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典型的倖存者偏差，大家有這種印象實在是詩仙，詩聖名動千古而命途多舛所致。

俗話說：“詩必言唐，詞必言宋”，而唐代（自玄宗始）到宋神宗王安石變法這長達幾百年的文化盛世中，中國的科舉考試都是以詩賦取士（進士）。也就是說你詩賦寫的好就有很大概率走上正統仕途，反之，就算你通五經，貫六藝，也只能靠蔭補，明經科，明法科等低一等的層次入仕，這種入仕在官場上的能達到的成就上限很低。所以才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的說法。

這段時期，大部分的政壇大佬都是當時的詩賦達人，朝堂內鬥也是文人互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唐宋詩詞的繁榮與當時的科舉制度有著直接關係。

下面我們來看看文學仕途雙豐收的大佬們：

“詩佛”王維（701-761年）：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年）進士及第，歷任右拾遺、太子中允、尚書右丞。王維精通詩、書、畫、音樂，被蘇軾評價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代表作：《使至塞上》（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元稹（779-831年）：歷任校書郎，監察御史，同州刺史，尚書右丞，追贈尚書右僕射。元稹與白居易為終生詩友，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代表作：《離思五首》（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李紳（772-846年）：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進士及第，補國子助教。後歷任中書侍郎、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李紳為新樂府運動的參與者，被稱為憫農詩人。代表作：《憫農二首》（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歐陽修（1007-1072年）：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及第，歷任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代表作：《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

晏殊（991-1055年 ）：因為少有才名，14歲以神童召詩，1005年同進士出身，官至右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晏殊善詞風格含蓄婉麗，與其子晏幾道被稱為“大晏”和“小晏”，又與歐陽修並稱“晏歐”。代表作：《浣溪沙二首》（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還有王安石（明月何時照我還），宋祁（紅杏枝頭春意鬧），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張九齡（天涯共此時）宰相級大佬等就不一一贅述了。

“四明狂客”賀知章（約659年— 約744年）：武則天證聖元年（695年）中狀元，歷任太常少卿，禮部侍郎，工部尚書，追封禮部尚書。賀知章與張若虛、張旭、包融並稱“吳中四士”；與李白、李適之等謂“飲中八仙”。代表作：《回鄉偶書二首》（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

韓愈（768年－824年）：貞元八年（792年）進士及第歷任監察御史，吏部侍郎，追贈禮部尚書。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代表作：《師說》

“詩王”白居易（772年－846年）：歷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刑部侍郎，以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代表作：《長恨歌》《琵琶行》

其他的部長級，甚至是刺史級因為篇幅的原因就不一一羅列了。

什麼樣的種子開什麼樣的花，在唐宋以詩賦取士的前提下，朝堂中基本都是詩人或者詞人，不過這只是他們的第二身份，他們的本職還是政治家。在基數足夠大的情況下，總歸有很多天賦異稟的人可以把主業副業都做得不錯，但是還有很多人只能做好其中一樣。如果仕途順遂，那麼就幹好升職發財這份有前途的工作，如果仕途坎坷，朝堂沒自己什麼事了，那主要精力就放在打獵宴飲，吹牛發牢騷這種事情上了。有句詩是這麼說的：“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放在詩人自己的人生上也成立。我們現在讀的詩詞很多都是酒後感，吹牛篇，牢騷詩，只是因為寫的太好了，所以流傳千古。從這個方面來想，一時的人生得意和後世的千古留名哪個更重要一些？

還好，像我這種斗升小民不用選~

古代文人正因為不得志才寫出了很多膾炙人口的作品，如果真的得志了，整天忙於公務，或者花天酒地，誰還有心思去搞創作呢？

按照現在的話來說，古代很多文人就是憤青，只是他們是有知識的憤青，不是無腦的抱怨和洩憤，大多數文人還是憂國憂民的愛中國人士。這類人喜歡喝酒，酒量又不行，往往一喝必醉，但是他們比誰都清醒。

