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如果放在清朝，這個200多年的歷史裡面應該可以算，但是如果放在大的中國的歷史背景中來看，可能還真未必是。

所謂的盛世必然應該是經濟繁榮，文化發達，軍事科技發達，人民幸福，社會穩定，國家安定。

從這個意義上說，比康乾盛世好得多的，歷史上的朝代還真有好幾個，比如說唐朝，漢朝，甚至宋朝的經濟科技和文化教育。在這些方面，這幾個朝代應該說要比清朝好得多。甚至在明朝，明成祖在位的期間，很多方面也是要超出康乾盛世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康乾盛世要和他們比，當然是有所不如的啦。那您說他是不是呢？當然，如果你認為上面幾個是，況且這個也是，那也錯不到哪去，反正是和這些盛世相比，是有差距的，這個我想很多人都是承認的，或者也是沒有多少疑問的。

這裡我再要說說康乾盛世和清朝本身的其他朝代來比具有哪些厲害的方面？

第一當然是經濟方面了，康乾盛世的經濟曾經最厲害的時候，達到世界gdp的50%，你說厲害不厲害？

其次，康乾盛世這130多年的時間裡，他差不多把整個清朝的疆域給奠定了，而且還解放了臺灣，還拿下了北方的幾個亂點，那也還是相當厲害的。

第三，在文化方面也是到後期開始逐漸有了放鬆，特別是乾隆還編撰了四庫全書，這個也是很厲害的，對文化方面的發展，具有開創性的作用。

第四，特別是清朝後期，到了咸豐，光緒帝，包括溥儀即位以後，這些方面那幾乎是差的太遠了，正因為有這些原因，所以我們說他前期的130年，從康熙到雍正到乾隆，那幾乎比後面的130年要強的多的多了。

所以你說是不是康乾盛世，還是由你自己來判斷吧。

中國上一次”盛世“，被稱為”康乾盛世”，歷史學家們認為這始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結束於嘉慶十八年（1813)。

為什麼選這兩個時間點呢，因為在1683年，臺灣被收復，同時黃河上的幾大水利工程基本完工，黃河終於回到了舊道。帝王放眼內外，威脅國家穩定的外敵被消滅，最容易引起農民暴動的水災也被馴服。

而在1813年，天理教叛亂爆發，叛亂者打進了紫禁城,差點對清朝皇帝來了個斬首戰。嘉慶帝在其諭旨和詩詞中不止一次地哀嘆:“我大清以前何等強盛, 今乃致有此事”，帝王們持續了130年的對自身統治權的安全感被打破了。

目前國際上大致有這麼幾種意見，一是法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貝洛赫的估算，在他的計算中，180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約佔英國的70%，和法國相當。到了1840年降為英國的46%。考慮到中國的版圖和人口規模，這實際是在說，當時中國的發達地區和英國幾乎沒有差距。

而在中國學者劉逖的研究裡，中國則要落後得多，在他的計算力，170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英國的33%，而到了1800年更是低於英國的20%。

所以從純經濟領域比較，當時的中國距離世界先進國家差距，可能比今天更小。當時的英國工業革命尚未開始，也談不上工業國，雖然英國有越來越大的海外貿易，在軍事和遠洋航海技術，金融業上領先。但大清同樣也有先進的領域，如農業技術，內河運輸能力，民間商業等等。

不過區別是，一個是快要落下的太陽，一個卻是初生的驕陽，落日或許比旭日更奪目更壯觀，但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幾十年後，比起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國來，大清就像是黑夜中一般。

