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臺二十八將，是永平三年（60）漢明帝劉莊選定的，主要是跟隨光武帝劉秀南征北戰的將領，沒有文臣在內。劉莊效仿漢宣帝圖畫功臣十一人放置在長安未央宮麒麟閣，同樣圖畫他們的形象放在洛陽南宮雲臺，因此得名。根據《後漢書》的記載，當時圖畫形象的還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只說二十八將是為了上應二十八星宿 ，兩漢習慣於將人事比擬天象，這也算是其中一例。 這二十八人的名單，被放在《後漢書》卷二十二末，排列順序大體按照功勞，比起後世唐太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他們沒那麼有名，原因很複雜，有人認為是年代久遠導致民間流行的演義小說更願意以二十四功臣為主角，有人認為是東漢戰爭太少導致他們軍功不顯，都有道理，但其中最關鍵的，在於劉秀馭下的需要，導致二十八將智勇不能夠充分展露，使得東漢初年時勢只造出了劉秀一個英雄，其餘人不得不主動退讓以免禍。 劉秀開國，其功臣可以分為幾個集團，最早的南陽潁川集團、雪中送炭的河北集團以及最後歸順的河西集團，這三派勢力基本上左右了光武時期的朝局，但只要我們考察下雲臺二十八將的籍貫，不難發現，其中並沒有河西集團的身影，雲臺二十八將實際上是最初跟隨劉秀打天下的將領，早在劉秀誅平王郎前後，這二十八人已經全部來到劉秀身邊。 其中屬於南陽潁川集團的有鄧禹、岑彭、賈復、朱祜、陳俊、臧宮、馮異、祭遵、王霸、銚期、堅鐔、馬成、傅俊、杜茂、劉隆、馬武、任光共十七人；屬於河北集團的有吳漢、景丹、寇珣、耿弇、蓋延、王梁、李忠、萬修、邳彤、耿純、劉植共十一人。他們與劉秀一樣，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受過良好的教育，往往舉宗來投，有些還曾做過郡吏，歸屬較為特殊的是吳漢，本身是南陽人，亡命幽州漁陽，結交的都是燕、薊豪傑，在光武麾下很長一段時間指揮的是幽州兵。 以軍功而論，雲臺二十八將相差懸殊。功勞最大的是鄧禹、吳漢、岑彭三個南陽人與馮異一個潁川人，是二十八將中劉秀最為信任的四個人，因此被允許長期帶兵，專鎮方面。剩下的任光、邳彤、李忠、萬脩在劉秀被王郎驅趕四處逃竄時以信都、和成二郡來投，實際只有信都一縣，精兵數千，卻是劉秀藉以吞併冀州最早的軍隊；耿純、劉植冀州時舉宗來投，劉植說降了手握十萬部眾的真定王劉揚，耿純本身出自真定王宗族，卻在建武二年（26）劉揚企圖叛變時利用親戚身份，誘殺了劉揚兄弟；景丹、寇珣、耿弇、蓋延、王梁與吳漢一起，是帶領漁陽、上谷突騎南下投靠劉秀的最早成員，景丹威望很高，可惜早死，寇珣經鄧禹推薦後，為劉秀守河內，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卻在潁川、汝南任太守；至於賈復、朱祜、陳俊、臧宮、馮異、祭遵、王霸、銚期、堅鐔、馬成、傅俊、杜茂、劉隆、馬武，或為副將、或守邊塞、或做太守，都是劉秀舂陵興兵，征戰南陽、潁川時的下屬，可說是最早的從龍之臣，較為特殊的是馬武，本來是綠林軍，跟隨更始尚書令謝躬到冀州攻打王郎，謝躬被劉秀襲殺後投降。 從寇珣與南陽潁川諸將的使用上我們可以窺見劉秀用將的一個基本策略，就是時罷時用，防止將領擁兵自重。同時劉秀還採取了監軍、人質、遙控指揮等馭下策略，如在冀州對剛歸順不久的耿純，就以“軍營進退無常”為理由，將耿純族人安置在蒲吾，而云臺二十八將氣質、教育與劉秀相等，也深知其間的利害關係，一旦手握重兵，權勢過大，就自請以親屬入質，如寇珣守河內，劉秀數次策書問勞，就因為寇珣宗族昆弟都在軍中，河內又是劉秀北征至關重要的大後方，寇珣立即聯想到蕭何守關中，劉邦數次遣使者問勞，遂“稱疾不視事”，並效仿蕭何派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從光武征伐。即使是跟隨劉秀最早，深得信任的馮異，在關中連戰連捷，也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正因深知劉秀多疑，凡事必欲親自掌握的性格。 這種性格發揮的不好就是剛愎自用，劉秀的天才正在於他的軍事才能足以發揚這種性格。