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龍《寬容》簡介威廉·亨德里克·房龍(1882-1944)系荷裔美國作家和歷史學家。 1921年，《人類的故事》的出版使他一舉成名，其著作主要是歷史和傳記，包括《人的故事》(即《寬容》)、《文明的開端》、《奇蹟與人》、《聖經的故事》、《發明的故事》、《人類的家園》及《倫勃朗的人生苦旅》等。 早在20世紀20—30年代，房龍的部分著作即被譯成中文出版，影響當時整整一代年代人，房龍的著作，其選題基本上圍繞人類生存發展的最本質的問題，其目的是向人類的無知與偏執挑戰，普及知識與真理，使之成為人所知的常識，因而具有歷史不衰的魅力，在久違近半個世紀的今天，又被華人重新發現， 引起讀者的熱烈反響。1925年，美國著名的作家房龍出版了一本叫《寬容》的書。在這本書裡面，房龍以他一貫妙趣橫生的筆法，娓娓道出了由希臘時代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那段人類史上不寬容的歷史。 房龍以「我讀過不少關於各種奇蹟的書。但有一種奇蹟卻漏掉了：人類得以倖存的奇蹟」為開頭，指出人類得以倖存這個奇蹟是「不可能單憑個人的力量完成」的，個體「為了成功，他不得不將自己的個性隱埋於部落的複合之中。」[1]但是，為此，人類付出了龐大的代價。房龍指出：「生活本來是一次光榮的冒險，結果卻變成了一個可怕的經歷。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迄今為止人類的生存完全被恐懼控制著。」[2]他指出：所有的不寬容都是來自人的避死求生的意志在作怪。他說：「原始社會被一個信念所統領，那就是超越一切的求生渴望。」[3]任何危害一個社群生存的人或群體，都將會遭到無情的排斥、甚至處決。 房龍一再重複指出：不論古今，「所有不寬容的根源，都是恐懼。」、「人如果不受恐懼的影響，是很願意正直、公正的。」[4]求生的恐懼壓倒了一切，他說：中世紀所謂的「宗教革命實際上就是一場戰爭，而且是一場慘烈的戰爭。在這次戰爭中，沒人請求饒命，也沒有人饒了別人的命。加爾文的國家實際上是個軍營，所有表面上的個人自由逐漸被壓制下去了。」[5]宗教或神學因素的影響幾乎是微乎其微的。換言之，中世紀的宗教迫害或不寬容都是來自生存的恐懼。 如何生存成為人類史上的奇蹟 — 房龍指出西方得以存在的代價是以犧牲他人來成就自己這個奇蹟的。在回顧這段不寬容的歷史後，房龍回到了美國的開國史。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美國的出現，是人類歷史不寬容的成果之一。所以，美國的開國之父們都苦思這樣的一個問題 — 就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這是房龍引用羅馬帝國皇帝的格言)。因為逃難來到美國的不只是新教徒，也包括其它的教派、以及受無理迫害的人們等。 也因此，美國的開國之父們創造了美華人引以為傲的憲法，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在美國生存 — 只要他是人，他擁護美國的憲法 (不是愛美國這個國家)，因為美國的憲法保證了任何人的生存權利，而作為回報只要擁護它，這是因為美國的憲法是 — 請容許我再重申一次 —「自己活，也讓別人活」。遺憾的是，美華人不論在伊拉克戰爭還是反恐怖主義問題上，都給「愛國」問題分散了注意力，贊成戰爭的人變成了「自己活，不讓別人活」的人，他們考慮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不再擁護憲法中「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精神。 美華人忘記了自己寫的歷史 在這本書中，房龍回顧了羅馬的興亡史，他說，那些被羅馬征服的部族享有很大的自由度，信或不信什麼，都各隨己見。