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嶽霖生於1896年(逝於1984年)；比梁思成大了6歲，比林徽因大了9歲。
他是湖南長沙人，哲學家、邏輯學家；清華30年代的校刊上，關於金嶽霖，有這樣一段描寫:
“……金嶽霖先生，你卻一望而知他是哲學大師。真怪，無論他身上的哪一點，都有點兒哲學味似的。
眼鏡厚厚的，帽子的邊沿務求其下，好遮他眼前的光。有時候西裝外面套一件大褂，有時候大褂外面又套一件棉袍。
這都有理，不是亂來的。
光穿一套西裝冷點兒，你說再穿點兒什麼？冬天屋子裡的溫度比外面高那麼許多，所以一進屋必脫掉外衣，可是脫下棉袍後難道光穿短衣不成？所以裡面有件大褂預備著。
走起路來總是慢慢地，手中常常提著那個‘教授皮包’，口中常含一支紙菸。
是的，他很喜歡吸菸，最多忍一小時必須吸一支，所以遇有考試時，他不能臨場至兩小時，中間總會出去吸幾口煙。
吸菸確實可以幫助人思考，所以他自己坐在屋子裡時，拼命運用思想，想不出就吸菸。
誰都知道，金先生的頭腦清晰極了，那都是他自己訓練出來的。”
校刊上還寫道，金嶽霖因為是懷疑的哲學家，遇到事，他常以懷疑的態度對待。
“靠不住吧？”
這就是他的口頭禪。
金嶽霖認為，搞哲學需要有“徹底的和經過訓練的懷疑態度”——思想起於懷疑，對於任何事物、任何問題，都要問個“為什麼”；不懷疑，就不能發現問題，“科學無禁區”。
喬冠華晚年回憶說，在清華哲學系那幾年，是金先生教會了他怎樣去思考；即對任何事物都要好好想一想，不要輕易相信書上的話，也不要輕易相信他人的話。
金嶽霖屬於那種批判型的學者；他早年在學術批評中的用語，辛辣中流於尖刻。
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所寫的審查報告，金嶽霖在提到胡適之時，竟然用了“美華人”來評價他；但又言之成理，且引幾段如下:
“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根據於一種哲學的主張而寫出來的。我們看那本書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華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覺間所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美華人的成見。”
“對於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讓它們儲存古色，他總覺得不行，一定要把它們安插到近代學說裡面，他才感到舒服。同時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所以在他兼論中西學說的時候，就不免牽強附會。”
“哲學既離不了成見，若再以一種哲學主張去寫哲學史，等於以一種成見去形容其它的成見，所寫出來的書無論從別的觀點看起來價值如何，總不會是一本好的哲學史。”
金嶽霖研究的主要領域是“形式邏輯”；他的研究成果，曾經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與冷落，尤其在建國之初。
金嶽霖在《瑣憶》一文中寫道:
“回到北京，不久果然解放。張奚若忙得不可開交，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是參加了美術設計工作，後來又參加了市政工作，也忙得不亦樂乎。我不只是閒著，而且好像局外人。
理由很簡單。解放前一些人士一直罵形式邏輯的。這件事當然不好辦。罵可以，可是要罵得言之成理，又要引用形式邏輯。因此罵也只得亂罵一陣。”
《瑣憶》這篇文，載於1982年4月的《清華校友通訊》復刊第5期；也許此時，金嶽霖回憶起了建國之初的一件事。
艾思奇三進清華園講解新理論，在報告中，過於強調了辯證邏輯，而批評形式邏輯是形而上學。
金先生主持了報告會；在最後致感謝辭之時，他說:
“艾思奇同志的講話很好，好就好在剛剛他說的每一句話都符合形式邏輯。”
這個反擊，反映了金嶽霖在學術上、當仁不讓的風骨，卻又是很幽默的。
汪曾祺在《金嶽霖先生》一文裡，回憶了當年金先生在西南聯大時講邏輯課的生動、風趣。
“有一個華僑學生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
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
