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的情愛關係與人性弱點
司馬長風先生在他的《中國新文學史》中把《圍城》說成“地地道道是一部愛情小說”，這種理解顯然沒有全面地概括《圍城》的主題。不過，《圍城》又的確是一部揭示了獨特的愛情哲理的小說。談《圍城》，不能不談愛情，說《圍城》，不能不探討《圍城》的戀愛、婚姻故事為人類的情愛秘密提供一個什麼樣的答案。
一部《圍城》，幾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淺地涉及情愛領域。方鴻漸先生在回國的郵輪上就與鮑小姐鬧了場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緣”。到了上海後，在蘇文紈小姐的客廳裡，方鴻漸又“被迫”捲入了由蘇小姐策劃、蘇小姐主演、趙辛楣先生擔綱表演的一場爭風吃醋的“三角戀愛”。這場“三角戀”其後又迅速地擴充套件為“多角戀愛”：方鴻漸愛上了由蘇文紈領出的唐曉芙，而蘇文紈的另一個追求者、後來成為蘇文紈丈夫的詩人曹元朗也登場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場轟轟烈烈但最後又作鳥獸散的多角情場恩怨的輕喜劇。在閉塞的三閭大學，那位扼要是“一張紅嘴，十個尖而長的紅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當媒人，組織趙辛楣、方鴻漸與范小姐、劉小姐相親，結果媒人反而與趙辛楣捲入了一場“桃色新聞”，連帶高松年校長“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戀。當然，此間最成功的一次戀愛是方鴻漸與孫柔嘉相戀。孫小姐“處心積慮”地設下了一個愛情陷阱，方鴻漸也因“一念溫柔”糊里糊塗地成了孫柔嘉的愛情俘虜。赴三閭大學的路上，李梅亭與蘇州女人不乏曖昧故事，到了三閭大學後，陸子瀟以“教授的情書”向孫柔嘉求愛，而范小姐則藉藉書向趙辛楣示好。就是那位愛情逃亡者趙辛楣的愛情後來也有了著落，他愛上了一位因為兩門功課不及格而願意跟他結婚的女大學生。至於那位後來墮落成攜帶私貨“走單幫”的蘇文紈小姐結婚後對趙辛楣反而親密起來，似有藕斷絲連的嫌疑。總之，《圍城》確實是處處展現了人類不同型別的情愛景觀，有三角戀、多角戀，有初戀、暗戀、婚外戀，有純情之戀，更有矯情之戀。《圍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爛的生死之戀。
《圍城》這部小說沒有出現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戀並非偶然。仔細考察《圍城》中的男女情愛關係，不難發現，作者除了為特別偏愛的方鴻漸、唐曉芙的“純情之戀”設定了一些浪漫情節和細節外，其餘的男女情愛關係皆有“煞風景”的矯情之處。
《圍城》中男女戀情的“煞風景”處，通常不是來自於外界的干擾，而是來自於男女雙方情感的無法同步所導致的矯情或造情。這在主人公方鴻漸系列情愛遭遇中表現得特別突出。那位令方鴻漸“失望、遭欺騙的情慾，被損傷的驕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豎起來，反而搖擺得厲害”的鮑小姐的無情自不必說，他們的一夜情導致的被輪船上的侍者阿劉的敲詐也似乎“罪有應得”，不應算做純粹的“煞風景”。而方鴻漸與蘇文紈博士的戀愛從開頭便註定了方鴻漸的尷尬處境。方鴻漸找到蘇文紈的府上，“明知也許從此多事，可是實在生活太無聊，現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這個動機雖然“不純”，倒也說明方鴻漸主動接近蘇文紈的動機並不是為了獲得蘇文紈的愛情。