生活在盛唐的詩人一般描寫的是山水田園，遊山玩水，歌頌大好河山的詩比較多，比如李白、王維、孟浩然等詩人。

中唐以後，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後，很多文人都不得志，這些人大多會創作一些揭露社會弊政的詩詞。比如杜甫、韓愈、白居易等人，他們往往不得志，但是又胸懷國事，藉助詩歌揭露當時的弊政，希望引起統治階級的注意。

尤其在明清時期，當時流行寫小說餬口。比如寫“四大名著”的人，如果真的飛黃騰達，我們今天估計真的看不到哪些膾炙人口的佳作了！正因為生計困難，仕途遭遇挫折，他們才有時間和心思來創作！

文學成就高的詩人未必仕途不得志。但是仕途不得志的詩人更容易寫出好詩。

1－如王維，白居易等人還是還闊以的。

2－不得意的詩人為什麼這麼多呢？

不平則鳴是其根源。古人讀書講就培養士的風骨。仕途稍有不順就罵娘。一朝天子一朝臣，一茬宰相一茬官。

仕途浮沉變幻乃是自然現象。可是詩人們可不一樣。一遭貶謫，就如喪考妣，傷春悲秋，懷才不遇，憤世嫉俗，抑鬱哀愁。把他們因為地位的些許變化的心理受傷的歷程反覆詠歎，互答唱和，廣為流傳。

詩歌本以情動人，更增加了人們對他們的同情。比如唐之無恥文人宋之問，阿諛奉承二張，搶詩活埋外甥，可是我們讀他的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仍然能被其中的鄉情所打動。

3－不得志於仕途的第二種，如李白，蘇軾，李商隱。智商有餘，情商不夠，過剛易折。遂不為所用，不亦可惜嗎？設若讓李白當宰相，蘇軾當宰相，估計朝廷不能和諧發展，反而雞飛狗跳了吧。

4－還有韓愈，杜甫這類，當著小官，地主家尚有餘糧，天天無病呻吟，寫詩阿諛奉承權貴，已求青眼。為此類詩歌詩人的增多，做出了表率作用。

5－有真才實學，懷才不遇的真有之，岳飛，陸游，辛棄疾，張孝祥等

綜上，仕途不得志只是常態，畢竟宰相的位置不多，寫詩的人卻千千萬萬，所以造就了官再大都有可能寫出不得志的文章出來[大笑][大笑]

中國歷史上四位代表性的大詩人：屈原，陶淵明，李白，蘇軾。

四人共同點都是文學成就很高，屈原的【楚辭】是中國文學的瑰寶。

陶淵明是山手田園詩派的領軍人物。

李白是盛唐時期浪漫主義的傑出代表。

蘇軾更是全才，通才。詩在宋代是佼佼者，文章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又是宋四家之一，蘇軾的畫也是當世名作。最具代表性的還是蘇軾的豪放派詞風。

這四位大詩人，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前世後世，鮮有能和他們匹敵之人。

四人仕途頗為不順，不得志。

文人憎命達，屈原被放琢乃作【離騷】。陶淵明歸隱，有【歸園田居】。太白狂蕩不羈秀口一吐，便是半個盛唐。東坡屢被貶，【赤壁賦】橫空出世。

屈原李白和蘇軾就是太拿自己當會事了，忽略別人感受，恃才傲物。陶淵明所在的時代門閥制度盛行，陶淵明作為寒族自然沒用武之地。再加得罪了劉宋，更是不敢出來做官了。

屈原為國家盡忠自殺，不是一般人還真學不來。陶淵明歸隱整日飲酒無所事事，也非現代人楷模。太白太過放蕩不羈，職場上沒有位置。

蘇軾年輕氣盛不懂江湖險惡，吃了很多虧，還差點被害。年齡大了吧就學會收斂鋒芒，晚年愜意。人生態度豁達積極，樂觀大度。無論順境逆境都可安然渡過，蘇軾的這種態度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很多人認為文人仕途不順是因為文人特性，什麼桀驁不馴，理想主義等與官場產生了衝突。其實還是沒有看到本質。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如果把這句話簡單理解為“學好了就去做官”，那就實在是太膚淺了。整部《論語》，孔子就在講一個東西，就是人怎麼做個“道德君子”。只要天下每個人都成為了“君子”，天下才會實現大同。不然你以為荀子《勸學》裡勸大家學的是什麼？所以，這話的意思應該是：學好了怎麼做道德君子，就可以出仕了。

