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公於是準備起用商鞅開始變法，但卻害怕天下人非議自己。商鞅說：“不做就什麼名都沒有，自己懷疑要做的事就一定不能收功；高人必遭非議；獨到的見解的必遭人詆譭；愚昧者別人都成事了他還沒回過神；智慧者從萌芽未現的時候就能感知；百姓不能參與計劃，卻只能坐享其成；致德之人看起來跟一般的德行不一樣，而成就大事業則不能和一般人商量。所以，只要能強國就不必一定按舊制；只要能利民就不一定循舊禮。”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聖人治國安民都是按照其本身的紋理來的，非如此天下不得安寧。”

商鞅說：“甘龍這套就是最世俗的話。庸人安於現狀，書呆子迷信條文。所以按照甘龍所說的兩條保住官位維持舊有秩序是可以的，但不可以和他討論舊法以外的事情。夏、商、週三代奉行的禮教不同但都能稱王，五伯執行的法度不同但都成為霸主。智者制訂法度，而愚者就只能遵行；賢人改立禮教，一般人則拒於此。”

杜摯說：“沒有百倍的利好則不能變法：不收十倍功效則不能易器。按舊章程做絕不會錯，按舊禮法走絕不會邪。”

商鞅說：“治理天下不只有一個辦法，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必仿效古人。商湯和周武王都沒有遵循古法，夏桀和殷紂倒是沒有改變舊禮，可見改變古法者不能否定，而遵循舊禮者也不值得讚揚。”

孝公於是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商鞅變法”拉開序幕。

秦朝短命的原因商鞅說得最清楚了，根子就在孝公這——他等不及，所以只能用猛藥。“亂世用重典”本沒毛病，但六國破滅後就有些尾大不掉了，到了休養生息時就該緩一緩。

太史公對法家的人物基本都用“刻薄”字眼，這些人到最後都落得個“作繭自縛”的下場，如韓非、申不害和李斯，韓非子甚至將法、術、勢融為一體，成為封建時代“內用黃老”之根基。

漢武帝“獨尊儒術”不過是蓋了個幌子，這點在《漢書》裡漢宣帝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霸王道”才是用著最舒服的，不過是“外示儒術”。

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是漢武帝時期所提出的思想。那麼漢武帝為什麼要這麼搞呢？其實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維護自己君權至上的地位。

儒家思想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說在國內君王是所有大臣們的領導，啥事兒都要聽皇帝的。在家裡父親是所有孩子們的領導，啥事兒都要經過父親的允許。

這麼做在當時來說當然是有好處的，使得全國上下，都籠罩在一片忠君愛國的思想之中。可是也給後世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漢武帝獨尊儒術，只是個幌子。

漢武帝重用董仲舒，罷黜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狀態，只重用發展儒家思想。這件事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因為這麼做徹底改變了後世所有讀書人的思想。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畤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漢書》

過去讀書人想學什麼思想都可以，什麼道家、法家、墨家、縱橫家等等，百家之長隨便你學習，可是以後不行了，要想做官可以，必須要精通儒家思想。

那麼漢武帝真的將百家思想都給罷黜了嗎？並沒有那麼簡單。其實這需要一個長足的過程，而漢武帝最看重的，其實是統一思想的這個結果。

漢武帝除了提倡儒家思想之外，其實更看重法家思想。他利用法家思想來治國，卻主張讓讀書人們只學習儒家思想，這就是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麼這麼做的意義是什麼呢？主要還是為了統治好國家。只有讀書人的思想都統一在了忠君愛國之上，那麼這幫人才好控制。這幫人可都是天下人的訊息來源，所以說控制好他們的思想，就等於是控制好了天下人的思想。

那麼為什麼漢武帝還主張要用法家思想治國呢？其實道理很簡單，這世上不可能都是好人，不可能沒有人犯罪，所以法家思想不能丟。而且必須要成為主流治國思想。

天下人都可以尊儒，唯獨皇帝不要管什麼儒術。

天下人都要遵守的規則，那麼制定規則的人需不需要遵守呢？按道理來說是需要遵守的，但是客觀現實告訴我們，他們是不需要遵守的。

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漢書》

因此皇帝既然提出了奉行儒家思想，那麼皇帝本人其實是不用尊奉儒家思想的。他的腦子裡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管理好這幫書呆子。

至於所謂的忠君愛國的思想，只有做臣子的需要恪守，這是維持皇權的重要思想手段。而皇帝必須要摒棄這種愚昧無知的思想才能更好管理臣子們。

當年漢宣帝劉詢的兒子劉奭一直就想著要學習儒家思想，而且只奉行儒家思想。漢宣帝就顯得十分生氣了，這些是當皇帝的玩的把戲，怎麼能當真呢？可能劉奭對漢武帝比較崇拜，所以認為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意思，就是包括皇帝在內也要尊奉儒術。其實他誤解了漢武帝的意思。所以漢宣帝認為將來禍亂漢朝的，一定是自己的兒子劉奭了。因為他心裡最清楚，要想治理好國家，必須要儒家和法家以及其他一系列手段相結合才行。

