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我的覺醒

打定什麼主意，全靠自己；要前進要停止，在於自己；走上人生正途，全在自己一念之間；走上人生正途，要化被動為主動。

如果探討孔子思想對現代人有何啟示，則首先值得注意的即是“自我的覺醒”。人要真誠，首先需“自我的覺醒”。如何做到這一步？以下稍加說明。

首先打定什麼主意，全靠自己。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軍隊的統帥可能被劫走，就像金庸《天龍八部》裡的蕭峰，憑著高超武功，可以在千軍萬馬之中，把敵方統帥劫走。但是，一個平凡人的心意卻不能被改變。“志”是心意，代表心中對某件事的固定看法。孔子這句話的重點，不在強調平凡人的頑固，而在肯定：即使是個平凡人，只要打定主意，就沒有人可以改變他。換言之，人應該有自己的想法，並且為這個想法負責。

一、自我的覺醒

打定什麼主意，全靠自己；要前進要停止，在於自己；走上人生正途，全在自己一念之間；走上人生正途，要化被動為主動。

如果探討孔子思想對現代人有何啟示，則首先值得注意的即是“自我的覺醒”。人要真誠，首先需“自我的覺醒”。如何做到這一步？以下稍加說明。

首先打定什麼主意，全靠自己。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軍隊的統帥可能被劫走，就像金庸《天龍八部》裡的蕭峰，憑著高超武功，可以在千軍萬馬之中，把敵方統帥劫走。但是，一個平凡人的心意卻不能被改變。“志”是心意，代表心中對某件事的固定看法。孔子這句話的重點，不在強調平凡人的頑固，而在肯定：即使是個平凡人，只要打定主意，就沒有人可以改變他。換言之，人應該有自己的想法，並且為這個想法負責。

其次，要前進要停止，在於自己。孔子說：“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意即：譬如堆土成山，只要再加一筐土就成功了，如果停下來，那是我自己要停下來的。譬如在平地上，即使才倒了一筐土，如果繼續做，那也是我自己要前進的。在這一生中，我們做任何事不都是如此嗎？與其把責任推給別人，不如自己勇敢承擔。

第三，走上人生正途，全在自己一念之間。孔子以自己作為示範，他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行仁離我很遠嗎？只要我願意行仁，立刻就可以行仁。在此，“仁”字不是名詞，而是動詞，指“行仁”而言，亦即走上人生正途，或具體去行善。這句話的契機在於“我欲仁”三字。“欲”代表內心的意願，以及由此而生主動的力量。

試問：世間有什麼東西是靠“我欲”就可以成功的？譬如，孔子說過“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是世間有幾人真正得到富貴？人之所欲還有：健康、親情、友誼、學問、事業、幸福，等等。但這種種慾望能夠僅僅因為“我欲”就實現嗎？顯然不可能。孔子認為只有“仁”是“我欲”就可以達成，並且人人如此。由此可見，“仁”必定是“由內而發的”，亦即由於真誠而使自己走上人生正途，並立即找到主動行善的機會。

第四，走上人生正途，要化被動為主動。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這一章須分兩段來唸，前段為原則，後段為具體作為。先論原則。顏淵請教如何行仁，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復禮”。《論語·顏淵》中顏淵請教如何行仁。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復禮”，意即“能夠自己做主去實踐禮的要求”，也就是“化被動為主動”。至於“非禮勿視”四語，是就具體作為而言，要由“消極方面”不做“非禮”之事入手，再化被動為主動，“能夠自己做主去實踐禮的要求”。

“自我的覺醒”是一個大工程，在古代只有天子與少數聖賢能有這種體悟。到了孔子，他洞察人性內在即有行善的動力，這一點不因族群、階級、性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人的尊嚴由此確立。以此為基礎，孔子才會進而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彰顯人人平等的智慧，啟發一代一代的華人要“成為君子”。在成為君子的過程中，自然會“立人達人”，促成社會的仁義之風。如此可以成就個人生命的最高價值，也得到人生莫大的幸福。

二、好學、深思、力行

人有理性，可以藉由學習與思考，增廣見聞、懂得道理，再引發具體的行為，使人生無怨無悔。

首先要談的是“好學”。孔子本人就是“好學”的典型，他宣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意即：就是十戶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像我這樣做事盡責又講求信用的人，只是不像我這麼愛好學習而已。