一個政策就能引導教化百姓，這效率快不快？有這樣的效率，實現大同快不快？當然就快。

所以，“抱負”是什麼？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每一個正直士人畢生最大的抱負，但進入不了權力中心，就註定這個抱負只能是空想。

因此，自古以來這些文人都不是因為懷才不遇才感覺痛苦，而是不能給孔聖人口裡的大同社會貢獻一個道德君子該有的力量。他們被現實裡的利益私慾排擠，仕途不順早已註定。

既然無法“兼濟天下”，就只能退而“獨善其身”，但偏偏很多人在這兩者間掙扎，於是就難免沉浮，最終在這種環境裡，造就了特別的心境，從而成就了文學。

所以，文學成就高真的是個偶然事件，若他們有得選，他們一定寧願實現一個有抱負的儒家學子的理想。

詩人本不該出現在仕途，他們的特性與仕途的要求相去太遠。可是古代環境下的價值觀，又讓詩人時刻不忘身份價值的追逐，同時社會的價值認同，又驅使他們進入崎嶇的仕途。用今天的話說，他們就是一群入錯行的人。

古代詩人成為政治家的幾大障礙

1.特質：感性與理性的衝突

詩人是感性動物，他們是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超現實主義和悲情主義的化身。政治家的特質跟詩人完全相反，他們是現實主義，思維模式必須是理性的。

2.能力：才華的幾個誤解

我們常說“才能”，其實“才”和“能”不是一回事。才，是知識儲備量，有才的人儲備量大，知識廣博，往往表現為敏銳的洞察力，可以稱之為“有見識的人”。能，則是解決問題的實際操作能力，它跟知識儲備關係不大，往往取決於人的社會閱歷、性格、胸懷等方面。

詩人們認識不到才與能的區別，把“能”視作低階吏員該做的事，不屑於參與，自恃才華空悲切。

3.性格：念著中庸走極端

詩人的性格缺陷幾乎是通病，他們孤傲、清高、脾氣古怪、行為乖張，不合群，情商低，缺乏自我管理，放縱不羈，一邊念著中庸之道，一邊走著極端的路。極端化是文學表現形式的慣用手法，詩歌極度誇張，極端情緒的表達，才能形成強烈的感染力，才能與讀者形成共鳴。政務則不行，那是個很“低階趣味”的活，詩人的性格不適合。

4.權謀：燒傷的是自己

古代詩人是孔孟教育最成功的典範，他們清澈如水，執拗又單純。這個人群與權謀二字很難沾邊，可是仕途離不開權謀，越往上層越如此。詩人們固執地以為，儒家就是最大的道，也是官場之道，結果灼傷了自己。

1.一心不可二用

如果一個人在文學、詩詞方面的成就很高，造詣很深，又很有這方面的人脈，用現在時髦的話說，粉絲很多，他必然感到自己非常了不起，才華橫溢，出口成章，文彩飛揚，必然在文學、詩詞領域投入非常大的精力。要知道，寫出一篇優秀作品，是要花費許多精力與時間的，甚至會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在從政方面，他們必然 不會投入多少精力與時間，人脈也會相對較少，也不會走後門，拉關係，後臺不硬，俗話說朝裡有人好做官，文人一般出身寒微，基本沒有可利用的關係，所以，文人就會在仕途蹉跎，甚至人老珠黃，不受當局歡迎。即使進入仕途，也沒有多大前途，僅可當個下級小官而已。