不料，蘇文紈“誤讀”了方鴻漸的來意，在方鴻漸的注意力已經完全轉移到唐曉芙身上的時候，蘇文紈雖然也有所察覺，卻表現得格外執拗：在月夜的蘇家後花園內，蘇文紈小姐躲在外國話裡命令方鴻漸吻她，方鴻漸沒法推避，象徵性地送吻後欲快快擺脫，蘇小姐道：“我偏不放你走——好，讓你走，明天見。”“蘇小姐看鴻漸臉上的表情，以為他情感衝動得厲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鴻漸一溜煙跑出門，還相信剛才唇上的吻，輕鬆得很，不能作為自己愛她的證據。好像接吻也等於體格的檢驗，要有一定斤兩，才算合格似的。”這樣一個極有浪漫情調的月夜，如果男女主人公在此時此景互訴衷情，那麼情與景便是同步、對稱的，是屬於極有詩意的描述。不料，方、蘇兩位男女主人公的心事卻南轅北轍，這就構成了一個不對稱的“煞風景”的幽默情景。男女主人公內心的不同步、不一致使得蘇文紈的熱情和主動實際上都“落空”了。單單“落空”還不要緊，因為“落空”了的愛情有許多時候是以悲劇的形式出現的，只有情感表達“落空”了，而表達愛情的當事人還矇在鼓裡，還是那麼一廂情願地沉溺在自己創造出來的愛情幻象中，這才顯得可笑。假設方鴻漸一發現“情況”不對，就“把話說清楚”，告訴蘇文紈自己心有所歸，那麼，雙方的情感軌跡就都清楚了，就沒有多少幽默的效果。因為把話說“白”了，當事人的言行與各自的內心感情很快就趨於統一，兩人都處於“知情”的狀態中，蘇文紈這個人物就會以理智行事，而不會顯得那麼“痴”、那麼矯情了。所以，月夜下那“沒有斤兩”的吻之所以顯得滑稽可笑，歸根結底是愛情盲動者蘇文紈的言行和想法（蘇文紈命令方鴻漸吻她，而且以為方鴻漸衝動得厲害）與她所處的“真實”的愛情格局（方鴻漸並不愛蘇文紈卻不得不敷衍她）反差太大。幻想與現實脫節當事人卻還糊塗，甚至還在強化他或她的幻想，才導致了這種喜劇性的幽默情景。
《圍城》中善於矯情或造情的可不止蘇博士一人。三閭大學那位智商顯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矯情的角色。為了獲得趙辛楣的愛，她開始動腦筋了：“就有一件事，她決不下。她聽說女人戀愛經驗愈多，對男人的魔力愈大；又聽說男人只肯娶一顆心還是童貞純潔的女人。假如趙辛楣求愛，自己二者之間，何去何從呢？請客前一天，她福至心靈，想出一個兩面兼顧的態度，表示有好多人發狂地愛過自己，但是自己並未愛過誰，所以這一次還是初戀。”接著，范小姐便將一個偽造好了的帶有求愛資訊的作者簽名的劇本借給趙辛楣一閱。
范小姐的這種做派太公開太招搖，屬於傻大姐一類的人物。她的矯情“矯”得很皮相很膚淺，是那種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要論《圍城》中在男女情感方面最工於情感心計的，當要首推孫柔嘉，因為孫柔嘉才是創造愛情謠言並利用愛情謠言的高手：
“人家更要說閒話了。” 孫小姐依然低了頭低了聲音。
鴻漸不安，假裝坦然道：“隨他們去說，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麼混蛋——我疑心就是陸子瀟——寫匿名信給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謠言，爸爸寫信來問——”
