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資源要處理資訊，這是常識，也是現代經濟學的老生常談。出發點簡單：資源皆有多種用途，可做多種選擇，有不同組合之可能，產生的效果也各式各樣，所以得收集大量資訊，梳理、消化一番，才能形成判斷，作出決定。但是，資訊成本為正，在邏輯上還不一定就走得到市場體制去。總有這樣的見解，認為在分權的市場裡，個人、家庭、商販、企業等等，還不是照樣有處理資訊的困難，還不是照樣常常出錯？集權的體制呢，收集和處理資訊的能力也強大，憑什麼就不能主導經濟決策？是的，僅看資訊成本，並不足以認清計劃經濟與市場體制的分野。資訊有成本，決策易出錯，集權如此，分權也如此，分不出個高下來。在思維上，還要加上哪一道工序，才可以把經驗上呈現的兩套體制看得更清楚？為這個問題想過不少時間。答案是，既然出錯無可避免，那就要看出錯之大小，還要看糾錯能力之強弱。結合經驗的觀察，我以為洞如觀火、高度集權的體制，但凡決策出錯就是大錯；一旦出錯，糾錯又極難。比較而言，分權決策出小錯的機率高。更為可取的，是分權體制糾錯快、糾錯的能力強。先說第一點。集權做決定，小事也變成整齊劃一的大事，所以一旦出錯，自然就是大錯。我這一輩年少時期經歷過的，大鍊鋼鐵、大食堂、大公社等等，不但錯，且都是大錯。要是限在一個小範圍裡，或先作點試驗，看看效果再決定是不是推廣，或分權決定，允許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那還比較好辦。但一哄而起，全國一起鬧，非碰大釘子不可。後來“文革”，叫“大革命”，結果也是大錯特錯。分權決策的體制，出不了如此高級別之錯。集權的決策出大錯，糾正也不易。分三點：第一，很多人一起分攤出錯成本，錯再大，攤到每個人頭上只有一點點；第二，發現大錯的資訊成本也高，如大食堂的問題，底下早明白了，就是傳遞不上去；第三，決策集中，沒有替代，糾錯的時候投鼠要忌器，“顧全大局”為上策。集權決策也不是一無是處。講過了，前提是要做得對。一旦做對，集中做也就“大對”。中國歷史上，修長城、鑿大運河那樣的事，應該都不是分權決定做得出來的，當然到底是對是錯，後人還可見仁見智。近年幾次看過都江堰，我認為那不但是做對了，而且是大大的對。更現代的例證，我想也是有的。1972年毛主席邀尼克松訪華、開啟中美建交的大門，當然是集權決策。回到那個時代背景裡去，如果不說是老人家的意思，真的每人發一張票，我怕那時的我是不會打勾贊成的。問題是決策可能出錯。分權的體制，你選東、他選西，不容易一錯全錯。上帝造人很有趣，“龍生九子，各個不同”。至於不是一條龍所生的，那就更加不同。人群的偏好總有別，總有人選別樣的路走，選別樣的事情做。市場常常顯示需求的多樣性，並對“獨到的”決定給予特別獎勵。聰明的農民就知道，當大家一窩蜂地跟風種大蒜時，你偏種辣椒，可能你就發了。分權出錯，糾正得會比較快。不是當局人從諫如流，而是他堅持錯誤的本錢太小。分權決策，權——“拍板”是也——的後邊跟著利，也綁著害，橫豎你決定你負責，任何出錯，不及時改的代價極大。反正誰也不能集天下財力，來為自己的錯誤埋單。剛愎自用的主在市場裡也不缺，問題是分權遊戲之下，由著他兇也兇不了多久，因為誰錯誰賠，賠光了他就出局啦。這裡點到一個關鍵，分權、分責、分利要一體化。權責利脫節，“道德風險”就來了。那是說一個主體的行為，收益歸自己，代價卻多多少少由別人代為承擔。不少現在被稱為“市場經濟”的體制，內藏的道德風險不小，這是市場經濟也時不時要改的原因。不過整體而論，叫市場經濟的，比高度權力集中的計劃經濟，權責利之間的結合還是緊密得多。按科斯定下來的傳統，經濟體制的實質區分，要以權利界定為基礎，權利劃的不一樣，“市場”也不一樣就是了。