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樂器有銅鈴、鉦、鐃、鎛、編甬鍾、編鈕鍾等。 銅 鈴 銅鈴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有舌青銅樂器。1981-1986年在洛陽偃師二里頭夏文化遺址的考察與挖掘中，先後有4只銅鈴出土。出土的銅鈴均為青銅鑄造，體形較小，器壁較薄，鈴體上窄下寬，橫斷面為合瓦形鈴體，一側有扉稜，舞面為平面，上設有橋形鈕。這些銅鈴出土時，鈴體皆被數層織物包裹，鈴舌為玉質，儲存完好，有的尚被置於銅鈴腔內。鈴、舌金玉相配，可見在當時為極其珍貴的物品。 根據考古資料表明，在二里頭銅鈴之前的遠古時期，河洛地區已有陶鈴出現，陝縣廟底溝遺址出土的陶鈴為最早的一例，其鈴體為手工捏製而成，形制呈圓臺形，肩下兩側有一對對稱的斜孔直通體內，頂上有圓鈕。仰韶文化時期鄭州大河村遺址也有一例陶鈴出土，形制為手製，橢圓形，鈴口較侈，肩上無穿孔。至河南龍山文化中、晚期出現的河南湯陰白營陶鈴和禹縣瓦店陶鈴，手製的鈴體已為合瓦形。這一時期，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了一例中國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紅銅鑄就的銅鈴，鈴體為菱形，頂部鑽有一懸舌孔，內壁厚薄不均，體表附有很清晰的紡織物紋痕跡。由此，從形制上可以看出，在夏文化中開始出現的早期青銅樂器，二里頭銅鈴的合瓦形鈴體繼承了中原地區古樂器陶鈴的橢圓體，作為中國合瓦形銅鐘形制的先源，它奠定了商周青銅樂器造型的基礎，成為藝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成就。 洛陽地區商、周墓葬中多有銅鈴出土。如洛陽五女冢西周早期墓、洛陽林校西周車馬坑、處於西周王畿重地的三門峽虢國墓地2013號西周晚期墓、洛陽市西工區3943號戰國墓等均有銅鈴出土。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還曾出土春秋早期銅鈴1件，較為突出的一例是1990年末在三門峽虢國墓地2010號墓中同時發掘的14件銅鈴，這組西周晚期銅鈴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異，器體斷面呈合瓦形，上細下粗，平舞上有半環形紐，紐下有小穿孔與鈴腔貫通，腔內有槌狀鈴舌。因未經測音，所以尚不能確定是否為一套編鈴。這個時期洛陽地區出土的銅鈴儘管姿態各異，但鈴體均為扁筒形，口外侈，頂端有半環狀鈕，腔內有槌狀鈴舌，都仍保持了夏二里頭銅鈴的基本形制和特點。 銅 鐃 作為中國最早的青銅樂器，夏二里頭銅鈴為商、周青銅樂器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中國青銅文化大發展的商代，青銅樂器大為增多，出現了鐃、鉦、鼓等不同的種類。其中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當屬商代銅鐃的出現。