金先生想了一想，說:
“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是什麼意思？”
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於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也由此可見，形式邏輯只是語言運用的規則，並不表示內容的對否。
後來，林國達游泳淹死了。
金先生來上課，說:
“林國達死了，很不幸。”
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汪曾祺在文中，繼續回憶說: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肖珊，曾問過金先生:‘您為什麼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後半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麼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金嶽霖竟然把他的學術專業，說成是覺得“好玩”。
金嶽霖的天賦裡，本來就有一種很強的邏輯意識；例如，中國有一個諺語:
“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
金先生曾經撰文說，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這個諺語有問題。
如果用這兩句話做前提，推出來的結論就應該是“朋友如糞土”了，與這個諺語的本意正好相反。
他後來對邏輯學發生興趣，按他自己的說法，卻是屬於偶然。
1924年的一天，“有一個美國姑娘同張奚若和我在法國巴黎聖米歇大銜上邊走邊爭論。”
“他們都說彼此不通，他們好像都提到邏輯，我也參加了爭論。但是，我可不知道邏輯是什麼。”
金嶽霖說，“可是，不久同邏輯幹上了” 。
還有一個流傳的故事:
那時，金嶽霖在昆明的西南聯大；當時的昆明人跑警報，大都會把一些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最普遍的是金戒指。
老金提著一個箱子——裡面裝有林徽因的情書；跑了幾次警報以後，忽然迸發出靈感:
既然有人帶金子逃跑，必有人會丟掉金子；有人丟金子，就會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撿到金子。
有了這個邏輯推理之後，他便把這個發財的門道，悄悄地告訴了幾個學生，讓他們如法試行。
果真有同學在解除了警報之後，留心巡視路面，撿到了金戒指。
老金聞訊甚為得意。
正如冰心女士所說:
“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資料的人，總是開朗、樂觀而豁達的人，使人願意接近。”
她說金嶽霖就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資料的人；她記得有一次，金嶽霖笑著對她說:
“我這個人真是老了，我的記性壞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
“忘我”的故事，金嶽霖其實有過很多次；他後來寫了篇文，題目就叫作《我會忘記自己的姓名》。
文很短，不到三百個字，分作兩段，我把第一段抄錄於下:
“在三十年代，我頭一次發現我會忘記我的姓名。有一次我打電話給陶孟和(東局56)，他的服務員問‘你哪兒’。我忘了，答不出來，我說不管它，請陶先生說話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說我忘了。可是那位服務員說‘不行’。我請求兩三次，還是不行。我只好求教於王喜，他是給我拉東洋車的。他說:‘我不知道。’我說:‘你沒有聽見人說過？’他說:‘只聽見人家叫金博士。’一個‘金’字就提醒我了。”
率真、幽默，確是金嶽霖的性格特點。
金嶽霖在講課時，常會由課堂外面帶來許多的興趣之事；有時候把學生講笑了，他卻反而會以天真的口吻問:
“你們在笑什麼？”
據汪曾祺的回憶；有一次，金先生在昆明金雞巷一座小樓上的小客廳裡，應邀給一些學生講《小說和哲學》的題目，他說:
“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
正說著說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
“他把右手伸進了後脖領，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裡看看，甚為得意。”
金嶽霖興趣廣泛，保持著兒童的天真，率性而行，至老未改。
他寫過一篇文，題目叫《我參加過鬥蛐蛐的遊戲》；文中寫道:
“這遊戲涉及到高度的技術，藝術，科學。要把蛐蛐養好，鬥好，都需要有相當的科學。”
他曾在鬥蛐蛐的比賽中，用一隻九釐八的紅牙黑，打敗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
再看他文集裡的這些題目:
《我喜歡作對聯》；
《山水畫的中心問題是意境》；
《我對於活著的古物興趣很大》；
《中國菜，世界第一》；
《我最愛吃“大李子”》；
《我欣賞雜在別的東西里的甜》；
《我養了一對黑狼山雞》；
在《黑狼山雞》這篇文裡，他這樣寫道:
“到了昆明之後，我有一個時期同梁思成他們住在昆明東北的龍頭村。他們蓋了一所簡單的房子。我們就在這所房子裡養起雞來了。這一次不是玩，養的雞是我們的唯一葷菜。”
其實，這時的養雞，是為了給林徽因積弱的身體、增加一點營養。
據梁從誡說:
住在昆明的時候， “金爸在的時候老是坐在屋裡寫呵寫的。不寫的時候就在院子裡用玉米餵養他養的一大群雞。有一次說是雞鬧病了，他就把大蒜整瓣地塞進雞口裡，它們吞的時候總是伸長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覺得很可憐。”
這個時期，金嶽霖已經有了豐富的養雞經驗；十幾只雞長勢很好，也沒有生病。
早在北平北總衚衕居住時期，金嶽霖就養著幾隻大斗雞，並有過與它們同桌就餐的經歷。
但在那個時候，他只養著玩的，經驗更是不足。
他還鬧過請楊步偉醫生、為雞助產的笑話。
楊步偉是趙元任的夫人，曾在日本學醫，專業是婦產科。
當時，趙元任在清華任教；1926年，金嶽霖正是透過趙元任的介紹，才來到清華接替他教了邏輯學的，而趙元任則改為專門教音韻學。
且看楊步偉醫生在《雜記趙家》裡，對老金請她助產一事的記述:
“有一天忽然來了一個電話說有緊要的事，趙太太能不能進城來，我問有什麼事，老金說不能說出來，非請你來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辦好了請你們吃烤鴨。”
當時，金嶽霖不住在清華，而與一個美國女子同居在北京城裡；所以，趙步偉醫生以為是這女子懷孕了。
原來，老金當年在英國讀書時，倜儻率真、才華橫溢，得到很多妙齡女子的追捧。
其中，有一位風流俊美的、整天高喊著“哈嘍”、“OK”的、美國的金髮女郎，於1925年11月，跟隨他來到了中國。
她的中文名叫麗琳。
在當時看來，這個女郎屬於婦女界的另類；她倡導不結婚，但對中國的家庭生活又極感興趣。
她便與老金，在北平城裡悄然居住了下來，算是來體驗中國家庭內部的生活與愛情真諦。
楊步偉醫生到了老金的住家，就是麗琳來開了門。
楊醫生還說自己死盯著她的肚子看；後來才知道了，不是人有什麼事，而是雞出了點兒問題。
楊步偉繼續寫道:
“我問什麼要緊事，他一本正經地對我說我有一隻母雞三天了，一個蛋生不下來，請你來動手術給取下來，它現在滿園子亂跑。”
“……雞子捉來了一看，也不象一隻雞，有十八磅重，老金告訴我他天天餵魚肝油給它吃，我大笑說和人一樣，有孕時吃得太多太油，胎兒就難產。”
麗琳與老金在一起時，沒有生育；至於她何時離開了老金迴歸美國，則少見於文字記載。
徐志摩在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平後，在給陸小曼的信中，寫了這麼一筆:
“麗琳還是那舊精神……”
一般的說法是，自從金嶽霖與林徽因相識後，麗琳便被老金，想方設法打發到美國的孃家去，再也沒有回來了。
老金只迷戀林徽因一人，從此就不大與其他女性來往了。
老金也從此不再提起麗琳來，彷彿她是從來不存在的一樣。
所以，老金說他與林徽因，只有純粹的友情；——我也是不能盡信的。
1955年春天，金嶽霖在西南聯大時期的一個學生周禮全，來到北大哲學樓辦事；此時的老金，已由清華、被調整到北大哲學系任教兼系主任。
周禮全來到金嶽霖的辦公室；老金把門關上，先是默不作聲，過了一會兒突然說:
“林徽因走了！”
他一邊說，一邊號淘大哭起來。
只見老金兩隻胳膊靠在辦公桌上，頭埋在胳膊中，哭得極為傷痛。