2.自視甚高

文人普遍有一個毛病，就是自視甚高，目中無人，說話噎人，不受官場待見，因此官運不佳。最典型的就是李白。

李白進入長安皇帝氛圍，得到唐明皇的青睞，一時紅的發紫。這緣於一次翻譯屬國文書。一個屬國使節送來一份外交文書，因為文書是用番文寫的，滿朝文武沒有一人看得懂。碰巧李白懂這個屬國的語言文字，朝裡就請他給來翻譯，他很快完成了任務，還用番文照樣寫出答文，極其精闢，大大嚇唬了屬國使節一番，圓滿地處理了這件皇帝棘手的事，受到皇帝與滿朝文武的高評。

在這之前，李白因為參加科考，賀知章（當時的翰林學士）因為愛才，器重李白，就給考試官楊國忠、高力士寫了一封要求關照李白的信。楊、高二人是權傾朝野的人，看了信，認為李白給賀送了禮，僅僅給他們二人寫個單子就想入仕，非常氣憤，沒有認可李白的試卷，並將李白趕出了考場。李白無奈，回去將此事告訴了賀知章，賀也無奈，李白就在賀的府裡閒居，準備第二年再參加科考。

後來，李白碰巧趕上了好時運，唐明皇在無奈之下聽賀知章說李白能夠完成翻譯屬國文書的任務，就立即下令讓李白入朝做翻譯。

李白到了朝堂，回答可以完成任務。他又趁機向唐明皇提出需要楊國忠磨墨，讓高力士給脫靴，方能做好此事。皇帝正在用人之際，就一口答應了他的要求，就這樣，楊、高二人給李白磨墨脫靴，使其揚眉吐氣，狠狠地羞辱了兩個權貴一場，當時別提李白有多風光了。

可是，李白畢竟得罪了兩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權貴，註定沒有好果子吃。果不其然，一次，李白在為楊貴妃寫的新詩裡，有關於趙飛燕的句子，楊國忠看了有空可鑽，就節外生枝，嫁禍於人，汙陷李白的詩有意諷刺楊貴妃，一下把李白推到了火爐上烤起來，李白因此得罪了楊貴妃。楊貴妃找機會向唐明皇告了李白的刁狀，唐明皇不知就裡，糊里糊塗的就疏遠了李白。李白看到官場難混，就繼續找友人喝酒消閒，抒詩解悶，不久就離開長安，雲遊四海去了。

李白是不得第的文人，他最終敗給了當朝權貴，沒有了當官的機遇，是典型的清高之人。

3.文人性格剛直，不善交往

文人一般都是直性子，沒有心機，城府不深，也不會奉承拍馬，說話兩頭一般粗。往往一句話，一件小事就就得罪了人，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敗下陣來。做了冤大頭，替死鬼，自己卻還矇在鼓裡。蘇軾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蘇軾是一個直爽的人，往往說話沒有分寸，在朝裡得罪了大人物，一生都處於被動狀態。在司馬光當權時，他反對司馬光的施政理念，認為打擊王安石的新苗法太過火，又攻擊司馬光的政治舉措，受到司馬光一派的打擊與排擠，官職一降再降。

而王安石當權時，推行青苗法，實行改革，目的是增加朝廷財政收入。王安石的變法與改革，除了受到貴族集團的反對與抵制外，還受到司馬光集團的反對與掣肘，改革很不好進行，幾乎要夭折，後來還被罷免了宰相之職。當時，蘇軾攻擊王安石的改革，當然又受到王安石一派的打擊與排擠，4他因此又多次被貶職，官職一降再降，到黃州，到江寧，到杭州，到海南，等等，一生都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這都是他受排擠的結果，他實在是無奈，只好忍耐，放縱行樂，真是"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欲乘風歸去，又恐高處不勝寒"，顯示出他的悲觀主義情緒。好在蘇軾是一個樂觀派，隨遇而安，我行我素，往往借酒澆愁，依詩會友，會友取樂，留下了精彩奪目、流芳千古的許多壯麗詩篇與文章，他也真有樂不思蜀的精神，在所處之地也政績卓著，受到當地人民的愛戴與讚揚，留下了許多慰為佳話的故事，至今受到廣大人民的愛慕與敬仰。