這可憐楚楚的模樣加上已經有陸子瀟給孫柔嘉寫“情書”的“劣跡”在前，孫柔嘉在早些時候便向方鴻漸發出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麼？”的柔聲請求，方鴻漸也非常認真地為孫小姐設計了一個“退信”方案。此時焉能不信孫小姐的“委屈”？孫小姐便是充分調動了“閒話”的積極因素，虛擬出一種庸俗力量的壓力，來達到與方鴻漸“同仇敵愾”的親密。事實也證明陸子瀟和李梅亭的存在，只會更快地縮小了孫、方距離，造成“自家人”的親密感。巧借“外力”達到愛情的“出奇制勝”，這正是聰明的孫小姐的過人之處，也是“造情”藝術的超水平的發揮。
《圍城》的諸多筆墨放在圍繞著方鴻漸的戀愛和婚姻的敘述上。錢鍾書先生在此部小說中心理刻畫得最詳細、最微妙的恐怕就是方鴻漸與四個女人的情感糾葛。評論家可以分析《圍城》的多重哲理意蘊，一般讀者將《圍城》作為一部愛情小說來閱讀也未嘗不可。但欣賞《圍城》中不同環境中的男女情愛發生過程的心理變化，卻無奈地發現《圍城》中的愛情不是那麼“唯美”，即不是用戀愛男女的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詩意戀愛”來打動讀者。《圍城》太少戀愛男女的柔情蜜意、心心相印，《圍城》的作者習慣於給“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中國經典的戀愛意象塗抹上一層嘲諷的色彩。《圍城》是部愛情小說，但這部愛情小說的男女主人公的直接抒發愛情中的“純情話”是少而又少，大概只有方鴻漸拒絕了蘇文紈之後給唐曉芙那封求愛信算是例外。就是這一封信，方鴻漸的情話也是“東躲西藏”，避免明確示愛的唐突。這部小說說的都是男女間的情事，但小說中除了男女間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關於男女間的嫉妒、做作、猜疑、欺騙、挑剔、厭惡乃至於背叛。《圍城》雖然不像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那樣在極其特殊的情境中創造出一個充滿“荒涼感”末世愛情時空，《圍城》中的男女愛情不像張愛玲的小說那樣被外力“逼”到一個臨界狀態，比如《傾城之戀》中香港淪陷時候的絕對特殊戰亂環境，比如《金鎖記》中那位虐待狂曹七巧對年輕人愛情幸福的折磨和撲殺，《圍城》中的年輕男女戀愛環境幾乎排除了任何外來的侵害或壓力，可以說《圍城》中的男女戀情都是他們自己“惹的禍”。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圍城》中即使出現情敵，也都是偽情敵，屬於威脅不大的“情敵”。比如，《圍城》中最有名的方鴻漸和趙辛楣的情敵關係竟然是偽情敵關係，他們愛的不是同一個女人。但女博士蘇文紈則興高采烈地希望趙辛楣、方鴻漸能以情敵相待。她是想利用趙辛楣的存在，激起方鴻漸愛的勇氣，讓趙、方二人鬥法比武搶自己。蘇文紈雖然偏愛方鴻漸，但她同樣重視趙辛楣這個“情敵”角色的存在，因為趙辛楣是她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愛情籌碼。如果方鴻漸對她有意，那麼一個具體的情敵乃是愛情生活中最有效的催化劑，這也是蘇文紈博士特別做作、特別矯情的地方。前文已經提到過的陸子瀟也是一個偽情敵。孫柔嘉不愛陸子瀟，但她最充分地利用陸子瀟虛構了一封對她的愛情生活非常關鍵的“匿名信”。情敵這種角色在《圍城》中不是真實的競爭對手，反而是男女之間的情感算計或曰情感博弈的工具，“愛情”的成與不成關鍵在於男女人物是否摸透了對方的情感軌跡，並且恰到好處地利用適宜的環境和時機捕捉到“愛情”。