考古資料表明，“商鐃”的基本形制似鈴，但有圓柱形空甬與體腔相通，使用時鐃口朝上，將空甬植於木架之上，這時的銅鐃已是早期青銅鐘類樂器發展成熟時期的產物，其不僅確立了合瓦形的結構，出現了系列性的成組編鐃，同時也奠定了青銅樂鍾“一鍾二音”的基礎，成為專用於音樂，有固定音高，能夠演奏六聲甚至完整七聲音階的具備旋律性表現的青銅類樂器。銅鐃為商代晚期流行的王室重器，是宮廷中地位顯赫的禮儀樂器。商鐃多集中出土於殷墟，常以大小三個為一組的編鐃出現，著名的安陽婦好墓出土的五個一組的編鐃即為年代最早、件數最多、斷代最為可靠的一例。商代以後，殷墟以外的地區，鐃的出現就都較為罕見。洛陽目前所見的銅鐃為洛陽林校西周早期車馬坑殉葬墓中發現的3件銅鐃，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別，應為一組編鐃。鐃體為合瓦形，橫截面為闊葉狀，兩側自上而下斜收，角微尖，每側傾斜13度，器底正中置一管狀短柄與內腔相通，柄末端有一點加厚的箍，管狀柄內尚存朽木，當為植奏方式的遺蹟。與安陽出土商鐃相比，這組銅鐃形體略大，器身採用的細凸稜組成的方框紋也已不同於殷墟時期的獸面紋。 鉦 與商鐃形制最為接近的是鉦，1956年三門峽上村嶺虢太子元墓出土的一例春秋早期的鉦，是現知年代最早的鉦，鉦體形制為合瓦形，舞平，腹平，於內曲，圓管柄兩端封閉，上部前後兩面對穿一個圓形孔，整個體表飾以對稱二疊陰線大雲紋。1990年三門峽上村嶺虢季墓、虢仲墓也各出土春秋早期銅鉦一件。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研究成果可知，關於鉦的用途多是軍樂器，也用於平時的祭祀宴享。上村嶺虢國墓地的三例銅鉦，出土時同墓共存的均有編懸樂器，因此也可證明這些鉦又是屬於軍、樂兩用樂器。上村嶺銅鉦之後，時代較晚的銅鉦，在南北廣大地區有著各不相同的發展，形成了兩種型式有別、風格各異的體系，但都未脫離虢太子墓銅鉦的基本形制。 甬 鍾 洛陽兩週時期青銅樂器的重要變化，是大量甬鐘的出現。如在洛陽西工東周王城遺址周墓中出土西周編甬鍾一套4件。洛陽城東太倉古墓出土戰國驫羌鍾14件，三門峽虢季墓出土春秋早期編甬鍾一套8件，虢仲墓出土春秋早期編甬鍾一套8件，陝縣後川戰國墓出土編甬鍾一套20件。這些典型的中原青銅樂鍾，源自商鐃的跡象在甬鍾合瓦形鐘體上表現得更加充分和明確。比之商鐃，甬鍾在形制上更加規範，更加成熟，除各部分佈局更加分明之外，作為樂器，甬鍾出現了重大的突破。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甬制的變化。這些甬鐘的甬部均為上細下粗的帶有錐度的圓柱形，並且旋、斡具備，因而使其具有牢固的懸掛演奏的結構。另一個重要的特徵是這些鐘體鉦部設定了“枚”，這些枚通常對稱排列，每面六組，每組3枚，正反兩面共36枚。由於枚的作用，使甬鐘的音響、音色比無枚的商鐃有了較大的改進。第三個重要的特徵是甬鍾在音樂、音響效能的“一種二音”的突出表現。洛陽出土的甬鍾大多為形制相同、大小相次、8件一組的編甬鍾，比之商編鐃，早期編甬鍾三件一套的組合已擴大了許多，並且非常明確地具備了第二基音。洛陽西工編甬鍾、三門峽虢季墓、虢仲墓編甬鍾等幾組甬鍾均為雙音鍾，其中一個音在鼓的中心，另一個音在鼓側。這些甬鍾在鐘體的右鼓部鑄有一鳳鳥紋，為側鼓音的敲擊點標誌，而且這一標誌是從第三鍾開始的。前兩鍾按照這一時期編甬鐘的通例只發單音，所以如洛陽西工出土的4件一組的編甬鍾據此推斷是有失缺的。又如陝縣後川20件一組的編甬鍾，器壁較薄，似為明器，但經測音資料可知最小的8個鐘均為雙音鍾。