周禮全陪伴著他默默地坐了一陣，後來又伴送老師，回到了燕東園的宿舍。
至於說，金、林的這段情緣，對梁思成的心情，半點兒也沒有造成影響，我也是不能盡信的。
有這麼的一個傳說:
梁思成在林去世幾年後，便續娶了清華營建系資料室的學生輩林洙為妻。
金嶽霖聞知訊息後，買了一瓶二鍋頭，一包花生米，獨自來到八寶山林徽因的墓前。
他倒出半瓶酒以敬獻亡靈；剩餘的，自己就著花生米慢慢喝。
半瓶酒下肚後，醉眼朦朧的老金，半哭邊說:
“徽因啊，你看看，當初找錯了人吧？人家又結婚了，我還是光棍一條。事實證明，最愛你的人還是我老金頭啊！”
出現這樣的情景，當然也是有可能的；但疑問在於:
這舉動、這言語，金嶽霖不說，又有誰看到了，聽見了？
1955年3月31日，梁思成從隔壁的病房來到林徽因的病床前；看到她臉上已沒有一點血色，心裡很難受。
夜深過後，梁思成回到了自己的病房休息。
未久，林徽因自知不久於人世，用微弱的聲音告訴護士，說要見梁思成有話要說。
護士竟以“夜深了，有話明天說”為由，作了拒絕；可林徽因於此時，已沒了氣力，又怎麼能夠等待到天亮？
4月1日晨6時20分，林徽因辭世，終年51歲。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林徽因還有些什麼話，要對她的夫君說呢？
此刻，金嶽霖當然是不可能、也陪同在林徽因床前的。
可金嶽霖當然也會想知道，她會對她的夫君說些什麼；他一定也想知道，她有沒有什麼話，要對自己說的。
附記:
梁漱溟在西方哲學家中，情有獨鍾的是柏格森；他這樣說過:
“願有從容時間盡讀柏氏書，是人生一大樂事。柏氏說理最痛快、透澈、聰明。”
在解放初期或者是在批林批孔時期，當梁漱溟受到責難之時，在什麼會場上，金嶽霖不直接批評梁漱溟，卻違心地批判了柏格森，使得梁漱溟很氣憤。
當夜，金嶽霖來訪，一進門就抱住梁漱溟的脖子哭，以示歉意。
我讀到這個故事，當時受到了大感動，也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雖然也是事出無奈，卻有誰能放下面子，如此坦誠、及時地道歉呢？
也只有金嶽霖這樣率真性情的人，才能夠做得到的。
但搜遍房中的梁漱溟、金嶽霖及其相關的書，我未能翻檢到這條記載；故而沒有寫入到本篇文中。
金嶽霖生於1896年(逝於1984年)；比梁思成大了6歲，比林徽因大了9歲。
他是湖南長沙人，哲學家、邏輯學家；清華30年代的校刊上，關於金嶽霖，有這樣一段描寫:
“……金嶽霖先生，你卻一望而知他是哲學大師。真怪，無論他身上的哪一點，都有點兒哲學味似的。
眼鏡厚厚的，帽子的邊沿務求其下，好遮他眼前的光。有時候西裝外面套一件大褂，有時候大褂外面又套一件棉袍。
這都有理，不是亂來的。
光穿一套西裝冷點兒，你說再穿點兒什麼？冬天屋子裡的溫度比外面高那麼許多，所以一進屋必脫掉外衣，可是脫下棉袍後難道光穿短衣不成？所以裡面有件大褂預備著。
走起路來總是慢慢地，手中常常提著那個‘教授皮包’，口中常含一支紙菸。
是的，他很喜歡吸菸，最多忍一小時必須吸一支，所以遇有考試時，他不能臨場至兩小時，中間總會出去吸幾口煙。
吸菸確實可以幫助人思考，所以他自己坐在屋子裡時，拼命運用思想，想不出就吸菸。
誰都知道，金先生的頭腦清晰極了，那都是他自己訓練出來的。”
校刊上還寫道，金嶽霖因為是懷疑的哲學家，遇到事，他常以懷疑的態度對待。
“靠不住吧？”
這就是他的口頭禪。
金嶽霖認為，搞哲學需要有“徹底的和經過訓練的懷疑態度”——思想起於懷疑，對於任何事物、任何問題，都要問個“為什麼”；不懷疑，就不能發現問題，“科學無禁區”。
喬冠華晚年回憶說，在清華哲學系那幾年，是金先生教會了他怎樣去思考；即對任何事物都要好好想一想，不要輕易相信書上的話，也不要輕易相信他人的話。
金嶽霖屬於那種批判型的學者；他早年在學術批評中的用語，辛辣中流於尖刻。
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所寫的審查報告，金嶽霖在提到胡適之時，竟然用了“美華人”來評價他；但又言之成理，且引幾段如下:
“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根據於一種哲學的主張而寫出來的。我們看那本書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華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覺間所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美華人的成見。”