孔子所謂的學，範圍相當廣泛，包括傳統的知（五經）與能（六藝），以及做人處事的道理。孔子曾經“問禮於老子，習樂於師襄”，以禮樂專家而知名，並且在五十一歲從政之前，長期以為人治喪為業。《史記·孔子世家》描寫他向師襄學習《文王操》時，經過“習其曲”（學會演奏其基本旋律）、“習其數”（學會高超的演奏技巧）、“習其志”（體會作曲者的心意），最後“得其為人”（彷彿見到曲中所描繪的人物）。他的專注好學，使“師襄子闢席再拜”，對他這個學生佩服之至。孔子後來自己成為老師，他的心得是：“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唯其如此，人類文化才有可能精益求精。

孔子除了嫻熟古代知能，也敞開心胸向四周的人學習，所學的是行善避惡。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學生想要從政，他的鼓勵是“多聞、多見”，再認真對照及改進自己的言行。子貢長期追隨孔子，體認了孔子“無常師”，沒有固定的老師，可以向各種人、在各種情況之下學習，以致其成就有如光照天地的日月，讓人景仰不已。

其次，好學還須配合“深思”。我們所學的一切都是別人提供的材料，即使全部記下來也未必用得上。因此，主觀上進行反省是不可或缺的一步。一般大學生沒有深思的習慣，往往考完試就忘了自己的所學。

美國一所大學作過一個實驗。暑假之後一個月，大學緊急召回各班第一名的同學，以暑假前的期末考試同樣的題目，讓這些學生再考一次，結果沒有一人及格。這正是“學而不思”的後果。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意即：學習而不思考，則將毫無領悟；思考而不學習，就會陷於迷惑。

孔子對於“思而不學”，也曾有過體驗。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把學習與思考對立來看，可知“思”是指：就身邊見聞所得，認真思索。譬如，從新聞得知每天發生在各地的事件，這些事件的前因後果未必呈現，並且紛亂無比。我們就算用心去想，也很難有什麼啟發。英國詩人艾略特（T.S.Eliot）在《岩石》一詩寫道：“我們在知識中失落的智慧，到哪裡去了？我們在資訊中失落的知識，到哪裡去了？”資訊是每天發生的事情，多想無益，還不如像孔子一樣，翻開書本學習吧！這時的學習才特別值得深思，使書中知識轉化為自己的心得。

英國哲學家懷德海（A.N. Whitehead）談到教育時說：“直到課本遺失、筆記焚燬，為準備考試而記憶於心的細目全都忘了，此時你所學的對你才真正有用。”深思正是個中關鍵，人又怎能學而不思呢？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力行”，要付諸行動。孔子好學而德行卓越，合乎“古之學者為己”的要求。他從十五歲“志於學”開始，一生進境展示在眾人之前：“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已是德行極致，代表好學與力行的完美結合。

孔子教導弟子，總是兼顧言與行，並且行先於言。他的傑出弟子列為四科，依序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子貢是言語科高材生，他請教怎樣才是君子，孔子說“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就是：先去實踐自己要說的話，做到以後再說出來。

最後，孔子心目中的“好學”有何表現？他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儒家所期許的是：讀書人（士）要成為君子，而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道”是成己成人的理想，我們在學習時，可別忘了這個初衷。

三、修養與快樂

修養的秘訣是念茲在茲，隨時提醒自己；在進行德行修養時，要言行並重，雙管齊下；修養是快樂的保證與保障。

如果不談修養，只靠本能過日子，人生會幸福嗎？孔子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人的本能包含各種慾望與衝動，可以合稱為“血氣”。血氣對人造成的困擾與煩惱很多，孔子說：“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由此可見，人在少年、壯年與老年三個階段，分別會陷於“好色、好鬥、貪得無厭”的困境。要想化解這些麻煩，只有靠修養了。修養有什麼秘訣？要如何著手進行？最後又如何聯上快樂？以下分別探討。

一，修養的秘訣是念茲在茲，隨時提醒自己。孔子怎麼做呢？他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意即，孔子所憂慮的是：德行不好好修養，學問不好好講習，聽到該做的事卻不能跟著去做，自己有缺失卻不能立刻改正。

一個人常常憂慮這些毛病，自然可以避開它們。正如《老子》第七十一章所說的：“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意即：聖人沒有缺點，因為他把缺點當做缺點；正因為他把缺點當做缺點，所以他沒有缺點。《論語·述而》有一章記載，陳司敗指出孔子的過錯，孔子聽了之後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意即，我真幸運，只要有什麼過錯，別人一定會知道。孔子專心學習《易經》，期許自己“可以無大過矣”。

