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明朝官員來說，有一件大家都盼望的奮鬥目標，就是“入閣”，也就是成為內閣大學士。自從明朝內閣制度成熟後，這事就成了莫大的榮耀。
但要做到這一步也未必易事，明朝內閣大學士的選任，從永樂年間到中後期，也是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甚至不誇張說，這是中國封建時代最為嚴格的官員選拔制度。
最早的內閣，其人員都來自皇帝直接任命，從永樂年間到宣德年間都是如此，但那時候的內閣，只是皇帝辦公的秘書處，話語權極小，獨立性也極差，但從宣德年間開始，內閣威權直線上升，當年那些給皇帝打雜的小秘書，早已搖身一變成百官首領，身份地位變了，內閣的話語權也要變，更新換代，也得由自己說了算了。
於是從明朝正統年間起，開始實行用內閣閣臣推薦大學士人選的方式，這個改變看似微不足道，其實對明朝內閣的發展意義重大，它標誌著內閣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秘書機構，相反成了權位至關重要的行政核心部門。
第一個經過閣臣推薦方式進入內閣的大臣，就是明朝正統年間的內閣大學士曹鼎，而促成這個轉變的人，並非是位高權重的閣臣，相反是文官清流的對頭——宦官階層。彼時位高權重的大公公王振，為了能在內閣裡安插親信，便假借內閣推薦的名義，把曹鼎等人安插進來。標誌內閣權力提升的重要一步，竟然由內閣的死對頭來完成。這或許就是歷史的幽默。
老閣臣推薦新閣臣的選拔方式，從正統年間以來，一直沿用到明末。這種方式不僅是內閣自身的新陳代謝往事，也是明朝官場重臣們扶持親信，拉幫結派的方式。能進內閣的重臣，基本屬於文官裡的大佬級別，哪位大佬推薦的人能如願入閣，那麼他在內閣中的聲威，自然更加如虎添翼。
所以內閣推舉大學士人選，這個簡單的流程，也就經常成為閣老之間權力博弈的戰場，但是對於那些大權獨攬，在內閣呼風喚雨的權臣們來說，這戰場就沒啥挑戰力了，他們想推薦誰就推薦誰，比如萬曆年間權傾一時的名臣張居正，他擔任內閣首輔期間，如呂調陽，申時行等後來的名臣，都在他的推薦下輕輕鬆鬆入了閣。
也正是因為許多人的入閣，因此變得輕輕鬆鬆，所以引來的非議也同樣多。隨著內閣威權的加重，在朝廷各部門中，它更成為了眾矢之的，不但許多人做夢都想進，許多雙眼睛更死死的盯著，被閣臣推薦入閣的大學士，哪個都帶一堆流言蜚語，官場升多大的官，背後就被人嚼多少舌根子。
日久天長，這種閣臣推薦入閣的方式，也被人嚼夠了舌根子。甚至被當做權臣結黨營私的標誌，也自然會引起皇帝的猜忌。於是為求公平公正，在閣臣推薦模式誕生後幾十年，一種新的選拔模式也應運而生——廷推。
所謂廷推，就是內閣的新閣臣，要由六部中負責官員任命升遷推薦的吏部牽頭，會同六部九卿以及各科道共同推舉。也就是說，要透過廷推成為大學士，巴結領導是不夠的，還要搞好群眾關係，至少要有個好人緣。
除了有能耐外，運氣也很重要。因為按照《明實錄》的說法，每次的廷推，都會引來當場爭吵聲一片，碰上脾氣不好的，捲袖子動手的都有。但是僅僅能從這套推薦過程裡突圍出來，卻未必一定能入了閣，因為廷推的最後一關，就是皇帝批准，通常都是以集體推薦的方式，確定五個候選人呈報皇帝，再由皇帝從這五個人中擇優選取兩個，倘若能幸運選中，入閣夢想才算實現。
一般說來，能從這套廷推過程裡突圍出來的，通常都是明朝歷史上才能卓越的名臣。明朝有文字記錄的第一次廷推，發生在弘治八年（1495），那年經過一套嚴格的組織考察與推薦討論，確定了五個內閣大學士候選人，弘治皇帝從中選擇了兩個，這兩位，便是弘治皇帝三位時內閣三位重臣中的兩個牛人：李東陽和謝遷。
