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

在位的時候還是做了很多好事的。所謂的好事是對老百姓而言，就是他實行的收稅制度，不是針對老百姓，而是向工商業和海運收取費用，一般這些產業都是在富有的地區，所以他得到了一大批金錢。並且他在河南遭受災難的時候用這些收來的錢財進行賑災，並免收農民的稅務。

他在抵禦外敵方面的功勞也不小。在魏忠賢橫行朝廷之時，他能夠清醒認識大明王朝的憂患不僅來自內部，更多的壓力則是源自東北女真族的後金政權，也就是後來的大清。魏忠賢一直力主對後金用兵，所以明朝在遼東戰場上一直採取主動進攻戰略，以此準備拖垮後金。

而且，魏忠賢掌權的時期，明朝政府抵禦後金在遼東的攻勢還是十分給力的，前期魏忠賢能夠清楚遼東對於京師的重要性，否決了龜縮山海關的提議。積極支援了孫承宗在遼東的戰略。

魏忠賢是支援袁崇煥督師遼東的，從兩人的來往信件來看，關係還是不錯的。由此也可見魏忠賢還是知人善任的！所以才能在那個時候吊打清朝軍隊！魏忠賢霸權的幾年，明朝為何能壓制清軍？其實他是明朝的大功臣！朱由校也是知道的，所以他明知自己政治敏銳度不如魏忠賢，就直接把政事都丟給了魏忠賢，但是崇禎皇帝就不一樣了，到底是年輕氣盛，當了皇帝后不顧朱由校的遺囑，殺了魏忠賢，接著又殺了袁崇煥，導致明朝的失去真正的主心骨，加上東林黨人其實就是一幫蛀蟲，於是明朝軍隊就反過來被清軍追著打了，可惜啊！

不見得，現在反過來說，主要是對以前一元化說法的一種反感。東林黨有東林黨的毛病，但魏忠賢多少也是有問題的。

《五人墓碑記》是小時候學的一篇明朝的有名的文章。按照中心思想的寫法就是：文章透過記述蘇州市民和惡勢力進行鬥爭的英勇事蹟，熱情歌頌了五位烈士至死不屈的英勇行為。表達了作者“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的思想。五人墓碑記是張溥於崇禎元年（1628年）創作的一篇碑文，反應的是蘇州人民公元1626年反抗閹黨捉拿周順昌的事情。此距明亡1644年僅有有18年。

此文是東林黨人復社的創始人張溥寫的，文學成就是比較高。但其寫的其中的事情就有可能與實際有出入。五人中除一人是周順昌的轎伕，據考證其他四人是把兄弟，本就替人背官司的人。儒家士大夫包括寫的文章和史書是有中心思想，目的是有關教化，正人倫；所以寫的文章事情可能是那麼回事，但結果和起因卻不是那麼一回事。如果相信史書和東林黨人寫的文章，就會陷入西宮娘娘和八王千歲的好人和壞人之爭。而不是去真實的瞭解一個王朝背後真實執行規律。

其實，當時看似黨爭，但背後實際是經濟利益之爭。明朝中後期出項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蘇州和以及其周圍的地區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但其實明朝並沒有工商稅之說，明初因有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朱元璋開國時一切向著最落後的形式靠近，徵收賦稅以實物為主，而且一切賦稅以人丁稅和田賦為主。王安石也是在近代才被認為是正面角色，但在明清時期王安石一直是反面的的典型，北宋的滅亡被認為他要佔很大責任。王安石變法從我們現代人的角度看是向最先進的經濟靠近，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為目的，有現代意義的擴張性的財政的方向，簡單的說就是想以現代的企業制度來管理這個國家。王安石變法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依靠官僚來管理一個所有權、經營權、使用權都不清晰的公司，只能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來經營，失敗也是必然。但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在古典時期一次向現代意義上的經濟變革的嘗試，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但古人並沒有得出這樣的結論，明朝朱元璋認為王安石變法是與民爭利，是古往今來第一奸臣，故而反其道而行之。一切賦稅向最基礎的靠近，以田賦為主，宮廷用度以收入計算支出。為防止不夠用，特意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專門的民戶幹某項工作。比如燒磚有專門的磚戶，燒瓦有專門的瓦戶，製造兵器有專門的製造兵器的戶，關於這一點大家旅遊天壇時，可以在天壇的圍牆上看到磚上有燒這塊磚的磚戶的人名。