換言之，孔子不是天生的聖人，他明白表示“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經由一生的修養，才可超凡入聖。子貢推崇孔子，說：“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天空不可能靠樓梯爬上去，但孔子的表率卻是：只要用心修養，人人都有希望。

二，在進行德行修養時，要言行並重，雙管齊下。以言語來說，“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孔子很少主動談起有關利益、命運與行仁的問題。何以如此？因為一談利益，可能使人見利忘義，或者“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一談命運，可能使人消極無奈，甚至忽略人生還有更重要的使命；一談行仁，則須因材施教，就學生的特殊處境來指點人生正途，而不能泛泛說些抽象的道理。

再看“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不與人討論有關反常的、勇力的、悖亂的、神異的事情。何以如此？因為反常的事使人迷惑，勇力的事使人忘德，悖亂的事使人不安，神異的事使人妄想。不討論這些事，並不表示這些事不存在。正如今天對“新聞”的定義是：狗咬人不算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怪、力、亂、神”的新聞說多了聽多了，難免人心惶惶，浪費大好光陰。

其次，就行為來說，我們看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亦即，孔子完全沒有四種毛病：不憑空猜測，不堅持己見，不頑固拘泥，不自我膨脹。這四點都是為了化解“自我中心”的執著。沒有執著，並不代表沒有立場。孔子以慎重態度對待三件事，就是：齋戒、戰爭、疾病。這三者的優先順序顯示了某種價值觀。疾病排在第三，因為那是“個人”的身體健康所應注意的；戰爭列名第二，因為那是“國家”的安危存亡所須警惕的；齋戒位居第一，則表示宗教上的祭祀是人與祖先的紐帶，有報本反始的意義，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足以彰顯華人的善良情操。由此亦可知，孔子的修養所關注的不僅是個人與國家，還推及包含祖先與子孫在內的人類世界。於此可以再問，這麼傑出的修養能帶給人快樂嗎？

三，修養是快樂的保證與保障。如果詢問孔子的學生之中，誰最快樂？那麼，答案很清楚，是德行最佳的顏淵。孔子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淵生活窮困之至，別人都受不了那種生活帶來的憂愁，但顏淵卻不曾改變他原有的快樂。

窮困與快樂之間，沒有任何合理的聯絡，除非一個人懂得了“道”，亦即孔子所說的“貧而樂道”。孔子的“道”是指人類共同的正路，簡單說來，即是“修己安人”，修養自己，從而安頓四周的人。這樣的“道”，平凡人可以努力去追求；若想充分實現，則連堯舜也未必辦得到。人生最怕沒有目標或選錯目標。儒家的目標既正當又明確，在追求及實現的過程中就會帶給人無比的快樂。

於是，孔子本人的快樂充分展示出來。他認真做好分內之事。他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這是盡好身為老師的職責。他又說：“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這是在生活及工作上恪守本分。這兩句“何有於我哉？”的真正含意是：只要做好這些事，我還在乎什麼呢？是否得君行道，有無富貴榮華，完全不在考慮之列。基於這樣的覺悟，孔子才會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儒家的快樂不離人間，總是與人共融共享，而不是個人可以獨自品味的。孔子說過“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就是：以得到禮樂的調節為樂，以述說別人的優點為樂，以結交許多良友為樂。所謂“節禮樂”也代表人際相處的合宜方式。這三樂皆落實於人間，見證了儒家的入世情懷。曾子有一句話總結得很好，他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君子以談文論藝來與朋友相聚，再以這樣的朋友來幫助自己走上人生正途。

在《論語·微子》中，孔子曾與當時的隱者有過思想上的交會，孔子表明自己不會與鳥獸同群，而一定堅持在人間奮鬥；至於他的理想未能實現，則早在預料之中。這正是一位守城門者口中的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明知理想無法實現，卻依然勇往直前，因為那是出於內心的“真誠”願力，也是孔子所覺悟的“天命”所在。我們在此學到的心得是：一，不論處在什麼樣的時代與社會，人都需要修養，努力減少“自我中心”的執著；二，修養必須兼顧言與行，以“文質彬彬”的君子為目標；三，修養所造就的德行必然引發人我之間的適當關係，因而使心境洋溢於快樂的氛圍中。（據人民論壇傅佩榮《國學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