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紅高粱》的文學史意義為：《紅高粱》小說的主題被詮釋為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其意圖是藉助高密東北鄉民間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來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喚強有力的生命形態，呼籲中華民族要自尊自強，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質。《紅高粱》小說的主題思想既張揚活得豪爽、個性解放、坦坦蕩蕩的生命觀，又歌頌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所謂“個性解放”，指“人”的個性的解放。“人”是“靈”與“肉”，“神性”與“獸性”，“精神”與“物質”，“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的統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魯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溫飽、發展”又予以限定——呼喚感性形態的“生”的自由與歡樂；又注重“限制縱慾”，明確提出要用“理性”對自然本能進行適當的抑制與調節：“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既要求自由發展自我，又講究自我控制與自我負責，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聯絡、滲透與制約。《紅高粱》既描寫與肯定了“我爺爺”餘佔鰲、“我奶奶”戴鳳蓮旺盛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與歡樂；同時，又描寫與肯定了他們的另一側面，即“社會的人”的“理性生命”。餘佔鰲面對劫賊的劫財劫色，目睹戴鳳蓮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奮的眼睛”，實難苟安，只得衝上去剷除劫賊。他遵循的就是民間廣為流傳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準則。有些論者將“高粱地野合”說成是餘佔鰲佔有戴鳳蓮，實在冤枉。小說的描寫很清楚：“奶奶和爺爺在生機勃勃的高粱地裡相親相愛，兩顆蔑視人間法規的不羈心靈，比他們彼此愉悅的肉體貼得還要緊。”他們不僅是“感性生命”的兩情相悅，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兩顆反叛封建強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這個高粱地裡，戴鳳蓮“六神無主，淚水流到腮邊”，向餘佔鰲求救地訴說：“他真是麻風。”而單家父子憑藉強大的經濟勢力，置戴鳳蓮的誓死反抗與全體村民的沉默反對於不顧，實際上即將強行用麻風病菌慢性屠戮一個16歲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別無選擇。餘佔鰲清醒地看透了事態的嚴峻與緊迫，毅然先下手鏟除了這兩個企圖殺人於無聲的兇手。這不僅於情，而且於理，甚至於民間的不成文法，他的選擇都是對的。此外，餘佔鰲與戴鳳蓮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伏擊日軍車隊，顯然既是出於對日寇的痛恨與憤慨之情，也是為了衛國保家鄉的崇高目的。《紅高粱》所描寫與歌頌的是“靈”“肉”結合、“情”“理”統一的爺爺、奶奶們的敢想、敢做、敢愛、敢恨的氣概。除了“張揚個性解放”的主題以外，也有些評論實際上認為，《紅高粱》表現的是抗日愛國的主題。例如《遊魂的復活》一文寫道：作家“只是要復活那些遊蕩在他的故鄉紅高粱地裡的英魂和冤魂……於是，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的人民化為劉羅漢、餘佔鰲、奶奶、豆官等個性奇異的人物；而這些高於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匯到特殊氛圍——那無邊無際散發著甜腥氣息的紅高粱地，成為悲壯、神聖、永恆的象徵。”這顯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衛國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個性解放”與“抗日愛國”這兩種主題都是頗為接近小說文字的。《紅高粱》作品講述了餘佔鰲領導的游擊隊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組織、經過訓練的民間抗日武裝。在日本侵略軍的魔爪伸進高密東北鄉之際，“餘司令樹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隊伍，目的明確，劍指鬼子。他請任副官擔任教官，既開展政治教育，又進行軍事訓練。“高粱紅了，東洋鬼子來了，國破了，家亡了，同胞們快起來，拿起刀拿起槍，打鬼子保家鄉”，唱出了他們衛國保家的心聲。