歷史就是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張居正確實厲害，他的政績倍受後代政治家肯定，有人甚至認為，他的影響可以與周公、商鞅、楊堅等相媲美，他的改革比王安石更成功。

張居正解決了當時明王朝極度困難的財政危機，為萬曆年間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大下了基礎，再某種意義上，從經濟上促進了封建國家一定程度的轉型。

張居正主政時期，在北疆能與敵方化干戈為玉帛，使明朝在相對安靜的環境中取得發展，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統治階級與民眾的矛盾，延續了明朝的“性命”。

張居正的改革措施比較強硬，但卻能奇蹟般的取得成功，這與他抓住當時的主要矛盾，並充分發揮個人的強勢能力都是有關係的，他於政壇上的嫻熟政治手腕令後代政治家很佩服，他的管理策略是值得重視的。

經濟方面，張居正有兩個大的成就值得重視：第一，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取得經驗後，便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稅的田產，並在此基礎上重新繪製了魚鱗圖冊，這是非常重要的措施，這摸清了當時明朝基本經濟狀況，封建社會，土地是根本，瞭解了田地狀況，張居正便能有的放，著手改革心裡有數。到萬曆八年（1580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而且，隨著額田的增加，並對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有所抑制，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應該說，清丈田畝對於朝廷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是起到較大作用的。張居正自豪地說：“自正（正德）嘉（嘉靖）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

第二，推行“一條鞭法”，即以州縣為基礎，將所有賦稅包括正稅、附加稅、貢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種經費和全部徭役統一編派，“併為一條”，總為一項收入。明朝在萬曆年間張居正之前，田賦有夏糧、秋糧之分，徵收上又有種種名目，複雜繁煩，而在張居正統一徵收的政策實施下，賦稅狀況就比較清楚了，朝廷很容易掌握收稅情況，百姓心裡也明白交稅的狀況，這就能比較有效地防止各級官吏利用賦稅機制貪汙，而且，稅賦數量比較明確，經濟上好計劃，對地方官員的管理也有比較明確的經濟標準。

政治方面，張居正有兩個重要政績最值得關注，第一是實行“考成法”，堅持所謂的“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張居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明確職責，犯要辦之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定量考核，有點類似於現在的量化管理。這一辦法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 的拖拉、忽悠現象。“考成法”針對的是“吏治不清”的現象，張居正堅持“信賞罰”、“持法嚴”，賞罰有準，決不姑息，他加強強對官吏的考核，並懲治甚至淘汰了一批官員，整肅吏治，提高辦事效率，保證了政令的暢通，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改善官僚統治機制，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政治上的這一“考成法”與經濟上的“一條鞭法”其實是互相呼應的，都是為了強化明王朝的統治，當然，在客觀上也起著改善民生的作用。

第二，張居正在明朝政治舞臺上由弱勢轉向強勢，最後達到權力高峰的經驗一直為後代政治家們所關注，他的政治謀略是值得注意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他於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之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1572年），明神宗登基後，他得到了李太后和司禮監太監馮保的支援，邁上了最關鍵的一個臺階，取代當時的權臣高拱成為內閣首輔。張居正巧妙地得到馮保的配合和支援，乘明神宗年幼，獨攬了明朝當時的一切軍政大權，此後十年，張居正一直任內閣首輔，並利用其大權獨攬，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措施，同時在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明王朝能臣不少的局勢中，他能在與高拱、徐階、馮保等的鬥爭和斡旋中逐步崛起，並登上權力的最高峰，並在推行改革，保衛邊疆和改革吏治等方面獲得巨大成果，確實是有他的成功方法的。

當然，後來有點可怕，他精心教育和培養的神宗小皇帝在他死後不久，便抄了他的家，不知是不是對於張居正當政時攬去神宗權力的報復，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年）張居正的名譽得到恢復，張居正編著的《帝鑑圖說》值得閱讀。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社會發展的規律，這個朝代已經枯萎了，去拯救有意義嗎？順時代的水流方向行走才是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