《圍城》中的男女之愛的發生發展多是男女雙方直接“較量”的結果，而非外力的威脅、強迫和鼓勵。《圍城》的作者大概就是要讓讀者看清楚，在沒有外力的干預下，男女作為獨立的個體將在情場上有一番怎樣的表演。人的智慧，人的高貴，人的懦弱，人的卑下又是在情感圍城的內外有一番怎樣的令人炫目的演出。《圍城》是將筆觸直指人性在“常態戀愛”中的各個側面，特別是人性中在戀愛生活中不那麼高貴、不那麼可愛的一面。《圍城》描述的是人性的弱點在戀愛、婚姻生活中是怎樣地作祟。
在中國現代文學涉及青年男女戀情的許多文學作品中，凡出現青年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悲劇，多是由外力的因素構成：階級門第之間的無形門檻、封建惡勢力的摧殘、包辦婚姻的悲劇，或是因為祖國不夠強大導致海外戀情的受屈。比如巴金先生的《家》，覺慧和鳴鳳的愛情悲劇便是外在的邪惡力量導致的。讓青春的美毀滅於無價值的落後的強勢的力量之手，這無疑將大大激發人們摧毀封建制度的決心和勇氣。美好的愛情與不良的外在環境的抗爭是中國現代文學書寫青春愛情的一個重要模式。這種愛情書寫模式常常透過對不良環境的無情揭露、鞭撻和對青春愛情的頌揚來表現主題。而《圍城》對愛情的書寫則更偏重於對人的自身特性的展示。方鴻漸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在《圍城》中可謂每況愈下，到了《圍城》的結束，方鴻漸的經濟生活已經走向了困頓，但《圍城》並沒有將階級地位或經濟狀況作為影響愛情婚姻生活的決定性因素。《圍城》中個個人物明顯都有屬於不同社會階層的特徵，《圍城》中也不乏所謂高等階層的勢利眼，但《圍城》又不是太突出階級或階層屬性在愛情生活中的作用。最明顯的是小說前半部分中以蘇文紈小姐的客廳為核心展開的愛情遊戲，那簡直是一場“愛情真空遊戲”，作者是將人物放置在一完全排除了外界干擾的“真空”中讓各個人物登場施展他們的愛情本領。方鴻漸寄宿在前岳丈家裡，唐曉芙是一個父母對其沒有約束的現代少女，趙辛楣是個來去瀟灑的公子哥兒，蘇文紈更為大家提供了一個寬敞的戀愛空間。戀愛中的人愛請客就請客，喜歡聚會就聚會。作者便是設計了這麼一個“真空狀態”的“封閉式愛情試驗室”，讓男女主人公在沒有干擾的狀態下施展他們的戀愛才能。結果呢，這些戀愛中的人或患得患失，或試探揣測，或怯懦躲避，或迂迴進攻，或造情矯情，或嫉妒中傷。老練的蘇文紈，天真的唐曉芙，驕傲的趙辛楣，有點迂又很有點小聰明的方鴻漸，都在操練著愛情的縱橫捭闔之術。人性的弱點藉著這群在“真空”中戀愛的人們的種種表現，也被推到了最醒目的位置上。
可以說，《圍城》寫愛情，寫的不是如何反抗外界壓力而獲得所追求的愛情，《圍城》寫愛情，是藉著種種型別的愛情故事，來展覽人性的種種弱點。人這被稱為萬物之靈的動物，原來就是在處理他們自己的婚戀這“自家事”的時候，都有那麼多的自相矛盾，都有那麼多難以溝通的感情和無法達成交流的資訊。寫人性的弱點，對人的非積極一面的批判，對人性中種種“頑疾”的諷刺和批評，乃是《圍城》最獨特之意義所在。美國學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圍城》是一部探討人的孤立和彼此間的無法溝通的小說。”真是一語中的。
《圍城》利用種種愛情關係的描述來達到對人性弱點的批判，用諷刺的筆鋒放大人在愛情生活中的種種不那麼美好的一面，雖不是完全的“審醜”，卻入木三分地透過各種情形中“愛的謊言”來刻畫了人的不完善不那麼可愛的一個側面。但《圍城》作者對人性的弱點的態度卻不是消極的，因為作者讓讀者看到了這“愛的謊言”、這愛的矯情和造情的可笑和可憐，讓讀者在笑聲中發現人性的短處，這便是一種非常積極的高姿態的批判和矯正。《圍城》讓人在幽默的閱讀氛圍中領悟到人的自身的弱點，而不是放縱讀者去賞玩人的弱點。《圍城》不同於鴛鴦蝴蝶派那類純粹以戀愛供讀者賞玩的通俗小說之處，就在於作者是站在一箇中西文化的匯合處，以一個睿智的學者作家的目光來打量人的弱點，從而達到批判的鋒利和深入。
