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的，這問題忽然被大佬們帶火了。他們說了大局，我補充些細節和思想，算是本學期最後一個學術回答，先發到這。

客觀方面：作為最強的清軍，武衛軍就在京津。李鴻章的淮軍老本早就所剩無幾，聶士成已在武衛軍中。如後所述，張之洞作為清流，哪管得住手下的湘軍？南方最有實力的，還是劉坤一，但他和朝廷矛盾最深。曾參與東南互保的李秉衡，作為長江巡閱水師大臣，從江蘇趕到北京，已是七月底，天津在7月14日已被完全佔領；前述三位，比他路途更遠，朝廷早已廢漕運改海運，等他們趕到，慈禧都不知“西狩”到哪了。之後呢？娘子關戰役，查不到學界公開研究，但列強確實沒打過去，南方何必勤王？相反，東南互保，列強基本接受，具有一定國際法效力（參見高全喜：《三論晚清“東南互保”》），說明不會真滅了慈禧，甚至滅亡中國。而南方也算出了力，又得到列強支援，朝廷的武衛軍和滿人頑固派一蹶不振，慈禧怎能秋後算賬？

主觀方面：慈禧曖昧、善變、矛盾的態度。當年6月13日起，上諭多次要求備戰，又多次要求剿滅義和團。同月21日，大沽炮臺失守，才釋出《宣戰詔書》，卻不是發給列強的國書，而是國內動員令；之後月底的幾天，卻分別向列強發出非正式電文，提出交涉。攻打東交民巷二十多天，清軍都是假配合、真保護。7月8日，慈禧第三次命令李鴻章赴京，不是勤王，而是重新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到此可見，慈禧從沒有和列強決戰的決心，從來既要面子，又留後路。

研究庚子之變時，前一年的兩件大事常被忽視，而這正是南方漢人勢力不願勤王的重要因素。

剛毅南下。表面，慈禧說是清除“康黨”，比如命令李鴻章刨康有為、梁啟超的祖墳，李鴻章卻推脫；其實，趁機恢復滿人集權，洋務派、“新黨”等南方漢族經濟、政治勢力備受打擊。

“此次剛毅前往江南查辦事件，著將該省厘金大小各局卡，逐一徹底清查，悉心綜核，現在抽收實數，究有若干，清查之後，約可增出若干，分別詳晰具奏，上下江局卡林立，誠能涓滴歸公，自可積成鉅款。該大臣向來不避嫌怨，辦事認真。”（《清實錄》卷四百四十三 ）

《國聞報》說，還有御史“上籌款條陳四條，一裁撤學堂，二賣北京鐵路，三將內外各官奉銀減半，四裁營兵。此折已交部議。”《國聞報》又說：“剛中堂近來甚懼上海華字各報有清談之權，故在金陵時曾諭禁各售報人，不準出售載事之報，如有載售之事，查出後定將售報人查辦。”

剛毅整了劉坤一手下的沈敦和還不夠，為了下一件大事，他建議慈禧除掉劉：“坤一既解兵柄，則大事可速了。” 於是上諭“著即來京陛見”。數月前，山東巡撫毓賢已經彈劾劉：“江南地大物博，政務殷繁，總督則統轄三省，南洋則控制海防……斷非庸懦者所能勝任。”（參見賈小葉：《戊戌時期學術政治紛爭研究：以“康黨”為視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

“剛毅此行，無益國家之急，徒博掊克之名。昔明季以遼餉無出，加天下賦額八百萬，軍心粗安而民生凋敝，終底於亡。”

譚嗣同的至交唐才常在《答客問支那近事》的批評，一語成讖：

“異日江南有事，人心離散，忿於家父之求車，無復卜式之納粟，參之肉其足食用乎？”

己亥建儲。慈禧公然違反傳統制度。作為官員的經元善，領銜1231江浙人士聯名反對，蔡元培、黃培炎也在其中，並由《中外日報》刊登。這些人和報紙，就在劉坤一眼皮底下，朝廷後來追查經元善，南方卻讓他一路跑到澳門避難；朝中大員也同情經元善者，王文韶主動向榮祿說情（參見前引賈小葉書）。之後南方有教民葉志芳等700多人、商民鮑士騰等785人、湖南住上海商民等800 人先後發電反對，海外“康黨”更說有十萬華人反對，列強也表示反對。

前述劉坤一移交權力之際：

“湘軍統領多人密見峴帥，告奮勇請舉義旗勤王，時峴帥已交印，不敢舉非常之事，婉謝之，但痛哭而已。湖湘義士頓足長吁，曰：‘公守區區而甘解兵柄，公即不自認，獨不為上之安危所繫、四萬萬人性命所關計乎？公，前明之史閣部也。’”

部下為了勤王，竟然不顧忌諱，把劉坤一比作史可法。劉坤一上奏：“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坤一所以報國者在此，所以報公者亦在此。”關鍵不在“君臣之義”，而在“中外之口”。

朝廷怕了，非但不罰劉坤一，還讓他留任。浙東三傑之一的宋恕在《致孫仲凱》透露：

“劉坤一解兵柄，手下湘軍十四萬密謀舉大事，檄文遍揭長江一帶，武昌至閉城門。湖北一日湘軍大噪，乘閱兵之際欲殺楚督之洞，之洞匿馬草中得脫入署。於是鹿制軍大恐，累電政府，謂非復坤一之任無人能制湘軍，榮祿等乃復厚禮劉公而飭回任。”

南方漢人勢力和列強的這次“配合”，使慈禧沒有廢掉光緒，但他們和滿人頑固派的矛盾激化。滿人頑固派最終釀成庚子之變，南方漢人勢力怎會拼死相救？

最後說明一點：清朝滅亡不是單純因為地方勢力強大，而是因為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失衡；如前所述，其中的力量是多元的，不止有軍事，也有經濟，還有意識形態。正如當時的章太炎乃至更早的黃宗羲，均認為唐朝滅亡是因為藩鎮失衡，而非藩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