洛陽出土的這些雙音鐘錶現出的音程關係。從測音資料中可以看到有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和純四度幾種，比之商鐃已有很大的進步。從調音手法上也深刻地顯示出這種進步。如三門峽虢國墓地2001號墓出土的虢季編甬鍾8件鐘均經調音，調音部位是鐘口內唇，有的銼磨成溝槽狀，個別銼磨較重。如第3鍾就銼磨出溝槽8條，包括兩銑各一條，正反兩面各3條，調音的位置及其對稱和平衡的設計，已比較規範。其測音資料證明每鍾均可發出兩個基音，這種表現在調音手法上的成熟無疑表現了這一時期的甬鍾在音準上的把握及對音律的探索和追求。另外，這時期洛陽出土的甬鐘的紋樣也發生了變化。如出現竊曲紋、夔紋、雲雷紋、象首紋、蟠螭紋等，尤其三門峽虢季墓編甬鍾、洛陽雲雷紋甬鍾鉦部、鼓部還鑄有銘文，集中表現和具備了這一時期甬鐘的種種特點。 鎛、鈕鍾 除了甬鍾之外，洛陽還出土了鎛和鈕鍾兩類重要的青銅樂器。 鎛鍾早在殷商末期已有出現，洛陽出土的洛陽解放路一組4件編鎛，陝縣後川2040號墓一組9件編鎛均屬戰國時期的鎛鍾。據測音資料看，解放路編鎛音質較好，後川2040號墓編鎛除第九鍾無側鼓音外，其他均為雙音鍾。兩例編鎛鐘體皆為合瓦形，鎛口平齊，舞上有雙龍或雙蛇相對組成的扁鈕，鉦部有圓形短枚，整個形制近似於鈴。這個時期的鎛鍾已逐步發展成為一種與編鐘相當的具有旋律效能的樂器，其原有的僅奏骨幹低音的和聲效能也因鎛數的增加和音域的擴充套件而大大增強。 鈕鍾 鈕鐘的出現晚於鎛和甬鍾。1956年陝縣上村嶺虢太子墓出土的一組春秋早期無枚編鈕鍾，是現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編紐鍾，為中原型別的代表。這組編鐘鐘體為合瓦形，平舞，平腹，銑侈，於口微凹，舞上設定有一圓條形的長圓鈕。與甬鐘相比最大的差別即是改變了甬鍾側懸的甬。以鈕代甬，使鍾由側懸改為直懸，從而可以更加保持鐘的穩定性，提高和改善演奏的音質。由此可以看出鈕鐘不僅繼承了甬鐘的體制，而且吸收了鈴或鎛的鈕制，因而從整體形制上典型地表現出甬鐘的鐘體與鎛和鈴的鈕制相結合的特徵。又如三門峽虢國墓地虢仲墓除出土一套甬鍾以外，同墓還出土了一組春秋早期的編鈕鍾，鐘體為合瓦形，舞上有方環鈕，鈕較短小，鉦部無枚，右側鼓部除第一鍾外均飾鳥紋，鉦部及左鼓部則鑄有銘文，銘中載有“虢仲作寶鍾……”等字樣，並自命為鈴鍾。由此更進一步證實了鈕鍾與甬鍾、鈴之間的淵源關係。 洛陽出土的編鈕鍾大多為7-9件的組合，如虢太子墓編鈕鍾為9件，虢仲墓編鈕鍾為8件，洛陽西工131號同墓出土的兩組編鈕鍾分別為7件和9件，洛陽解放路戰國墓的18件編鈕鍾分別為7件有枚編鐘和11件無枚編鐘兩組。處於這一時期的鈕鐘不僅形制逐漸趨於穩定和成熟，而且由於編組序列的豐富和健全，致使樂器的音樂效能更加完善起來。據測音資料可知，虢太子墓、虢仲墓、解放路戰國墓等幾組編鈕鐘的正鼓音、側鼓音均可構成完整的七聲音階，以及七聲以外的變化音，同時已經具備很強的旋律效能。 與鈴一脈相承的鎛鍾與鈕鍾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緣於對音樂審美方面新的追求和編鐘演奏旋律的重視，以及禮樂過制、經濟支出等諸方面的因素，比甬鐘形體較小的鈕鍾和小型的銅鎛廣為流行，並逐漸取代了甬鍾。