這是因為，「這個世界性的帝國的有魚龍混雜的成員們都被反覆提醒：『「羅馬的和平」之所以成功，是仰仗於普遍實踐了這樣的一個原則—「自己活，也讓別人活。」』[6]在任何的情況下，他們都不能干涉自己鄰人的生活，尤其是宗教。因為，當時的提比略皇帝曾在一個重大的場合發表意見說：「如果神靈認為自己確實蒙冤受屈，他們自己會解決的。」[7]即別人不相信基督教或歪曲了基督教，那上帝會自己處理。所以，羅馬又有這樣一句眾人皆知的名言：「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亦因此，羅馬帝國滅亡的其中一個致命原因是羅馬相信了基督教。但是，這是有原因的。房龍說：「一個城邦統治整個世界，這個人力所不及的任務使羅馬人身心俱疲。然後，一個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所有人厭倦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激情。」換言之，羅馬人太累了和享受太多了，已經麻木了。這是因為，他們已經擁有了整個世界，他們「嚐遍了各種美味、目睹了各地美景、耳聞了各式樂聲。他們嚐遍各種口味的美酒，到過世界各地，與從巴塞羅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譚清說起。世上曾經寫就的所有的書籍進了他們的圖書館，所有精美的繪畫都懸掛於他們的牆壁上。全世界最具天資的音樂家都為他們的宴席演奏助興。孩童們由最好的教授和老師輔導，能學到應該學習的一切知識。其結果是，一切美酒佳餚失去了滋味，所有書籍都顯得極度無聊，所有女人的魅力都蕩然無存。生活變成了一種負擔。許多人一有體面的機會，就想結束生命。他們僅存一絲安慰，那就是對未知的、不可見的天堂的期望。」[8]結果是，「羅馬人征服了世界，但在這種的努力中，它也毀滅了自己。」[9]結果，羅馬雖然戰勝了一切，卻屈服在死亡的面前，他們嚮往來生的享受，基督教乘虛而入。 房龍指出，基督教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也是有其它原因配合的。他指出，公元4世紀前半葉的教會領袖都是講究實用的政治家，他們都利用宗教效忠作為政治的交易。例如，在羅馬皇帝西奧多斯時代，長老涅斯托爾向皇帝說：「救救我吧，我強大的君主，把我教會內的所有敵人都除掉。作為交換，我給你天堂。 … … 」對於這宗交易，房龍就毫不客氣的指出：在「過去兩千年的歷史上，還有別的交易。但是，很少有哪個交易，像基督教上臺的交易這樣厚顏無恥的了。」[10] 而羅馬與基督教的結合，在房龍看來，是人類史上的一大災難。他說：「基督教會將羅馬人的效率和猶太人的不寬容結合起來，其結果是，它在人類的思想領域建立了恐怖統治。」[11]房龍指出：對於基督教入侵羅馬，「絲毫不亞於匈奴人或哥特人的入侵」[12] 生存的恐懼 而當今的美國之所以不顧一切，掠奪資源，都是因為生存的恐懼。基督教為了生存，他們幾乎不寬容地毀滅了所有中世紀以前的文明。現在的美國也在走基督教的同一條路 —「順我者生，逆我者亡」。自從上帝退位後，自由民主變成了人類的新宗教新福音，不同的是一個在天國，一個在塵世。基督教打著上帝的仁慈名義，殘忍地迫害任何不相信上帝，或者懷疑教會的人；而美國打著人權的旗幟，殘忍地迫害任何不相信自由民主的，或者懷疑美國動機的人 — 但卻掩蓋了美國自己生存的恐懼。 像鼎盛期的羅馬帝國一樣的是，美國擁有各種較為完善的制度，有學者指出：美國的霸權是政治霸權、經濟霸權、文化霸權與科技霸權集於一身的綜合性和全能性的霸權。的確，就像當時的羅馬帝國一樣，美國的綜合力在當今是舉世無敵的。 但正如有人指出：「我們自己總是自己最壞的敵人」。同羅馬帝國一樣，美國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美國同羅馬在基督教入侵前一樣的是，羅馬信奉這樣的一個原則：「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而二百年前的美國國父們先制定了相同的原則。