權責利緊咬在一起的體制，不難保證決策不出錯。退而求其次，追求的是在不斷出錯的條件下，出錯小、糾錯快。分權體制靠利害給人上課，靠競爭逼人聰明，在這樣一個市場過程裡，對付發散的資訊流，讓人們抓捕趨利避害的機會。歸攏起來，要處理“發散的資訊”——這是阿爾欽定義產權時的用語，意思是不斷髮生的、更新的、多變化的、事先看怎麼也不確定的資訊——分權體制有明顯的優越性。在一個發散的資訊流裡，神仙也出錯，因此實際上可以比賽的，是人們選什麼樣的體制，才能不出大錯，也不讓錯誤長久糾纏人類。經驗和邏輯都證明，分權、分責又分利的分權體制，比較的優點就是一不出大錯，二用利害相逼的學習機制及時糾錯。拜改革開放的實踐之福，以上的文字早已沒有任何驚世駭俗的成分。今天的問題是，這一套是不是可以普遍起作用，還要不要留些例外，打點折扣？具體到本專欄關注的問題，就是在城市化程序裡，目前我們這個“半拉子”的土地市場，還要不要、能不能向一個分權、分責又分利的完整意義上的土地市場邁進？這是說，一般要向個別推進。個人的看法，從資源配置的一般道理推向具體，土地現象值得一選。不是那麼複雜，因為誰都見過土地，不似衍生產品，從沒見過的真要理解不容易。土地又不太簡單，至少工業化、城市化下的土地，早失去了傳統農業時代的單純。土地問題的挑戰，在於觀念的迷霧重重。那應該是另一種霾吧，有時候濃到讓真實的土地都看不見了。考慮到這些，決定在進一步討論城市化下的土地制度與政策之前，寫幾篇對論不對人的辯書，把相關的道理，認真地辯一辯。也是講過的意見，改革要對付的既得利益，其實並沒有說的那麼可怕。只要改出了新的既得利益，就不難“對沖”原有的。但是，裹在大詞裡的、迷霧重重的既得利益，可以在很長的時間裡讓人們下不了改革的決心。君子之風盛行，動口不動手，“半拉子”改革工程就被固化了。是為難，也是動手清理觀念的時候了。
配置資源要處理資訊，這是常識，也是現代經濟學的老生常談。出發點簡單：資源皆有多種用途，可做多種選擇，有不同組合之可能，產生的效果也各式各樣，所以得收集大量資訊，梳理、消化一番，才能形成判斷，作出決定。但是，資訊成本為正，在邏輯上還不一定就走得到市場體制去。總有這樣的見解，認為在分權的市場裡，個人、家庭、商販、企業等等，還不是照樣有處理資訊的困難，還不是照樣常常出錯？集權的體制呢，收集和處理資訊的能力也強大，憑什麼就不能主導經濟決策？是的，僅看資訊成本，並不足以認清計劃經濟與市場體制的分野。資訊有成本，決策易出錯，集權如此，分權也如此，分不出個高下來。在思維上，還要加上哪一道工序，才可以把經驗上呈現的兩套體制看得更清楚？為這個問題想過不少時間。答案是，既然出錯無可避免，那就要看出錯之大小，還要看糾錯能力之強弱。結合經驗的觀察，我以為洞如觀火、高度集權的體制，但凡決策出錯就是大錯；一旦出錯，糾錯又極難。比較而言，分權決策出小錯的機率高。更為可取的，是分權體制糾錯快、糾錯的能力強。先說第一點。集權做決定，小事也變成整齊劃一的大事，所以一旦出錯，自然就是大錯。我這一輩年少時期經歷過的，大鍊鋼鐵、大食堂、大公社等等，不但錯，且都是大錯。要是限在一個小範圍裡，或先作點試驗，看看效果再決定是不是推廣，或分權決定，允許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那還比較好辦。但一哄而起，全國一起鬧，非碰大釘子不可。後來“文革”，叫“大革命”，結果也是大錯特錯。分權決策的體制，出不了如此高級別之錯。集權的決策出大錯，糾正也不易。分三點：第一，很多人一起分攤出錯成本，錯再大，攤到每個人頭上只有一點點；第二，發現大錯的資訊成本也高，如大食堂的問題，底下早明白了，就是傳遞不上去；第三，決策集中，沒有替代，糾錯的時候投鼠要忌器，“顧全大局”為上策。