結果漢朝果然是在劉奭這一代開始逐漸衰敗，因為劉奭對儒家學者非常推崇，而這幫人壓根就不知道怎麼治理國家，久而久之法度就鬆弛懈怠了。

後世儒家思想，把人框得死死的。

儒家思想最大的一個好處，那就是教育大家忠君愛國。這在封建時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思想。為此孔子的地位不斷攀升，逐漸成了中國文人心目中最偉大的老師。

其實孔子之所以能走到這麼高的地位，主要是因為孔子的思想符合歷代君王們的利益。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皇帝也是人，他也想尋找讓自己獲利的所有資源。

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宋史》

等到科舉考試在隋朝被髮明以後，儒家思想就更加受到重視了。但凡讀書，就必須要研究四書五經，研究儒家思想。只有把皇帝的馬屁拍足了，才有可能成為朝廷命官。

到了宋朝的時候，情況就更加嚴重了。朱熹老夫子的出現，簡直成為了思想界的一顆重磅炸彈。他認為必須要存天理滅人慾，提倡三綱五常。

此後數百年的元明清，一直都是以這種思想控制著人們的生活。在那幾百年裡，丈夫死了，女子是不可以改嫁的，不改嫁可以得到貞節牌坊，改嫁了那就要受人唾棄。

在家裡女子要相夫教子，可是又提倡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都沒才了，又怎麼去相夫教子呢？所以這種病態的儒家思想已經走入了死衚衕。

當年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候，其實只是為了讓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畢竟已經不是戰國的亂世，所以統一思想才是大一統王朝最好的證明。

可是沒想到的是，儒家思想發展到後來，被很多有學識但是壞心眼的人給利用了，這才導致了這種思想嚴重影響到了後人們的生活。

總結：如果只剩下一種學術，那是很可悲的事情。

毫不客氣的說，中國文化最燦爛的時光，那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時候。那個時候不管你是學什麼的，做什麼的，只要有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那都值得旁人學習敬仰。

正是這種學術氛圍，才會造成學術界的進步。因為大家互相比拼，那些用於治國的思想，互相比較改進，看看誰更利於治國。

曾經孔子就幹過這件事，他周遊列國就是為了販賣自己的學說。可是後來百家學術被罷黜了，只留下了儒學思想。

就算其他思想也在，那相當於就是下野了，不具備和儒家思想一較高下的資格。這個時候儒家思想也就朝著不好的方向發展下去了。

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其實就是這個道理。只剩下一種學術思想的話，那麼學術界，還有出路嗎？

參考資料：

《漢書》

《宋史》

漢朝和秦朝一樣，在中國歷史上都具有劃時代意義。所謂的“大一統”就是在這兩個朝代裡最終完成的。

漢代完成了秦朝沒有做好的事情，即思想的大一統

秦朝所謂的“大一統”其實是不完全的，這是因為其存在時間太短的原因。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在思想大一統上雖然有所努力，比如“焚書”、“坑儒”等舉措，但最終還是未竟全功。

而漢承秦制，除了繼承秦朝的各項典章制度之外，還繼承了“文化大一統”的歷史任務。

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因為施行了分封制導致群雄割據，在嚴格意義上來說，秦齊楚魏等等諸侯國和周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雙方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的劃分。

也就是說，作為藩屬國的各諸侯只需要完成對周的義務就可以了，這個義務都寫在雙方的盟書上，而具體國家如何治理，這個周國管不到。

所以，度量衡、文字等等外在表現出來的事物就有很大的差異，而在治國思想上同樣不統一。

這才給了百家爭鳴的機會，不同的思想可以在不同的國家進行嘗試。

但是，自從秦朝統一之後，郡縣制的施行已經完成了領土上的大一統，度量衡、文字等文化層面上的統一也被國家強制力所施行，“焚書”、“坑儒”從實際來看就是法家對於其他學說正統地位的爭奪。

但是，二世而亡的秦並沒有完成這一使命，於是漢朝接過了這一歷史任務。

一個大一統國家，必須要有“大一統”的思想來給它指導發展的方向，否則就有“分裂”的隱患。

漢初施行“黃老”無為思想，想把“道家”作為大一統的載體，可是地方勢力的迅速坐大導致了叛亂頻仍，而先秦以來的法家等嚴酷又使得幾朝臣民惶惶不安。

在試行了多種思想之後，漢武帝決定用儒家來完成思想大一統的任務。

那麼，漢武帝為何選擇了儒家呢？

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帝王合法性”問題，劉邦出身微寒，為何能當皇帝？這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

劉邦之前的帝王都是貴族，無論是周天子還是各諸侯，甚至是項羽等人都不例外。不是貴族卻當上了“天下共主”，劉邦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