青銅樂器有銅鈴、鉦、鐃、鎛、編甬鍾、編鈕鍾等。 銅 鈴 銅鈴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有舌青銅樂器。1981-1986年在洛陽偃師二里頭夏文化遺址的考察與挖掘中，先後有4只銅鈴出土。出土的銅鈴均為青銅鑄造，體形較小，器壁較薄，鈴體上窄下寬，橫斷面為合瓦形鈴體，一側有扉稜，舞面為平面，上設有橋形鈕。這些銅鈴出土時，鈴體皆被數層織物包裹，鈴舌為玉質，儲存完好，有的尚被置於銅鈴腔內。鈴、舌金玉相配，可見在當時為極其珍貴的物品。 根據考古資料表明，在二里頭銅鈴之前的遠古時期，河洛地區已有陶鈴出現，陝縣廟底溝遺址出土的陶鈴為最早的一例，其鈴體為手工捏製而成，形制呈圓臺形，肩下兩側有一對對稱的斜孔直通體內，頂上有圓鈕。仰韶文化時期鄭州大河村遺址也有一例陶鈴出土，形制為手製，橢圓形，鈴口較侈，肩上無穿孔。至河南龍山文化中、晚期出現的河南湯陰白營陶鈴和禹縣瓦店陶鈴，手製的鈴體已為合瓦形。這一時期，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了一例中國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紅銅鑄就的銅鈴，鈴體為菱形，頂部鑽有一懸舌孔，內壁厚薄不均，體表附有很清晰的紡織物紋痕跡。由此，從形制上可以看出，在夏文化中開始出現的早期青銅樂器，二里頭銅鈴的合瓦形鈴體繼承了中原地區古樂器陶鈴的橢圓體，作為中國合瓦形銅鐘形制的先源，它奠定了商周青銅樂器造型的基礎，成為藝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成就。 洛陽地區商、周墓葬中多有銅鈴出土。如洛陽五女冢西周早期墓、洛陽林校西周車馬坑、處於西周王畿重地的三門峽虢國墓地2013號西周晚期墓、洛陽市西工區3943號戰國墓等均有銅鈴出土。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還曾出土春秋早期銅鈴1件，較為突出的一例是1990年末在三門峽虢國墓地2010號墓中同時發掘的14件銅鈴，這組西周晚期銅鈴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異，器體斷面呈合瓦形，上細下粗，平舞上有半環形紐，紐下有小穿孔與鈴腔貫通，腔內有槌狀鈴舌。因未經測音，所以尚不能確定是否為一套編鈴。這個時期洛陽地區出土的銅鈴儘管姿態各異，但鈴體均為扁筒形，口外侈，頂端有半環狀鈕，腔內有槌狀鈴舌，都仍保持了夏二里頭銅鈴的基本形制和特點。 銅 鐃 作為中國最早的青銅樂器，夏二里頭銅鈴為商、周青銅樂器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中國青銅文化大發展的商代，青銅樂器大為增多，出現了鐃、鉦、鼓等不同的種類。其中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當屬商代銅鐃的出現。考古資料表明，“商鐃”的基本形制似鈴，但有圓柱形空甬與體腔相通，使用時鐃口朝上，將空甬植於木架之上，這時的銅鐃已是早期青銅鐘類樂器發展成熟時期的產物，其不僅確立了合瓦形的結構，出現了系列性的成組編鐃，同時也奠定了青銅樂鍾“一鍾二音”的基礎，成為專用於音樂，有固定音高，能夠演奏六聲甚至完整七聲音階的具備旋律性表現的青銅類樂器。