自從定都洛陽以後，劉秀少有親征，卻對前線形勢瞭如指掌，一是領兵將領隨時將軍情上奏，而監軍使者也當另有報告，同時作戰的其他將軍也會上書說明自己看法，劉秀幾乎都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建武十二年，大司馬吳漢率軍攻打公孫述，劉秀告誡吳漢不要冒進，“待其來攻，勿與爭鋒”，吳漢乘利，進逼成都，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光武大驚，責讓吳漢：“比來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劉）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詔書未到，吳漢已敗。 我們知道唐朝喜歡用宦官監軍，往往造成多頭指揮，最終一敗塗地。劉秀既每每能取得勝利，諸將也就習慣了這樣的運作方式，才智自然難以盡展，馮異就曾上書光武：“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指劉秀）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以主君的“獨見之明”已經能取得勝利，又何必“私心斷決”惹來猜忌呢？ 對劉秀與雲臺二十八將的這種關係，范曄曾有評論，“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這主要說的建武十二年（36）劉秀統一全國以後，採取了“退功臣而進文吏”的策略，此時寇珣、岑彭、馮異、祭遵、景丹、銚期、傅俊、任光、萬脩、邳彤、劉植都已經故去，耿純次年（37歲）也死於東郡太守任上，雲臺二十八將只剩下十六人，大都悠遊自在，主動退避，此時軍事上主要處理的是與匈奴、羌、鮮卑等異族的關係，能力最強的鄧禹、賈復留在朝中以為顧問，常率軍出征的是吳漢，其餘大多不再領兵，少數起用的往往間隔數年，或乾脆固守邊塞，軍功更加不顯。 而在雲臺二十八將之外，卻有一個人頻頻得到率軍征伐的權力，甚至雲臺二十八將之一的劉隆也只能作為他的副手，這個人就是被劉秀親口承認“伏波論兵，與我意合”的“伏波將軍”馬援，他的起用是岑彭、馮異乃至吳漢死後劉秀不得已的一種行為，由於劉秀猜忌多疑的性格，又最終造成了馬援“馬革裹屍”的悲劇命運。
雲臺二十八將，是永平三年（60）漢明帝劉莊選定的，主要是跟隨光武帝劉秀南征北戰的將領，沒有文臣在內。劉莊效仿漢宣帝圖畫功臣十一人放置在長安未央宮麒麟閣，同樣圖畫他們的形象放在洛陽南宮雲臺，因此得名。根據《後漢書》的記載，當時圖畫形象的還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四人，只說二十八將是為了上應二十八星宿 ，兩漢習慣於將人事比擬天象，這也算是其中一例。 這二十八人的名單，被放在《後漢書》卷二十二末，排列順序大體按照功勞，比起後世唐太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他們沒那麼有名，原因很複雜，有人認為是年代久遠導致民間流行的演義小說更願意以二十四功臣為主角，有人認為是東漢戰爭太少導致他們軍功不顯，都有道理，但其中最關鍵的，在於劉秀馭下的需要，導致二十八將智勇不能夠充分展露，使得東漢初年時勢只造出了劉秀一個英雄，其餘人不得不主動退讓以免禍。 劉秀開國，其功臣可以分為幾個集團，最早的南陽潁川集團、雪中送炭的河北集團以及最後歸順的河西集團，這三派勢力基本上左右了光武時期的朝局，但只要我們考察下雲臺二十八將的籍貫，不難發現，其中並沒有河西集團的身影，雲臺二十八將實際上是最初跟隨劉秀打天下的將領，早在劉秀誅平王郎前後，這二十八人已經全部來到劉秀身邊。 其中屬於南陽潁川集團的有鄧禹、岑彭、賈復、朱祜、陳俊、臧宮、馮異、祭遵、王霸、銚期、堅鐔、馬成、傅俊、杜茂、劉隆、馬武、任光共十七人；屬於河北集團的有吳漢、景丹、寇珣、耿弇、蓋延、王梁、李忠、萬修、邳彤、耿純、劉植共十一人。他們與劉秀一樣，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受過良好的教育，往往舉宗來投，有些還曾做過郡吏，歸屬較為特殊的是吳漢，本身是南陽人，亡命幽州漁陽，結交的都是燕、薊豪傑，在光武麾下很長一段時間指揮的是幽州兵。 以軍功而論，雲臺二十八將相差懸殊。功勞最大的是鄧禹、吳漢、岑彭三個南陽人與馮異一個潁川人，是二十八將中劉秀最為信任的四個人，因此被允許長期帶兵，專鎮方面。