“對於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讓它們儲存古色，他總覺得不行，一定要把它們安插到近代學說裡面，他才感到舒服。同時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所以在他兼論中西學說的時候，就不免牽強附會。”
“哲學既離不了成見，若再以一種哲學主張去寫哲學史，等於以一種成見去形容其它的成見，所寫出來的書無論從別的觀點看起來價值如何，總不會是一本好的哲學史。”
金嶽霖研究的主要領域是“形式邏輯”；他的研究成果，曾經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與冷落，尤其在建國之初。
金嶽霖在《瑣憶》一文中寫道:
“回到北京，不久果然解放。張奚若忙得不可開交，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是參加了美術設計工作，後來又參加了市政工作，也忙得不亦樂乎。我不只是閒著，而且好像局外人。
理由很簡單。解放前一些人士一直罵形式邏輯的。這件事當然不好辦。罵可以，可是要罵得言之成理，又要引用形式邏輯。因此罵也只得亂罵一陣。”
《瑣憶》這篇文，載於1982年4月的《清華校友通訊》復刊第5期；也許此時，金嶽霖回憶起了建國之初的一件事。
艾思奇三進清華園講解新理論，在報告中，過於強調了辯證邏輯，而批評形式邏輯是形而上學。
金先生主持了報告會；在最後致感謝辭之時，他說:
“艾思奇同志的講話很好，好就好在剛剛他說的每一句話都符合形式邏輯。”
這個反擊，反映了金嶽霖在學術上、當仁不讓的風骨，卻又是很幽默的。
汪曾祺在《金嶽霖先生》一文裡，回憶了當年金先生在西南聯大時講邏輯課的生動、風趣。
“有一個華僑學生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
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
金先生想了一想，說:
“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是什麼意思？”
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於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也由此可見，形式邏輯只是語言運用的規則，並不表示內容的對否。
後來，林國達游泳淹死了。
金先生來上課，說:
“林國達死了，很不幸。”
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汪曾祺在文中，繼續回憶說: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肖珊，曾問過金先生:‘您為什麼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後半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麼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金嶽霖竟然把他的學術專業，說成是覺得“好玩”。
金嶽霖的天賦裡，本來就有一種很強的邏輯意識；例如，中國有一個諺語:
“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
金先生曾經撰文說，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這個諺語有問題。
如果用這兩句話做前提，推出來的結論就應該是“朋友如糞土”了，與這個諺語的本意正好相反。
他後來對邏輯學發生興趣，按他自己的說法，卻是屬於偶然。
1924年的一天，“有一個美國姑娘同張奚若和我在法國巴黎聖米歇大銜上邊走邊爭論。”
“他們都說彼此不通，他們好像都提到邏輯，我也參加了爭論。但是，我可不知道邏輯是什麼。”
金嶽霖說，“可是，不久同邏輯幹上了” 。
還有一個流傳的故事:
那時，金嶽霖在昆明的西南聯大；當時的昆明人跑警報，大都會把一些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最普遍的是金戒指。