《圍城》的情愛關係與人性弱點
司馬長風先生在他的《中國新文學史》中把《圍城》說成“地地道道是一部愛情小說”，這種理解顯然沒有全面地概括《圍城》的主題。不過，《圍城》又的確是一部揭示了獨特的愛情哲理的小說。談《圍城》，不能不談愛情，說《圍城》，不能不探討《圍城》的戀愛、婚姻故事為人類的情愛秘密提供一個什麼樣的答案。
一部《圍城》，幾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淺地涉及情愛領域。方鴻漸先生在回國的郵輪上就與鮑小姐鬧了場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緣”。到了上海後，在蘇文紈小姐的客廳裡，方鴻漸又“被迫”捲入了由蘇小姐策劃、蘇小姐主演、趙辛楣先生擔綱表演的一場爭風吃醋的“三角戀愛”。這場“三角戀”其後又迅速地擴充套件為“多角戀愛”：方鴻漸愛上了由蘇文紈領出的唐曉芙，而蘇文紈的另一個追求者、後來成為蘇文紈丈夫的詩人曹元朗也登場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場轟轟烈烈但最後又作鳥獸散的多角情場恩怨的輕喜劇。在閉塞的三閭大學，那位扼要是“一張紅嘴，十個尖而長的紅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當媒人，組織趙辛楣、方鴻漸與范小姐、劉小姐相親，結果媒人反而與趙辛楣捲入了一場“桃色新聞”，連帶高松年校長“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戀。當然，此間最成功的一次戀愛是方鴻漸與孫柔嘉相戀。孫小姐“處心積慮”地設下了一個愛情陷阱，方鴻漸也因“一念溫柔”糊里糊塗地成了孫柔嘉的愛情俘虜。赴三閭大學的路上，李梅亭與蘇州女人不乏曖昧故事，到了三閭大學後，陸子瀟以“教授的情書”向孫柔嘉求愛，而范小姐則藉藉書向趙辛楣示好。就是那位愛情逃亡者趙辛楣的愛情後來也有了著落，他愛上了一位因為兩門功課不及格而願意跟他結婚的女大學生。至於那位後來墮落成攜帶私貨“走單幫”的蘇文紈小姐結婚後對趙辛楣反而親密起來，似有藕斷絲連的嫌疑。總之，《圍城》確實是處處展現了人類不同型別的情愛景觀，有三角戀、多角戀，有初戀、暗戀、婚外戀，有純情之戀，更有矯情之戀。《圍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爛的生死之戀。
《圍城》這部小說沒有出現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戀並非偶然。仔細考察《圍城》中的男女情愛關係，不難發現，作者除了為特別偏愛的方鴻漸、唐曉芙的“純情之戀”設定了一些浪漫情節和細節外，其餘的男女情愛關係皆有“煞風景”的矯情之處。
《圍城》中男女戀情的“煞風景”處，通常不是來自於外界的干擾，而是來自於男女雙方情感的無法同步所導致的矯情或造情。這在主人公方鴻漸系列情愛遭遇中表現得特別突出。那位令方鴻漸“失望、遭欺騙的情慾，被損傷的驕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豎起來，反而搖擺得厲害”的鮑小姐的無情自不必說，他們的一夜情導致的被輪船上的侍者阿劉的敲詐也似乎“罪有應得”，不應算做純粹的“煞風景”。而方鴻漸與蘇文紈博士的戀愛從開頭便註定了方鴻漸的尷尬處境。方鴻漸找到蘇文紈的府上，“明知也許從此多事，可是實在生活太無聊，現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這個動機雖然“不純”，倒也說明方鴻漸主動接近蘇文紈的動機並不是為了獲得蘇文紈的愛情。