大刀、土炮、鳥槍、老漢陽、兩支手槍與三支大蓋子槍，是他們訓練與殺敵的武器。游擊隊紀律嚴明，對餘佔鰲有養育之恩的叔父餘大牙強姦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終按照任副官的意見，將他就地正法。游擊隊堅持聯合禦侮，當餘司令和冷支隊長髮生爭執，戴鳳蓮說：“這不是動刀動槍的地方，有本事對著日本人使去。”餘司令甚至忍辱負重地說：“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他還教育兒子豆官要把“槍子兒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擊隊“連聾帶啞連瘸帶拐不過40人……擺在大路上，30多人縮成一團，像一條凍僵了的蛇”，就是這麼一支隊伍，卻在一場伏擊中消滅了包括一名少將在內的日軍車隊四五十個鬼子官兵。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具有寧願戰死也要保家衛國的大無畏犧牲精神。作品還透過敘述者“我”對爺爺奶奶們的抗日業績，或寓論於敘，或直接讚美。“我”稱讚爺爺為“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我”記敘道：爺爺1958年從日本歸來時，村裡舉行了盛大的典禮，縣長尊爺爺為老英雄，給他敬酒，說他給全縣人民帶來了光榮。“我”稱讚爺爺輩的父老鄉親們“精忠報國，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我”認為：“用鐵耙擋住鬼子汽車退路的計謀竟是我奶奶這個女流想出來的。我奶奶也應該是抗日的先鋒，民族的英雄。”“我”還寫道：“奶奶……這一擔沉重的拤餅，把她柔嫰的肩膀壓出了一道深深紫印，這紫印伴隨著她離開了人世，升到了天國。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榮的標誌。”作家莫言說：《紅高粱》的敘述者“我”採取的“全知全能”“這種視角同時也是一種對歷史的評判態度。”這種“評判態度”既然是“歷史的”，無疑是客觀公正的、實事求是的。小說《紅高粱》不僅張揚了個性解放，而且還頌揚了抗日愛國的頑強意志與犧牲精神。文學作品這種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都是在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益加劇，民族危機感和民族自強、自立以及救亡的歷史要求日益緊迫的時候。也正為此，五四那一代，在強調個性解放時，同時強調了自我犧牲精神。
莫言《紅高粱》的文學史意義為：《紅高粱》小說的主題被詮釋為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其意圖是藉助高密東北鄉民間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來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喚強有力的生命形態，呼籲中華民族要自尊自強，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質。《紅高粱》小說的主題思想既張揚活得豪爽、個性解放、坦坦蕩蕩的生命觀，又歌頌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所謂“個性解放”，指“人”的個性的解放。“人”是“靈”與“肉”，“神性”與“獸性”，“精神”與“物質”，“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的統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魯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溫飽、發展”又予以限定——呼喚感性形態的“生”的自由與歡樂；又注重“限制縱慾”，明確提出要用“理性”對自然本能進行適當的抑制與調節：“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既要求自由發展自我，又講究自我控制與自我負責，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聯絡、滲透與制約。《紅高粱》既描寫與肯定了“我爺爺”餘佔鰲、“我奶奶”戴鳳蓮旺盛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與歡樂；同時，又描寫與肯定了他們的另一側面，即“社會的人”的“理性生命”。餘佔鰲面對劫賊的劫財劫色，目睹戴鳳蓮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奮的眼睛”，實難苟安，只得衝上去剷除劫賊。他遵循的就是民間廣為流傳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準則。有些論者將“高粱地野合”說成是餘佔鰲佔有戴鳳蓮，實在冤枉。小說的描寫很清楚：“奶奶和爺爺在生機勃勃的高粱地裡相親相愛，兩顆蔑視人間法規的不羈心靈，比他們彼此愉悅的肉體貼得還要緊。”