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文公塑像
晉商的興起，首先是享受到了明朝的制度紅利。明洪武年間，為了解決邊境駐軍軍餉不足的問題，明朝制定了“招商輸糧而與之鹽”的政策，即“開中制”。具體辦法是商人將糧食運輸到邊境糧倉，糧倉收到糧食後，向商人發放販賣食鹽的“鹽引”，這個鹽引就相當於經營食鹽貿易的特許證。商人憑藉鹽引到指定的鹽場支取食鹽，再把食鹽販運到政府指定的銷售區域銷售獲利。因此，晉商的起家和發達，離不開明朝政府的這項制度。而且，晉商獲得鹽引的數量與明朝同北方遊牧民族的戰局也密切相關。道理很簡單，戰局規模越大，需要的糧食就越多，商人獲得的鹽引也越多，販賣食鹽的獲利也越大。到了明朝中期，開中制又發展為折色制。
鹽引
官銀
所謂折色，就是以現金的方式支付的軍餉。明代軍餉分為本色和折色，本色是指糧食方式支付的軍餉、工資，折色是指現金方式的軍餉、工資。這兩個名詞我們在今後的文章中還會提到。折色制，就是官府不再支付商人鹽引，而是改為直接用白銀支付。這樣一來，晉商就獲得了更大的資本，其經營也從屯邊的軍鎮轉移到了內地，發展的速度明顯加快了。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臨汾），蒲州3處。這時候商業資本的積累已經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能稱富”。
晉商崛起的第二原因是把握住了歷史機遇期。明代軍事的防禦重點在北方，物件是盤踞在草原的蒙古人。在同蒙古人的抗衡中除了軍事手段以外，經濟封鎖也是明王朝慣用的手段。草原單一的經濟模式導致長城以北的蒙古人除了牲畜什麼都不出產。可是牧人的生產、生活資料並不僅僅侷限於畜產品，畜產品只能提供最基本的肉、奶、皮革和馬具，其他的鐵器、鹽茶、絲綢、布匹，甚至過日子的鍋碗瓢盆、針頭線腦都是需要同農耕民族交換才能獲得。而明王朝經常閉關鎖國，不開放邊境貿易。逼得蒙古人只好經常發動戰爭，進入內地劫掠，有邊境戰爭，晉商就可以給明軍送糧食，掙“折色”。到了明朝隆慶年間，在內閣大臣高拱、張居正等人的籌劃下，明朝與蒙古達成了對俺答汗的封王、通貢和互市的協議。明朝封俺答為順義王，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透過貿易獲得中國資源。這對晉商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大好機會，口岸開放，晉商當仁不讓地進入到草原同蒙古人做生意，賺取了大量利潤。適逢當時中國進入“小冰河”期，氣溫驟降，以至於江南、兩廣一帶到了冬季都經常大雪紛飛。中原內地對皮草的需求量劇增。皮草正好是草原的特產之一，北方邊境貿易規模空前激增。晉商瞅準時機急劇擴張，到明朝末期已經打通了包頭、張家口等地的商路，並建立了長久的商業基地。觸手甚至延伸到了山海關以外，和滿族人做起了生意。當時滿族人手中的貂皮等皮草更是大明王朝內部受歡迎的高檔皮草，豪門貴族莫不以穿戴皮草為榮。從此，東北的松遼平原、內蒙草原、蒙古國草原都是晉商從事貿易的市場。
晉商稱霸商業戰場的第三個因素是制度創新。晉商在中國商業制度上的創新是史無前例的。隨著商業競爭日益激烈，為了更好地維護共同利益，晉商發展出類似現代股份制“東夥制”。就是商號、票號中的經理和職員以個人勞動力為股份，與財東共同參與分紅，稱之為“身股”。其中，總經理的股份由財東決定，職員的股份由總經理決定。有的商號每逢年底結賬之際，經理能按所擁有的身股分紅到1萬兩白銀。這種制度把職員和財東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從而協調了勞資雙方的關係，又增加了僱員對商號的忠誠度。晉商的第二個制度創新就是最早地實現了經營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的職業經理人制度。