不料，蘇文紈“誤讀”了方鴻漸的來意，在方鴻漸的注意力已經完全轉移到唐曉芙身上的時候，蘇文紈雖然也有所察覺，卻表現得格外執拗：在月夜的蘇家後花園內，蘇文紈小姐躲在外國話裡命令方鴻漸吻她，方鴻漸沒法推避，象徵性地送吻後欲快快擺脫，蘇小姐道：“我偏不放你走——好，讓你走，明天見。”“蘇小姐看鴻漸臉上的表情，以為他情感衝動得厲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鴻漸一溜煙跑出門，還相信剛才唇上的吻，輕鬆得很，不能作為自己愛她的證據。好像接吻也等於體格的檢驗，要有一定斤兩，才算合格似的。”這樣一個極有浪漫情調的月夜，如果男女主人公在此時此景互訴衷情，那麼情與景便是同步、對稱的，是屬於極有詩意的描述。不料，方、蘇兩位男女主人公的心事卻南轅北轍，這就構成了一個不對稱的“煞風景”的幽默情景。男女主人公內心的不同步、不一致使得蘇文紈的熱情和主動實際上都“落空”了。單單“落空”還不要緊，因為“落空”了的愛情有許多時候是以悲劇的形式出現的，只有情感表達“落空”了，而表達愛情的當事人還矇在鼓裡，還是那麼一廂情願地沉溺在自己創造出來的愛情幻象中，這才顯得可笑。假設方鴻漸一發現“情況”不對，就“把話說清楚”，告訴蘇文紈自己心有所歸，那麼，雙方的情感軌跡就都清楚了，就沒有多少幽默的效果。因為把話說“白”了，當事人的言行與各自的內心感情很快就趨於統一，兩人都處於“知情”的狀態中，蘇文紈這個人物就會以理智行事，而不會顯得那麼“痴”、那麼矯情了。所以，月夜下那“沒有斤兩”的吻之所以顯得滑稽可笑，歸根結底是愛情盲動者蘇文紈的言行和想法（蘇文紈命令方鴻漸吻她，而且以為方鴻漸衝動得厲害）與她所處的“真實”的愛情格局（方鴻漸並不愛蘇文紈卻不得不敷衍她）反差太大。幻想與現實脫節當事人卻還糊塗，甚至還在強化他或她的幻想，才導致了這種喜劇性的幽默情景。
《圍城》中善於矯情或造情的可不止蘇博士一人。三閭大學那位智商顯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矯情的角色。為了獲得趙辛楣的愛，她開始動腦筋了：“就有一件事，她決不下。她聽說女人戀愛經驗愈多，對男人的魔力愈大；又聽說男人只肯娶一顆心還是童貞純潔的女人。假如趙辛楣求愛，自己二者之間，何去何從呢？請客前一天，她福至心靈，想出一個兩面兼顧的態度，表示有好多人發狂地愛過自己，但是自己並未愛過誰，所以這一次還是初戀。”接著，范小姐便將一個偽造好了的帶有求愛資訊的作者簽名的劇本借給趙辛楣一閱。
范小姐的這種做派太公開太招搖，屬於傻大姐一類的人物。她的矯情“矯”得很皮相很膚淺，是那種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要論《圍城》中在男女情感方面最工於情感心計的，當要首推孫柔嘉，因為孫柔嘉才是創造愛情謠言並利用愛情謠言的高手：
“人家更要說閒話了。” 孫小姐依然低了頭低了聲音。
鴻漸不安，假裝坦然道：“隨他們去說，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麼混蛋——我疑心就是陸子瀟——寫匿名信給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謠言，爸爸寫信來問——”