說了這些就是想說明我們的朝代的歷史沿革下來的辦法和眼光，有著其時代侷限性也有著其努力。明朝中後期，經濟的發展已經遠遠超過了朱元璋的眼光，基本來說是上層建築已經不適應經濟基礎，這就是所謂資本主義萌芽。萬曆朝的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就是為適應變化的一個小變革，也僅僅是吧賦稅由實物改為銀子罷了；張居正的考成法也就官員的績效考核，省的一群官僚天天混日子不幹正事。但就這也引起官僚的反彈，張居正一死，考成法也作廢了。

萬曆以後不上朝也是對一群吵吵鬧鬧的官僚失去耐心，但其實萬曆國家大事依然是抓的很緊，比如說萬曆年間的三大徵，背後的經濟力量其實是江南的工商稅，這些名目其實是茶稅、礦稅等工商稅等效益好的工商稅。但大家一定不要誤會以為這些是政府收到的，和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這些稅是直接入“內務府”，徵收這些稅收的是皇帝派到各地的太監。所以萬曆朝的三大證等於用的是皇帝的私房錢。這樣看似萬曆皇帝聰明，直接繞過了百官，省的你們中間盤剝了。但這樣帶來的弊病是離心離德，反正你又錢，有事反正是你皇帝的和我無關。這就是後來崇禎想百官捐些銀子沒人搭理的道理，都以為皇宮裡銀子還多呢，不知道這會兒是真沒銀子了。為什麼崇禎沒銀子了呢？

天啟朝重用魏忠賢的道理就是靠太監們在江南收工商稅，此時遼東的努爾哈和明朝交戰正厲害呢，當時的邊防和軍隊都是要錢的，雖是當時的黨爭的厲害，但多少還在維持著，關寧防線得以組建。

崇禎朝魏忠賢倒臺後，東林黨等所謂士大夫們上臺了。東林黨背後是什麼？是江南士大夫，是江浙的財閥，是江南的工商業主。東林黨為了自己的利益，不讓皇帝收工商稅，說些“朝廷焉能與民爭利”之類的話。道理也說得過去，這些畢竟不是正路，反正沒進戶部。

但如果實際按照明初的田賦稅的話，其實連官員工資都發不下去，而且這些稅因為是直接面向最基礎的農民收的，當時已經到了多收一點都可能會餓死人的地步了。但東林黨人、浙黨、楚黨等不管，只是一味的強調我們要清廉等等，但你們幹事啊！只是一味爭吵以掩蓋背後的利益，崇禎朝一口氣換了十多個內閣大學士和首輔，其實重要原因也是這班人不認真幹事。

對此再說五人墓碑記，就明顯看出其東林黨人格局之低下。清朝入關的時候錢謙益家的錢連滿人都為之瞠目，為國盡忠？他嫌水涼。所以，萬曆十五年說世間也無張居正使我們這個（明）帝國步履蹣跚跌入深淵。

魏忠賢原名李進忠，本是個無賴，由於賭博還不起賭債，遂在萬曆年間自閹，進宮做了秉筆太監，改名魏忠賢。萬曆皇帝死後，由群臣擁戴的朱常洛明光宗繼位。可是卻只做了短短29天皇帝就死了，史稱“一月皇帝”。 朱常洛自小就不受朱翊鈞待見，所以他的兒子明熹宗朱由校也沒有得到好好的教育。卻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藝，史稱“木匠皇帝”。由於執政無能，又耽於酒色，而且還有“腎臟病”，於是只能重用太監魏忠賢，出任司禮秉筆太監。 這期間魏忠賢也幫明熹宗進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措施，罷除了萬曆朝的礦稅，撥亂反正，重振綱紀。因此也得到朱由校的寵信，被稱為“九千九百歲”，魏忠賢利用這個機會，排除異己，專斷國政，以致人們“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遺憾的是，朱由校“腎臟病”很快就發展成“尿毒症”，僅當了七年的皇帝，不得不傳位給異母弟弟朱由檢就死了。朱由檢即明朝最後的皇帝崇禎，崇禎雖然年紀不大，但從小就對宦黨專權看不慣，而且魏忠賢也不希望朱由檢當皇帝，而是希望扶持出一個年少無知的皇帝，由他繼續擅權專制。所以崇禎容不下他，甫一繼位就把“魏閹”給殺了。