可悲的是，美國也在重蹈羅馬人的覆轍，違背了祖先們定下的規則 —「自己活，卻不讓別人活」。 而「自己活，不讓別人活」的後果是世界被迫與美國較量。下場有三個：一是，像羅馬一樣，被世界遺棄；二是與世界同歸於盡；三是美國能倖存下來。但是，第三個結果機會很微，即使能倖存，美國也會像羅馬一樣，失去生存的意義。 在《寬容》這本書的結尾，房龍指出，雖然我們自稱是文明時代的人，但是在本質上，現代的人跟古代的人並無二樣，他說：「我們只是穴居的同時代人，只是抽著香菸、開著福特的新石器時代人，是坐著電梯才能到達家住在懸崖的人。」[13]他繼續指出：「只要統治這個世界的是恐懼，那麼談論黃金時代、摩登時代、進步，就都是圖然浪費時間。」[14]換言之，只有人類克服自己生存的恐懼，「自己活，也讓別人活」，人類才能和平共處。 對美華人的祖先們來說，他們是幸運的，因地球上畢竟還有他們一塊容身之所 — 美洲新大陸。不幸的是，當代的移民已經受到嚴格的限制，而我們再也沒有一塊新的美洲大陸容納那些受不寬容對待的人了。(受各種迫害的人雖然依然可以得到美國的庇護，但是受庇護的物件已經不再是任何人，而是有選擇性政治交易物件。) 最後，筆者願意引用公元4世紀後期，羅馬參議院中的議員昆圖斯?奧勒利烏斯?西馬楚斯在一封著名的信來結束本文。他寫道：「我們這些異教徒和我們基督徒的鄰居，為什麼就不能和平共處呢？我們仰望著同一個星空，都是一個星球上的過客，住在同一片天空下。每個人順著什麼道路達到最終真理，這有什麼要緊呢？生存之謎太大了，不可能只有一種答案。」[15]正如異教徒有權利相信上帝以外的神一樣，每個民族都有他自己的歷史，他們未必一定要選擇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即使是選擇美國的制度，那也必須是自願的，而非像中世紀的基督教一樣 — 強迫接受，否則暴力相向。 房龍著，秦立彥、馮士新譯，《寬容》，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
房龍《寬容》簡介威廉·亨德里克·房龍(1882-1944)系荷裔美國作家和歷史學家。 1921年，《人類的故事》的出版使他一舉成名，其著作主要是歷史和傳記，包括《人的故事》(即《寬容》)、《文明的開端》、《奇蹟與人》、《聖經的故事》、《發明的故事》、《人類的家園》及《倫勃朗的人生苦旅》等。 早在20世紀20—30年代，房龍的部分著作即被譯成中文出版，影響當時整整一代年代人，房龍的著作，其選題基本上圍繞人類生存發展的最本質的問題，其目的是向人類的無知與偏執挑戰，普及知識與真理，使之成為人所知的常識，因而具有歷史不衰的魅力，在久違近半個世紀的今天，又被華人重新發現， 引起讀者的熱烈反響。1925年，美國著名的作家房龍出版了一本叫《寬容》的書。在這本書裡面，房龍以他一貫妙趣橫生的筆法，娓娓道出了由希臘時代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那段人類史上不寬容的歷史。 房龍以「我讀過不少關於各種奇蹟的書。但有一種奇蹟卻漏掉了：人類得以倖存的奇蹟」為開頭，指出人類得以倖存這個奇蹟是「不可能單憑個人的力量完成」的，個體「為了成功，他不得不將自己的個性隱埋於部落的複合之中。」[1]但是，為此，人類付出了龐大的代價。房龍指出：「生活本來是一次光榮的冒險，結果卻變成了一個可怕的經歷。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迄今為止人類的生存完全被恐懼控制著。」[2]他指出：所有的不寬容都是來自人的避死求生的意志在作怪。他說：「原始社會被一個信念所統領，那就是超越一切的求生渴望。」[3]任何危害一個社群生存的人或群體，都將會遭到無情的排斥、甚至處決。 房龍一再重複指出：不論古今，「所有不寬容的根源，都是恐懼。」、「人如果不受恐懼的影響，是很願意正直、公正的。」[4]求生的恐懼壓倒了一切，他說：中世紀所謂的「宗教革命實際上就是一場戰爭，而且是一場慘烈的戰爭。