他們不僅是“感性生命”的兩情相悅，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兩顆反叛封建強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這個高粱地裡，戴鳳蓮“六神無主，淚水流到腮邊”，向餘佔鰲求救地訴說：“他真是麻風。”而單家父子憑藉強大的經濟勢力，置戴鳳蓮的誓死反抗與全體村民的沉默反對於不顧，實際上即將強行用麻風病菌慢性屠戮一個16歲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別無選擇。餘佔鰲清醒地看透了事態的嚴峻與緊迫，毅然先下手鏟除了這兩個企圖殺人於無聲的兇手。這不僅於情，而且於理，甚至於民間的不成文法，他的選擇都是對的。此外，餘佔鰲與戴鳳蓮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伏擊日軍車隊，顯然既是出於對日寇的痛恨與憤慨之情，也是為了衛國保家鄉的崇高目的。《紅高粱》所描寫與歌頌的是“靈”“肉”結合、“情”“理”統一的爺爺、奶奶們的敢想、敢做、敢愛、敢恨的氣概。除了“張揚個性解放”的主題以外，也有些評論實際上認為，《紅高粱》表現的是抗日愛國的主題。例如《遊魂的復活》一文寫道：作家“只是要復活那些遊蕩在他的故鄉紅高粱地裡的英魂和冤魂……於是，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的人民化為劉羅漢、餘佔鰲、奶奶、豆官等個性奇異的人物；而這些高於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匯到特殊氛圍——那無邊無際散發著甜腥氣息的紅高粱地，成為悲壯、神聖、永恆的象徵。”這顯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衛國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個性解放”與“抗日愛國”這兩種主題都是頗為接近小說文字的。《紅高粱》作品講述了餘佔鰲領導的游擊隊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組織、經過訓練的民間抗日武裝。在日本侵略軍的魔爪伸進高密東北鄉之際，“餘司令樹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隊伍，目的明確，劍指鬼子。他請任副官擔任教官，既開展政治教育，又進行軍事訓練。“高粱紅了，東洋鬼子來了，國破了，家亡了，同胞們快起來，拿起刀拿起槍，打鬼子保家鄉”，唱出了他們衛國保家的心聲。大刀、土炮、鳥槍、老漢陽、兩支手槍與三支大蓋子槍，是他們訓練與殺敵的武器。游擊隊紀律嚴明，對餘佔鰲有養育之恩的叔父餘大牙強姦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終按照任副官的意見，將他就地正法。游擊隊堅持聯合禦侮，當餘司令和冷支隊長髮生爭執，戴鳳蓮說：“這不是動刀動槍的地方，有本事對著日本人使去。”餘司令甚至忍辱負重地說：“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他還教育兒子豆官要把“槍子兒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擊隊“連聾帶啞連瘸帶拐不過40人……擺在大路上，30多人縮成一團，像一條凍僵了的蛇”，就是這麼一支隊伍，卻在一場伏擊中消滅了包括一名少將在內的日軍車隊四五十個鬼子官兵。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具有寧願戰死也要保家衛國的大無畏犧牲精神。作品還透過敘述者“我”對爺爺奶奶們的抗日業績，或寓論於敘，或直接讚美。“我”稱讚爺爺為“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我”記敘道：爺爺1958年從日本歸來時，村裡舉行了盛大的典禮，縣長尊爺爺為老英雄，給他敬酒，說他給全縣人民帶來了光榮。“我”稱讚爺爺輩的父老鄉親們“精忠報國，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我”認為：“用鐵耙擋住鬼子汽車退路的計謀竟是我奶奶這個女流想出來的。我奶奶也應該是抗日的先鋒，民族的英雄。”“我”還寫道：“奶奶……這一擔沉重的拤餅，把她柔嫰的肩膀壓出了一道深深紫印，這紫印伴隨著她離開了人世，升到了天國。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榮的標誌。”作家莫言說：《紅高粱》的敘述者“我”採取的“全知全能”“這種視角同時也是一種對歷史的評判態度。”這種“評判態度”既然是“歷史的”，無疑是客觀公正的、實事求是的。小說《紅高粱》不僅張揚了個性解放，而且還頌揚了抗日愛國的頑強意志與犧牲精神。文學作品這種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都是在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益加劇，民族危機感和民族自強、自立以及救亡的歷史要求日益緊迫的時候。也正為此，五四那一代，在強調個性解放時，同時強調了自我犧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