而隨著廷推制度日益固定，先前皇帝任免閣臣的模式，也有了一個專用名字：特簡。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特簡和廷推並行使用，成為明朝內閣大學士選拔的基本模式，而原本由內閣大學士舉薦人選的作法，在張居正去世後就基本廢止。
尤其是到了明朝崇禎年間，末代皇帝崇禎處於無人可用的窘境。當時崇禎滅掉了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可滅完了才發現，重新得到重用的文官集團，內部卻掐的厲害。具體表現在不管誰當大學士，都是罵聲一片，誰幹活，總有另一幫人來拆臺，搞來搞去，大臣搞掉了一大把，工作一件沒幹成。
萬般無奈的崇禎帝，不得已竟然幹出雷人之舉——開發出了新選拔模式，美其名曰是枚卜，說白了就是抓鬮。皇帝也不指定，大臣們也別吵，誰當大學士，全靠抓鬮抓出來。也就是說誰升官，全看老天爺的意思了。
沒想到老天爺也不給面子，崇禎當政十七年，內閣大學士換了五十個，兵部尚書換了十四個。位高權重的官員，轉眼間就老母雞變鴨，如此局面，就好比是一個人的身體，新陳代謝如果過快，那肯定要出問題。
明帝國的健康，就在這樣快速的新陳代謝中走向了衰敗，直到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而以自盡來了解自己執政生涯的崇禎帝，直到生命最後時刻，依然對這個問題憤懣不解，他的遺言裡有兩段是說文官的，一句叫“諸臣誤我”，一句叫“文官皆可殺。”
這兩句遺囑，其實都是氣話——諸臣並不是有意要耽誤皇上，殺掉所有的文官，也解決不了問題，關鍵問題是，這個王朝晚期，官僚體系的新陳代謝出了嚴重問題，國家更失去了對官僚體制的合理監督控制能力，最終的無序和墮落，才是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對於明朝官員來說，有一件大家都盼望的奮鬥目標，就是“入閣”，也就是成為內閣大學士。自從明朝內閣制度成熟後，這事就成了莫大的榮耀。
但要做到這一步也未必易事，明朝內閣大學士的選任，從永樂年間到中後期，也是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甚至不誇張說，這是中國封建時代最為嚴格的官員選拔制度。
最早的內閣，其人員都來自皇帝直接任命，從永樂年間到宣德年間都是如此，但那時候的內閣，只是皇帝辦公的秘書處，話語權極小，獨立性也極差，但從宣德年間開始，內閣威權直線上升，當年那些給皇帝打雜的小秘書，早已搖身一變成百官首領，身份地位變了，內閣的話語權也要變，更新換代，也得由自己說了算了。
於是從明朝正統年間起，開始實行用內閣閣臣推薦大學士人選的方式，這個改變看似微不足道，其實對明朝內閣的發展意義重大，它標誌著內閣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秘書機構，相反成了權位至關重要的行政核心部門。
第一個經過閣臣推薦方式進入內閣的大臣，就是明朝正統年間的內閣大學士曹鼎，而促成這個轉變的人，並非是位高權重的閣臣，相反是文官清流的對頭——宦官階層。彼時位高權重的大公公王振，為了能在內閣裡安插親信，便假借內閣推薦的名義，把曹鼎等人安插進來。標誌內閣權力提升的重要一步，竟然由內閣的死對頭來完成。這或許就是歷史的幽默。
老閣臣推薦新閣臣的選拔方式，從正統年間以來，一直沿用到明末。這種方式不僅是內閣自身的新陳代謝往事，也是明朝官場重臣們扶持親信，拉幫結派的方式。能進內閣的重臣，基本屬於文官裡的大佬級別，哪位大佬推薦的人能如願入閣，那麼他在內閣中的聲威，自然更加如虎添翼。