集權決策也不是一無是處。講過了，前提是要做得對。一旦做對，集中做也就“大對”。中國歷史上，修長城、鑿大運河那樣的事，應該都不是分權決定做得出來的，當然到底是對是錯，後人還可見仁見智。近年幾次看過都江堰，我認為那不但是做對了，而且是大大的對。更現代的例證，我想也是有的。1972年毛主席邀尼克松訪華、開啟中美建交的大門，當然是集權決策。回到那個時代背景裡去，如果不說是老人家的意思，真的每人發一張票，我怕那時的我是不會打勾贊成的。問題是決策可能出錯。分權的體制，你選東、他選西，不容易一錯全錯。上帝造人很有趣，“龍生九子，各個不同”。至於不是一條龍所生的，那就更加不同。人群的偏好總有別，總有人選別樣的路走，選別樣的事情做。市場常常顯示需求的多樣性，並對“獨到的”決定給予特別獎勵。聰明的農民就知道，當大家一窩蜂地跟風種大蒜時，你偏種辣椒，可能你就發了。分權出錯，糾正得會比較快。不是當局人從諫如流，而是他堅持錯誤的本錢太小。分權決策，權——“拍板”是也——的後邊跟著利，也綁著害，橫豎你決定你負責，任何出錯，不及時改的代價極大。反正誰也不能集天下財力，來為自己的錯誤埋單。剛愎自用的主在市場裡也不缺，問題是分權遊戲之下，由著他兇也兇不了多久，因為誰錯誰賠，賠光了他就出局啦。這裡點到一個關鍵，分權、分責、分利要一體化。權責利脫節，“道德風險”就來了。那是說一個主體的行為，收益歸自己，代價卻多多少少由別人代為承擔。不少現在被稱為“市場經濟”的體制，內藏的道德風險不小，這是市場經濟也時不時要改的原因。不過整體而論，叫市場經濟的，比高度權力集中的計劃經濟，權責利之間的結合還是緊密得多。按科斯定下來的傳統，經濟體制的實質區分，要以權利界定為基礎，權利劃的不一樣，“市場”也不一樣就是了。權責利緊咬在一起的體制，不難保證決策不出錯。退而求其次，追求的是在不斷出錯的條件下，出錯小、糾錯快。分權體制靠利害給人上課，靠競爭逼人聰明，在這樣一個市場過程裡，對付發散的資訊流，讓人們抓捕趨利避害的機會。歸攏起來，要處理“發散的資訊”——這是阿爾欽定義產權時的用語，意思是不斷髮生的、更新的、多變化的、事先看怎麼也不確定的資訊——分權體制有明顯的優越性。在一個發散的資訊流裡，神仙也出錯，因此實際上可以比賽的，是人們選什麼樣的體制，才能不出大錯，也不讓錯誤長久糾纏人類。經驗和邏輯都證明，分權、分責又分利的分權體制，比較的優點就是一不出大錯，二用利害相逼的學習機制及時糾錯。拜改革開放的實踐之福，以上的文字早已沒有任何驚世駭俗的成分。今天的問題是，這一套是不是可以普遍起作用，還要不要留些例外，打點折扣？具體到本專欄關注的問題，就是在城市化程序裡，目前我們這個“半拉子”的土地市場，還要不要、能不能向一個分權、分責又分利的完整意義上的土地市場邁進？這是說，一般要向個別推進。個人的看法，從資源配置的一般道理推向具體，土地現象值得一選。不是那麼複雜，因為誰都見過土地，不似衍生產品，從沒見過的真要理解不容易。土地又不太簡單，至少工業化、城市化下的土地，早失去了傳統農業時代的單純。土地問題的挑戰，在於觀念的迷霧重重。那應該是另一種霾吧，有時候濃到讓真實的土地都看不見了。考慮到這些，決定在進一步討論城市化下的土地制度與政策之前，寫幾篇對論不對人的辯書，把相關的道理，認真地辯一辯。也是講過的意見，改革要對付的既得利益，其實並沒有說的那麼可怕。只要改出了新的既得利益，就不難“對沖”原有的。但是，裹在大詞裡的、迷霧重重的既得利益，可以在很長的時間裡讓人們下不了改革的決心。君子之風盛行，動口不動手，“半拉子”改革工程就被固化了。是為難，也是動手清理觀念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