那麼，這就需要一個讓人信服的解釋，否則不就是表明任何人都可以當皇帝了嗎？天下非大亂不可。

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從大漢立國到漢武帝“獨尊儒術”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漢朝的天下確實是很混亂的，外部有匈奴虎視眈眈，內部各諸侯叛亂不息。

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等等學說都曾經嘗試解決這一問題，但最終都失敗了，只有儒家用了簡單粗暴的辦法，將劉邦取得天下歸結於“天命”，這是一個不能證實但同樣不能證偽的問題，但在對“天”有很高敬畏感的時代裡，這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

至此，漢武帝採取了儒家“天命”的說法，在思想上使其獨尊，並且“罷黜百家”，思想上的大一統在疆域、器物等層面上的大一統完成之後，終於實現了。

從實際意義上來說，秦朝只是一個不完善的開端，漢朝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

漢朝為後世所有封建王朝建立了一個最為基礎的框架，就是儒家的“德治”

正所謂“流水的王朝，鐵打的儒家”，無論封建時代裡王朝如何更迭，最終都需要以儒家來作為指導思想，這是漢朝留給後世最為重大的影響。

那麼，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

首先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帝王合法性”問題。

儒家不僅解決了漢朝所面臨的問題，更是給所有非貴族出身的人一個改朝換代的理由。

那麼反過來說，一個新的朝代如果不繼續“尊儒”，那麼就是質疑自己取得天下的合法性。

其次是因為儒家“智民”的需求符合歷史的趨勢。

無論是中國還是同一時期的外國，人們的知識水平都是越來越高的，這是一個歷史趨勢。

而封建時代“尊儒”的傳統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同於法家、道家等“愚民”學說，儒家是講求“智民”。道家、法家等典籍裡很明確地講要如何愚民，只有儒家認為思想認識水平越高的社會越好管理。

這符合了歷史發展的趨勢，也滿足了人們的訴求。

而更為重要的是，這成為了中國社會能不斷進步的根源所在。

最後是因為儒家“德治”的穩定性。

儒家不同於法家用實實在在的條文來約束社會，施行高壓統治，它用道德、風俗來管理社會。

其“智民”的目的就在於讓整個社會認同其道德觀念，建立了一個對於後世來說非常穩定的社會框架。因為不同於明文的律法，思想上的價值觀轉變是最為困難的。

無論是封建時代還是當下，“仁義禮智信”這種基本的道德觀都是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這些正是儒家在幾千年來不斷提倡的，並使其成為社會管理的工具。

儒家的德治所影響的不是一朝一代，這從後世所有朝代都選擇儒家作為指導思想就可以看出來，這是兩千年來所有優秀的統治者都認同的一件事。

而這件事的開端就在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

漢武帝提出獨尊儒術，是以訛傳訛，子無虛有的事。

據說漢儒董仲舒提出“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若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必然信任董仲舒。然而，這麼一件歷史大事，《史記孝武帝本紀》卻天文字記載。

據《史記儒林列傳》，漢武帝對董仲舒很反感。董仲舒作《災異之記》，漢武帝認為是譏刺自己，巧妙地利用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不知是自己老師寫的書，認為這本書很愚蠢，漢武帝罷了董仲舒的官，賜死罪。後赦免，嚇的董仲舒不敢再言災異之事。

從此以後，儒家思想大行其道，成為一千多年中國封建統治者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儒家思想深刻影響著中國古代社會的方方面面，深入古代中中國人的骨髓。

漢武帝也好，董仲舒也好，從沒有說過“獨尊儒術”。都是為了大一統，不只靠法律維持政權，而是“儒表法裡”，吸納百家，創立漢代儒家神學體系。所以不是孔子儒學的翻版，而是在新時代對百家爭鳴作了又一次總結。漢宣帝所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才符合實際。如是獨尊，怎能在漢末形成儒道釋三足鼎立的中華文化精神支柱？五四運動為了改革，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為的是思想解放，進而推翻封建專制制度。所以學術界把封建思想禁錮的罪名按到漢武帝頭上，杜撰出一個“獨尊儒術”，不足掛齒。

有利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有利於培養中華民族認同感

從中國統一發展、多民族融合來看，獨尊儒術是一個極其必要也是必然的階段。當時華夏統一時間不長，政治思想主分兩派，並爭論不休。各蕃王對朝廷威脅極大，分封而治鞏固中央政權不利。為了加強皇權，必須統一思想，結束分爭，從此為中華大地雖戰亂不斷，但任何強權都以統一中國為目標，不然當權者睡不踏實。中國也沒有象印度那樣一盤散沙，長期受外族統治，反而用文化同化融合了周邊小國。不利的一點，是使百姓思想境界受限制，對科技經濟全面發展造成了極大的阻力。

我是真君，我來回答。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中國政治史和思想上的一件大事。

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亦同樣成為定型。從此以後，在學術和仕進上，儒家被定為一尊，統治中國達兩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