詩人性格與社會大環境之間的衝突

中國古代的詩人，大多都有著狂放不羈、憤世嫉俗的一種性情。造就這種性格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詩歌本身特有的灑脫性、自由性和曠達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詩人本身的遭遇。

在封建社會高度專制的皇權統治下，統治者需要的是絕對服從和絕對控制的臣子。這一點對於浪漫灑脫的詩人而言，無疑是一件難事，所以大多數情況下都很難得到賞識和垂青。

第二個原因：文學水平的高低並不代表政治能力的強弱。文章寫的好，不一定從政從的好；詩歌寫得好，不代表辦事能力強。

詩人的理想社會和現實中的社會大環境有著巨大的反差，用理想化的方式去處理世俗的事物，無疑有些幼稚和空想主義的色彩。

文學是從現實社會中提煉出來的一種崇高而浪漫的藝術形式，相比於文學的理想色彩，現實社會無疑是殘酷而複雜的，這就是中國古代詩人在仕途上難有作為的原因所在。

不過，我們也沒必要為此惋惜，不得志正是詩人創作的原點，離開了這個原點，詩人的生命也就終結了。

詩人，包括其它型別的文學家，他們身上有著與眾不同的塑性，越是偉大的詩人，其特質越強烈。而這些獨特的地方，往往與仕途的基本要求，形成強烈衝突。

1.特質：感性與理性的衝突

所以，他們是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超現實主義和悲情主義的化身。

政治家的特質跟詩人完全相反，兩個字足以概括——現實！他們是現實主義，思維模式必須是理性的。

魯迅先生曾經撰文回憶，他在日本仙台大學學醫的經歷，說他有一次畫人體血管時，覺得血管的位置不美，將它挪了一點位置，顯得更美觀。這就是典型的感性對理性的“戕害”，果然後來魯迅先生棄醫學文了。

感性就像生活的調味劑，理性才是主食，詩人恰恰生活在胡椒、味精、辣子、陳醋的混雜世界，這種特質是天賦，給了他們在藝術領域的入門證，又把他們阻擋在仕途之外。

2.能力：才華的幾個誤解

似乎詩人是古代最倒黴的一個群體，明明裝的一肚子學問，卻被人當作啤酒肚。可是當我們把這些怨氣沖天的詩人們，拉出來晒晒，就會發現，其中大多數只能說是有“才”，卻無“能”。

我們常說“才能”，其實“才”和“能”不是一回事。才，是知識儲備量，有才的人儲備量大，知識廣博，往往表現為敏銳的洞察力，可以稱之為“有見識的人”。能，則是解決問題的實際操作能力，它跟知識儲備關係不大，往往取決於人的社會閱歷、性格、胸懷等方面。

大詩人王維，進士出身，才華橫溢，中進士當年就被任命為太樂丞，居然在一次典儀中，安排伶人舞黃獅子。按唐律規定，黃獅子只有皇帝才能使用，這個大烏龍導致他開局不順，被貶地方。安史之亂時又被迫出任偽職，差點因此被砍頭。

詩人們認識不到才與能的區別，把“能”視作低階吏員該做的事，不屑於參與，自恃才華空悲切。

3.性格：念著中庸走極端

比如李白，辛辛苦苦十幾年，挖門盜洞四處拜山頭干謁，寫了很多拍馬溜鬚的詩歌，終於得到了唐玄宗的賞識。可是不到一年時間，老毛病又翻了，沉迷於酒色山水，唐玄宗經常找不到他人，交代的工作也不能勝任。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李白又恃寵而驕，瞅誰都是一肚子泔水的蠢貨，與唐玄宗身邊的人矛盾不斷。高力士著靴這個故事雖然是編的，但李白當時的心態確實就是如此。