這種“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的先進理念在晉商中最早確立，這種先進的管理體制也是晉商比其他省份商人更歷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晉商十分注重職業教育。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重農抑商始終是歷代王朝的主流價值觀念。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士、農、工、商”的社會階級劃分。商人往往是最末等的人，即便富可敵國，社會地位始終也不高。傳統的中國商人一旦積蓄了足夠的資本，就會努力把子女推向更高階層的群體裡。但是山西人自宋、元以來，逐漸就形成了重商觀念。民間優秀子弟學商已形成風氣。商人也捨得智力投資，興辦商人職業學堂，或者在自己的商號裡設立培訓機構，甚至集中學習蒙古語、俄語。這也體現了晉商思想中的務實原則。
牽著駱駝的晉商
晉商稱霸商界最關鍵的因素是開創了中國金融業領域。清嘉慶、道光年間，在北京開鋪面的山西商人很多，每逢年終，他們都要把大批白銀送回老家。當時運送銀兩要靠鏢局託運，在具體交接和運輸中往往存在許多風險，而且耗時耗力，於是票號產業應運而生。道光三年（1823年），日升昌票號成立了。日升昌票號成立後加速了各行各業的資金週轉，促進了近代商業的發展。到光緒年間，山西票號已經達到33家，分號有400多處。業務範圍輻射日本、阿拉伯、俄羅斯、新加坡的廣大區域。基本壟斷了全國的匯兌業務，達到如日中天的程度，白銀匯兌量達到了2200萬輛。已經控制了近代中國的金融業。
日升昌門匾
匯票
晉商綜合商界500年，以誠信經營為本，審時度勢，不辭勞苦，堅韌頑強，頭腦靈活，勇於創新，足跡遍佈華夏大地和周邊國家，以雄厚的實力成為中國10大商幫之首並非偶然。這裡凝聚了晉商的血汗和智慧，因為中華文明貢獻了燦爛的晉商文化。晉商文化中的一些優秀理念在今日看來都不過時，依然散發著熠熠光輝和強大的生命力。
那麼又是什麼因素使這樣一個規模龐大、實力雄厚的經濟支柱走向衰落的呢，我們以後再聊。
晉文公塑像
晉商的興起，首先是享受到了明朝的制度紅利。明洪武年間，為了解決邊境駐軍軍餉不足的問題，明朝制定了“招商輸糧而與之鹽”的政策，即“開中制”。具體辦法是商人將糧食運輸到邊境糧倉，糧倉收到糧食後，向商人發放販賣食鹽的“鹽引”，這個鹽引就相當於經營食鹽貿易的特許證。商人憑藉鹽引到指定的鹽場支取食鹽，再把食鹽販運到政府指定的銷售區域銷售獲利。因此，晉商的起家和發達，離不開明朝政府的這項制度。而且，晉商獲得鹽引的數量與明朝同北方遊牧民族的戰局也密切相關。道理很簡單，戰局規模越大，需要的糧食就越多，商人獲得的鹽引也越多，販賣食鹽的獲利也越大。到了明朝中期，開中制又發展為折色制。
鹽引
官銀
鹽引
所謂折色，就是以現金的方式支付的軍餉。明代軍餉分為本色和折色，本色是指糧食方式支付的軍餉、工資，折色是指現金方式的軍餉、工資。這兩個名詞我們在今後的文章中還會提到。折色制，就是官府不再支付商人鹽引，而是改為直接用白銀支付。這樣一來，晉商就獲得了更大的資本，其經營也從屯邊的軍鎮轉移到了內地，發展的速度明顯加快了。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臨汾），蒲州3處。這時候商業資本的積累已經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能稱富”。
晉商崛起的第二原因是把握住了歷史機遇期。明代軍事的防禦重點在北方，物件是盤踞在草原的蒙古人。在同蒙古人的抗衡中除了軍事手段以外，經濟封鎖也是明王朝慣用的手段。草原單一的經濟模式導致長城以北的蒙古人除了牲畜什麼都不出產。可是牧人的生產、生活資料並不僅僅侷限於畜產品，畜產品只能提供最基本的肉、奶、皮革和馬具，其他的鐵器、鹽茶、絲綢、布匹，甚至過日子的鍋碗瓢盆、針頭線腦都是需要同農耕民族交換才能獲得。而明王朝經常閉關鎖國，不開放邊境貿易。逼得蒙古人只好經常發動戰爭，進入內地劫掠，有邊境戰爭，晉商就可以給明軍送糧食，掙“折色”。到了明朝隆慶年間，在內閣大臣高拱、張居正等人的籌劃下，明朝與蒙古達成了對俺答汗的封王、通貢和互市的協議。