在這次戰爭中，沒人請求饒命，也沒有人饒了別人的命。加爾文的國家實際上是個軍營，所有表面上的個人自由逐漸被壓制下去了。」[5]宗教或神學因素的影響幾乎是微乎其微的。換言之，中世紀的宗教迫害或不寬容都是來自生存的恐懼。 如何生存成為人類史上的奇蹟 — 房龍指出西方得以存在的代價是以犧牲他人來成就自己這個奇蹟的。在回顧這段不寬容的歷史後，房龍回到了美國的開國史。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美國的出現，是人類歷史不寬容的成果之一。所以，美國的開國之父們都苦思這樣的一個問題 — 就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這是房龍引用羅馬帝國皇帝的格言)。因為逃難來到美國的不只是新教徒，也包括其它的教派、以及受無理迫害的人們等。 也因此，美國的開國之父們創造了美華人引以為傲的憲法，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在美國生存 — 只要他是人，他擁護美國的憲法 (不是愛美國這個國家)，因為美國的憲法保證了任何人的生存權利，而作為回報只要擁護它，這是因為美國的憲法是 — 請容許我再重申一次 —「自己活，也讓別人活」。遺憾的是，美華人不論在伊拉克戰爭還是反恐怖主義問題上，都給「愛國」問題分散了注意力，贊成戰爭的人變成了「自己活，不讓別人活」的人，他們考慮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不再擁護憲法中「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精神。 美華人忘記了自己寫的歷史 在這本書中，房龍回顧了羅馬的興亡史，他說，那些被羅馬征服的部族享有很大的自由度，信或不信什麼，都各隨己見。這是因為，「這個世界性的帝國的有魚龍混雜的成員們都被反覆提醒：『「羅馬的和平」之所以成功，是仰仗於普遍實踐了這樣的一個原則—「自己活，也讓別人活。」』[6]在任何的情況下，他們都不能干涉自己鄰人的生活，尤其是宗教。因為，當時的提比略皇帝曾在一個重大的場合發表意見說：「如果神靈認為自己確實蒙冤受屈，他們自己會解決的。」[7]即別人不相信基督教或歪曲了基督教，那上帝會自己處理。所以，羅馬又有這樣一句眾人皆知的名言：「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亦因此，羅馬帝國滅亡的其中一個致命原因是羅馬相信了基督教。但是，這是有原因的。房龍說：「一個城邦統治整個世界，這個人力所不及的任務使羅馬人身心俱疲。然後，一個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所有人厭倦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激情。」換言之，羅馬人太累了和享受太多了，已經麻木了。這是因為，他們已經擁有了整個世界，他們「嚐遍了各種美味、目睹了各地美景、耳聞了各式樂聲。他們嚐遍各種口味的美酒，到過世界各地，與從巴塞羅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譚清說起。世上曾經寫就的所有的書籍進了他們的圖書館，所有精美的繪畫都懸掛於他們的牆壁上。全世界最具天資的音樂家都為他們的宴席演奏助興。孩童們由最好的教授和老師輔導，能學到應該學習的一切知識。其結果是，一切美酒佳餚失去了滋味，所有書籍都顯得極度無聊，所有女人的魅力都蕩然無存。生活變成了一種負擔。許多人一有體面的機會，就想結束生命。他們僅存一絲安慰，那就是對未知的、不可見的天堂的期望。」[8]結果是，「羅馬人征服了世界，但在這種的努力中，它也毀滅了自己。」[9]結果，羅馬雖然戰勝了一切，卻屈服在死亡的面前，他們嚮往來生的享受，基督教乘虛而入。 房龍指出，基督教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也是有其它原因配合的。