銅鐃為商代晚期流行的王室重器，是宮廷中地位顯赫的禮儀樂器。商鐃多集中出土於殷墟，常以大小三個為一組的編鐃出現，著名的安陽婦好墓出土的五個一組的編鐃即為年代最早、件數最多、斷代最為可靠的一例。商代以後，殷墟以外的地區，鐃的出現就都較為罕見。洛陽目前所見的銅鐃為洛陽林校西周早期車馬坑殉葬墓中發現的3件銅鐃，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別，應為一組編鐃。鐃體為合瓦形，橫截面為闊葉狀，兩側自上而下斜收，角微尖，每側傾斜13度，器底正中置一管狀短柄與內腔相通，柄末端有一點加厚的箍，管狀柄內尚存朽木，當為植奏方式的遺蹟。與安陽出土商鐃相比，這組銅鐃形體略大，器身採用的細凸稜組成的方框紋也已不同於殷墟時期的獸面紋。 鉦 與商鐃形制最為接近的是鉦，1956年三門峽上村嶺虢太子元墓出土的一例春秋早期的鉦，是現知年代最早的鉦，鉦體形制為合瓦形，舞平，腹平，於內曲，圓管柄兩端封閉，上部前後兩面對穿一個圓形孔，整個體表飾以對稱二疊陰線大雲紋。1990年三門峽上村嶺虢季墓、虢仲墓也各出土春秋早期銅鉦一件。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研究成果可知，關於鉦的用途多是軍樂器，也用於平時的祭祀宴享。上村嶺虢國墓地的三例銅鉦，出土時同墓共存的均有編懸樂器，因此也可證明這些鉦又是屬於軍、樂兩用樂器。上村嶺銅鉦之後，時代較晚的銅鉦，在南北廣大地區有著各不相同的發展，形成了兩種型式有別、風格各異的體系，但都未脫離虢太子墓銅鉦的基本形制。 甬 鍾 洛陽兩週時期青銅樂器的重要變化，是大量甬鐘的出現。如在洛陽西工東周王城遺址周墓中出土西周編甬鍾一套4件。洛陽城東太倉古墓出土戰國驫羌鍾14件，三門峽虢季墓出土春秋早期編甬鍾一套8件，虢仲墓出土春秋早期編甬鍾一套8件，陝縣後川戰國墓出土編甬鍾一套20件。這些典型的中原青銅樂鍾，源自商鐃的跡象在甬鍾合瓦形鐘體上表現得更加充分和明確。比之商鐃，甬鍾在形制上更加規範，更加成熟，除各部分佈局更加分明之外，作為樂器，甬鍾出現了重大的突破。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甬制的變化。這些甬鐘的甬部均為上細下粗的帶有錐度的圓柱形，並且旋、斡具備，因而使其具有牢固的懸掛演奏的結構。另一個重要的特徵是這些鐘體鉦部設定了“枚”，這些枚通常對稱排列，每面六組，每組3枚，正反兩面共36枚。由於枚的作用，使甬鐘的音響、音色比無枚的商鐃有了較大的改進。第三個重要的特徵是甬鍾在音樂、音響效能的“一種二音”的突出表現。洛陽出土的甬鍾大多為形制相同、大小相次、8件一組的編甬鍾，比之商編鐃，早期編甬鍾三件一套的組合已擴大了許多，並且非常明確地具備了第二基音。洛陽西工編甬鍾、三門峽虢季墓、虢仲墓編甬鍾等幾組甬鍾均為雙音鍾，其中一個音在鼓的中心，另一個音在鼓側。這些甬鍾在鐘體的右鼓部鑄有一鳳鳥紋，為側鼓音的敲擊點標誌，而且這一標誌是從第三鍾開始的。前兩鍾按照這一時期編甬鐘的通例只發單音，所以如洛陽西工出土的4件一組的編甬鍾據此推斷是有失缺的。又如陝縣後川20件一組的編甬鍾，器壁較薄，似為明器，但經測音資料可知最小的8個鐘均為雙音鍾。洛陽出土的這些雙音鐘錶現出的音程關係。