所以內閣推舉大學士人選，這個簡單的流程，也就經常成為閣老之間權力博弈的戰場，但是對於那些大權獨攬，在內閣呼風喚雨的權臣們來說，這戰場就沒啥挑戰力了，他們想推薦誰就推薦誰，比如萬曆年間權傾一時的名臣張居正，他擔任內閣首輔期間，如呂調陽，申時行等後來的名臣，都在他的推薦下輕輕鬆鬆入了閣。
也正是因為許多人的入閣，因此變得輕輕鬆鬆，所以引來的非議也同樣多。隨著內閣威權的加重，在朝廷各部門中，它更成為了眾矢之的，不但許多人做夢都想進，許多雙眼睛更死死的盯著，被閣臣推薦入閣的大學士，哪個都帶一堆流言蜚語，官場升多大的官，背後就被人嚼多少舌根子。
日久天長，這種閣臣推薦入閣的方式，也被人嚼夠了舌根子。甚至被當做權臣結黨營私的標誌，也自然會引起皇帝的猜忌。於是為求公平公正，在閣臣推薦模式誕生後幾十年，一種新的選拔模式也應運而生——廷推。
所謂廷推，就是內閣的新閣臣，要由六部中負責官員任命升遷推薦的吏部牽頭，會同六部九卿以及各科道共同推舉。也就是說，要透過廷推成為大學士，巴結領導是不夠的，還要搞好群眾關係，至少要有個好人緣。
除了有能耐外，運氣也很重要。因為按照《明實錄》的說法，每次的廷推，都會引來當場爭吵聲一片，碰上脾氣不好的，捲袖子動手的都有。但是僅僅能從這套推薦過程裡突圍出來，卻未必一定能入了閣，因為廷推的最後一關，就是皇帝批准，通常都是以集體推薦的方式，確定五個候選人呈報皇帝，再由皇帝從這五個人中擇優選取兩個，倘若能幸運選中，入閣夢想才算實現。
一般說來，能從這套廷推過程裡突圍出來的，通常都是明朝歷史上才能卓越的名臣。明朝有文字記錄的第一次廷推，發生在弘治八年（1495），那年經過一套嚴格的組織考察與推薦討論，確定了五個內閣大學士候選人，弘治皇帝從中選擇了兩個，這兩位，便是弘治皇帝三位時內閣三位重臣中的兩個牛人：李東陽和謝遷。
而隨著廷推制度日益固定，先前皇帝任免閣臣的模式，也有了一個專用名字：特簡。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特簡和廷推並行使用，成為明朝內閣大學士選拔的基本模式，而原本由內閣大學士舉薦人選的作法，在張居正去世後就基本廢止。
尤其是到了明朝崇禎年間，末代皇帝崇禎處於無人可用的窘境。當時崇禎滅掉了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可滅完了才發現，重新得到重用的文官集團，內部卻掐的厲害。具體表現在不管誰當大學士，都是罵聲一片，誰幹活，總有另一幫人來拆臺，搞來搞去，大臣搞掉了一大把，工作一件沒幹成。
萬般無奈的崇禎帝，不得已竟然幹出雷人之舉——開發出了新選拔模式，美其名曰是枚卜，說白了就是抓鬮。皇帝也不指定，大臣們也別吵，誰當大學士，全靠抓鬮抓出來。也就是說誰升官，全看老天爺的意思了。
沒想到老天爺也不給面子，崇禎當政十七年，內閣大學士換了五十個，兵部尚書換了十四個。位高權重的官員，轉眼間就老母雞變鴨，如此局面，就好比是一個人的身體，新陳代謝如果過快，那肯定要出問題。
明帝國的健康，就在這樣快速的新陳代謝中走向了衰敗，直到崇禎十七年明朝滅亡，而以自盡來了解自己執政生涯的崇禎帝，直到生命最後時刻，依然對這個問題憤懣不解，他的遺言裡有兩段是說文官的，一句叫“諸臣誤我”，一句叫“文官皆可殺。”
這兩句遺囑，其實都是氣話——諸臣並不是有意要耽誤皇上，殺掉所有的文官，也解決不了問題，關鍵問題是，這個王朝晚期，官僚體系的新陳代謝出了嚴重問題，國家更失去了對官僚體制的合理監督控制能力，最終的無序和墮落，才是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