老金提著一個箱子——裡面裝有林徽因的情書；跑了幾次警報以後，忽然迸發出靈感:
既然有人帶金子逃跑，必有人會丟掉金子；有人丟金子，就會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撿到金子。
有了這個邏輯推理之後，他便把這個發財的門道，悄悄地告訴了幾個學生，讓他們如法試行。
果真有同學在解除了警報之後，留心巡視路面，撿到了金戒指。
老金聞訊甚為得意。
正如冰心女士所說:
“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資料的人，總是開朗、樂觀而豁達的人，使人願意接近。”
她說金嶽霖就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資料的人；她記得有一次，金嶽霖笑著對她說:
“我這個人真是老了，我的記性壞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
“忘我”的故事，金嶽霖其實有過很多次；他後來寫了篇文，題目就叫作《我會忘記自己的姓名》。
文很短，不到三百個字，分作兩段，我把第一段抄錄於下:
“在三十年代，我頭一次發現我會忘記我的姓名。有一次我打電話給陶孟和(東局56)，他的服務員問‘你哪兒’。我忘了，答不出來，我說不管它，請陶先生說話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說我忘了。可是那位服務員說‘不行’。我請求兩三次，還是不行。我只好求教於王喜，他是給我拉東洋車的。他說:‘我不知道。’我說:‘你沒有聽見人說過？’他說:‘只聽見人家叫金博士。’一個‘金’字就提醒我了。”
率真、幽默，確是金嶽霖的性格特點。
金嶽霖在講課時，常會由課堂外面帶來許多的興趣之事；有時候把學生講笑了，他卻反而會以天真的口吻問:
“你們在笑什麼？”
據汪曾祺的回憶；有一次，金先生在昆明金雞巷一座小樓上的小客廳裡，應邀給一些學生講《小說和哲學》的題目，他說:
“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
正說著說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
“他把右手伸進了後脖領，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裡看看，甚為得意。”
金嶽霖興趣廣泛，保持著兒童的天真，率性而行，至老未改。
他寫過一篇文，題目叫《我參加過鬥蛐蛐的遊戲》；文中寫道:
“這遊戲涉及到高度的技術，藝術，科學。要把蛐蛐養好，鬥好，都需要有相當的科學。”
他曾在鬥蛐蛐的比賽中，用一隻九釐八的紅牙黑，打敗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
再看他文集裡的這些題目:
《我喜歡作對聯》；
《山水畫的中心問題是意境》；
《我對於活著的古物興趣很大》；
《中國菜，世界第一》；
《我最愛吃“大李子”》；
《我欣賞雜在別的東西里的甜》；
《我養了一對黑狼山雞》；
在《黑狼山雞》這篇文裡，他這樣寫道:
“到了昆明之後，我有一個時期同梁思成他們住在昆明東北的龍頭村。他們蓋了一所簡單的房子。我們就在這所房子裡養起雞來了。這一次不是玩，養的雞是我們的唯一葷菜。”
其實，這時的養雞，是為了給林徽因積弱的身體、增加一點營養。
據梁從誡說:
住在昆明的時候， “金爸在的時候老是坐在屋裡寫呵寫的。不寫的時候就在院子裡用玉米餵養他養的一大群雞。有一次說是雞鬧病了，他就把大蒜整瓣地塞進雞口裡，它們吞的時候總是伸長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覺得很可憐。”
這個時期，金嶽霖已經有了豐富的養雞經驗；十幾只雞長勢很好，也沒有生病。
早在北平北總衚衕居住時期，金嶽霖就養著幾隻大斗雞，並有過與它們同桌就餐的經歷。
但在那個時候，他只養著玩的，經驗更是不足。
他還鬧過請楊步偉醫生、為雞助產的笑話。
楊步偉是趙元任的夫人，曾在日本學醫，專業是婦產科。
當時，趙元任在清華任教；1926年，金嶽霖正是透過趙元任的介紹，才來到清華接替他教了邏輯學的，而趙元任則改為專門教音韻學。
且看楊步偉醫生在《雜記趙家》裡，對老金請她助產一事的記述:
“有一天忽然來了一個電話說有緊要的事，趙太太能不能進城來，我問有什麼事，老金說不能說出來，非請你來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辦好了請你們吃烤鴨。”
當時，金嶽霖不住在清華，而與一個美國女子同居在北京城裡；所以，趙步偉醫生以為是這女子懷孕了。
原來，老金當年在英國讀書時，倜儻率真、才華橫溢，得到很多妙齡女子的追捧。
其中，有一位風流俊美的、整天高喊著“哈嘍”、“OK”的、美國的金髮女郎，於1925年11月，跟隨他來到了中國。
她的中文名叫麗琳。
在當時看來，這個女郎屬於婦女界的另類；她倡導不結婚，但對中國的家庭生活又極感興趣。
她便與老金，在北平城裡悄然居住了下來，算是來體驗中國家庭內部的生活與愛情真諦。
楊步偉醫生到了老金的住家，就是麗琳來開了門。
楊醫生還說自己死盯著她的肚子看；後來才知道了，不是人有什麼事，而是雞出了點兒問題。
楊步偉繼續寫道:
“我問什麼要緊事，他一本正經地對我說我有一隻母雞三天了，一個蛋生不下來，請你來動手術給取下來，它現在滿園子亂跑。”
“……雞子捉來了一看，也不象一隻雞，有十八磅重，老金告訴我他天天餵魚肝油給它吃，我大笑說和人一樣，有孕時吃得太多太油，胎兒就難產。”
麗琳與老金在一起時，沒有生育；至於她何時離開了老金迴歸美國，則少見於文字記載。
徐志摩在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平後，在給陸小曼的信中，寫了這麼一筆:
“麗琳還是那舊精神……”
一般的說法是，自從金嶽霖與林徽因相識後，麗琳便被老金，想方設法打發到美國的孃家去，再也沒有回來了。
老金只迷戀林徽因一人，從此就不大與其他女性來往了。
老金也從此不再提起麗琳來，彷彿她是從來不存在的一樣。
所以，老金說他與林徽因，只有純粹的友情；——我也是不能盡信的。
1955年春天，金嶽霖在西南聯大時期的一個學生周禮全，來到北大哲學樓辦事；此時的老金，已由清華、被調整到北大哲學系任教兼系主任。
周禮全來到金嶽霖的辦公室；老金把門關上，先是默不作聲，過了一會兒突然說:
“林徽因走了！”
他一邊說，一邊號淘大哭起來。
只見老金兩隻胳膊靠在辦公桌上，頭埋在胳膊中，哭得極為傷痛。
周禮全陪伴著他默默地坐了一陣，後來又伴送老師，回到了燕東園的宿舍。
至於說，金、林的這段情緣，對梁思成的心情，半點兒也沒有造成影響，我也是不能盡信的。
有這麼的一個傳說:
梁思成在林去世幾年後，便續娶了清華營建系資料室的學生輩林洙為妻。
金嶽霖聞知訊息後，買了一瓶二鍋頭，一包花生米，獨自來到八寶山林徽因的墓前。
他倒出半瓶酒以敬獻亡靈；剩餘的，自己就著花生米慢慢喝。
半瓶酒下肚後，醉眼朦朧的老金，半哭邊說:
“徽因啊，你看看，當初找錯了人吧？人家又結婚了，我還是光棍一條。事實證明，最愛你的人還是我老金頭啊！”
出現這樣的情景，當然也是有可能的；但疑問在於:
這舉動、這言語，金嶽霖不說，又有誰看到了，聽見了？
1955年3月31日，梁思成從隔壁的病房來到林徽因的病床前；看到她臉上已沒有一點血色，心裡很難受。
夜深過後，梁思成回到了自己的病房休息。
未久，林徽因自知不久於人世，用微弱的聲音告訴護士，說要見梁思成有話要說。
護士竟以“夜深了，有話明天說”為由，作了拒絕；可林徽因於此時，已沒了氣力，又怎麼能夠等待到天亮？
4月1日晨6時20分，林徽因辭世，終年51歲。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林徽因還有些什麼話，要對她的夫君說呢？
此刻，金嶽霖當然是不可能、也陪同在林徽因床前的。
可金嶽霖當然也會想知道，她會對她的夫君說些什麼；他一定也想知道，她有沒有什麼話，要對自己說的。
附記:
梁漱溟在西方哲學家中，情有獨鍾的是柏格森；他這樣說過:
“願有從容時間盡讀柏氏書，是人生一大樂事。柏氏說理最痛快、透澈、聰明。”
在解放初期或者是在批林批孔時期，當梁漱溟受到責難之時，在什麼會場上，金嶽霖不直接批評梁漱溟，卻違心地批判了柏格森，使得梁漱溟很氣憤。
當夜，金嶽霖來訪，一進門就抱住梁漱溟的脖子哭，以示歉意。
我讀到這個故事，當時受到了大感動，也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雖然也是事出無奈，卻有誰能放下面子，如此坦誠、及時地道歉呢？
也只有金嶽霖這樣率真性情的人，才能夠做得到的。
但搜遍房中的梁漱溟、金嶽霖及其相關的書，我未能翻檢到這條記載；故而沒有寫入到本篇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