評價歷史人物不是片面，也不能太主觀。要站在當時的歷史角度進行評價。魏忠賢掌權時期，大明王朝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到時東林黨和魏忠賢一黨在競爭權利。也是在這個期間，北方的後金，也就是以後的大清迅速崛起。

不是吹捧魏忠賢，魏忠賢掌控朝政時從來不向人民加稅，而且敢於向東林黨和既得利益集團開刀必須加稅，魏忠賢有得是辦法懲戒這些，不管人民死活的東林黨官員，對於那些不幹實事陽奉陰為，囗是心非的官員從來不手軟，該撤職的撤職，從來不心慈手軟，一口氣連殺六名朝庭官員，黨爭當時在大明分四個群體，皇族，政府，既得利益集團，所謂的變法就是朝庭財政出現危機，朝庭是必出現政治危機，朝庭沒有銀子就沒有辦法養活朝中上下文武官員，要麼侵略從外部拿銀子，要麼從既得利益集團開刀加稅，要麼從百姓身上加稅，向百姓加稅勢必造成官逼民反，人民實在活不下去了，人民就是造反殺盡貪官汙吏，所謂黨爭的理念分歧，說就是到底是向權貴富商既得利益集團加稅，還是向無權無勢的百姓加稅拿銀子，說白了就是利益怎麼重新分配，就這麼簡單明瞭，說多了都是費話，不能是皇帝的新裝，明明光著屁股，還睜眼著眼說瞎話，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還是繼續與人民爭利，是地主富商巨賈多收點銀子，還是老百姓多收點銀子，作為皇帝天啟皇帝朱由校自然是希望既得利益集團富得流油的階級加稅，不排除東林黨害死天啟皇帝朱由校，有遠見的官員當然支援皇帝的，如王安石，張居正。但大多數官員只會向無權無勢的百姓加稅，為既得利益集團撈取利益好處，所以天啟皇帝必須啟用鐵腕人物，殺伐決斷，敢於向既得利益集團開刀加稅，不能向百姓加稅，有些區域性困難地區還要減免加派稅收，當時光是遼東就減免稅收170萬兩白銀，朝庭還要增加遼東戰事軍費軍餉，和一些急需的戰略物資，朝庭財政緊張減少了收入，而且還要額外支出，所以只能向特權階級加稅，從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鏈中搶食，如房地產稅，典鋪稅，僅這兩項就多徵稅達114萬兩白銀，魏忠賢除掉朝中大臣楊漣，左光斗後，利益集團妥協，雜項多收入白銀在110至120萬兩白銀，也就是說魏忠賢為天啟皇帝多收入100萬兩白銀的雜項收入，從更深層面分析，魏忠賢主持的天啟三年的稅改，是從特權，資本，商業正式徵稅，誰也休想逃稅漏稅偷稅，這就是資本主義萌芽必須要經歷的政治鬥爭，無論怎麼稅改，朝政怎麼變化，朝政憲政首先要作得一定是稅政，天啟皇帝雜項多收入最高達182萬兩白銀，就是從萬曆朝基礎上加收了三釐，總出加派到12釐，祟禎殺了魏忠賢后雜項收入逐年減少，最後被東林黨權貴直接廢除，只能向百姓加稅，天啟年間向農民徵稅在360萬兩白銀，崇禎向農民徵稅達520萬兩白銀，加重人民負擔。

魏忠賢應該是奸人，是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但不能否定魏忠賢是一個能人，與和珅有異曲同功之妙。如果遇上明君，他有輔政之能。

魏忠賢只是其中之一，秦檜，吳三桂不都成了民族英雄了。岳飛，霍去病不都成了阻礙歷史進步國家統一的罪人了。人們打破了過去對於英雄的評判標準，儒家被扔進了垃圾堆，自然以前用儒家標準判定的罪名也可以平反了，罪人可以昭雪了。以後汪精衛絕對是民族英雄，蔣，毛之流阻礙文化合流會被釘到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