從測音資料中可以看到有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和純四度幾種，比之商鐃已有很大的進步。從調音手法上也深刻地顯示出這種進步。如三門峽虢國墓地2001號墓出土的虢季編甬鍾8件鐘均經調音，調音部位是鐘口內唇，有的銼磨成溝槽狀，個別銼磨較重。如第3鍾就銼磨出溝槽8條，包括兩銑各一條，正反兩面各3條，調音的位置及其對稱和平衡的設計，已比較規範。其測音資料證明每鍾均可發出兩個基音，這種表現在調音手法上的成熟無疑表現了這一時期的甬鍾在音準上的把握及對音律的探索和追求。另外，這時期洛陽出土的甬鐘的紋樣也發生了變化。如出現竊曲紋、夔紋、雲雷紋、象首紋、蟠螭紋等，尤其三門峽虢季墓編甬鍾、洛陽雲雷紋甬鍾鉦部、鼓部還鑄有銘文，集中表現和具備了這一時期甬鐘的種種特點。 鎛、鈕鍾 除了甬鍾之外，洛陽還出土了鎛和鈕鍾兩類重要的青銅樂器。 鎛鍾早在殷商末期已有出現，洛陽出土的洛陽解放路一組4件編鎛，陝縣後川2040號墓一組9件編鎛均屬戰國時期的鎛鍾。據測音資料看，解放路編鎛音質較好，後川2040號墓編鎛除第九鍾無側鼓音外，其他均為雙音鍾。兩例編鎛鐘體皆為合瓦形，鎛口平齊，舞上有雙龍或雙蛇相對組成的扁鈕，鉦部有圓形短枚，整個形制近似於鈴。這個時期的鎛鍾已逐步發展成為一種與編鐘相當的具有旋律效能的樂器，其原有的僅奏骨幹低音的和聲效能也因鎛數的增加和音域的擴充套件而大大增強。 鈕鍾 鈕鐘的出現晚於鎛和甬鍾。1956年陝縣上村嶺虢太子墓出土的一組春秋早期無枚編鈕鍾，是現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編紐鍾，為中原型別的代表。這組編鐘鐘體為合瓦形，平舞，平腹，銑侈，於口微凹，舞上設定有一圓條形的長圓鈕。與甬鐘相比最大的差別即是改變了甬鍾側懸的甬。以鈕代甬，使鍾由側懸改為直懸，從而可以更加保持鐘的穩定性，提高和改善演奏的音質。由此可以看出鈕鐘不僅繼承了甬鐘的體制，而且吸收了鈴或鎛的鈕制，因而從整體形制上典型地表現出甬鐘的鐘體與鎛和鈴的鈕制相結合的特徵。又如三門峽虢國墓地虢仲墓除出土一套甬鍾以外，同墓還出土了一組春秋早期的編鈕鍾，鐘體為合瓦形，舞上有方環鈕，鈕較短小，鉦部無枚，右側鼓部除第一鍾外均飾鳥紋，鉦部及左鼓部則鑄有銘文，銘中載有“虢仲作寶鍾……”等字樣，並自命為鈴鍾。由此更進一步證實了鈕鍾與甬鍾、鈴之間的淵源關係。 洛陽出土的編鈕鍾大多為7-9件的組合，如虢太子墓編鈕鍾為9件，虢仲墓編鈕鍾為8件，洛陽西工131號同墓出土的兩組編鈕鍾分別為7件和9件，洛陽解放路戰國墓的18件編鈕鍾分別為7件有枚編鐘和11件無枚編鐘兩組。處於這一時期的鈕鐘不僅形制逐漸趨於穩定和成熟，而且由於編組序列的豐富和健全，致使樂器的音樂效能更加完善起來。據測音資料可知，虢太子墓、虢仲墓、解放路戰國墓等幾組編鈕鐘的正鼓音、側鼓音均可構成完整的七聲音階，以及七聲以外的變化音，同時已經具備很強的旋律效能。 與鈴一脈相承的鎛鍾與鈕鍾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緣於對音樂審美方面新的追求和編鐘演奏旋律的重視，以及禮樂過制、經濟支出等諸方面的因素，比甬鐘形體較小的鈕鍾和小型的銅鎛廣為流行，並逐漸取代了甬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