剩下的任光、邳彤、李忠、萬脩在劉秀被王郎驅趕四處逃竄時以信都、和成二郡來投，實際只有信都一縣，精兵數千，卻是劉秀藉以吞併冀州最早的軍隊；耿純、劉植冀州時舉宗來投，劉植說降了手握十萬部眾的真定王劉揚，耿純本身出自真定王宗族，卻在建武二年（26）劉揚企圖叛變時利用親戚身份，誘殺了劉揚兄弟；景丹、寇珣、耿弇、蓋延、王梁與吳漢一起，是帶領漁陽、上谷突騎南下投靠劉秀的最早成員，景丹威望很高，可惜早死，寇珣經鄧禹推薦後，為劉秀守河內，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卻在潁川、汝南任太守；至於賈復、朱祜、陳俊、臧宮、馮異、祭遵、王霸、銚期、堅鐔、馬成、傅俊、杜茂、劉隆、馬武，或為副將、或守邊塞、或做太守，都是劉秀舂陵興兵，征戰南陽、潁川時的下屬，可說是最早的從龍之臣，較為特殊的是馬武，本來是綠林軍，跟隨更始尚書令謝躬到冀州攻打王郎，謝躬被劉秀襲殺後投降。 從寇珣與南陽潁川諸將的使用上我們可以窺見劉秀用將的一個基本策略，就是時罷時用，防止將領擁兵自重。同時劉秀還採取了監軍、人質、遙控指揮等馭下策略，如在冀州對剛歸順不久的耿純，就以“軍營進退無常”為理由，將耿純族人安置在蒲吾，而云臺二十八將氣質、教育與劉秀相等，也深知其間的利害關係，一旦手握重兵，權勢過大，就自請以親屬入質，如寇珣守河內，劉秀數次策書問勞，就因為寇珣宗族昆弟都在軍中，河內又是劉秀北征至關重要的大後方，寇珣立即聯想到蕭何守關中，劉邦數次遣使者問勞，遂“稱疾不視事”，並效仿蕭何派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從光武征伐。即使是跟隨劉秀最早，深得信任的馮異，在關中連戰連捷，也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正因深知劉秀多疑，凡事必欲親自掌握的性格。 這種性格發揮的不好就是剛愎自用，劉秀的天才正在於他的軍事才能足以發揚這種性格。自從定都洛陽以後，劉秀少有親征，卻對前線形勢瞭如指掌，一是領兵將領隨時將軍情上奏，而監軍使者也當另有報告，同時作戰的其他將軍也會上書說明自己看法，劉秀幾乎都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建武十二年，大司馬吳漢率軍攻打公孫述，劉秀告誡吳漢不要冒進，“待其來攻，勿與爭鋒”，吳漢乘利，進逼成都，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光武大驚，責讓吳漢：“比來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劉）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詔書未到，吳漢已敗。 我們知道唐朝喜歡用宦官監軍，往往造成多頭指揮，最終一敗塗地。劉秀既每每能取得勝利，諸將也就習慣了這樣的運作方式，才智自然難以盡展，馮異就曾上書光武：“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指劉秀）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以主君的“獨見之明”已經能取得勝利，又何必“私心斷決”惹來猜忌呢？ 對劉秀與雲臺二十八將的這種關係，范曄曾有評論，“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這主要說的建武十二年（36）劉秀統一全國以後，採取了“退功臣而進文吏”的策略，此時寇珣、岑彭、馮異、祭遵、景丹、銚期、傅俊、任光、萬脩、邳彤、劉植都已經故去，耿純次年（37歲）也死於東郡太守任上，雲臺二十八將只剩下十六人，大都悠遊自在，主動退避，此時軍事上主要處理的是與匈奴、羌、鮮卑等異族的關係，能力最強的鄧禹、賈復留在朝中以為顧問，常率軍出征的是吳漢，其餘大多不再領兵，少數起用的往往間隔數年，或乾脆固守邊塞，軍功更加不顯。 而在雲臺二十八將之外，卻有一個人頻頻得到率軍征伐的權力，甚至雲臺二十八將之一的劉隆也只能作為他的副手，這個人就是被劉秀親口承認“伏波論兵，與我意合”的“伏波將軍”馬援，他的起用是岑彭、馮異乃至吳漢死後劉秀不得已的一種行為，由於劉秀猜忌多疑的性格，又最終造成了馬援“馬革裹屍”的悲劇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