這可憐楚楚的模樣加上已經有陸子瀟給孫柔嘉寫“情書”的“劣跡”在前，孫柔嘉在早些時候便向方鴻漸發出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麼？”的柔聲請求，方鴻漸也非常認真地為孫小姐設計了一個“退信”方案。此時焉能不信孫小姐的“委屈”？孫小姐便是充分調動了“閒話”的積極因素，虛擬出一種庸俗力量的壓力，來達到與方鴻漸“同仇敵愾”的親密。事實也證明陸子瀟和李梅亭的存在，只會更快地縮小了孫、方距離，造成“自家人”的親密感。巧借“外力”達到愛情的“出奇制勝”，這正是聰明的孫小姐的過人之處，也是“造情”藝術的超水平的發揮。
《圍城》的諸多筆墨放在圍繞著方鴻漸的戀愛和婚姻的敘述上。錢鍾書先生在此部小說中心理刻畫得最詳細、最微妙的恐怕就是方鴻漸與四個女人的情感糾葛。評論家可以分析《圍城》的多重哲理意蘊，一般讀者將《圍城》作為一部愛情小說來閱讀也未嘗不可。但欣賞《圍城》中不同環境中的男女情愛發生過程的心理變化，卻無奈地發現《圍城》中的愛情不是那麼“唯美”，即不是用戀愛男女的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詩意戀愛”來打動讀者。《圍城》太少戀愛男女的柔情蜜意、心心相印，《圍城》的作者習慣於給“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中國經典的戀愛意象塗抹上一層嘲諷的色彩。《圍城》是部愛情小說，但這部愛情小說的男女主人公的直接抒發愛情中的“純情話”是少而又少，大概只有方鴻漸拒絕了蘇文紈之後給唐曉芙那封求愛信算是例外。就是這一封信，方鴻漸的情話也是“東躲西藏”，避免明確示愛的唐突。這部小說說的都是男女間的情事，但小說中除了男女間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關於男女間的嫉妒、做作、猜疑、欺騙、挑剔、厭惡乃至於背叛。《圍城》雖然不像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那樣在極其特殊的情境中創造出一個充滿“荒涼感”末世愛情時空，《圍城》中的男女愛情不像張愛玲的小說那樣被外力“逼”到一個臨界狀態，比如《傾城之戀》中香港淪陷時候的絕對特殊戰亂環境，比如《金鎖記》中那位虐待狂曹七巧對年輕人愛情幸福的折磨和撲殺，《圍城》中的年輕男女戀愛環境幾乎排除了任何外來的侵害或壓力，可以說《圍城》中的男女戀情都是他們自己“惹的禍”。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圍城》中即使出現情敵，也都是偽情敵，屬於威脅不大的“情敵”。比如，《圍城》中最有名的方鴻漸和趙辛楣的情敵關係竟然是偽情敵關係，他們愛的不是同一個女人。但女博士蘇文紈則興高采烈地希望趙辛楣、方鴻漸能以情敵相待。她是想利用趙辛楣的存在，激起方鴻漸愛的勇氣，讓趙、方二人鬥法比武搶自己。蘇文紈雖然偏愛方鴻漸，但她同樣重視趙辛楣這個“情敵”角色的存在，因為趙辛楣是她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愛情籌碼。如果方鴻漸對她有意，那麼一個具體的情敵乃是愛情生活中最有效的催化劑，這也是蘇文紈博士特別做作、特別矯情的地方。前文已經提到過的陸子瀟也是一個偽情敵。孫柔嘉不愛陸子瀟，但她最充分地利用陸子瀟虛構了一封對她的愛情生活非常關鍵的“匿名信”。情敵這種角色在《圍城》中不是真實的競爭對手，反而是男女之間的情感算計或曰情感博弈的工具，“愛情”的成與不成關鍵在於男女人物是否摸透了對方的情感軌跡，並且恰到好處地利用適宜的環境和時機捕捉到“愛情”。
《圍城》中的男女之愛的發生發展多是男女雙方直接“較量”的結果，而非外力的威脅、強迫和鼓勵。《圍城》的作者大概就是要讓讀者看清楚，在沒有外力的干預下，男女作為獨立的個體將在情場上有一番怎樣的表演。人的智慧，人的高貴，人的懦弱，人的卑下又是在情感圍城的內外有一番怎樣的令人炫目的演出。《圍城》是將筆觸直指人性在“常態戀愛”中的各個側面，特別是人性中在戀愛生活中不那麼高貴、不那麼可愛的一面。《圍城》描述的是人性的弱點在戀愛、婚姻生活中是怎樣地作祟。