康乾盛世在中國歷史上肯定是真的。

咱們衡量盛世的幾個標準，土地，人口，財政稅收以及社會財富。按照這些標準，康乾盛世是毫無疑問的盛世。

首先國土來說，康乾盛世時期，大清的國土大概是1300萬到1400萬，這個國土面積，不在忽必烈的大元帝國之下，可以說是，地方廣袤，萬里之國！

人口來說，康乾盛世後期，中國的人口已經增長到3.6億，而他之前的所謂盛世超過6000萬都很少！

財政稅收來說，大明國的牌證也就是幾百萬上千萬兩白銀，而大清的國庫存銀，最高的時候就1億多兩，比史書上記載的大宋王朝，也差不到哪去，甚至比宋還要大。

從民間財富的總量來說，也是最大的，因為它的人口最多，土地最廣，各種的商品也非常的豐富。

綜合上面來說，康乾盛世的水平，是超過之前所有的盛世，這一點不需要懷疑。

不得不承認，清朝的皇帝都很優秀也很勤奮，幾乎沒有昏君，康雍乾更是其中的代表，但是由於是少數民族統治，實行文字獄，愚民統治，其根深蒂固的騎射為本的思想，都缺乏向世界學習的一流眼光，康熙對西方的知識很感興趣，但是卻禁止民眾學習，害怕會威脅統治，閉關鎖國，故步自封，傲慢自大，到了乾隆時期更是到達了頂峰，一次次失去和世界交流的機會，使中國在世界上越來越落後，人民生活在文字獄的恐怖統治下，思想落後，人民生活也苦不堪言，本人並不看好這個所謂的盛世

康乾盛世只是清朝統治者的盛世，不是百姓的盛世。

對於統治者來說，從康熙到乾隆的一百多年間，人口增長了大約兩部,國家領土逐漸擴大，政治局勢保持了穩定，國家財政收入和對外出口量也在不斷提高，人民溫順得像綿羊一樣。統治這樣一個國家，不要太爽，當然是盛世了。

特別是乾隆還發明瞭議罪銀，就是官員犯罪了，交一筆銀子就可以減輕處罰。這就是貪汙稅，官員只要給皇帝上貢就可以放心的貪汙腐敗。對於官員來說，真是太盛世了。

但是，對於百姓來說，則生活在奴役和飢餓中，只是由於番薯的引入，不會有大規模的饑荒而已，怎麼能算盛世呢？

乾隆年間，英國使節馬嘎爾尼訪華，從廣州上岸，前往北京見乾隆。他們一行人記錄了沿途所見所聞。

馬嘎爾尼他們看到，當時的百姓普遍飢餓，吃不上肉。當時使團成員把一些死豬死雞從船上拋下海，結果看熱鬧的華人爭先恐後地去打撈。他們發現華人什麼肉都吃，甚至腐爛的都不放過。

使團成員約翰·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屍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隻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彷彿那只是一條狗的屍體。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而且當時中國百姓在滿清政府的獨裁高壓統治之下，已經變得麻木不仁，沒有廉恥之心。

巴羅評價當時的華人“撒謊、奸詐，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別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顏無恥地欺騙我們。他給我們上二隻雞，每隻雞都少一條腿。當我們向他指出一隻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著把少的雞腿送來了。”

使團的船經過運河時，河中一艘小船翻了。巴羅說，“雖然這一帶有不少船隻在行駛，卻沒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裡掙扎的人。……勸說我們船上的人開過去援救也得不到響應。不錯，我們當時船速是1小時7英里，這居然就成了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確信這些不幸的傢伙中有幾個一定是喪命了。”

巴羅還發現：“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的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了另一個人。”

當然，巴羅也發現了是滿清的高壓統治使華人變成這樣的，他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華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於政治制度，而不在於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

他還揭露道：“在這樣的國度裡，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階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於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而馬嘎爾尼對當時滿清政府的評價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我認為，所謂的康乾盛世並不是一個令普通人羨慕的盛世，更埋下了鴉片戰爭後喪權辱國的禍根。

只要看到一:文字獄，康熙開啟文字獄模式經雍正，乾隆，三任皇帝，1百多年，上百起。試問那個盛世王朝會這樣？二：民族壓迫，滿清入主，採用八旗制，分為滿八旗，蒙八旗，漢八旗，地位最低下的是漢族及其他兄弟民族。還有那個盛世王朝是主體民族處於被壓迫被奴役狀態的？其實看到這些，只要是還有腦子，有正常的思維，就應該知道所謂的康乾盛世是個什麼貨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