他指出，公元4世紀前半葉的教會領袖都是講究實用的政治家，他們都利用宗教效忠作為政治的交易。例如，在羅馬皇帝西奧多斯時代，長老涅斯托爾向皇帝說：「救救我吧，我強大的君主，把我教會內的所有敵人都除掉。作為交換，我給你天堂。 … … 」對於這宗交易，房龍就毫不客氣的指出：在「過去兩千年的歷史上，還有別的交易。但是，很少有哪個交易，像基督教上臺的交易這樣厚顏無恥的了。」[10] 而羅馬與基督教的結合，在房龍看來，是人類史上的一大災難。他說：「基督教會將羅馬人的效率和猶太人的不寬容結合起來，其結果是，它在人類的思想領域建立了恐怖統治。」[11]房龍指出：對於基督教入侵羅馬，「絲毫不亞於匈奴人或哥特人的入侵」[12] 生存的恐懼 而當今的美國之所以不顧一切，掠奪資源，都是因為生存的恐懼。基督教為了生存，他們幾乎不寬容地毀滅了所有中世紀以前的文明。現在的美國也在走基督教的同一條路 —「順我者生，逆我者亡」。自從上帝退位後，自由民主變成了人類的新宗教新福音，不同的是一個在天國，一個在塵世。基督教打著上帝的仁慈名義，殘忍地迫害任何不相信上帝，或者懷疑教會的人；而美國打著人權的旗幟，殘忍地迫害任何不相信自由民主的，或者懷疑美國動機的人 — 但卻掩蓋了美國自己生存的恐懼。 像鼎盛期的羅馬帝國一樣的是，美國擁有各種較為完善的制度，有學者指出：美國的霸權是政治霸權、經濟霸權、文化霸權與科技霸權集於一身的綜合性和全能性的霸權。的確，就像當時的羅馬帝國一樣，美國的綜合力在當今是舉世無敵的。 但正如有人指出：「我們自己總是自己最壞的敵人」。同羅馬帝國一樣，美國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美國同羅馬在基督教入侵前一樣的是，羅馬信奉這樣的一個原則：「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而二百年前的美國國父們先制定了相同的原則。可悲的是，美國也在重蹈羅馬人的覆轍，違背了祖先們定下的規則 —「自己活，卻不讓別人活」。 而「自己活，不讓別人活」的後果是世界被迫與美國較量。下場有三個：一是，像羅馬一樣，被世界遺棄；二是與世界同歸於盡；三是美國能倖存下來。但是，第三個結果機會很微，即使能倖存，美國也會像羅馬一樣，失去生存的意義。 在《寬容》這本書的結尾，房龍指出，雖然我們自稱是文明時代的人，但是在本質上，現代的人跟古代的人並無二樣，他說：「我們只是穴居的同時代人，只是抽著香菸、開著福特的新石器時代人，是坐著電梯才能到達家住在懸崖的人。」[13]他繼續指出：「只要統治這個世界的是恐懼，那麼談論黃金時代、摩登時代、進步，就都是圖然浪費時間。」[14]換言之，只有人類克服自己生存的恐懼，「自己活，也讓別人活」，人類才能和平共處。 對美華人的祖先們來說，他們是幸運的，因地球上畢竟還有他們一塊容身之所 — 美洲新大陸。不幸的是，當代的移民已經受到嚴格的限制，而我們再也沒有一塊新的美洲大陸容納那些受不寬容對待的人了。(受各種迫害的人雖然依然可以得到美國的庇護，但是受庇護的物件已經不再是任何人，而是有選擇性政治交易物件。) 最後，筆者願意引用公元4世紀後期，羅馬參議院中的議員昆圖斯?奧勒利烏斯?西馬楚斯在一封著名的信來結束本文。他寫道：「我們這些異教徒和我們基督徒的鄰居，為什麼就不能和平共處呢？我們仰望著同一個星空，都是一個星球上的過客，住在同一片天空下。每個人順著什麼道路達到最終真理，這有什麼要緊呢？生存之謎太大了，不可能只有一種答案。」[15]正如異教徒有權利相信上帝以外的神一樣，每個民族都有他自己的歷史，他們未必一定要選擇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即使是選擇美國的制度，那也必須是自願的，而非像中世紀的基督教一樣 — 強迫接受，否則暴力相向。 房龍著，秦立彥、馮士新譯，《寬容》，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