極端化是文學表現形式的慣用手法，詩歌極度誇張，極端情緒的表達，才能形成強烈的感染力，才能與讀者形成共鳴。政務則不行，那是個很“低階趣味”的活，詩人的性格不適合。

4.權謀：燒傷的是自己

詩人們固執地以為，儒家就是最大的道，也是官場之道，結果灼傷了自己。

蘇東坡大概是中國最偉大文學家，他的詩詞高度曠古爍今。但是蘇東坡的仕途一生坎坷，剛一出道就被譽為未來的宰執，可結果一輩子在京城沒呆幾年，反倒是風沙吃了，荒山爬了，海腥聞了，離宰相的位置越來越遠。

蘇東坡一生有個“可愛”的毛病——不識人，看著誰是好人，結果一次又一次受傷害，很容易被人忽悠瘸了。

所以，詩人本質上是不適合混仕途的，他們的特性決定了與仕途的不匹配，從事仕途對詩人來說，不光是趕鴨子上架，更是對個人才華的壓抑和浪費。

按我們今天的理解，既然詩人不適合當官，乾脆當個文學家就算了，何必往仕途擠？如果你這麼對詩人說，他會瞪大眼睛衝你吼：“人怎麼能這麼墮落？”

我們今天的人都讀書，古代讀書人太少，這群人被稱為士族階級。士族階級是一群思想被固化的人，孔子為他們設定了人生的最高目標——當官。

所以，儒家為自己設定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四步走進階模式，誰要是脫離這個模式，就不算士族階級，就是自我毀滅，就是自甘墮落。

我們今天不在乎做什麼，而在乎能不能做到極致，把它當作個人價值的衡量標準。古代不是，古代把身份當作價值標準，所以必須做官，必須維護“士”的身份。

縱觀幾千年歷史，有幾個讀書人能擺脫這個束縛的？寥寥無幾。

假如李白等人活到今天，他恐怕能樂得飄起來：背個酒壺，帶上手機，就可以浪跡天涯了。走到哪兒先把自己喝個半醉，即興寫吟唱幾首，發到網上。醉臥山林溪邊，一覺醒來，哇！空間爆了，全國的媒體都在轉載他的新作，合約、打賞雪片般向他飛來。高興之餘，他可以玩個直播，互動一下，幾小時之後，原本空寂的山野，擠滿粉絲......

當什麼官吶，我李太白就是真神仙！

詩人離不開大起大落的心境煎熬，偉大的詩篇都是在這種煉獄中誕生，詩人也離不開悲歡離合感性世界的強刺激，否則他們的“詩界”就要枯萎。

古代大多數文學成就很高的詩人在仕途上不得志的有很多，這種現象與社會制度和個人的思想、個人的生活經歷有很大關係。古代的老百姓大都生活在“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封建社會。能擁有安然無擾、男耕女織的清貧日子對一般老百姓而言已經是一種"理想的世外桃園生活”。古代的讀書人也很少，只有有錢人家的子弟才能進入私熟學堂去享受到文化薰陶，讀書習字，誦經背典，知古今，探未來……而一般窮人家的子弟根本就進不了學堂，偶有入得私熟的，也是被社會現實逼得"覺醒”了的人，或家庭條件稍微寬裕一點人家的子弟。歷代的這些學文習字的人，有一部分人經過刻苦努力，金榜題名，青雲直上，飛黃騰達，做了達官顯貴，這些人已經享受著朝庭奉祿，也就成為“肉食者"，他們衣食無憂，沒有柴米油鹽的困擾，寫出來的詩句也就很平常。但也有一部分人，苦讀詩書數十載，頭懸梁錐刺股，歷經磨難，到頭來也是名落孫山，這些人對社會和朝庭就有了另外一種看法；再加上窮困潦倒的生活，對現實生活也有了另外一種理解。生活中的困難，處世上的挫折，心靈上的打擊……激發著他們的思想向著另一個世界去漫遊，對各自心中另外一種美好生活的嚮往……正是那些壓抑和現實生活的刺激，他們思想才能產生精神火花，他們寫出來的作品才會像金色的流星掠過黑暗夜空，為後世留下膾炙人口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