明朝封俺答為順義王，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透過貿易獲得中國資源。這對晉商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大好機會，口岸開放，晉商當仁不讓地進入到草原同蒙古人做生意，賺取了大量利潤。適逢當時中國進入“小冰河”期，氣溫驟降，以至於江南、兩廣一帶到了冬季都經常大雪紛飛。中原內地對皮草的需求量劇增。皮草正好是草原的特產之一，北方邊境貿易規模空前激增。晉商瞅準時機急劇擴張，到明朝末期已經打通了包頭、張家口等地的商路，並建立了長久的商業基地。觸手甚至延伸到了山海關以外，和滿族人做起了生意。當時滿族人手中的貂皮等皮草更是大明王朝內部受歡迎的高檔皮草，豪門貴族莫不以穿戴皮草為榮。從此，東北的松遼平原、內蒙草原、蒙古國草原都是晉商從事貿易的市場。
晉商稱霸商業戰場的第三個因素是制度創新。晉商在中國商業制度上的創新是史無前例的。隨著商業競爭日益激烈，為了更好地維護共同利益，晉商發展出類似現代股份制“東夥制”。就是商號、票號中的經理和職員以個人勞動力為股份，與財東共同參與分紅，稱之為“身股”。其中，總經理的股份由財東決定，職員的股份由總經理決定。有的商號每逢年底結賬之際，經理能按所擁有的身股分紅到1萬兩白銀。這種制度把職員和財東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從而協調了勞資雙方的關係，又增加了僱員對商號的忠誠度。晉商的第二個制度創新就是最早地實現了經營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的職業經理人制度。這種“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的先進理念在晉商中最早確立，這種先進的管理體制也是晉商比其他省份商人更歷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晉商十分注重職業教育。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重農抑商始終是歷代王朝的主流價值觀念。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士、農、工、商”的社會階級劃分。商人往往是最末等的人，即便富可敵國，社會地位始終也不高。傳統的中國商人一旦積蓄了足夠的資本，就會努力把子女推向更高階層的群體裡。但是山西人自宋、元以來，逐漸就形成了重商觀念。民間優秀子弟學商已形成風氣。商人也捨得智力投資，興辦商人職業學堂，或者在自己的商號裡設立培訓機構，甚至集中學習蒙古語、俄語。這也體現了晉商思想中的務實原則。
牽著駱駝的晉商
晉商稱霸商界最關鍵的因素是開創了中國金融業領域。清嘉慶、道光年間，在北京開鋪面的山西商人很多，每逢年終，他們都要把大批白銀送回老家。當時運送銀兩要靠鏢局託運，在具體交接和運輸中往往存在許多風險，而且耗時耗力，於是票號產業應運而生。道光三年（1823年），日升昌票號成立了。日升昌票號成立後加速了各行各業的資金週轉，促進了近代商業的發展。到光緒年間，山西票號已經達到33家，分號有400多處。業務範圍輻射日本、阿拉伯、俄羅斯、新加坡的廣大區域。基本壟斷了全國的匯兌業務，達到如日中天的程度，白銀匯兌量達到了2200萬輛。已經控制了近代中國的金融業。
日升昌門匾
匯票
匯票
晉商綜合商界500年，以誠信經營為本，審時度勢，不辭勞苦，堅韌頑強，頭腦靈活，勇於創新，足跡遍佈華夏大地和周邊國家，以雄厚的實力成為中國10大商幫之首並非偶然。這裡凝聚了晉商的血汗和智慧，因為中華文明貢獻了燦爛的晉商文化。晉商文化中的一些優秀理念在今日看來都不過時，依然散發著熠熠光輝和強大的生命力。
那麼又是什麼因素使這樣一個規模龐大、實力雄厚的經濟支柱走向衰落的呢，我們以後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