在中國現代文學涉及青年男女戀情的許多文學作品中，凡出現青年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悲劇，多是由外力的因素構成：階級門第之間的無形門檻、封建惡勢力的摧殘、包辦婚姻的悲劇，或是因為祖國不夠強大導致海外戀情的受屈。比如巴金先生的《家》，覺慧和鳴鳳的愛情悲劇便是外在的邪惡力量導致的。讓青春的美毀滅於無價值的落後的強勢的力量之手，這無疑將大大激發人們摧毀封建制度的決心和勇氣。美好的愛情與不良的外在環境的抗爭是中國現代文學書寫青春愛情的一個重要模式。這種愛情書寫模式常常透過對不良環境的無情揭露、鞭撻和對青春愛情的頌揚來表現主題。而《圍城》對愛情的書寫則更偏重於對人的自身特性的展示。方鴻漸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在《圍城》中可謂每況愈下，到了《圍城》的結束，方鴻漸的經濟生活已經走向了困頓，但《圍城》並沒有將階級地位或經濟狀況作為影響愛情婚姻生活的決定性因素。《圍城》中個個人物明顯都有屬於不同社會階層的特徵，《圍城》中也不乏所謂高等階層的勢利眼，但《圍城》又不是太突出階級或階層屬性在愛情生活中的作用。最明顯的是小說前半部分中以蘇文紈小姐的客廳為核心展開的愛情遊戲，那簡直是一場“愛情真空遊戲”，作者是將人物放置在一完全排除了外界干擾的“真空”中讓各個人物登場施展他們的愛情本領。方鴻漸寄宿在前岳丈家裡，唐曉芙是一個父母對其沒有約束的現代少女，趙辛楣是個來去瀟灑的公子哥兒，蘇文紈更為大家提供了一個寬敞的戀愛空間。戀愛中的人愛請客就請客，喜歡聚會就聚會。作者便是設計了這麼一個“真空狀態”的“封閉式愛情試驗室”，讓男女主人公在沒有干擾的狀態下施展他們的戀愛才能。結果呢，這些戀愛中的人或患得患失，或試探揣測，或怯懦躲避，或迂迴進攻，或造情矯情，或嫉妒中傷。老練的蘇文紈，天真的唐曉芙，驕傲的趙辛楣，有點迂又很有點小聰明的方鴻漸，都在操練著愛情的縱橫捭闔之術。人性的弱點藉著這群在“真空”中戀愛的人們的種種表現，也被推到了最醒目的位置上。
可以說，《圍城》寫愛情，寫的不是如何反抗外界壓力而獲得所追求的愛情，《圍城》寫愛情，是藉著種種型別的愛情故事，來展覽人性的種種弱點。人這被稱為萬物之靈的動物，原來就是在處理他們自己的婚戀這“自家事”的時候，都有那麼多的自相矛盾，都有那麼多難以溝通的感情和無法達成交流的資訊。寫人性的弱點，對人的非積極一面的批判，對人性中種種“頑疾”的諷刺和批評，乃是《圍城》最獨特之意義所在。美國學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圍城》是一部探討人的孤立和彼此間的無法溝通的小說。”真是一語中的。
《圍城》利用種種愛情關係的描述來達到對人性弱點的批判，用諷刺的筆鋒放大人在愛情生活中的種種不那麼美好的一面，雖不是完全的“審醜”，卻入木三分地透過各種情形中“愛的謊言”來刻畫了人的不完善不那麼可愛的一個側面。但《圍城》作者對人性的弱點的態度卻不是消極的，因為作者讓讀者看到了這“愛的謊言”、這愛的矯情和造情的可笑和可憐，讓讀者在笑聲中發現人性的短處，這便是一種非常積極的高姿態的批判和矯正。《圍城》讓人在幽默的閱讀氛圍中領悟到人的自身的弱點，而不是放縱讀者去賞玩人的弱點。《圍城》不同於鴛鴦蝴蝶派那類純粹以戀愛供讀者賞玩的通俗小說之處，就在於作者是站在一箇中西文化的匯合處，以一個睿智的學者作家的目光來打量人的弱點，從而達到批判的鋒利和深入。